獅子山下的香港核心價值

　　我車的CD機內，一直放置了一張羅文的精選。特首選舉那天，9歲的兒子忽然要求一聽碟內的第2首歌曲，我同意並著他自己去挑選。熟悉的前奏，動人的嗓子，是那首教所有香港人感動的《獅子山下》。我問兒子為何挑選這首歌，他答說歌曲很悅耳動聽，因此喜歡。很明顯，9歲的他還未明白內裡語重心長的歌詞。

　　我不清楚在今天充滿功利的社會，緬懷獅子山下精神的人，還有多少。這份精神，也許已隨羅文遠離香港的土壤，代之而起，是新的觀念，新的價值。當一眾特首候選人在選舉時，不斷說要悍衛香港核心價值時，大家可有深究這些價值是甚麼？這些價值又是否恰當以及仁愛公義？

　　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常常掛在口邊的香港核心價值，已全然讓人明白，並牢固在各人的心裡。實際上，選舉的最後一週，挺唐的蔡東豪，在《蘋果日報》(2012年3月21日)，還是撰文《我信唐英年》，寫出以下一些曖昧兼且令人側目皺眉的文字：

　　「上海追不上香港，因為上海欠缺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公平、包容。香港人須謹記的是做到和內地不同，Un-China，因為內地人對這些核心價值或感陌生。……對於經歷過去十多年政經起跌的香港人，最能反映這些核心價值，是言論自由和遊行集會自由。……香港人對於核心價值的信念未算穩固，甚至可以脆弱來形容，畢竟香港人經歷過可動搖核心價值的大事未夠多，因此，香港更加應該選擇一個較可維護核心價值的特首。……唐英年路線代表董建華和曾蔭權路線的延續，管治香港大有可能繼續甩漏，但起碼代表一條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溫和路線。回歸15年，董建華和曾蔭權證明他們不是完美政治家，但他們的不完美，也同時反映在他們的價值觀是較接近香港市民。……」

　　特首選舉已過去，或許沒有需要對蔡東豪作出甚麼批評。不過，文化和意識型態的形成，是一個緩慢過程，愛香港的人，不應該對充滿瑕疵的說法，視而不見。為此，大家實在要再次感謝蔡東豪甚具啟發的文字，令香港人清楚看到香港核心價值可以怎樣被人建構。對於一些江湖鬼谷子而言，核心價值只是一件泥膠，可以讓人任意塑造，甩漏、不完美也具備一種價值，怎樣形容都沒有問題，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便可推銷，只要有人相信便可胡混。人是不完美，香港人是不完美，所以不完美代表香港核心價值，代表可以出售大家都不明白的迷債、ELN、Accumulator，這恐怕是金融界以至華爾街最崇拜的核心價值。招股書不完美，售樓書不完美，只是人性的甩漏，也屬核心價值之內，不應被責備，這是蔡東豪的潛台詞。

　　或許你會欣賞蔡東豪的睿智，但愚笨的我，卻不會接受，甚至鄙視以甩漏和不完美，來包裝和形容的香港核心價值。我實在不能接受工程師起錯樓、會計師計錯數、外科醫生開錯刀。甩漏，一件也嫌多，更遑論是核心價值。蔡東豪振振有詞，任意曲解和建構核心價值，思想家上身，實在令人害怕。

　　其實，當核心價值漸漸被口甜舌滑的政客，常常掛在口中，這個演變的本身，已是一種憂慮。甚麼是核心價值，蔡東豪說是自由、開放、公平、包容，較普遍的說法是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兩組說法其實分別不大，屬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過，大家更應關心的，是香港實際操作環境和我們的生活。當大家擔心言論和集會自由的空間會被收縮，卻不發現這些空間早已被慢慢裁掉，生活在一個被建構的國度，其實是可悲的。在過去14年，有多少傳媒和學者曾替被控誹謗的陳偉業，寫過一篇完整的公道文章？有多少人想過為甚麼寫中文字時，要用上數學運算式的加減乘除來代替？所謂核心價值內的言論自由，是真的做到大鳴大放，還是通過了過濾器的蒸溜水？曾擔任電台工作、高談闊論核心價值的蔡東豪，可以給我一個答案嗎？柴九的名句「人生有幾個十年」，套在陳偉業身上，也用不上，陳偉業的版本是「人生有幾個十二年」。到今時今日，有多少悍衛核心價值的政客和學者，曾認真關心過生活在惶恐內整整十二年的陳偉業？這種被建構出來的自由法治社會，真的就是市民值得生活的空間嗎？

　　蔡東豪認為香港人對於核心價值的信念未算穩固，那更是一道錯誤。我敢相信大部份香港人，會普遍認同穩固的獅子山下精神，是他們心中的核心價值。今天的香港離獅子山下遠去，是我們所談的核心價值再沒有愛和關懷。五六十年代移居台灣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早就已經說過要在新中華文化，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社會，一切價值需要從家庭開始。每個人的成長，應從家庭裡感受自由、平等、博愛等元素，這才是自由主義的先決條件。一個不著重關愛的社會，家庭不能再凝聚力量的社會，只會被功利的物質主義侵蝕。今天香港不同角落，正是缺乏昔日獅子山下那種同舟共濟的關愛精神。

　　在兩次特首論壇的提問中，只有一位社福界的選委詢問過候選人有關家庭在社會的重要性，我認為這是最有意義的一條問題，可惜眾候選人均把問題帶至法律和政策的範疇，老是提標準工時、福利金等來充塞答覆時間，甚欠視野。這並不出奇，當我們忽然被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的話語權、演繹權所包圍和佔據，一些東西自然被忽略。大家不去關心陳偉業，因為那些是法院的工作，也無條件地相信那是法律的問題。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法院可以審理謀殺案、強姦案、傷人案，法院卻不能阻止謀殺案、強姦案、傷人案。要社會不製造殺人犯和強姦犯，只有通過在家庭和社會灌輸關愛，養成博愛的修養，才可能獲得成功。要社會氣氛和諧，更要重視關愛和家庭。我認為過去幾年，整個香港社會都在一條錯誤的軌道上行走。

　　人生中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淚

　　我地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人生不免崎嶇

　　難以絕無掛慮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

　　羅文的歌聲，見證了七八十年代的辛酸，也見證過沙士後，香港人從谷底爬起來的努力。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只信此家，也只有此家才能把真正的愛帶回香港。

何俊仁的「讚賞」

　　兩場特首選舉論壇之後，留下了一堆堆火藥痕跡。梁振英與唐英年互相駁火，雙方皆傷痕累累離開戰場，何俊仁以挑戰小圈子不公義為目標，贏得不少掌聲。

　　梁唐二人的表現不過爾爾，坊間評論甚多，份量充足，自己沒有再加料討論的必要。何俊仁在辯論中，展現出口材和反應了道，刺中建制派的多個痛處，盡顯小圈子政冶的荒謬。一般學者和政治評論員，認為這是何沒有甚麼包袱的緣故。

　　或許，這也是一般市民和觀眾的看法。但若果對民主黨及何俊仁的往績認真理解的話，何的優秀表現其實滿佈虛偽和矛盾。他不是選舉論壇的焦點，傳媒、選委及觀眾的提問，騷不及癢處，讓何有足夠的表演機會。學者和評論員對何一面倒的讚賞，更是集體失憶之作。

　　跟何算算他的賬，出於一份執著。當所有所謂公共知識份子都有意或無意放生何俊仁，何的真正取態和行為，應該獲得更廣闊的討論。事實上，民主黨和何俊仁值得受質疑行為，至少包括：

1. 老是喊罵小圈子選舉的荒謬，卻不願指控和參與彈劾來自小圈子的曾蔭權。民主黨的行為，是變相保護小圈子的產物。

2. 老是罵建制派人士跟中聯辦和北京磋商，出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民主黨卻走入中聯辦談政改，致曾政府於不顧。挑選西環，不理中環，民主黨自己有份，根本沒有足夠政治道德去批評他人。在民主黨眼中，只有自己才有資格踏進中聯辦。

3. 在2008立法會選舉中，承諾追求 2012 普選立法會。2010年時支持政改方案，放棄了承諾，絕對是政治誠信破產。

4. 2010年提供的「進入西環」報告，內容誤導，不肯承認先行接觸梁愛詩，試圖模糊事件，沒有講真話與及完整交代事件的勇氣。

5. 梁振英團隊發生疑似黑金事件時，民主黨人到廉政公署報案，要求還選舉一道廉潔。既然小圈子選舉污穢不堪，何需「廉潔」？這種搶閘報案行為，是搶新聞之餘，更是極度矛盾兼荒謬。

6. 既然重視黑金政治，何以對報導中另一宗捐款至鄉議局的事件，不聞不問，輕輕放過？這種時運高態度，可對應得上昔日吳明欽的勇氣？

　　以上的問題，媒體、學者和觀眾沒有向何俊仁逼供，反跟他一起當評論員，其實是可悲的。這是一種不合理的放縱，讓政治道德不合格、行事毫無章法的民主黨，在英雄的包裝、華麗的面具下，繼續胡混。對長遠提高民主政治的質素，毫無幫助。何俊仁在一個電視台訪問中，曾誇下海口，說2017普選特首時要執政。我衷心希望何俊仁先「執正」自己民主黨的黨務，不要沾沾自喜於坊間的讚賞，選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九月時立法會的議席數目，才是衡量何俊仁今次參選特首選舉的最後得分。我敢相信，以上各點，將會是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屆時的子彈。何俊仁得到的「讚賞」，或許會非常短壽。

自由黨的安樂窩

　　《創世記》說上帝用了六天創造了整個世界。

　　六個二十四小時，看似很短，但經歷起來，可以翻天覆地。特首選舉，在六天內出現了非常戲劇的變化，由唐英年被質疑在住宅有違規建築，到以謊言掩飾事實，再由妻子陪同下卸膊認錯，演變至曾鈺成高調表示考慮參選，確是一齣齣劇力萬鈞的好戲。茶餘飯後，以至打邊爐和三點三，都少不了談起各參選人的表現，以及曾鈺成的表態。各方來自西環、中環、銅鑼灣的高人，紛紛像專家一樣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有的認為挺梁的《明報》出手太狠、有的認為唐營借政府之手來打擊對手的手段被迎頭痛擊、有的認定唐營背後的持份者會準備以白票買時間、有的認為曾鈺成只是出來掩護梁振英，致令唐英年最終「順利入閘」。各方高見，沒完沒了。但若果大家把過去三個月各報章內的知情人士、政客、學者所言和評論，作個歸納，你會發覺政治版跟波經和馬經，其實相差不大，得出來的結果，只值一啖笑。

　　對選舉還有關心，源於一份公民的心。小圈子有票者可以玩提名、耍手段，沒票者一樣可以帶動身邊人的討論氣氛，為下一屆有可能出現的特首普選做一些熱身。而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直接去認識各參選人，而不是深究會否再有新的加入者，那只是從政者的謀術，不值得為他們看不透的動作費神。上周出席了一個特首選舉論壇，親身近距離比較唐梁等人的表現。近日一連串最新選情發展，的確搶佔了頭條位置，令人忽略了參選人在論壇上所流露的施政心態。這等表徵其實有值得市民留意的地方，因為這才是真正反映唐梁二人的差別。

　　不同的問題或太政治性的問題，或不易比較唐梁二人的想法，但民生問題卻明顯反映出唐梁之間取態的不同。曾鈺成接受沈旭暉訪問時（見2012.02.19《明報》），說出唐梁二人在政綱之間，其實分別不大，這點表面上沒錯。但曾鈺成沒有帶出，同樣材料的一碟楊州炒飯，不同廚師炒出來，還是可以不一樣。當我在座的論壇，向唐梁二人提問，以怎樣方式或手法來帶領香港走出今天的困局，唐的答案大約是：這是一個很容易的問題。沙士後的香港經濟狀況非常差，政府預算出現大幅赤字，失業率高企。短短數年間，在我的領導下，政府財政回復盈餘，就業市場回復至近乎全民就業。這些經驗證明我有能力應付危機，因此我有很大的信心，帶領香港走出今次的困境。

　　而梁的答案大約是：我不會看輕有關問題的難度，我希望新的政治班子，能夠多到全港各區，加強地區工作，跟各地區的市民溝通，讓他們認識政府的施政。由官員Engage市民，爭取認同，落實推行方案。

　　同樣的問題，可以得出完全不同概念的答案，這就不是曾鈺成所說到，政綱相似那麼簡單；更不是從政者，恰當施展馬基維利之術，穩定局面，便水到渠成那麼單純。馬基維利之術是針對統治者鞏固統治之術，不是管理民間之術。唐的答案是正確地反映了他競選口號「穩中求勝」，而梁的答案也正確地反映了他競選口號「穩中求變」。對那些絕大部份為口奔馳的民眾而言，民生是他們唯一關心的事情。今天的困局，來自庸碌不堪的政府施政理念，唐的政綱無論跟梁的有多少方向上的一致，起火落鑊的方法就根本不相同，炒出來的楊州炒飯當然不會相同。

　　而唐營這種硬銷舊政績的方法，在有可能出現的全港公開大辯論下，只有越輸越遠的可能。早前評論唐的「政綱」時，已指出唐的政策因循，沒有新意，只吃老本，難以取悅中產。提起往事，更只會令人跟曾蔭權的劣績掛鈎。這些招數，似乎全都來自唐營內，不食人間煙火的高等人士手筆。而他們親手炮製的夫婦二人真情告白，能弄至全城一面倒的口誅筆伐，更可說是全無民間一點兒氣息的最佳例證，他們不是來自民眾，所以不懂民眾。當自己聽到唐太用上感性的口脗，說是為了建築安樂窩時，不單感不到一少許溫情，反是現今工商界一種賺到盡的心術。兩間相連獨立屋，還不算是安樂窩，心是用來貪的嗎？而實際上，這種脫離民間的「溫情」，賺不到甚麼分數，Spin Doctor的心思也完全失靈。

　　唐英年出身自由黨，唐營背後人脈，不少與自由黨有密切聯繫。唐營競選策略，完全脫離民眾，是自由黨多年來，只求吃老本，不肯積極走入民間、理解民情的真實反映。上屆立法會直選失敗後，自由黨不是痛定思痛，而是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小圈子，越來越只顧自己的安樂窩，這些是工商界把自己困起來的惡果。這些老闆們，總自恃一套高人一等的價值觀念，眾人皆君卻無將，打起仗來便不斷錯判形勢，胡亂發炮。到頭來傷人不成，自己受傷倒地，卻連繃帶也不懂用，實在是笑話。北京打出定案，2017普選特首，自然希望現在找一位有能力再下一城、當10年特首的人選，這也是今天中共的操作模式。2012的一屆，工商界還是在安樂窩守株待兔，靜候特快專遞送來黃袍一套，絕對是下手之作。今天才急，怨不了誰。

　　早前，已有不少人提到，自由黨的出路，只有像港進聯一樣，跟民建聯合併。曾鈺成出來化干戈，目標是那一道干戈，恐怕局外人是看不懂的。

《致兔書》：我的家只有一道門

Dear Simon

　　你我素未謀面，也互不相識，按道理，實在沒有甚麼理由向你寫下這封信。不過，Simon的文章，我經常拜讀，對你學識的闊度、文章數量和範圍，都深感敬佩。縱使你不認識我，也不能說我完全地不認識你的見解。近期，你在《明報》寫下的《致狼書》和《致豬書》，深獲身邊朋友讚賞，有的甚至在Facebook分享推介，說是說出不少香港人的內心話。可惜我才疏學淺，只能鸚鵡學舌地借用你在《致豬書》的精句：凡夫俗子是不能明白你深奧的學問。

　　在兔年行將遠去的時份，讀過這兩篇文章後，在我腦海不斷盤旋的，是一隻機靈潔淨、動作敏捷的雪白兔子。兔子的樣子很可愛，也很誘人，一本暢銷成人雜誌的標記圖案，用的便是兔子。可是在潔白誘人的背後，兔有其為人輕視的一面，在西方世界的寓言故事龜兔賽跑中，兔代表驕傲自大。中國人對兔的評價也不是很高，因而有狡兔三窟的說法。我不喜歡兔，正是由於在誘人外表的背後，往往是過份自信，而又隱藏路路皆通、到處逢源的本能。

　　你的《致狼書》和《致豬書》，用字精警，字字珠璣，對狼豬擺出各打五十大板的陣勢，痛陳箇中頑疾，貌似公正嚴明，發人深省。甚至在《致狼書》的末端，清楚表明絕對中立的立場，並靜待「狼豬化」或「豬狼化」的發展。只是凡夫俗子往往非常市儈，對地上的財富有敏銳的觸覺。我總是覺得，在你的家中夾萬存有三百兩黃金，才驅使你耍出這一下「此地無銀」的招數。其實，人縱有立場，也只是平常不過，人家劉迺強和閒雲戒師在《信報》不斷撰文挺狼挺豬，喜歡不喜歡，有理還是沒理，不太重要，至少他們毫不隱晦，單刀直入，似足一個真的漢子，認真的讀者閱後，自會有各自的看法和評價，童叟無欺。Simon，你真的沒有立場嗎？作為凡夫俗子的我並不相信，至少在你兩篇文章的字裡行間，露了餡子。

　　你對豬的批評，是建築在多年來庸碌的行為表現上面；然而對你對狼的批評，卻不完全客觀，有不少更只是以言辭來推斷行為，並以狼的支持者來評估狼的為人和表現，甚至你也不諱言認為對狼不公平，並在《致狼書》說到：「你的個別支持者不應被看作代表你，我明白，可惜大家以往從不知道你的想法，難免令你『被代表』了。」作為標榜鑽研學術的你，以這種方法來作推斷，似乎是一種疏忽，不著意思考的讀者，或會被搶眼的Sound Bite遮蓋了瑕疵，但認真想一下，箇中的邏輯，還是說不通。凡夫俗子的我，喜愛足球，久聞英格蘭球迷惡名昭彰，行為放蕩。但若果以球迷的表現，來推斷他們支持的球隊也一樣是流氓，恐怕碧咸叔叔也會高呼不公。虎父無犬子，只是諺語一句，父親從來不應代表兒子，兒子是另一個體，這是你信奉的個人主義，若果住在同一屋內，生活密切，所以就能夠「被代表」，世事一定不會那麼複雜。

　　當然，我理解你對狼高調聯署那份《香港再出發宣言》，感到不安，當中的行文「香港深受移民社會的過客心態、西方自由思想及個人主義的影響，對社會整體利益，尤其是長期利益不夠重視」，觸及你和朋友圈的基本價值觀念。但作為研究學術的你，對一些政治表態式的言語，怎樣衡量，應該有個底。政治口號，作用只不過是聚集一群人，凝聚政治能量，去爭取完成一些具政治結果的事情。怎樣做事，可以是另一回事。今天的中共，還履行工農兵精神嗎？周恩來在文革期間，還是聲言支持毛澤東，學術上應該這樣演繹嗎？民主黨在2008年競選時，是支持2012年雙普選，他們最終的行為是堅持這條路線嗎？口是心非，口非心是，是政治的經常現象，為的往往只是政治利益。幹出來的政治，才表現出真正的政治取向。狼是一張政治白紙，沒有實質政治表現可談，很難評。但用到以言評人，不敢說完全不對，但誤差度肯定會不低，至少歷史告訴了我們這種經驗。研究學術的你，為何沒有考慮這種可能誤差或不足，便下評語？

　　以上的觀察，或許是觀點上的偏差，但你在《致狼書》還作了雙重標準的評價。你批評狼在過去十年，香港無數公眾人物曾被抹黑，均不見狼為任何一人仗義執言。這話我認為說得有力度。但客觀公平一點，豬可曾有為那一位曾被抹黑的香港公眾人物仗義執言？我真的記不起，還望你賜教。只批狼，而不批豬，是不是具說服力的批評？或許你依賴的，是豬和其團隊把「維護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放在政綱、掛在口邊，但你提到的成名教授，經常被左報圍攻，他有受到豬或其團隊的維護嗎？正如你所說，狼和豬都是絕對遵從北京的意見，要是出現大風暴，那句掛在口邊的「維護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會否又成為曾蔭權承諾的「玩鋪勁」，又或者民主黨的「爭取2012年雙普選」？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對狼能夠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充滿信心，而是對你單純相信豬會履行承諾，感到愕然。至少，豬在政府的多年政績，實在教人感到他與狼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你所痛責剝奪人民選舉權的遞補機制，當時強行推銷的林局長，其上司是誰，你又可曾記得和提及？

　　或許基於美麗的誤會，我認為從事學術研究的你，不會疏忽以上種種細節，凡夫俗子只能聯想到，你在多處隱性蔽豬眨狼，也許你是一名隱性的挺豬者。你在《致狼書》似乎對狼的支持者，之前跟你的學術「討論」，還深有餘怒。但凡夫俗子認為真正的知識份子有廣闊的胸襟，不應把這些私怨反射到第三者。知識份子只需專注自己的學術研究，不用事事去跟人計較，更沒有必要依賴民粹式的學術，靠數人頭來標榜依據。這不是真正的學術，只是手段。哥白尼的見解，被教會視為邪說，不為當時世人認同和明白，到頭來還是有伽俐略識貨，繼續研究，最終得以平反。這是知識份子的悲哀，但也是知識份子的偉大。恕我再鸚鵡學舌地借用你在《致豬書》的一句：「你豁達，所以不介意別人說你不豁達」。你有真正的學問，應該不用介意別人說你沒有學問。

　　你認為「豬和狼最大的缺失所在，恰巧都是對方的優勢」，這一點，我不能認同。我相信自己的觀察經驗，性感動人的政治口號是用來叫嚷，不是用來實現。在政績上，在行為上，在背景上，狼和豬對所你提及的第二害「去普世價值」，都只會是狼的性格，不會有差別。我認為你所建議的「狼豬化」和「豬狼化」，前者只是假命題，並不存在，在第二害「去普世價值」的範疇，豬其實也是一頭狼，一頭沒有主見的狼。「豬狼化」是你真正留給豬的錦言。我同意你說到，「豬狼化」的招數根本不難，只要豬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接受左傾一點的社會政策，找一兩個集團交一點畢菲特稅，平息一下社會戾氣，或可開始治療第一害「超穩定結構」。現實有那麼簡單嗎？在豬身邊的人，不少也是曾蔭權競選連任的臉孔。曾蔭權當選後，對改革動彈不得，對增加土地供應毫無辦法，也不落力跟進金融界的疑似違規事件。倘若豬能當選，同樣的人在身邊，這條「豬狼化」絕世好橋，恐怕只是Simon鴻文的詞彙，長在溫室的豬，看不出有能力可以撞開這道金鐘罩式的關係網。「豬狼化」只可能是選舉時的形象，不似有實現的可能，至少曾蔭權作了多年親身示範。Simon，你真的相信這是出路嗎？

　　豬和狼的比喻，是個別傳媒帶起話題的Sound Bite，本身已不完全貼切。你以不似是真命題的「狼豬化」與及疑似競選錦言的「豬狼化」，來繼續製造疑似平衡的討論，只是打開你家裡的兩道門子，造出歡迎不同方向訪客的格局，兩不得失，並繼續對狼對豬又纏又打。我的為人卻比較簡單，家裡只有一道門，等待的，是真正的學問，不是Sound Bite，不是假命題，不是晃招。搗藥的玉兔，我沒有興趣，還是留去陪伴嫦娥吧。

Yours

石峻

唐英年的「政綱」能取悅中產嗎？

　　唐英年的選舉工程，真的高深莫測。上週約會一眾傳媒，將初部的「政綱」附上，由報章吹風，實行試水，十足十政府消息人士放料的操作模式。以此方法來操盤，唐英年的網站當然在「更新」中，巿民無法同時看到原始材料，只能依賴傳媒的報導。這種靠傳媒幫手先行試水的方法，或許是現今管理政治期望的慣常手段，但可能也是對「政綱」信心不足的表現，而個人也不覺得這種做法是尊重市民。這是一場面對全港巿民的選舉，有材料發放，應該全面發放，而不是選擇性發放。

　　不做鑽牛角尖的人，拋開發放方式不再討論。2011年 12 月 10 日的《明報》報導唐英年推銷「政綱」將會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加強政府主導的元素。另外在房屋、醫療、教育等範疇，提出一些新構思，回應社會，特別是中產的需要。當然，此刻在「政綱」還未正式面世，缺乏細節的情況下，很難逐點評論，但大方向看《明報》報導出來的「政綱」重點，作為一名中產人士，我不覺得唐英年的「政綱」，有甚麼驚人的地方，也不似能解決今天香港的問題。

　　唐英年所指的政府主導，放棄不干預政策來推動經濟，有點董建華全城皆「港園」的味道。我不是對董的中藥港、科學園概念表示完全不認同，而是這種單純攪硬件的方式，在董的時期已失敗過一次，科學園沒有高等科研項目，是香港沒有適合的人材，全城精英只走向金融，寫一兩個 iPhone Apps 賺到錢，已是半版新聞，這些那裡算科研。今次唐又是不理會長遠人材配套，單以土地和配對基金，來玩這些刺激經濟方案，不過是回到董建華時期，不是甚麼新意。而唐也似乎無視一些配對基金的運作，是甚為官僚，不然電影《打擂台》的成本，也不需劉德華來應付。這些項目的運作，一直都缺乏效率，沒有一些重大改變，根本不會帶來成效。

　　而唐英年提出繼續以政府擔保形式，來支援中小企的融資，也是一項一直為詬病的政策。政府承擔七成風險，銀行賺足十成利息收入，是中小企得到最佳利益嗎？請大家不要善忘，李國寶和王冬勝都是支持唐英年參選。要幫助有實力、具效率的中小企，唐英年要走政府主導路線的話，不如直接由庫房借錢予曾經交稅的企業，以數年稅款為上限，更為實際。

　　至於所謂支援中產的政策，延長供樓扣稅期，考慮醫療保險作扣稅，根本是小恩小惠。會計師公會多年來都積極建議不少更有意義的想法，例如租金支出作扣稅，加闊稅階，減低每層稅階的稅率。這些都有助減輕中產的稅務負擔，但卻隻字不見。建議「延長供樓扣稅期」，你會想到甚麼?

　　醫生短缺以致醫療質素下降，嚴重影響中產的生活，這麼重要的議題，加上唐英年有胡定旭做軍師，竟可遺漏，真不知何解。教育方面，唐英年說到15年免費教育與及中小學小班教學(每班25人)，前者應該做，後者則一直是教師們的糖果，但此時作出承諾，恐怕不智。一來我認為簡化複雜的評核制度、改善教材、解決教科書問題，遠比小班教學重要。之前也在一些文章提過，小班教育真的是絕對性具效用的話，位位補習的學生必定名列前茅，現實似乎不大是這樣。二來是近年大陸孕婦產下不少有香港身份証的小孩，他們幾年後會否湧到香港的教育系統，沒人作得準。今年承諾 25 人一班的小班教育，他日成為負擔的話，真的後悔莫及。

　　上述一些很粗疏的看法，已反映唐英年的「政綱」有很多不足之處，根本不足以取悅中產。這其實不是奇怪，唐的支持者全部星光熠熠，燦爛指數爆燈，他們是住公立醫院、子女讀資助學校、愁交稅、有基層社會經驗之人的社群嗎？唐英年要走的路，是非常漫長，而且非常寂寞。

當新聞工作者變成差不多先生

　　二十世紀其中一位著名中國知識份子，是胡適。他筆下的差不多先生，令人印象深刻。凡事不認真，差不多便算，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大半世紀以後，上學變得普及，人人幾乎都可以讀書，但這種差不多的態度有改變嗎？

　　星島集團跟梁振英，就一些報導的論據存有分歧，結果演變為隔空過招的半罵戰。梁振英不點名責怪星島集團扭曲事實來報導，星島集團立即對號入座，對梁作出嚴正反駁，認為梁的論據貧乏，更暗斥梁沒政治氣量接受批評。自己不諱言是較支持梁的政治理念，但亦覺得梁沉不住氣作出反擊，甚為沒有必要。被人攻擊，其實是因為有殺傷力，對手才會有部署，試問婁羅一名，又怎會有人垂青。宋人王安石一身罵名，都是既得利益者的政敵們惡意誣衊。一身傲骨的王安石，不帶走朝廷一點殘名碎譽，方是從政者的瀟灑。既然抵得過曾蔭權的抽水論，李柱銘的共產黨員論，《蘋果日報》的奸狼論，又何需為無聊兼無深度的評論動怒。轉過頭去，帶著半點幽默去捧周麗淇的場，看看她的電視劇《我的如意狼君》，輕鬆輕鬆當作為自己打氣，豈不快哉？

　　原本也沒有衝動寫下這幾段文字，水平低劣的報導根本不值一駁。但昨晚(2011.12.07)在港台節目《自由風自由 Phone》內，還聽到《星島日報》有一位編輯部的林小姐接受訪問，就真的聽不入耳。林小姐「言正詞嚴」高舉客觀報導事實的牌子，認為傳媒有責任讓人理解事件發展，還堅持由始至終都是報導 DTZ 的營運狀況，清楚指出DTZ出售資產後，不足以償還債項，公司股份亦在英國除牌。DTZ是梁振英的企業，公眾有權知悉梁營運企業的能力。一片雄辯滔滔，甚有為民發掘珍貴材料的使命。

　　這招金蟬脫殼，說出來是娓娓動聽，但卻對不上報導的標題和內容。2011年12月6日《星島日報》對 DTZ 的報導標題，是「DTZ除牌，梁振英輸清光」，是林小姐所說的報導 DTZ ，還是報導梁振英，讀者一讀便知道，不用辯護。如果是如林小姐所言，只是報導DTZ的情形，用上這樣的標題，恐怕是《星島日報》編輯們的文字水平有問題。是報導性文字，還是煽情性文字，讀者們不用林小姐指導。

　　但問題不單出現在標題上，更出現在內容上。12月6日《星島日報》的文章，以訪問湯家驊來作為切入點，提到 DTZ 的母公司DTZ Holdings進入臨時管理程序。(原文用「接管」，其實不準確，正確應是「臨時管理」。DTZ Holdings是進入英國法定的Administration重組程序，不是一般由債權人啟動的Receivership程序。) 湯家驊提到，出售集團營運的附屬公司後，附屬公司便不需在各地進入清盤程序，這方面說得對。但值得留意的，是 DTZ官方網頁的英文通告，對附屬公司是用上 DTZ Group的叫法，《星島日報》卻為一眾附屬公司用上「戴德梁」作為統稱，兩者就有明顯不對稱。DTZ Holdings進入臨時管理程序，DTZ Group被出售後，繼續正常營運，這才是合理的報導角度。含糊其詞，說成「DTZ被接管」，「戴德梁」繼續營運，就真的不準確，很有差不多先生的風範。而從DTZ Holdings的年報，可以確定全球的 DTZ附屬公司，都是以 DTZ 作為名稱的起首，不適合轉用「戴德梁」來代表。這類公司的法定名稱，其實都很仔細，不容馬虎，容不下差不多先生的存在。若果用字不謹慎，帶來誤解，是完全不應該的。

　　不過，致命傷不是稱呼，而是材料上的疏漏。DTZ Holdings的2011年年報附註32 內，報告了梁振英在 DTZ Group的其中一家附屬公司擁有 30% 的股份，那即是說被賣出的 DTZ Group當中一個小部份，梁振英是有股份的。因此「輸清光」之說，在籠統地或實際地，都不應該成立。DTZ Holdings的年報是公開材料，任何人都可以輕易下載，從而研究箇中內容。《星島日報》一切都很急就章，根本就沒有抱著嚴謹認真的態度來寫下報導，一切差不多便算。「山西和陝西不就是差不多嗎？」胡適這樣寫過。

　　其實，再技術性一點來看，如果梁振英是DTZ Holdings的債權人，他是有法定權力，以債權人的身份去追討出售DTZ Holdings的款項，而這個債項也應有機會獲派攤還款項(Dividends)。梁是否「輸清光」，不是一份網站報告的初步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湯家驊的見解，只是從一種概念來看，不是從實際數據和材料來考慮。依自己理解，湯也不是清盤範疇的專家。《星島日報》不去請教專家，便冒失地作出一個「差不多」的結論，是完全缺乏新聞工作者的認真和嚴謹。

　　一場選舉，可以讓人看見那麼多稀奇的事情，真有趣。政治，沒有武力的爛，也充滿文人的爛。看不見的利益，真是深不可測。

附註：DTZ Holdings 的財務報表

龍年出生的金鐘人

　　唐英年和梁振英終於正式宣佈參選特首選舉。

　　特別之處，是唐英年的宣佈行動，來得有點突兀，無論在日期和地點上，都有點急就章的感覺。傳媒的報導，說到這是營造唐英年也有決而即行的表現。是否接受這個解釋，相信是見仁見智的考慮。比梁振英搶先一天宣佈正式參選，是策略上的考量的話，的確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覺。不過，在社民連追擊下，不敢選擇在深水埗繼續宣告參選的安排，遁走金鐘，卻真是敗筆之著。一來這深化唐英年不懂面對衝擊的能力，二來是這趟遁走似乎冥冥中反映唐英年走不入社區，而需要返回老本充足的金融家和資產家陣地。這樣的發展，是香港市民願意看到的嗎？

　　任志剛、李國寶等金融界猛人，陸續表態支持唐英年。經深思熟慮的準備，效果當然比之前的大智若愚、腳頭好、蒙主感召等評語具份量。只是不善忘的香港人會記得，支持任志剛留任金管局，是唐英年。任志剛年薪之高昂，偏袒銀行界而不認真處理出售雷曼產品的疏漏問題，一直為人詬病。陳德霖繼任後，薪酬有明顯調整，這更突顯唐英年對任志剛的手鬆。相似的，還有地鐵總裁周松崗。周下月底退休，接任者的薪酬比周低出不少。這都是昔日帝皇年代，官官相護的操作模式，猜不到今天還是這樣運作。唐英年的凝聚能力，是來自識見，還是來鈔票，有心留意時事的市民，不難分辨。

　　而周星馳公開高調支持唐英年，也即時令唐的無厘頭指數受到刺激。一條有關愚蠢的問題，唐英年的答案竟是「我是龍年出生的」，當真是周星馳上身。唐英年似乎被《蘋果日報》2011年11月27日的「豬狼對決」標題所影響，速速出來否定自己是豬年出生。這樣的對答，絕不見得合適。且勿論梁振英是否有心借愚蠢的議題來挑釁，唐這個答案，在茶餐廳飲奶茶吃蛋撻時，玩爛gag還可，但作為一條嚴肅提問，恐怕這就不合格。而唐英年也不似有這種素質，玩這等英式幽默。當年廖瑤珠曾笑語彭定康應回家洗澡（彭的老家在Bath），媒體的反應也很一般，沒人欣賞。唐英年比廖瑤珠，更沒本錢走冷面笑匠的路線。就算請教周星馳，恐怕也不見得對選情有幫助。

　　若論口才和台型，實在看不到唐英年有足夠的條件跟梁振英比拚。唐英年落區沙田，說是要認識這個社區。為何當財政司司長和政務司司長時，不去認識，而是參選時，才去認識？整個政府，在去年的「起錨」行動，拒絕走入群眾的態度，相當明顯，唐英年的本質遮掩不了。唐的支持者，奮力追回失掉的民望，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光靠門面的包裝，實在幫不了多少。要是幾個星期後，最新的民調數據出來，唐的民望沒有寸進，唐英年真的願意繼續走下去，當一個只有1200人投票，低民望的特首嗎？

唐英年最終還是要在金鐘宣佈參選，這是冥冥中的安排嗎？
（相片來源：《明報》2011年11月27日）

今年煙花特別黯

　　颱風「納沙」不單為香港帶來一個八號風球，也帶來一個新接任的政務司司長。

　　這個「納沙」其實倒有意思的，唐英年辭職的一天，先送上一號風球給港人，來一個小警戒。跟著，越玩越烈，帶來八號風球及離開後，曾蔭權便快速宣佈林瑞麟的提名被中央接納，時間巧合到極。「納沙」遠走後，巿面遺留下不少殘景。擱淺的運沙船、墮地的玻璃幕牆、倒塌的棚架、東歪西倒的樹枝，但這些都比不上林瑞麟當上政務司司長的破爛難看。一個民意極低、認受性廣泛受質疑、口碑差劣、凡事支吾以對的林瑞麟，居然可以獲得曾蔭權青睞，當上香港第二舵手，是香港政壇一大笑話，也繼續為曾蔭權的管治劣績再添上一筆紀錄。

　　曾蔭權何以甘心與林瑞麟組織一個超低民望的「夢幻組合」，繼續攜手向低谷邁進，看似令人費解，實際是有跡可循。任誰都看得出，曾蔭權一直為唐英年安排班底，好使嫡系人馬繼續佔據問責官員的班子，令公僕黨得以繼續呼風喚雨，好來一個仙福永享，壽與天齊。今天揀林瑞麟，無疑等同告訴港人，此君將是唐英年的政務司司長首選。但林瑞麟的好勝、不顧面子抗辯的作風，在遞補機制諮詢一事，已看得一清二楚，餡料盡露。幾個方案連是否違憲也未攪清楚，便快刀斬亂麻式提出來諮詢，心思毫不細密，做事完全不顧後果。

　　有怎樣的老闆，便會有怎樣的下屬，這是經驗上的大智慧。曾蔭權和唐英年可以接受平庸不堪的林瑞麟當二把手，是政局不求大變的部署。曾蔭權誓言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盡力解決房屋和貧富懸殊問題。但按去年曾蔭權提出「置安心」計劃後，未有寸進的虎頭蛇尾表現來看，在林瑞麟的妥善檔駕下，任何想法相信在任期最後幾個月，又可以無風無浪地，變成另一堆空頭支票。唐英年若能當選特首的話，相信也會好好利用林瑞麟的不爛之舌和厚如牛皮的面皮，為其口齒不靈提供一個充足的保護。這些工作，真的是只有林瑞麟才能勝任。

　　林瑞麟令人想起的，是清末的軍機大臣榮祿。此人有過人的鑑貌辨色能力，高度的服從性，卻無創新思維。慈禧給予的差事，他總能好好辦妥。維新改革的事情，他一概不參與，典型的保守派人士，最後聯同袁世凱，捕殺戊戌六君子，迫令梁啟超流浪天涯。榮祿這類官吏，是明碼實價追求加官晉爵，不理是非對錯，有奶便是娘的傢伙。他會保護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不理會人民和社稷的需要。香港有這種品性的人當官，是七百萬人的不幸。讀歷史不是為了應付考試時的題目，而是從歷史中看懂今天的社會與及為官者的心術。

　　林瑞麟還能再上一層樓，也要多謝洪清田這類高度推崇政務官的人士，說到這些政務官無堅不摧、無所不能。中南海人士也似乎過份高估這個政務官班子的能力，多次責成查找不足，結果還是一事無成。其實，香港政務官是在溫室下長大的小動物，沒有埋身肉搏的能力。昔日香港的政治氣候，很多時連微風細雨也未算，一些諮詢文件，在親政府議員不認真處理下，從未受考驗。無堅不摧、無所不能只是假象，因為沒有挑戰、沒有對手。看看林瑞麟，一記遞補機制諮詢，便即焦頭爛額，原形畢露，有何質素可言？

　　看見曾蔭權跟林瑞麟，這兩位毫無光彩的「領袖」，以香港最高級官員身份主持國慶酒會，是叫港人搖頭嘆息，代表香港的，竟是兩位不受香港人歡迎的人士，他們令香港的天空佈滿烏雲。曾蔭權下年將會成為過去式，但香港人明年還是有機會看見林瑞麟主持國慶酒會，這可不是值得鼓掌的事情，至少我不願意。明年的國慶煙花會否燦爛，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的，是今年煙花特別黯。

范太的告白

　　翻看一下自己寫過的網誌文章，《我撐梁振英》剛好寫在九個月之前。當時梁振英的民望不足，遠遠落後於唐英年，今天兩者已差距不大。而從跡象看，兩位皆無退意，更精彩的特首選舉戰博弈，看來快將正面激烈展開。

　　在《我撐梁振英》內，我支持的，其實是反官商勾結，反對僵化的官僚，反對向商界一邊倒，梁振英是一份象徵。幾個月後的今天，唐英年的支持者逐漸曝光後，梁振英的民望反而持續上升，就足以清楚說明，坊間究竟有多重視和認同這批挺唐者。不點名批評人家抽水的曾蔭權，退而不下的技癢者田北俊，事事帶著領袖口脗的陳永祺，一面倒給予讚揚的眾個商會，明顯皆不是唐英年能夠依靠的賣點，相反更是一道道蜘蛛女之吻。其實，認真留意一下眾個商會，對林瑞麟的遞補機制方案，都能全面支持，便可以清楚理解商會人士的腦袋頻度，究竟停在那個位置。商會人士的觀點和選擇，經常與民意明顯相違，這點連我也看得到，只有唐英年選擇視而不見。

　　梁振英能夠爭取到坊間的支持，說到底不外乎是一個「變」字。曾蔭權配唐英年的政績，實如水晶般清徹見底，騙不了誰。唐英年還希望倚賴龜兔賽跑的差異，以為有老本可吃，把特首名字的三個中文字換一下，其他蕭規曹隨，便能大功告成，是完全不理解民間求變的聲音。加上唐英年接連口不慎言，缺乏領袖的風範，皆可謂令巿民望而生怕。

　　民望一日一日下滑，論到范太出來幫手喊陣，不是出奇的事，這亦可能是唐英年最後一張皇牌。但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范太的聲望和支持，不是銀行的戶口結餘，可以輕易過戶。范太的支持，不少來自婦女們對她那份堅毅的欣賞，這些沒有過戶予唐英年的空間。如果范太的喊陣，也對唐英年的支持度沒有明顯幫助，恐怕唐英年手上沒有甚麼更好的牌子可出了。若果他日真的有機會看到他跟梁振英同場辯論，戰況估計會與曾蔭權大戰余若薇十分相似。

　　而我對范太的出手喊陣，有點失望。不是她不可持有甚麼政治立場，而是她的言論，根本配不上「詞能達意」，而且充滿朋黨的味道。既然提出領袖應該「帶領港人創新階段」、「需接受批評反思」、「詞能達意」、「多餘說話應少講」，結論卻是支持唐英年，真的令人摸不著頭腦。政治乃眾人之事，公眾利益為重，不以私交為前提。范太提出的條件，似乎更像支持梁振英才對。以這些為客觀條件，竟可得出支持唐英年的結論，不禁令人質疑香港的政治人物，議政能力究竟有多強，判斷能力究竟有多客觀。即如范太，為支持政治盟友，也交出這樣的見解，委實可悲。而從另一角度看，挺唐者也因近日民調的變化，有點亂了陣腳，心思也不夠細密，詞窮兼理屈。

　　作為市民，我希望見到的，其實是真正路線和方向的辯論，而不是朋黨式的擁護。香港已經沒有磋跎歲月的空間。

范太提出當特首的客觀條件，看不出唐英年有對號入座的本錢。（相片來源：維基百科）

真抽水 假認真

　　還有三百多天任期的曾蔭權，上週在完成歷史任務的立法會大樓內，為場地獻上最後一次答問大會。

　　之前多次的答問大會，曾蔭權已鬧出不少風波，「狗噏」事件，「代表香港人」論，「文革是極端民主」論，都帶來激烈的浪花。今次的「抽水」論，程度其實不算特別嚴重，加上被不點名批評的對象梁振英，沒有激烈的反駁，一眾議員也只擺出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態度，以旁觀者的心態隔岸觀戰。

　　但平心而論，這道「抽水」論，足以反映曾蔭權狹隘的心胸，與及死不認錯的性格，是一個失敗政治家的鐵証。當曾蔭權理直氣壯對黃毓民的煽動性提問，予以負面的評價，認為坊間和議員應該提出更理性的討論理據，而不是謾罵式的批評；面口一轉，曾蔭權卻可以同時以「抽水」來輕描淡寫地，把梁振英認真理性的詳文論著撇開不理會，明顯地是雙重標準、沒有膽量面對批評、毫無政治風度的劣質表現。

　　有胆量的話，曾蔭權應該像之前單挑余若薇一樣，找梁振英一決雌雄。閃閃縮縮，以「抽水」來回應梁振英的批評，這才是真正抽水的言論，也對於把香港事務辦好，毫無襄助。不過我相信梁振英不會介意，曾蔭權挺唐貶梁的言論，很有可能只是蜘蛛女之吻。以曾蔭權的眼光來衡量，看好那樣，想做那樣，到頭來大多是不著邊際的錯誤選擇，進行不了。在這敏感時刻，高調跟隨田北俊挺唐的財閥巨賈路線，是延續曾蔭權一直向商界傾斜、忽視民間疾苦的脈絡，不是出奇事。是的，曾蔭權就是一位可以在馬頭圍劏房大火悲劇後，若無其事到澳洲訪問，然後不發表言論的所謂「代表香港人」領袖。民意、民間疾苦，解釋是留在字典內，不在曾蔭權的腦袋當中。

　　曾蔭權跟著更把房屋問題揹上身，要求中央政策組儘快進行研究，並答允在十月的施政報告交功課。曾蔭權不是失憶的話，就是一個玩弄政策的庸人。去年的鄭汝樺，已就資助市民自置居所的問題，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會我有去過，書面回應也交上政府參考。當日的鄭汝樺，好不容易把焦點聚焦在解決居住問題，坊間有提出過的方案，除了復建居屋外，其實還有再度實施租管，興建只供香港永久性居民購買的房屋，興建供從未置業人士購買的房屋等等。可惜，曾蔭權在一概不理下，籠統地提出了毫無助力的「置安心」計劃，兼且任由林鄭月娥在其後的九個月光景，遲遲不提交合適土地，一於拖得就拖。今天的曾蔭權，在王光亞的教訓下，再度「展示決心」去解決「房屋問題」。但他把「房屋問題」單向定性為中產置業問題，則肯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想法，也間接否定和浪費鄭汝樺去年所花的時間和功夫。

　　很多人對今時今日去置業，其實很有保留。有不少人亦不願意成為樓奴，而長期只租不買。息低樓價攀升，最受害的是租樓一族，他們不單面對上升的租金，還有業主紛紛收樓轉售的壓力。想擁有不用經常被迫遷的安樂居，一就是住公屋，一就是買樓，這是曾蔭權政府迫你走的路。也只有這樣，地產商才會不斷有新力軍接火棒。中產想的安居樂業，只是一個不用被迫遷的合理生活環境，而不是發水樓、假豪宅。這些曾蔭權統統不明白，也沒有嘗試去明白。不同統計報告指出香港人的平均居住面積，只有8至15平方米，比17.5平方米的上海還要差，更遠遠落後於30平方米的台灣和40平方米的首爾。這些差距曾蔭權可有留意和改善的決心嗎？我相信他連提也不敢提。

　　其實曾蔭權再說甚麼，我也不會認真看待。上年施政報告建議的「置安心」，九個月後，絲毫沒有寸進。今年的施政報告，就算有甚麼計劃，也不會有人相信，存在執行的可能。曾蔭權的「認真」，只是一種姿態上的語言，也是投射在虛擬螢幕上的假像。觸不到，也看不到。

　　從標榜「我會做好呢份工」，到被全港市民圍攻，曾蔭權施政所遺下的教材，能被下任特首讀懂，已成為香港七百多萬巿民僅有的期望。

曾蔭權有沒有「做好呢份工」，香港市民心裡有數。

范太的手信

　　特首選舉的戰況，因著范太高調出來挑動戰程，越見精彩。唐英年和梁振英一下子都有被壓了下去的感覺。

　　選特首，沒有選票的我，沒有參與的空間。只要令我生活得開心愉快，范徐麗泰、唐英年、梁振英誰當特首，只不過是一個名字而已，沒有值得關心的地方。有閒情日緻，看東坪洲的日出，啖嚐一下西貢的海鮮，到南丫島來個環島遠足，是不少香港人平實的期望。可惜，生活怨氣太多，對特首的人選總得有點想法。人氣甚高的范太，平地一聲雷的橫空出現，無疑令人對一個強勢政府的再誕生出現了希望。

　　只是，相似的情況，已曾在董建華和曾蔭權身上出現。兩人上任之時皆是民望甚高，獲得市民的高度信任。只是後來越來越糟，片體鱗傷地離場。民望高低，不足以說明政治能力，之前已有兩發全中的例證，我不認同，今天的高民望是范太的優勢。相反，持著高民望，來重踏政治這渾水，而黯然離開的，先前已有一個陳方安生。已離場的范太，今天若果又來一招相似的千呼百喚始出來，實在只是學著陳方安生混亂的舞步。離場，就應一離到底，我不覺得范太有甚麼走回頭路的理由。

　　而打出以基本法 23條立法作手信，來爭取中央支持的范太，在普通巿民的眼中看，也只是混賬的一著。今天經濟嚴峻、房價高企，要新政府來處理的事情，多得很。23條立法，是內耗很高的議題，對改善社會民生沒有得著。范太走捷徑高舉 23條來爭取中央支持，是漠視香港巿民的現況，也看不出一點對社會的愛心。自己很不明白，坊間對范太為何仍有奉若神明的想法。

　　而更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范太竟然以公開喊價的方式來叫陣，這的確奇怪。按道理，這些敏感的說話，交了心便可以。把底牌公開，他日也會沒有轉彎的餘地。范太的行徑，實在令人懷疑，她也沒有信心她的說話能直達到決策人的耳邊。最穩妥的方法，還是公開叫陣，所有人都會因此聽得清清楚楚。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考量，我認為范太的實力不是想像中那麼高。

　　從那一個角度去看，其實都找不到范太的優勢，和支持她的理由。但她的「手信」，確帶來了一陣子的混亂，令雙英都不知跟，還是不跟。但無論唐英年和梁振英怎樣回應，我認為范太都在燒自己的糧倉，她給我僅餘的好感，在今次之後，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范太以基本法 23條立法作手信，對解決社會矛盾沒有得著。

從李少光一句話說起

　　真的猜不到，繼曾俊華、劉兆佳之後，燃燒起市民怒火的官員，是保安局局長李少光。

　　一條在議會內不難解答的警員執法問題，素來老練的李少光竟以荒謬差劣的答案，來面對市民，是非常終料不及。警員執法的方式是尺度問題，有很大的主觀性，是寬是嚴，很難一概而論；胡椒噴霧的噴射方向，是事實問題，不容扭曲。李少光說3月6日晚上警方處理示威者時，胡椒噴霧是向天噴，是「袁木求愚」式完全錯誤的陳述。有看過記者拍攝的片段的市民，皆有足夠的常識肯定噴射方向是向前噴，而不是向天噴。李少光的答案，反映兩個可能，其一，他沒有為官者的最基本良知，試圖以謊言遮掩事實；又或是，他根本沒有看過片段，便完全相信下屬報告，作出了令市民震驚的鬼話。

　　不論是那一個可能，李少光皆愧對納稅人所付出的血汗金錢。為官者，有出色有平庸，功績亦可有高有低，但從市民的角度看，最低限度，也應該有一個心，一個求真的心，不是胡混地在官場遊魂，以為靠三寸厚的面皮和四五招的太極功夫，便可以生存下去。今天李少光可以繼續工照做，人工照收，但三十年後的歷史書，會有這樣的評價：「曾蔭權政府下的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解答議員提問時，指鹿為馬，公然提供不實答案。」李少光先生，禍已闖了，想挽回恐怕也來不及。

　　若果李少光的表現，是失職地錯誤信賴了下屬報告，那跟之前馬虎處理梁展文事件的俞宗怡，是同類錯誤。當然，程度有所不同，梁展文事件所涉及的問題，幅度闊得多，但所展示的疏漏，有原則性的相似。市民不明白的，是高薪厚祿的官員，屢屢是放飛機一族，視責任於不顧。爆了煲的，市民當然看得到，但沒有爆煲，而市民不知情的，相信也會是厚如黃頁。再說，若以李少光的答案來評估官員的答問準則，恐怕問責官員給市民的答案，有不少根本是不可靠的，只是民間沒有資料或證據去否定他們的內容。以「做好這份工」作口號的曾蔭權政府，墜落到這個地步，是可悲的。

　　再回看上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也是由於失言，丟官求去。但至少，葉劉的失言，不是事實性失實，只是政治方向使然。李少光這番事實性失實的言論，其實是更難看，也更沒有解釋的餘地。這個政府任內，幾乎所有司局長，都有難看的失誤，政績也不見佳處。不論誰當下任特首，若果他們大量獲留任的話，幾可肯定新政府想求變，也變不了甚麼來。

　　唐先生、梁先生，你們縱有勇氣孭起這隻爛鑊，也請確認自己是否有能力孭得起，徒勞無功是浪費自己和香港人的時間。而說真的，這隻鑊，真的是太爛了，想補也不知從何入手。

這是胡椒噴霧的使用方法，李少光會不清楚嗎？（來源：維基百科）

我撐梁振英

　　立法會調查梁展文事件的專責委員會，上週公佈了他們的報告。內裡對一眾政府官員及俞宗怡局長作嚴厲的譴責，並寫了一大堆水蛇春一樣長的建議，委員會副主席李永達更主張對梁展文的行為作刑事責任的調查。

　　從表面看，報告客觀公正，應被譴責的，被譴責；應被調查的，被建議調查；可以想到的建議，都寫了在報告內；議員交到差，市民亦覺出口一氣。但實際上，報告真的那樣清脆利落嗎？

　　政治事件的報告，向來都是先有結論，才倒轉頭找支持的理據，然後寫一大堆八股文式的文字，完成功課。民主黨早前有關政改談判過程的報告，便費盡心思，把事情的編排以黨的最大利益來撰寫，但及後也被不少時事評論員拆穿和質疑。這次梁展文事件，不是政府自己調查自己，而是立法會主動調查，亦是議員搶分和爭取表現的機會，照理不存在馬虎疏漏、砌詞造馬的可能。然而，一眾出事的官員，供詞難免自圓其說，互相掩護，事實的真相，多數是隨當時人日後長埋黃土，而不是從報告中反映出來，專責委員會說到要找出真相，只是空話一則而已。

　　因此，報告的重點應該在於可能需要政治問責的俞宗怡，而不是早已誠信破產的梁展文。梁君早已成了是俎上之肉、甕中之鱉，需不需要刑事調查，不用立法會攪一場大龍鳳來決定，分分鐘委員會成員長毛自己都已經去了ICAC報案，File也開了，又何需李永達除褲放屁地作出一個普通市民都可以做出的行動。李永達和一眾委員不把關鍵放於討論俞宗怡是否需要落台，是捉錯用神的表現，做了一份數年後已經會鋪滿塵埃，兼且毫無震撼力的報告。沾沾自喜式以為交了功課，其實是正中曾蔭權和公僕黨的下懷，人家正是希望你拿梁展文來祭旗，為事件劃上句號。

　　專責委員會的主席是李鳳英，李永達只是花瓶。建制派的成員在12位委員會成員中，佔了7位，因此報告的結論，絕對應是跟曾蔭權政府有商有量下的選擇。報告表面上做得很好看，犧牲了咎由自取的梁展文， 把他的名字送給ICAC，作出很多官樣模式的建議，但卻對一眾集體失職的公務員和俞宗怡輕輕放過，無疑是愛面子與及一直袒護公務員的曾蔭權最希望見到的結果。和民主黨那份可笑的報告一樣，這份專責委員會報告，將大眾應該聚焦的地方，作了移形換影的安排。水蛇春建議根本是多餘，因為原先制度的本身並不是破爛不堪，我們還見到在公僕團隊裡，有一位名叫王桂權的認真份子，他和黃培儀是唯一沒有放飛機的兩名公僕。如果審批梁展文申請的公僕，位位都像王桂權和黃培儀一樣認真，這宗風波根本沒有出現的機會，因此問題在於人，而不是在於原先制度的不足。警察懶惰不去捉賊，事後報告著重說賊輩們做得過份，並建議改善警員指引，是笑死人的理據。寫下長長的建議，無疑將問題歸咎於制度的不足，是本末倒置的想法，為一眾失職官員提供救命的下台階，令牢牢掌權的公僕黨得以「仙福永享壽與天齊」。

　　我認為，這件事件可以跟楊永強的SARS事件作比較，因為兩件事件的本質上是相似的，皆是判斷錯誤。楊是對陌生的病毒，作出輕視的判斷，錯判形勢， 間接造成了 299 條人命的損失。楊的錯判是科學問題上的失誤，不完全是疏懶之禍。俞宗怡的判斷錯誤，是她過份依賴和相信她昔日公務員的同事，認為他們已做好審批決定的功夫，這是一種黨羽性質的依賴失誤，而不是科學問題上的失誤。楊永強的失誤是令人哀痛，但俞宗怡的失誤卻是絕對可以避免，因為那不涉及對大自然知識的判斷。人命損失，民間咬牙切齒，楊君的下台，在所難免。也許，這次梁展文和新世界的合約已取消，受爭議的聘任已不復存在，坊間怒氣降溫，製造了俞宗怡寬鬆處理的空間。但政治問責，從來應以本質來追究，不是單從事件的後果或坊間的溫度來決定。坊間的偏聞所載，報告放生了俞宗怡，只是譴責，而不是人頭落地式問責，或許是俞不像是昔日葉劉那種的驕橫，議員們覺得可以從輕發落。但這樣的定調，無疑也開了一項差劣的先例，把問責官員的責任，從個人的性格來作切入點，而不是從事件本質來作考慮，是明碼實價對人不對事的胡鬧準則。如果負責守龍門的俞宗怡，涉及委員會所言那樣重大利益輸送問題上的失誤，也不算是嚴重失職的話，相信香港日後也不會再出現失職的官員了。

　　歸根究根，俞宗怡的失誤是人事上公僕黨掌政下的產物，官官相護，人之常情。曾蔭權的出身，令他更有偏袒公務員之心。這等低水平的失誤，還只望道歉了事，是攪錯了最低消費的價錢。如果俞宗怡不是公務員出身而建制派又不肯給曾蔭權面子，恐怕俞宗怡早已被放入烤爐，跟梁展文一同做燒豬。當李永達以為主持公義，把梁展文送上刑調之路，他卻無視原先制度內那種集體負責，變成無人負責的荒謬。這等疏忽，絕對不是個別事件，景賢里被破壞，大浪西灣被損毀，都是來自不認真的官僚，是不斷在重複的人禍。私人機構，一份文件，幾個部門一起閱覽給意見，到頭來就會是無人認真閱讀，而是互相卸膊式的依賴，這是人的本性。官僚也是人性的一種，不是出奇事。但集體失職到這個地步，都只是被人「話兩句」便收科，真是令人不禁要問，為何官員，特別是公務員背景的問責官員，會有這種免死金牌的待遇。

　　李鳳英比李永達聰明，由她出面說出這樣的結論，肯定會被人質疑為政府護航，由李永達化身正義之師，來個對曾政府的小罵大幫忙，何樂而不為。骨子裡，全盤大勝的是公僕黨，他們又可以滴塵不染，等待問題完滿解決。董建華如此敦厚，尚且有斬倉的行徑，愚昧的梁錦松、失誤的楊永強、意興闌珊的葉劉淑儀，都相繼離去。這些前問責官員的離任，更顯得曾蔭權刻意包庇公僕黨的難看。

　　民間大聲疾呼要打倒官商勾結，實在不明白為何議員們可以輕易放過一些不認真看待官商勾結問題的官員。當大家對官商勾結那麼痛恨之餘，香港人的民調還對既是商又是官的唐英年那麼抬舉，是反智不堪的思維。上週五 (2010.12.10) 鄭經翰在《信報》亦不避嫌疑地替（不知是雞蛋還是石春的）曾俊華搖旗吶喊，為的也許又是公僕黨的長遠利益。期望唐英年和曾俊華處理官商勾結的問題，如同勸幾十年煙癮的煙民戒煙一樣，簡直是浪費心機。

　　梁振英在公務員及商界人士當中，口碑極差，支持度很低，大部份官商人士對他非常害怕。但正正就是這種被既得利益者所討厭的身份，才值得被痛恨官商勾結的人士所信賴。能真正對付官商勾結者，捨梁振英，真的別無選擇。天下無道，惟有迫上「梁」山。要我信曾蔭權、唐英年或曾俊華，我情願信官員商人皆厭怕的梁振英。

　　信念不能純以數字來衡量，王桂權和黃培儀也只是芸芸公務員的少數，但卻保存了公務員僅有的尊嚴。梁振英不受歡迎，也不代表甚麼，世事就是這樣的歪斜。康熙晚年的政事鬆弛，也是由不受朝廷和貴族歡迎的雍正來收拾殘局，才再有乾隆時的經濟繁榮。雍正一身罵名，不少是來自官吏對他的仇恨，雍正時期的民生，查實十分良好。香港人讀歷史，只留意年份、人物、事件，而不去分析格局，不是讀史之法，可惜之極。由梁振英來對付官商勾結，也許會是不設實際的期望。不過人應該有自己的期望，所以我撐梁振英，撐打擊官商勾結。

　　為免大家有誤會，特此聲明，我不認識梁振英。以上文字只是我的心聲，不是為梁說話。要說，也不到我這等無名之輩閒話一句。

曾蔭權：算吧，我移民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大鑒：

　　10月13 日是香港人充滿期望的一天，大家都在等待特首的施政報告，為他們艱辛難過的境況帶來一些曙光和改善，然而，和之前乏善足陳的施政報告一樣，一大堆準備推行的政策和想法，只不過是脫離民眾的海巿蜃樓，看似漂亮宏偉但卻毫不踏實。或許，可一時麻醉在沙漠求生的人士，但卻掩飾不到幻象背後的虛無。

　　當自己閱讀著10 月14 日的報章時，那份內心的激動，更是按奈不住。從10月13日開始的20 多個小時，智利人成功把困在礦洞內幾十天的33位礦工，無恙地拯救出來。看到智利人的喜悅和團結、智利總統的決心、國營礦場對礦工的照顧，讓自己感覺到香港人被遺棄的那種淒酸。這裡不是33人受困，而是數以萬計被貧富懸殊持續剝削的市民，被壓迫在礦洞一樣的生活空間，辛苦地捱著痛苦的日子，並等待政府救援。然而，夕陽政府的餘暉，給不到市民任何燦爛的希冀。很無奈，黑暗恐怕還要持續至少兩年。

　　自力更生，力爭上游，是幾十年來，香港人賴以為生的信念。不依賴政府施捨，是不少香港人骨子裡的精神。但抱有這等高尚精神，不等於要接受不公義的欺壓。「置安心」計劃的背後，是一串串愚昧、荒謬、遠離群眾思維的構思。它要求一個月入30000元的家庭先支付約 9000 元的租金，然後每月再儲蓄下13500元的資金，來準備作購樓首期，5年後便可以從政府的退款資助下，有足夠的資源來付購樓的首期。但若果樓價繼續上升怎麼辦？父母的生活費怎麼辦？ 保持知識型經濟下的競爭力的進修費用從那裡來？之前借下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貸款怎樣還？周一嶽建議的自願醫療保費還要付嗎？生病了是去排幾十元的門診，還是飲兩杯可能加了必理痛的感冒茶？剩下的 7500 元是夠付車資，還是夠買即食麵？人家有囍宴，是否應該人情也不做，去人家宴會地方大吃一道？遇到人家的白事，是否帛金都要省？母親節能否有餘錢買一束康乃馨給母親？這樣的家庭還有空間去養育下一代？這樣的生活，算是人性化的生活嗎？

　　整個政府的官員，都從不深入民間去理解一個普通人、一個普通家庭的生活。孫明揚說教育可解決跨代貧窮，但實際上是在偏遠地區的公屋人士，讀書時已靠借貸，畢業時已孭下一筆債項，這樣又憑甚麼去改善家人和自己的生活。80年代、90 年代的火速增長和機會，是來自英國官員和移民潮留下的空間，不少在那時上了位的人士到今天還未退休，機會又何以再現？龐大的金融機構現在每年究竟聘用了多少直屬管理班子的香港畢業生？以前想轉行的人士，還可在街邊賣一下車仔麵、豬骨粥、沙爹魚蛋，當個小販，或到大廈當看更，到地盤當散工，到茶餐廳當樓面。現在是賣指甲鉗會被食環署的人來圍捕，拿正牌照的汽水車會被人趕，在街市賣菜會被人狂加租，當看更要取登記証，當地盤散工也要取登記証。現代的管理方式，是製造官僚，製造特權階級，並且慢性摧毀非富有人士的人生。政府從來沒有認真考慮，人民是怎樣生活。

　　所以當「置安心」只有5000 個名額的推出，不叫人驚訝，因為政府還是要預留每年20000 個單位的土地，來讓發展商繼續囤積。在回應政府的房屋諮詢時，早已指出加推原料到市場，無助直接增加產品的生產數量。地產商拿到土地後，房屋發展的主導權已改變，建築速度、建築甚麼房子、甚麼時候賣房子，政府全無插手的空間。增加土地到地產商的手上，只會令地產商的子彈越加充滿，是差過不做的行徑。政府一日不直接返回房屋市場，一日也不能擺脫跟地產商托高樓市的共犯身份。今天的報章不寫出來，50年後的歷史書也會寫出來。有土地供拍賣予地產商，發展供人展視身份而不是解決民生的偽豪宅，也不願多撥給「置安心」的計劃，是完全不理民間疾苦的行為。

　　民間強烈要求復建有幾十年歷史的居屋，政府可以置之不理，但同樣是20 多年歷史的聯繫匯率，卻是水泡。為甚麼有助市民的居屋，政府可以不理民意，肆意地去改變；但有利富商的聯繫匯率卻是不可動的水泡？聯繫匯率現時帶來通脹，推高樓價，政府憑甚麼稱之為水泡？二戰後的英鎊，跟美元掛鈎26年後，也有脫鈎的一天。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那有永恆不變的政策。不掛美元，而掛一籃子貨幣，技術上很難嗎？幾百萬年薪的陳德霖不應出點看法和做點研究嗎？美鈔印刷機又快再開動，樓價再升2到3成的機會，比下跌的機會，來得更大。市民要的，一定不是凡事慢幾拍的慢郎中，但政府有急市民之所急嗎?

　　也許，80 年代辦移民的香港人是對的，他們不一定是怕共產黨，而是缺乏英國人領導下的港人治港，一切來得比智利的礦洞更可怕。無方向的政策，無理據的決定，無魄力的團隊，是今天社會的反映。香港市民等待三無政府的救助，比盲人騎瞎馬的成功機會恐怕還要低。一開始，就不應有希望。沒有希望，便沒有失望。

　　算吧，還是移民好一點。為的，只是他日有一口清新一點的空氣，香港已令人完全窒息，只有地產商和政府不知道吧。

一名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

混在雞蛋的石春

　　作為一位靜態報章讀者，閱讀後不常發表討論的文字。觀點與角度這回事，沒有必然的對與錯，尊重他人的看法，是應該的。一位甚為資深的外藉律師曾跟我說：Opinion is an opinion. It can be right or wrong.　法律尚且如是，其他的東西實在執著不來。

　　閱過鄭經翰在 10 月8日的《信報》所寫的一篇文章，題為《通識教育港勝星 葉劉妄自菲薄》，鄭認為香港的通識教育闊度和深度皆足夠，比崇尚名牌的新加坡更優勝。我不敢肯定鄭的觀點是否正確，良好的課程和傳授，不等於成功的教育，結果還是取決於受教者能否達到教育原來的目的。通識教育重點在於獨立思考能力，對身邊的人、物和事，有判斷力。但若以自己跟年青一輩交流所感覺，鄭所提及的成功只是表面，而不是目標的達成。這樣不出奇，鄭是曾特首的好朋友，習慣以表面看事情，可以理解。

　　說到判斷力這一詞，不得不拿《信報》再說一下。曾幾何時，《信報》以精劈獨到的見解，獲得讀者的信賴和支持。但時至今日，編輯們像是向讀者發出通識考試題一樣，把良莠不齊的文章一併放在報章上，測試讀者的思考力和判斷力，訓練他們能否挑選優秀的文章。文章觀點可以不同，質素卻不應下降。縱使不是每次都同意王岸然和魯姜的看法，但至少另一角度的觀點有助帶到思維的運動，評論文章從來都不應只是填滿格子的子句。

　　10 月8日的《信報》，除了鄭的文章外，還有一篇三十會龔耀輝題為《香港隱現「次管治權」危機》的文章。龔的文章不是定期看得見，但每次出現都教人刮目相看。龔在文章中提出的所謂「次管治權」危機，大致上是財閥治港的觀點，不是新鮮的事情。「次管治權」或許有紙張上的Sound Bite，但實際上是如龔在文章初段所形容的「講廢話」。要嗎，就直接批評商人財閥指點江山，用上一些游擊術語，避重就輕，不但未穿皮到肉，更甚者，有文過飾非的感覺，替財閥們找到一個漂亮的掩飾。

　　這些還不夠精警，文中最厲害的看法，是為了令東隧、西隧不能加價，竟說到政府「大可以狂加紅隧票價一倍，到時把流量谷到東西隧道，達到容許利潤上限，兩隧就沒有加價理由。」這種推高通脹，令商人不費力地可以去到利潤上限，讓市民口袋裡的錢直接過戶到商人的銀行戶口的方法，是製作成本最低的官商勾結劇本，更是現代版飲鳩止渴的示範。如果龔氏有機更上一層樓，當上個甚麼東東西西職銜，必定如他先見之明所看到的「死得人多」。

　　龔亦有提到梁振英的能力，和邀請梁參加研討會，這是龔氏個人的觀點和行為，沒有好評論的地方。但若果把他之前寫過的文章，拼在一起閱讀的話，便會發現龔的行文，老是後語跟不上前言。9月 10 日的一篇《選擇站在雞蛋那邊的人》，借用村上春樹的說話，把自己和三十會塑造為烈士和弱者，積極爭取參加選委會選舉，挑戰「高聳的堅牆」。但龔似乎完全不懂村上春樹那種反社會的文藝風格，村上春樹的雞蛋不會是用來代表攪政治的世俗人士，而是反映那些被遺棄的社群、民族和心靈。（註：自己對村上春樹小說看法，可在這連結找到，這裡不贅。）

　　一個月後的今天，龔和三十會憑其網絡，約會到梁振英，是証明他們不是被遺棄的雞蛋。作比喻是好，但不是隨便手到拿來，按字義對號入座，便成文章。這樣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有向村上春樹抽水的成份。

　　再回看龔在6月24日題為《蠢人還是離政治遠一點好》的文章，內容說到弔詭的政改方案，非凡人所能理解。但3個月未夠，卻就若無其事，宣佈積極組織參加選委會選舉這類政治事務。箇中原由，看來只有兩個可能：第一，三十會和龔氏全是「聰明人」，蠢人的事情，他們有免疫力。第二，他們患了思覺失調症，前言不對後語。是那一個原因，他們自己清楚。只是無論是那個原因，都配不起「雞蛋」這兩個字，因為他們怎樣看也不是弱者。龔氏本人上屆更是選委會成員，挑戰「高聳的堅牆」一次不成，還可全身而回，未致粉身碎骨，依我看，像石春多一點。一擊不中，表面只會花了一點，打磨一下，又可得回原貌，兼以雞蛋來包裝，真是「聰明人」的手段。

　　一個混在雞蛋的石春，理直氣壯地提供飲鳩止渴的方案，真是可怕。香港政治人才在甚麼水平，實在值得大家反思。

　　也許，更應多謝《信報》，讓我們的獨立思考力得以維持。但香港人真的每天都這樣思考問題嗎？鄭經翰可能以為是，但我認為不是。

「疏忽大意」的劉皇發

　　多謝謹守崗位的傳媒，讓我們得知行政會議成員劉皇發一段段令人訝異的疏漏和濃厚投機主義的本質。

　　大量買入樓盤單位，囤積貨源，甚至摩貨出售，所留下的，皆是炒樓的鐵証。大眾和傳媒關心的，側重在劉氏的疏忽漏報，有些報章更找來法律界人士，研究劉氏家族買入長期成交的樓花，用不用即時申報。對，切入點可以從法律規則的角度來進入事情的核心。但行政會議成員本身的商業或投資行為，有政治味道。坊間普遍以法例的角度來看待事件，無疑是失去更具震撼力的政治角度切入，曾特首也少了一個要兼顧的攤子。

　　申報制度本身所帶出的，是成員必須謹慎留意個人及家族的利益。從政的人，到達這個位置者，也必需考慮自己行為對特首和政府的影響。政府打擊炒樓活動，行會成員卻一直積極參與炒樓活動，這算是甚麼樣的行為？劉氏的投機行為，本身已經是曾政府的一道疤痕，使市民以另類的眼光，評價行政會議對香港事務真正的熱誠。一個熱忱投機的炒家，竟是其中一員行會成員，的確令市民搖頭嘆息。現代人不會期待每位從政之人士，有昔日五柳先生的淡泊風骨，但過份重視自己財富的人，值不值得擁有服務市民的光環，卻真的值得曾特首及其繼承者所認真考慮。

　　曾有一段時間，認為曾特首找劉氏入行政會議，是有一些關乎新界丁權的改革。高鐵事件，亦突顯地紳的拆局能力，邀請個別人士入場、奉上高人一等的政治地位，是務實的政治安排。可惜以政治家自居的曾特首，眼光與魄力卻令劉氏成為聚光燈下的小角色，而不是帶領香港成功解法丁權問題的先行者。

　　政治酬庸，是昔日不少人的評語。

　　真理也真的是靠日子精鍊出來的產物。

　　一些本質，今天大家還是看得清楚明白。

　　疏忽大意，是事實，但也許更像一個遮蔽真貌的道具而已。

就政府諮詢公眾有關資助市民自置居所的回應

　　政府就資助市民自置居所提出的公眾諮詢，是一項有誠意的表現。然而，諮詢文件所展現的思維、邏輯、數據、以至解決問題的方向，皆有缺憾。若果政府有決心解決現時的房屋問題，必需要在深層次的問題上找尋方法方可。

問題本質的演繹

　　這次諮詢，政府把主議題定為「是否應該資助市民置業」，是一個不準確的導引。房屋作為一類商品，不應由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政府來資助市民購買。政府需要解決的其實是「居住問題」。居住問題與置業問題是兩個完全不同範疇的東西。

　　政府在 2002 年以後，運作上已放手私人機構掌控房屋供應的主導權。政府一直以適當調節土地供應為掛名理由，強調措施的有效性，實則上，土地是原材料，房屋是製成品，生產商怎樣製成產品、甚麼時候製成產品、以至發售多少製成品，原料供應商根本沒有直接影響力。政府標榜的從土地供應入手，其實根本不是有力的調控措施。由主動放棄參與房屋市場開始，這種會衍生出來的失去主導權後果已是意料中事。

　　然而，居住問題是基本的民生問題，政府不可能放棄參與，而只著手維持支援低收入人士的公共房屋。在教育和醫療的範疇上，政府對市民的承擔是不分貧富、不論高低。一名百萬富翁只要他拿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他就有權享用公共醫院的服務。對教育方面的投入，亦不會因家長的財政能力而有歧視，不論父母的財政狀況如何，政府也一概為其子女提供十二年的免費教育。有能力的人士選擇私家醫院或私立學校的服務，那是個人取向的問題，政府的承擔沒有因市民的財政狀況出現歧視的處理，至少政府資助每一位人士一萬元的持續進修開支，就是不論貧富的人人有份。這更反映政府在住屋問題，多年來仍是抱殘守缺地堅持只是支援低收入戶的取態，讓其他人士面對被無情的外來資金炒賣的香港房地產市場，在責任上是說不過去的。至少可以說，政府多年來在市民的居住問題上，從來沒有像教育和醫療一樣，採取一些更積極為民的像樣工作。

　　因此，研究「是否應該資助市民置業」，只是繼續不當的路線。既然政府有誠意檢討房屋政策，一個有遠見解決居住問題的政策，絕對有出台的必要。

偏頗的假設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提出不少論點，反覆說明2002年的調整房屋政策和2003年的深化政策(下統稱「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是有效的轉變，故值得保留。但實質上，這份有效性只是反映在房屋價值的數據上，而不是民生的質素上。以為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放棄了之前的 85000 硬目標，令樓價得以穩定下來，便可視為德政，是非常狹隘和偏頗的觀點。

　　事實上，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把之前一些行之有效數十年的房屋政策和法例也一併修理掉，締造所謂穩定樓價的基礎，是非常擾民和不友善的手段。居屋被幹掉、租務條例的修改致使租客容易處於被迫遷的位置、放棄直接推售土地的權利，都是權宜之策，多於令地方長治久安的利民之算。現時政府已開始再修訂這等貌似有效的調整策略，直接向市場推出土地拍賣，為何諮詢文件還可以堅持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的有效性？若然政府已放棄以勾地表拍賣土地的政策，重建居屋、把租務條例改回原來有利租客的安排，亦應該一併考慮才對。

　　諮詢文件亦提到，任何政策都應該有其可延續性，而不是短視之舉。居屋和原來的租務條例都有其由來已久的歷史和效用，應視為有相當的可延續性才對。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在改變85000硬指標之餘，大刀闊斧把這兩個項目一併改動，亦屬影響有效政策的可延續性之舉，令民生受到負面影響。諮詢文件偏重推銷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對穩定樓價的作用，而忽略當中一些有效政策可延續性的破壞，是偏頗的討論和評價。

欠缺說服力的數據

　　諮詢文件亦以大篇幅說明二百萬元房屋的供應還是很充裕，而中位數收入的家庭，購買這些房子還是有能力和有足夠選擇。然而當中提供的數據只屬似是而非，根本不能拿作參考和應用。

　　諮詢文件說到，中位數收入家庭(約為月入一萬八千元)，平均只需以月供42%的收入便可以以7成按揭的方法，購買一個二百萬元的單位。這些數據表面看來有說服力，但諮詢文件卻完全沒有考慮那3成首期是怎樣籌措出來。六十萬元是這些每月收入約一萬八千元家庭的33倍，即表示這些家庭不吃不喝不用也需33個月才可儲蓄得這筆首期，這個是一個完全不設實際的假設。若果以家庭儲蓄率為30%來計算，每年可儲蓄約六萬五千元，這筆首期還是需要九年多時間方能節省下來。而且，以剩下來的一萬二千多元應付一個家庭在私人租住巿場的一切衣食住行開支，同樣是毫不合理的假設。這些數據完全沒有令人覺得有說服力。而去年由廉政公署製作的反貪節目《廉政行動》當中的一集《釘子戶》，說到一個市建局月入二萬六千元的職員，亦沒有辦法儲蓄到首期。廉署的劇集似乎較合符現實環境，諮詢文件的數據只像是一堆堆砌出來而沒有意義的數字。

　　同樣，當諮詢文件說到利用按揭保險時，也是充滿疏漏。也許，當家庭選用九成半按揭，首期金額，當然可以大幅減少。然而，諮詢文件卻沒有提及每月供款亦會大幅攀升。以九成半按揭貸款比七成按揭貸款多大約三成多為例，那麼供款佔月入的比率亦會由所謂的 42% 上升至超過 55%。這個狀況，按近日金管局的指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諮詢文件沒有考慮和解釋每月供款能力的轉變，便指出按揭保險是另一項有助市民置業的方法，也是不恰當的。

　　從以上的拆解，可以顯示出，以為中位數收入的家庭，有合理的能力去購買二百萬元的房屋，是沒有說服力的講法。以數據來分析，中位數收入的家庭，想置業的話，合理的樓價應該在一百五十萬元左右或以下，才算合理和不會構成沉重的財政壓力。香港在沒有足夠的細價房屋的前提下，政府有義務和責任去推出不同的房屋政策，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

可以考慮的解決方案

　　以解決居住問題為前提，政府不應該考慮資助市民購買房屋，而是直接為市民提供房屋。房屋的提供，可分為兩種，第一類為出售房屋，第二類為出租房屋。

　　出售房屋應以居屋為藍本，以提供居住空間為目標，而不是像昔日的夾屋，以興建華麗的單位為使命。房價的釐訂，應以家庭收入中位數來作考慮，而不是像市建局一樣以市價作基礎，從而幫助市民安居樂業。購買這些房屋，亦應該有一定限制性。以家庭為主的應獲優先，以前從未置過業者或過去若干年來置過業者亦應獲優先，反而家庭收入水平，應該像教育和醫療服務一樣，不應受到限制，才算公平。只要政府在發售房屋時，把不同份額的少量單位，撥供不同收入群組購買即可。其實，政府不用擔心高收入的中產人士會大幅搶佔這類房屋資源，以中產人士喜歡將子女送到私立學校和信賴私家醫院，這類出售房屋不應是高收入人士的那杯茶。只是，以平等為原則，政府的政策，不應再帶有歧視性。

　　而出租房屋則是另一種解決居住問題的措施。這類房屋，是幫助市民在一段時間內，獲得居住空間。在諮詢文件中提到，現時本港約有三十多萬戶家庭，約一百零八萬人士是住在租用的私人物業。 2002 年租務條例放寬後，令這些家庭經常受到被迫遷的威脅。這類新的出租房屋可以緩和樓市的升溫，為市民提供居所。不同於出售房屋的價錢應與市民的收入中位數掛鈎，這類出租房屋應與市場租金掛鈎，因為這類房屋不是福利的一種，而是舒緩房屋短缺的壓力。慈善機構東華三院，便有不少出租住宅，政府可參考相關的運作模式。這些出租房屋同樣不應以奢華作賣點，而是著眼提供居住空間。不以奢華為賣點，亦減少與私人房屋直接競爭的爭議。

　　除了政府應主動返回房屋的供應線外， 亦應考慮其他輔助策略。其中之一是把租務條例的內容，改回 2002 年之前的原來制度，容許租客有較大的保障，令租房子的巿民搶購房屋的意慾降低，幫助樓市降溫。這項修正是應該和必需的，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對租客所下的力度，是過猛和欠公平的。要是說 85000 硬指標在不見效用下，可以在數年後被撤走。對租客苛刻的租務條款，亦應有撥亂反正的一天。這不算是過份的訴求。

居住的標準和下一代的培養

　　對於居住空間的標準，政府一直都以公共房屋的水平來釐訂，即每一人平均只有約數十呎的空間。居屋算是好一點，可以達到五百呎到七百呎一個單位。但實際上，一些政府宿舍卻是動輒有過千呎的空間，一些現正招標拍賣的原政府宿舍，更超過二千呎的面積。一般市民實在不明白為何官員考慮自己宿舍的安排時，會是這麼慷慨，但對普羅大眾，卻把他們的生活空間擠壓至透不過氣。這次諮詢，是幫助市民改善住屋生活，調整居住空間的本質錯誤，也應一併考慮才對。新加坡的資助房屋，不是以細小馳名，而且以空間馳名。它們的存在絲毫沒有影響高價房屋市場的發展和銷情。居住和投資，空間與奢華，均是兩碼子的事情。政府要去處理市民的居住事宜，絕對是責無旁貸，這亦不可能把責任推給市場。在自由市場的前提下，賺取最高盈利是經營者的目標。他們不會是亦不應是解決市民生活所需的救星，這等責任還是應該在政府的肩上。

　　生活的空間影響著生活的質素；生活的質素亦會影響下一代的培養。倘若房屋的問題不獲妥善解決，造成的只會是夫婦不願意生育下一代，或是選擇移居他方，放棄以香港為家。兩者對香港的長遠發展，皆有負面影響。人口質素的下降、人才的流失，會令到本地的優勢拾級而下，對本地的經商者而言，也不是理想的結果。

總結

1. 政府應該處理的是市民的居住問題，而不是市民的置業問題。要辦到這一點，政府需為民生再次走回房屋市場，而不是採用調控土地供應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土地是原料，房屋是成品，原料供應商沒有支配成品供應的能力。

2. 以房屋作為一項商品來看，不應該由政府資助市民來購買。政府更需要做的，是為市民以不同形式，提供居住空間。

3. 政府的房屋政策，是一項沒有道理的收入歧視政策。居住是民生所需，有必要像醫療和教育一樣，不分貧富、不論高低，公平地向所有人士提供支援和資助。

4. 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只著重穩定樓價，而絕非可持續的長遠措施，當中一些負面影響，已陸續從市場中反映出來。2002年的房屋修訂政策中，勾地表制度、停建居屋、令業主有利的收樓權，都應考慮撤回或作反修訂。

5. 諮詢文件亦不恰當地高估中位數收入家庭，購買房屋的能力。一個月入一萬八千元的家庭，假設能達到30%的儲蓄率，也需九年多的時間，才能把首期儲下。而這九年多的歲月，亦只有一萬二千多元去應付一個家庭，在私人租住房屋市場，一切衣食住行的開支。這幾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政府的數據，確實是完全欠缺說服力。

6. 以市民的負擔能力為著眼點，政府應考慮建造售價與家庭收入中位數掛鈎的出售房屋，讓市民能安居樂業。

7. 以舒緩市場對房屋不理性的搶購，政府應考慮建造租金與市場價格掛鈎的出租房屋，此舉有助平衡住樓市場帶有波動性的需求，令房屋市場平穩發展。

8. 政府亦應該對市民合理居住空間，有較為理性的考慮。以不少政府宿舍皆是擁有寬敞的空間為準則，納稅人應該有更合理的期望。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是施政者應該持有的態度。房屋政策亦間接影響人口變化，人口的數目、人口的質素，與居住的環境和空間，息息相通。有長遠目標的政府，應該認真對市民的居住問題，作出一系列具視野的長遠優化政策。

大浪西灣與景賢里

　　大浪西灣與景賢里。

　　兩個不相同的名字，擁有不一樣的景緻和價值，卻遭遇到相似的被摧殘命運。

　　印象中，自己好像沒有親身到過大浪西灣，就算有，也肯定不是帶來了深刻的印象。故此，不幸的事件發生後，沒有打算以此為寫作題材。但在昨天的明報副刊讀到，梁振英接受訪問介紹他的新作時，一些甚為衷心的說話，而恰巧蔡東豪在同一天的信報和博客內，以大浪西灣為背景，寫了一篇題為《我選梁振英》的文章。自己於是把幾個範疇的源頭集合，寫下了這篇短短文章。

　　大浪西灣的事情原隸屬漁農署管理下的事務，景賢里的古蹟評估過程，原是古物古蹟辦事署的工作範圍。然而，因著地皮緣故，兩者的土地行政管理權應該由地政總署處理。兩件事情的前因後果，相信沒有政府官員會願意詳細交待所有來往函件、報告等。儘管如此，但我幾敢肯定，一切疏漏的監管，跟地政總署脫不了關係。

　　梁振英在昨天的明報副刊談到：「香港如一家大酒店，人與酒店的關係，只是房客關係。我住401房， 402 、 403 是誰？不知道。如果明日對面的酒店送免費早餐，可能就收拾行李搬過去了。」(明報副刊， 2010 年7月 24 日)

　　梁的說話說得很對，香港人的確是帶著一份份的疏離感生活，對旁邊的事情和人物漠不關心。香港政府的運作，也是這種模式，部門與部門之間，像房間一樣被間隔，大家對對方的工作不過問，亦不上心。有事情發生，總是先鑽空腦子，想想有甚麼道理，應該由鄰房的住客來處理，好使自己活得開心快活。大浪西灣跟景賢里，是相似的事例，漁農署和古物古蹟辦事署皆沒有能力處理地皮問題時，事項便坐了在地政總署的In Tray。當時人未及把球打回對方的場區之際，問題便爆發了。

　　地政總署隸屬發展局，負責局長應該是林鄭月娥。林太的工作表現，是馬頭圍塌樓後，收樓表現勇猛。然而，大浪西灣事件至今，不知林太是在放假，還是苦練龜息神功，完全未見一次積極的回應。看來，這個結可能是十分難解拆。只是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有景賢里在前，怎可能還有大浪西灣在後？

　　或許，只能猜想林太只是把402號房的古物古蹟辦事署放在心中，多加留神，而 403 號房的漁農署，還是繼續那種疏離的取態。梁振英的談話給予了一些發人深省的啟示。

　　奇怪的是，蔡東豪忽然支持梁振英起來。蔡非常關心大浪西灣事件，而在文章內，寫出了他相信梁有能力對抗富商的理由，這裡不贅。然而，我想提出的是，蔡本身是金融俊傑，在其著作《香港溫布頓》，亦確信香港有優勢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但蔡從來沒有考慮成功金融中心所產生出來的副產品。無疑，金融中心令從業員致富，但比其更得益的，是大企業家，是富商。金融才俊成為打工天王，是努力的成果，不過在過程中，他們亦造就了另一批獲資產增值，而不會擠身打工天王榜的富豪。正如由銅礦到銅錠的生產過程， 是會產生大量的硫酸。工廠需要處理好硫酸，但金融才俊卻可以把處理副產品的責任，推到政府的肩膊上。

　　大浪西灣和景賢里事件，是金融中心財富暴漲下，產生出來的社會現象。當財富累積越形輕易，這類沒有社會道德的行為只會越加頻密。蔡在《香港溫布頓》一書中，說到自己不甚懂社會學。但這次富商們損毀了他心愛的大浪西灣，恐怕會是一課深刻的教材。

《地產霸權》：改革應從那裡開始

　　《地產霸權》是一本有膽色的出版。

　　作為一個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不屈服於強權或不公義，是最基本的本質。作者潘慧嫻在書中，的確表現了這種應有的風骨。曾在大型地產商工作的她，把多年來所見及認知的，紀錄下來，並和讀者分享。書中闡述了很多香港地產商壟斷的手法和操作過程，讓人對香港地產商巧取豪奪的招式多了認識。使人充份感受到香港中產人士，所面對的艱辛和不平等。

　　借鏡於他人他地的行內人論點

　　然而，這本《地產霸權》卻不是一部帶有很多作者個人意見的作品。潘慧嫻在書中把香港現時的種種壟斷，包括地產、公共服務、超市等，歸咎於香港缺乏一套公平競爭法例。因此，她建議香港應盡快為競爭法立法，引入地價稅，甚至學習芬蘭實行高稅率的社會主義模式。在前言中，潘亦有約略提到香港需要一個民選政府，來解決改革土地和稅制的難辛工作(p32)。從潘慧嫻的觀點來看，她是一名現代的法家支持者。

　　如易汶健在書中附錄中說到，潘的論點不是甚麼驚天大發現(p219)，但以行內人身份說出這些尖銳的說話，畢竟是擁有更強的說服力和論據。在這個範疇來看，潘的勇氣是可嘉的。而作為讀者的我，亦對潘的觀點和建議，沒有很大不同意之處。但若以文章的內涵和能引伸的討論觀點來說，的確尚有很多範圍和事項可以加入研究。

　　若讀者有心閱讀此書，不難發覺有關建議和論據都不是來自作者本人，而是借鏡於他人他地的言論和模式。邱吉爾的土地壟斷禍害論(p190-192)，在APEC Workshop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Deregulation提交的意見書(p194- 199)，芬蘭學者Hikka Pietila所解釋的芬蘭模式(p200- 203)，都不是作者的原觀點。讀者需要理解這書獲得西方人士高度評價的原因，無疑是因為若干建議，皆是來自西方人士的系統內。

　　政治硬件需配合政治軟件

　　完全屏棄西方的思維，是沒有必要和不可取的。然而，全盤以為西方模式可以解救萬民，亦是過猶不及。若果民選政府是一個可以決解問題的方案，那也只是一個政治性的表述，而忽略政治的實際操作方式。概觀今日之亞洲，日本和南韓皆是民選政府，然而，兩地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和劇集，從來沒有對根深蒂固的金權政治放棄批判。在菲律賓，平民出身的埃斯特拉達，更是落得因貪污被撤職的下悲收場，國家也一直擺脫不了半軍人統治的歲月。台灣更不用多說。政治制度從來只是一個硬件、一個模式，政治人物和政府人員這等軟件的素質才是重點。

　　我從不覺得，香港的官員擁有崇高的操守。不用提潘慧嫻所說到的梁展文(p28-29)，那次幾近毫不避嫌的接受招聘，一些原以為正義凜然的漢子，如李君夏、許淇安、曾蔭培，也甘心只變成資產階級份子底下的一名小僱員。這更不要說不屬紀律部隊的鍾麗幗，與及本屬商界的梁錦松和馬時亨，這等人離開政府後，均繼續去賺其真銀，而不像李明逵以成為警隊一哥為人生最高成就為榮。在之前文章《我看馬時亨》，我已清楚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會令人抱有很大的懷疑，政府人員有多大的決心，跟商界中人真的對著幹，而不為自己留後路。潘提到改革政治結構，但人的心術是改革不到。一大堆的政府官員，是毛澤東筆下的小資產階級份子，他們是在扶助真正的資產階級份子進行有系統的剝削。這不是單純政治制度的改革可以扭轉的局面。

　　泛濫的消費主義

　　另一個有關高昂租金切入點，潘亦沒有觸及到。這是消費主義的泛濫。為甚麼商場能堅守租金不下調，這不單是壟斷的緣故，而是民眾的不停消費。從不同的研究中，可以理解到很多民眾的消費不是必需的，買下來的東西根本未有用過，便捐到他處。人們的不理性揮霍，也為地產商創造有利條件。誰人在鼓勵這一屁股的消費概念？政府和傳媒是也。

　　沙士後，政府帶頭說，要消費、消費、消費。事實上，沙士期間所帶來的震撼，足教令人感受到缺乏消費的嚴重後果。沙士後的低迷狀態令不少商場皆願意推出不同的優惠，刺激人們消費。不過，返回正常狀況後，地產商又再來趕盡殺絕，搾取經營者每一分一毫。地產商片縫不漏的取態，是掌握到現今人群的消費心態。倘若人群能堅守原則不消費，地產商有能力強行威脅租戶加租嗎？沒有選票，選民還有鈔票，資本主義社會，錢能帶領主導方向。花不花錢，是每個人的決定。花錢支持小商戶，而不光顧大型商場、漂亮酒店、被吹噓的餐廳，是一種對大地主說「不」的方法。可惜，沒有太多人能明白和做得到，香港人的消費主義毒癮實在是深得很，尤其是年輕一代毒癮更深。

　　傳媒製造不平等訊息

　　傳媒亦是一個直接的幫兇，美食特輯、享樂推介、潮流探索無疑是介紹生活的一種範疇，但說到底，這也和廣告收入有關。不少消費產品生產商和零售商是傳媒的密切廣告客戶，試問傳媒怎不會替老闆寫出有襄助的話語？久而久之，傳媒成了消費主義推波助瀾之黑手。就算是這部《地產霸權》的出版商信報媒體，過去兩個月亦曾四次向我發電郵，推銷非必要性的消費商品。當真是一邊痛罵地產商從消費上謀取暴利，另一邊則繼續向你推銷消費品，你看香港的傳媒有多清高?

　　而在房地產方面，這等軟推銷猶為明顯。在傳媒中，對地產消息的報導，更大多是報喜不報憂，像潘慧嫻那樣把負面的破產材料如實報導(p159-162)，是極為罕有。當然這又幾乎肯定和地產商在報章下廣告有關，有那個傳媒會願意倒老闆的米？在這樣的背景下，讀者平日已持續接收著不平等信息， 吃虧非常。人群常常聽到的，是大地產商、地產代理，這等有既得利益人士的評論，全無中肯可言。樓市會向好的訊息，幾乎是每日24小時為你放送！一句謊話，說了一百次就會自然地變成了真話。這是一個簡單而永恆的道理。

　　競爭法不一定是靈丹

　　至於潘慧嫻常常介紹的公平競爭法（其實也是David Webb的看法，見p57），我個人對其有效性亦有點保留。若大家記憶還在的話，當年政府引入城巴跟中巴競爭，最終還是新巴接收了中巴，後再購入城巴。攪完一大輪的動作後，又是返回原來兩巴壟斷的形勢。更添了亂子的，是巴士路線的重疊問題，路上過多巴士的問題。電訊業引入競爭後，表面是價錢有回落的空間，但一般人可能忽略了其他社會成本。電訊公司的掘路變成無處不在，一家掘完後，另一家又來。在狹窄的路面上，經常造成交通擠塞，這實在也是社會成本的一種。而從流動電話的經驗，引入競爭和發牌機制後，最終還是由幾家熟口熟面的大經營者和大家族所吞併。那以後的局面又是幾大家族的天下，跟地產市場一樣，沒有明顯差別。如果要選擇的話，以稅制的形式來解決行業壟斷問題，可能來得更直接有效。

　　自由行只製造了獨肥的利益

　　而潘慧嫻沒有討論過的一點，是外來因素的影響。其一是沙士過後，中央政府推動自由行來改善香港經濟，總體效果是大部份人繼續吊鹽水，而大地產商從大陸同胞的口袋裡賺了豐厚的一筆。如果這個獨肥的結果被通報到中南海，不知北京政府會否像叫停澳門遊客一樣，截停到香港的遊客，以壓抑大地主的凌人氣勢？事實上，這等平衡的動作，北京實在有必要出手幫曾特首一把，不然， 實在看不到曾先生可以找到壓抑大財閥氣焰的方法。而實際上，依靠地產商出糧的曾政府班子，亦不會誠心主動出手真打壓大地主。

　　聯繫匯率的改革也有迫切性的考慮

　　其二是香港利率近年出奇的低，香港多年跟美元掛鈎，致令港息近乎零，加上美國大印鈔票，而這些鈔票又大量流向了亞洲市場，作投機買賣。在這等背景下，資金找房地產作為出路，是必然事情。金管局多年來都是一招了，死跟美息，殘廢了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更不想法子在適當時候脫鈎，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香港跟美國的經濟、金融和財政結構，是兩碼子的事情，港元跟美元持續對人民幣貶值，是吸引熱錢流入的一個誘因。任總去後，陳總也不願拿自己的烏紗作賭注，在聯繫匯率問題動腦筋，是愧對香港市民。一個任一招多年來收下豐厚的袍金，只是為香港帶來泡沫的基礎，實是過份。陳總倘若步任總後塵，是證明港官確實是重名譽、輕社稷的一群，只為名節保身，薪俸安全進口袋。倘潘慧嫻認為政府應作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我認為聯繫匯率的改革，更應該是有同樣迫切性的考慮。

　　這篇短文絕對不是否定潘慧嫻的觀點，而是提出一些補充材料，使討論更立體化。香港陷入這樣的困難境地，亦不是個別一兩篇文章或一兩部書本可以撥亂反正。只是從學術或政治研究而言，這部《地產霸權》都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有心當下任特首的疑似候選人，更應先翻一翻此書，再考慮是否提交表格。兩年後的火勢，只怕比現在還要猛烈。

寫在火星的背後

　　一篇火星論和一篇疑似火星人的回覆，再次把久違了的房屋問題放回香港報章的頭版。

　　要寫幾句評論式的說話而又不滲入政治元素，幾乎是沒可能。不過，作為一位香港土生土長的納稅人，說幾句帶有政治本質的說話，也不過是人之常情，畢竟香港對香港人而言，是一條割不斷的根。

　　老實說，從本質上，香港的房屋政策從來都未有完善過。不論是原來的公屋、居屋、夾屋以至私人樓的四級制，以至在沙士後把土地供應拱手送讓到地產商，所謂的自由市場勾地制度，都是天殘地缺的政策。坊間現在討論的只是停留在，怎樣從荒謬的現在返回以往相對和諧的過去。然而卻沒有太多人意識到那種所謂和諧，本身也只是一件充滿缺憾美的藝術品。

　　政府把居住問題和置業問題掛鈎起來，是令人難以信服的手段。需知生存最基本的權利，除了呼吸外，應該是健壯時可以有棲身的空間，與及生病時得到合適的治療。這些固然不應因貧窮而要受到歧視，而且是一個政府對所有市民需要履行的義務。生有所居，老有所「醫」，不是奢侈的想法。這個義務跟居所是自置還是公家提供，是不同原則的事情。政府把問題的焦點轉移至應否協助、襄助、資助私人置業，是錯誤剖析問題。有身份證市民可以獲得一視同仁的醫療服務，貧富不分，童叟無欺。獲得公共房屋的支援，亦不應存有任何收入歧視。富有的人可以到日費一百元的公立醫院接受治療，而不去選擇昂貴的私家醫院；但月入超過一萬七千元的四人家庭，卻不獲公共房屋的援助，而需像投奔怒海式，在洶湧的私人房屋市場掙扎，任由海浪對其作出無情的攻擊，是原則性的錯誤。為何在居住問題上，政府不像醫療服務一樣，以提供每位市民合理的居所為目標，而是一直採用迴異的政策？兼且還一直以不同的藉口和疏漏的理由，去開脫一個政府應負的責任？這項失誤，是香港房屋政策的原罪。

　　引伸而下的，是政府在闡述房屋是自由市場時的幾項基本性經濟學謬誤。自由市場的基本原則是每人都應該可以容易進入或退出。報紙檔、茶餐廳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範疇。但香港的房屋市場是這樣嗎？恐怕不是。在外國，巿民有權直接向政府要求買下某一塊土地發展自己的房子，這才是自由市場，但香港卻沒有這樣的安排。因著土地珍貴的藉口，香港的房屋供應一直是幾家發展商所壟斷，而不是每一位市民皆有公平的參與機會。在這等傾斜的背景下，難道香港的房屋市場是真的自由市場嗎？政府及一眾概得利益者一直以自由市場的說法，為房屋市場提供掩飾，是愚民的說法。本質上，跟不正確的商品標籤、不足重量的肉類蔬菜、誤導的藥材標價，是一樣的。政府持續以此作盾牌，是不斷把謊言延續，為其公信力作出持續減值的努力。

　　配在所謂自由市場的背後，其實還有另一項不太為人注意的身份歧視。那便新界原居民能夠獲得丁屋的權利。以同一樣拿著香港身份證作為基準，實在看不到為何有一批身份證的持有者，可以得到不同的待遇。儘管丁屋在籌建、使用、買賣方面有一定的限制，但一眾專家已使之制度化、規範化，丁屋的轉讓，已是一般的買賣，沒有甚麼大不了。在聲稱自由市場的背後，絕大部份身份證持有人的狀況被人如此歧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也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合理表現。

　　解決房屋問題，不去處理根本性的問題，只是事倍功半也不能達到的動作。房屋問題是棘手的政治問題、是財富的再分配，沒有毅力和背著被指摘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火星人也好、土星人也好、地球人也好，不外乎是名字一個。而真正能為其留名的，是後人的筆，而不是今日所能獲的封號或虛銜。事至今日，有誰會記得昔日慈禧太后那十來個字長的冗長尊稱。著眼今天短暫的平衡安穩，不追求遠大的目標，是缺乏政治家的風範。觀其今天的香港，掌旗者無不採取昔日奕劻、榮祿、載灃式的修修補補策略，他日能得的評價，可有超過諸君的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