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留下的遺憾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所著的《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在美國獲得不少讚譽。可是來到中華地區，沒有帶來很大的迴響。是818頁紙張的份量，令煩忙的都市人沒有興趣和時間閱讀，抑或書本內容取材角度，對中華地區沒有震撼力，也許是各自表述的最佳演繹。感覺這回事，是多種緣由相互組成的果，沒有絕對的對或錯。為何《鄧小平時代》只在美國受注視，著作有甚麼不足之處，倒是讀書人值得考慮的問題。

　　不詳談《鄧小平時代》之前，我想說一則之前白先勇在香港《父親與民國》座談會的軼事。白先勇在介紹他的著作時，曾感謝一位美國的歷史系女教授。她當時也在場，但很抱歉，她的名字我忘記了。白先勇提到，這位女教授是最先一位拋開國共史料枷鎖、研究桂系軍閥的學者，讓人開始在歷史迷霧中認識白崇禧的事跡。白先勇提起這位女教授，無疑是希望帶出，《父親與民國》是一部不沿用國民黨或共產黨立場寫作的獨立著作。一部能超然站在黨政紛爭之上的著作，其價值應受到一定的尊重和欣賞。奈何在座談會內，有一位香港的知名專欄作者，發言讚賞《父親與民國》之餘，也一併「推銷」了龍應台以國民黨角度寫作的《大江大海1949》。這位專欄作者是有心還是無意，把白先勇扯回不願意踏足的政治旋渦，我不知道。白先勇在回應時，也有點語塞，只好把話題再扯遠一些。這事令我感到，香港一些專欄作者，根本不懂分辨學術的獨立性，對一些獨立於政治價值的著作，興趣不大。書本可讀性，還是以政治取向先行。不合符政治立場的著作，便認為不是好書。

　　把這標準套在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或許便很容易理解，為何這書在香港坊間沒有帶來很大的討論。傅高義用的歷史材料，沒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東西。傅高義在書中的重點，是寫鄧小平在文革後恢復國家秩序，以及在國際外交方面的成功。這兩範疇用上的篇幅，其實相當多。這也許是西方社會比較容易切入的國度，因此迴響較大，獲讚賞的空間也較多。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儘管傅高義採用的歷史材料不是特別獨特，一部由外國學者撰寫的鄧小平歷史，其實可以在今天混濁的文字世界，客觀地反映那個時代的事況。香港國史科沒有觸及的部份，我們更需要一些中肯持平的書籍，充實識見。傅高義寫鄧小平聯同李先念及葉劍英，恢復文革後秩序、改革經濟的部份，平實易讀，不浮跨地談歷史，是中共黨書以外的難得的好材料。

　　然而，書本在中華地區面世的時候，一般的評論，都著眼將鄧小平和六四掛鈎，集中批評傅高義沒有追究和譴責鄧小平在六四事件的責任，只是以「北京之春」及「天安門悲劇」等平淡的字眼作為簡短章節的題目。但這樣的評論，有點將歷史和政治哲學混淆起來。歷史學著作不注入傾側的政治觀點，應該視為持平的處理，否則白先勇也不用感謝那位埋首研究桂系軍閥的美國女教授。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真相，不是具政治立場的評論。考慮六四鎮壓合理與否，似乎適合從Michael Sandel那條思辨正義的哲學之旅來出發。就六四事件而言，中共的功利主義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論，以及反共者的自由主義屠城論，是兩種絕對的極端，兩者其實皆沒有準確地說出整件事件的歷史真貌。傅高義在書中的落筆是這樣的：

　　『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煽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只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制他們。

　　「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

　　很多知識分子、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運動翻案。儘管在決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20年裡，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终成為「八九風波」。』(頁565-566)

　　當然，傅高義這樣看待這段歷史，對激進份子來說，真是太溫和了。但傅高義作為一位他國的學者，不囿於政治取向的獨立見解，應該具相當參考價值。可是，這個說法不是社運份子有用的論調，傅高義這部著作自然沒有很大的中華媒體市場。但撇開政治立場的範疇，從史學的觀點來看，傅高義的論述，也是未能還原歷史的全貌。

　　寫歷史，最重要的，是材料。胡耀邦逝世後所帶來的中共黨內派系磨擦，是否如所知的資料那樣發生，還待他日中共願意公開檔案後，方能完全知悉。傅高義寫六四事件，材料由1989年4月15日開始。但事實上，我在網絡上讀過一篇仲大軍所寫的文章《中國要弱化兩股極端勢力----憶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那次理論研討會》，內裡提到1989年4月5至8日，中共曾在豐台舉行了一連四天的理論研討會，出席人士皆是當時黨內的中流砥柱，當中能在今天更上一層樓的，包括林毅夫、劉延東、李克強、李源潮、俞正聲、王岐山等。仲大軍暗示在研討會內，一些相當激烈言論的發表者，如蘇曉康、嚴家其、劉再複、包遵信等，及後都沒有在舞台表演的空間。而這個理論研討會的舉行，傅高義並沒有在《鄧小平時代》一書內提出或研究過。

　　當中值得留意的人物，相信是趙系人馬嚴家其和包遵信。他們其後在5月17日發表的《五一七宣言》，內裡嚴厲批評鄧小平。這個研討會的舉行時間，跟六四事件距離很近，跟4月15日更是接近，從人物的投入程度，要說兩者完全沒有關連，是很難說得過去，也不能解釋為何趙紫陽的對手，堅決認為趙有搞局的機心。看歷史，不能切割日期，亦需要把時間的線性延長，才是合理方法。而實際上，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內，也沒有提過4月5至8日這個高層次的理論研討會，以及內裡路線上的激烈言論。內裡是甚麼緣故，外人自然不得而知。若傅高義及其他歷史學者能考慮有關理論研討會的材料，著作的覆蓋可以更完整。也許，期待當權派放棄權力的幼稚者，不只那批無辜犧牲的學生。這也是寫歷史書的限制，未曝光的材料往往可以帶來論點的改變，所以歷史書永遠有其還未寫完的一頁。傅高義沒有就六四事件搜尋、考慮和應用甚為重要的歷史材料，才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

　　從傅高義的筆觸看，他還是對鄧小平這位政治家持有較正面評價。這也許跟一些純以六四事件來評價鄧小平的人們，有很大的差別。但評價一位歷史人物，是以一件事件，還是一生的功過，應該不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我們從歷史評價人物，不應抱有「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礙；貞婦白髮失守，半生清苦俱非」的態度。若果人們以書內部份觀點和內容，去否定和拒絕接受一本著作的其他精彩部份，損失的，一定不會是著作者。敢於承認和接受一些正面事跡，才是歷史學家應有的本質。《鄧小平時代》面世後，受到不少政治味濃的批評，傅高義還是堅持了自己的見解，是獨立知識份子學者應有的素養。鄧小平在他的時代，因六四事件留下了一個很大的遺憾，是可惜；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也因材料深度不足，造成一點遺憾，亦是有些可惜。被人忽略的一篇文章《中國要弱化兩股極端勢力》，不單是歷史材料的補充，對不同時間的不同空間，都有深刻的意義，這便是探究歷史可貴的地方，也非常值得香港人引以為鑑。

再看《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劉伯勤，一個平凡的名字，卻幹了一件不平凡的事。

　　劉伯勤在內地雜誌《炎黃春秋》最近的一期，刊登了一則「道歉廣告」，對自己身為紅衛兵在文革時期所犯過的惡行，感到悔疚，認為作惡之責不可泯，因此向若干名不幸的受害者公開道歉。事件引來廣泛討論，坊間普遍的評價，甚為正面，認為敢於認錯是人應該有的品格。文革過去將近40年，但在今天的香港教育體系內，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整套極左的暴力虐待身心方式，當代的學生和年青人理解甚微，事件的知識也很貧乏。有些在網絡討論區討論的人士，甚至連毛澤東不是當時國家主席，而是以在野反對派身份發起運動的事實，也不清楚。甚麼是紅太陽毛澤東式的造反，甚麼才算赤色手段，根本也無人過問。一些偏激型的香港專欄作者仍不斷撰文針對中共的左，其實相當可笑。今天的中共已成了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昔日文革的紅，極端的左，已經不存在，反而漸漸變成極右的專制。這些作者老是以左派稱呼今天的中共，不是學問不足的話，便是刻意繼續蠱惑無知的讀者。誰才是今天的左派，對真正認識文革的人，不難分辨。倘能認清境況的話，對近日香港不斷文革化的抗爭手法，便不能不表憂慮。

　　其實，劉伯勤也許是首名在文字媒體公開道歉的紅衛兵，但有些紅衛兵在其他途徑，早已經表現出沉重的懺悔。《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便是一齣把文化大革命的影像，再次向觀眾放送的半紀錄電影。影片的重點，其實並不單純是敘述性和記事性的影像回顧，導演同時訪問了許多事件的受害者與及當年對政治充滿無限希望的紅衛兵，令電影同時充滿教育性和批判性。這批現在大多已超過六十歲，跟劉伯勤背景相似的當年紅衛兵，不約而同地對文革時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深切的批判。這並不是出奇的，因為無論中共官方及學術界對文革基本上都予以否定，作事的紅衛兵發出這種自我批判也屬一種合理的歷史反映。對文革不甚認識的年青人，好應看一下這齣電影。有使命感的中學通識老師，也應找適合的時間，向學生播放這齣甚有教育意義的半紀錄電影。

　　「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其實是毛澤東鼓勵（或許更準確地說號召）年青人的一個比喻。毛向全國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年青人予以參與國家革命的使命，讚美年青人是一顆早晨的太陽，不單有其光照世界的作用，同時也暗示這些年青人他朝一日將會有機會取代紅太陽毛澤東，繼續為國家的革命建設作出貢獻。毛對年青人的政治號召無疑是充滿魅力的，而且也利用了年青人的理想主義，來嘗試實現他自己那種烏托邦式的國家概念，並向他極度厭惡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黨內政敵作出猛烈及血腥的攻擊。

　　回看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開始，例如政治方面的鬥爭、社會方面的矛盾、暴力行為的成因、事件對傳統文化的損害等等，但其實文革對人的心靈最殘酷的衝擊，莫過於一批批滿腔熱誠的紅衛兵被蒙騙、被誘導、被指使地去進行了一連串充滿暴力，但卻又只不過屬權謀之術的政治運動。這種從極度熱誠到被丟棄出賣的感覺，令不少紅衛兵的心裡留下了一個個混合了熱誠和怨恨的烙印。從電影裡的訪問，可以看得出這些當年的紅衛兵，當時對毛澤東的號召是完全沒有半點的懷疑，這種極度而又無限地對毛的信任，無疑是由於中共在建國後，在教育上極力塑造毛對於建設國家及打敗西方列強，作出了毋容置疑的貢獻。這種瘋狂的愛戴也由一小撮年青人心裡的火燄，向旁邊的同學和朋友蔓延起來。一些在電影內的被訪者，也承認自己並不是主動參與這些充滿暴力的政治運動，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氣氛而言，參與似乎是唯一自我保護的方法。當事件發展到全國紅衛兵串連起來到北京被毛檢閱時，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的愛國理想，只不過是被毛利用作為對他的敵對勢力攻擊的籌碼。這種善意的愛國情懷和狡猾的政治權謀混為一體，在中國近現代史時段，又其實不只發生過一次而已。

　　不少學者對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和毛澤東利用紅衛兵作出了相提並論的比較，兩者皆利用了群眾的情緒，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當然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紅衛兵們的文化水平，跟義和團亂民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差別，或許不能把兩者作出直接的比較。但是更相似而又無奈的一點，便是群眾們被蓄意愚弄他們的政治人物出賣，是何等容易的事情，而這等出賣基本上是無分年齡、無分學歷及無分地域的，只要你對政治有無限的憧憬，那麼你便很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被出賣、被利用的對象了。

　　除此之外，對紅衛兵們下一步更無奈的安排，便是被迫下鄉學習，因而喪失了在學校渡過正常學校生活的機會。這一批原來火紅紅的小太陽，在整整十年的文革期間，得不到甚麼技術也學不到甚麼知識。他們所經歷和體驗出來的農村生活和毛澤東所描繪出來的偉大革命成果，根本沒有一丁點兒相似的地方。但他們又的確因這些被蒙閉的事實和極其美麗的政治謊言，而為他們曾盲目崇拜的毛澤東，作出了超越道德和濫用暴力的荒唐行為。這種雙重被欺瞞和被出賣的感覺，對事後已經清醒了的紅衛兵而言，明顯是極其痛苦的。今天國務院研究中心前研究員姚監復對文革的敍述是「當時口號是崇高的，手段是殘暴的，下場是悲慘的，良心卻是平靜的」(明報，2013年6月19日)，這正是這批參與者真實經歷的最中肯評語。

　　電影其實是透過這批大錯已成的紅衛兵向觀眾作出了一個嚴肅的警惕，一個不要對政治過份投入甚至盲目的警惕，因為一般群眾很大可能只是政治人物的棋子。從被訪者事後對其所作所為的懺悔與及一些被暴力對待的受害者對作惡者的寬容，在文革年代後長大及生活的一代，應該學懂這次政治運動給人民帶來了真實而又慘痛的歷史教訓。電影似乎亦對這種煽動群眾的政治技倆予以否定，而且也採用反覆論証的方法，去考察四十多年後這批當時自以為即將如日中天的八九點鐘小太陽，以他們的回憶來深化對文革的否定。從這批人最後的遭遇及回憶，觀眾其實可以很容易理解到，這批太陽像是被后羿射了下來一樣，不見了亦不再光了，他們亦把自己從政治運動中完全割離。其結果使整整一代中國青年人成了不關心政治的一代人。而這種政治心態跟現在中國大陸以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有不可忽視的關係，人們關心的已經不再是政治的事情，而是跟生活條件方面關係更密切的經濟問題，這也許是文革為中國帶來的唯一而又可能是正面發展。但倘若這個頗為刻薄的評價是恰當的話，對已經被出賣和不再發光發熱的小太陽和被迫害死亡的犧牲者而言，代價畢竟還是不能計算罷了。

　　願劉伯勤這段「道歉廣告」，帶來民間對極左手段的深切反思。

　　(後記：這是一篇改篇的文章，原文在2009年寫下。今天再加入劉伯勤的懺悔，姚監復的評述，香港當今的境況，重新整理過後，感覺別有味道。)

從隆科多說到洪秀全與譚嗣同

　　一位友人日前問我，為何近來在博客文章裡，少談了政經的東西。其實，想說的，早已經說過，像《世間已無張居正》及《還去光顧毛澤東？》兩篇舊文，在近日的政界和坊間，可謂有其應景之處。投鼠忌器的官僚，階級鬥爭的旗幟，各自佔據不同的角落。社會的精力就這樣被耗盡，一介平民又可以怎樣。多掀一下書籍，回憶一下歷史，笑看江湖，心情更覺寫意。月前，談到《甄嬛傳》時，提起隆科多、年羹堯、鰲拜、和珅，那刻是劉夢熊事件爆發的時候，借題發揮，慨歎政治的現實和黑暗，也嘲諷恃寵而驕者的愚昧。歷史總是那麼遠、這麼近，隆科多、年羹堯、鰲拜、和珅等諸公，又似若隱若現地紛紛走上今天香港的舞台。歷史，很不幸地成為一段段不斷重複、而又無人讀懂的段落。一些學者近日談論到張震遠的離職，會影響政府管治威信，實在有點阿媽是女人的口吻。若從鳥瞰的角度看歷史人物的起起落落，隆科多和年羹堯的垮台，不過是一種人性發展的必然經歷而已，或許是一些人的鹽醋，對大格局卻無足輕重。那些學者的兩毫子觀點，不單膚淺單調，也毫不具啟發性的視野。

　　清史人物眾多，其實還有不少歷史故事，值得人們咀嚼回味。洪秀全和譚嗣同，同是清末時期的革命者，可惜皆是身敗垂成。很多學者研究洪秀全，源於他跟楊秀清創立的太平天國，有基督教的背景，也是中國歷史中，唯一的神權合一組合。以宗教、道理、平等來挑戰腐敗的清室政權，是很具使命感的口號，也獲得當時人們的一呼百應，甚至外國人也有意扶植這個有基督教背景的政權。從事後回看，洪秀全的失敗，在於政權內的鬥爭弒殺，成功後的貪圖逸樂。但其實，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國只有破，而不能立，這是管治上的致命傷。清室固是腐敗無能，但把原有的政經系統砸碎後，一套有效的新系統無法製造出來的話，政權幾乎肯定無以為繼。這也是農民革命大抵的收場，陳勝、吳廣、張獻忠、李自成走過的道路。革命、造反是很性感和公義的口號，但要取得最終的成功，還是需要找出一套大部份人認同的理念。推翻專政腐敗是必然正義的行為，但行事者是否正義，又是另一回事。打倒東方不敗的任我行，他真的就是正義嗎？洪秀全真的如他所說，是神的兒子，為世人帶來太平天國嗎？讀懂歷史，根本不會為崇高正義的政治口號動容，那些錯信了洪秀全的人，只好怨自己倒霉。

　　相對於洪秀全，譚嗣同及他的黨友，選擇在建制系統內謀變革，是另類的嘗試。他有改革圖強的口號，完整的維新政策，可惜他和光緒的豪賭也是失敗了。簡單而言，是政策變得太急，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經。譚嗣同願賭服輸，不學康有為出走，捨身成仁，以頭顱和鮮血喚醒世人，實屬大勇的所為。譚嗣同情操高尚，被捕後從不作無罪的喊求。有罪與否，在於歷史的評價，不在於一紙罪狀，這是真君子的胸襟。挑戰守舊和專政，根本就不可能乞求人家接受自己無罪，那是小人物的懦弱行為，不值一曬。在今天的歷史評價，光明磊落的譚嗣同已經找回他的地位，他頭顱的價值也遠比康有為為高。

　　革命者應擁有譚嗣同的仁勇，不用尋求當權者的同情。當人們看到所謂的革命者，沒有從容就義的決心，只懂拘泥世俗觀的有罪或無罪，爭取例牌的同情，這種動力難言希望。滿佈投機主義的口號式叫喊，不過是廿一世紀洪秀全的化身。

從《甄嬛傳》說到隆科多與年羹堯

　　自己已經沒有追劇的癮子，但想不到身邊不少友人，原來對大陸的清代宮廷電視劇《甄嬛傳》，有相當的興趣。

　　清皇朝的帝位沒有長子繼承的的做法，個別帝君位置的爭奪，相當激烈，宮廷鬥爭也比歷代熾熱。孝莊及慈禧走上清室政治舞台的前線，更令人對後宮秘史，充滿興趣。可是，並不是每一位清室的皇帝，都是後宮佳麗三千。電視劇《甄嬛傳》的故事背景，選在不甚好色的雍正時期，確是有點奇怪。流澰紫原著的小說《後宮——甄嬛傳》，原先並沒有特定的歷史人物和時代，說的，是一個籠統的故事。這樣拍成劇集，觀眾的投入程度，自當不足夠。電視編劇鬼斧神工，把小說人物巧妙地融入歷史人物當中，觀眾看劇的癮子自然增加，討論也熱烈起來。《甄嬛傳》的小說及電視劇，我都沒有看過，要談內裡的葫蘆，其實我並不清楚。但跟友人談到雍正時，還是連繫上隆科多與年羹堯。這兩位人物在歷史上的經歷，放在今天的社會，仍有一定的學習價值。

　　隆科多與年羹堯，其實都是雍正的親戚，隆科多是舅父（雍正八皇弟母親的弟弟），年羹堯則是大舅（年羹堯的妹妹嫁了給雍正）。隆科多與年羹堯對雍正的即位和穩定朝綱，有很大的襄助。隆科多宣讀康熙傳位雍正的詔書，兼是當時的九門提督（即紫禁城侍衛總管）。政權能平安交替，沒有逼宮或血腥事件發生，九門提督是重要人物，也說明康熙十分器重隆科多，由他保住雍正登位。年羹堯則為雍正在青海打了一場大勝仗，紓緩朝廷在戰場糧餉上的壓力。隆科多與年羹堯既是雍正的親戚，又同獲封為一等公，在朝廷可謂風頭盡顯。

　　隆科多與年羹堯這兩位一等公，及後被人張羅一串串罪行，分別落得圈禁和賜自盡的悲慘下場，實在怨不得人。他們沒有自知之明，以為受雍正冊封，便可以恃寵而驕，胡作非為，大肆歛財，實在相當幼稚。前朝鰲拜在前，被封一等公後，還是一下子便被康熙拿下，說不上甚麼奇聞。鰲拜、隆科多、年羹堯，甚至以後的和珅，都是行事驕恣，不懂收放之徒，缺乏曾國藩那份深藏不露的修養。這種品性，在社會上任何崗位，在企業內任何職位，出麻煩只是遲早的問題。

　　其實，讀歷史和看歷史劇時，理解歷史人物的行為，比醉心瑣屑的宮廷軼事，更有價值。正規的歷史劇，或許較嚴肅，但可觀性其實不低，只是香港人總認為嚴肅等於沉悶，肥皂一點，輕鬆一點，煽情一點，才是看劇的興趣。昔日講述慈禧和奕訢的《一生為奴》，在香港播到要腰斬，今期的《大太監》卻獲得觀眾的支持，完全虛構的《甄嬛傳》也看得人津津有味，正正反映這個現象。

　　不需分辨誰對誰錯，我會仍舊喜歡自己的那杯茶。

還去光顧毛澤東？

　　還記得那一年，高華老師在中文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的課。我向他提出過一條問題，40年代初的中共，在毛澤東麾下，進行急風暴雨的延安整風，把黨的思想完全統一起來，摒除一切不同聲音。對黨內的異見份子，如王實味，作出囚禁和迫害，最後王實味更死無全屍；為何40年代末期的國民黨，沒有向民眾闡述中共進行思想改造的高壓手段，致令民心歸向共產黨？難道是國民黨不知道延安時期毛澤東以及中共的事情嗎？高華老師當時回答說，不是國民黨沒有進行反共宣傳，而是當時的民眾不肯相信，認為國民黨插賍，中共擁有崇高理想及值得信賴。

　　國民黨的文宣，當年被共產黨打敗，是事實。毛澤東在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確很具魅力。聯合政府，跨黨派執政，正正刺中了國民黨專政、不放權的要害。只是往後的歷史發展，清楚告訴大家，毛澤東只是一名權謀者，他的政治理論，是獨裁式的人民民主專政，由黨代表人民，實行「民主式」獨裁，那就是代表人民的毛澤東，所有說的話，都是對的。一切反對意見，都是反黨反革命不民主，不是站在人民的一方，這亦是大躍進發生的其中一個緣由。毛澤東之前的「新民主主義」只是包裝在專橫、霸道、獨裁外面的一張花紙。毛澤東擅於透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大搞個人崇拜，營造人民敵我矛盾。在毛澤東眼中，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是敵我矛盾，需要通過階級鬥爭，來達至政治目標。三反五反不夠，便搞反右運動。反右也不夠激烈，便搞出文化大革命這場人類災難，最重要的，是一鋪比一鋪激烈。當民眾被毛澤東的烏托邦式口號麻醉，到最後發現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只不過是一場政治鬥爭，沒有甚麼崇高理想可言，被騙的失落，可想而知。劉少奇被拉倒，繼後的林彪也被拉倒，烏托邦的理想卻永遠實現不到。那一天誤信了毛澤東的紅衛兵們，到今天恐怕還未等到可以釋懷的一刻。

　　毛澤東的口號，永遠是「正義」的、「崇高」的，容易吸納人心，但思想的軸心，抽絲剝繭後，只不過是專政霸道、個人崇拜、敵我矛盾。唐德剛更直言毛澤東是中華帝制的迴光返照，一針見血。從1940年「新民主主義」的催生，到1957年極左路線的反右運動展開，毛澤東的政治手段，全都是一種沒有愛心的政治鬥爭，人只是一件工具。今天的中國大陸，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猜疑、缺乏公德，或多或少，跟毛澤東這種攻擊為主的政治文化脫不了關係，是毛澤東思維帶給人民的結果。也許，只有再經過一兩代人的沖淡，藉著有愛心、有質量的胡適類型高水平教育，民心才會有機會轉變，這也是我小小的願望。看見胡適的著作和評傳，近來陸續在大陸出版，我深信淵博的知識總有重獲注重的一天。

　　香港的公民教育也好，中國歷史也好，都視中共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為禁區，真正有深入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人，特別是年青一代，委實不多。討厭共產黨，仇恨共產黨，是一種個人選擇，但若果以毛澤東的思維來對抗共產黨，揚言以人民民主專政的方式，帶領香港走入更民主的道路，實在是一道相當大的諷刺，也深深反映香港教育的失敗。毛澤東的鬥爭手法，根本不應在人類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存在，更難以明白為何獲得欣賞和歡呼。看見選舉論壇上，候選人互相扣帽子，大聲辱罵，深化敵我矛盾，甚至只顧玩個人崇拜，委實失望到極。學習文化大革命的卑劣手法，以奚落對手背景為榮，燃燒助選團員情緒為樂，這就是香港人追求的選舉文化嗎？支持這種手法的人士，好應撫心自問，自己和當年搞政治運動的毛澤東究竟有甚麼不同，不就是滿口崇高正義，然後用盡不同的方式把政敵整垮嗎？大家可曾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人被這類毫無良知的侮辱謾罵所逼死？香港人今天為這種歪風邪法鼓掌，實在是自慚形愧。毛澤東為國家留下一窮二白，惟獨紅衛兵數目超英趕美。難道今天再投向辱罵式的文化，有可能為香港的政治局面帶來正面的改變嗎？

　　香港市民其實從一股「新民主運動」開始，已陸續看到毛澤東式的政治運動， 一浪接一浪衝向香港政壇。按歷史的軌跡，走下去的結果會是怎樣，不難猜到。歷史會重複，在於人類從不認真讀歷史。結筆的一刻，我又想起高華老師的一句話，國民黨不是沒有提過共產黨的劣行，只是那刻的民眾不肯去相信。

2012年8月31日

世間已無張居正

　　參選2012年立法會港島區直選的單仲偕，在職業一欄填上了「政治人」。

　　用上「政治人」一詞，真的比較奇怪，也不普遍。單仲偕在英文部份填寫的職業資料，是「Politician」，這似乎較易令人明白。但是，讓時光倒流至2005年，曾蔭權參加特首選舉補選時，他填寫的職業是「Politician/政治家」。同樣的英文，不一樣的中文，既可能是反映語言的藝術，又或是香港政圈特別的怪現象。

　　Politician一語，大多指從事政治工作人士，較中性的中文稱呼，應是「政客」。其實，「政治家」也不算是差勁離題的表達，正如Sportsman一詞，普遍會說成「運動員」，但若把體育精神昇華，用上「運動家」也無不可。具遠見的從政人士，稱為「政治家」並不為過。曾蔭權向來對自己的身份有要求，定必將名稱盡可能提升及美化，也可能覺得「政治家」才算匹配。相反，單仲偕似乎腳踏實地，不願踏上曾蔭權走過的舊路，寧用上「政治人」這個較為平淡的稱呼。

　　事實上，用「政治人」，不用「政治家」，也有一定的理由。就像搞音樂的，普遍都謙稱音樂人，音樂家是人家讚頌下，才應該有的稱號。創作人跟創作家，寫作人跟小說家，也是同一個道理。曾蔭權自稱政治家，是反映他骨子一種自傲的性格。而在現實操作方面，香港的政治，還有一個行政主導的特殊現象。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廳，只有監察政府的功能，沒有提出政策的權力。政府官員有可能屬於政治家的行列，議員一定沒這個份兒。要一位立法會議員堂而皇之自稱為政治家，在今天的香港，是沒有實踐的可能，也不切實際。姑勿論你是否支持單仲偕，他僅稱自己為「政治人」，尚算有個譜，沒有胡來。但香港選民只能在選舉選出一般的政治人，而不是政治家，實在很無奈。

　　再深入去看，有材幹、而又能做出成積的政治家，在歷史上不算多，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用去探究誰能見真章。梁啟超博覽群書，精挑細選，認為中國歷來的六大政治家，是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以及張居正。縱觀這些人物，大都身處政局不穩，黨爭嚴重，需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年代，而更重要的，是除了諸葛亮外，其他五人下野或身故後，自身或家人皆落得慘淡下場，以及惡名遠播至少一段時間。其中王安石被誣諂了近一千年，至清末才開始有人替他說回公道的說話；張居正的後人更被清算至家破人亡，直至明末崇禎時期才得到平反。政治現實的黑暗毒辣，可見一斑，也清楚告訴大家，政治家是以名譽和性命來搞政治，不是琴棋書畫，清流議政。梁啟超的評定原則，毋庸置疑是眾人在混亂的朝政中，有駕御政局、走出困境的能力。當然，從大歷史的角度，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努力，最終救不了北宋和明，但他們為政時期的政績是驕人的。人總有一死，不代表應該渾渾噩噩度過每一天。政治家總有下野的一天和幾乎肯定被痛罵的下場，但有抱負者，如王安石和張居正，還是會以拯救朝綱為重，視個人榮辱於道外。

　　黃仁宇雖然以大歷史為研究方向，但其寫明代中葉的著作《萬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題為：世間已無張居正。黃仁宇以側面的評論手法，對張居正這位政治家，平衡朝廷勢力的能力，作出不少正面的評價。同樣在港島區直選參選的葉劉淑儀，很讚賞《萬曆十五年》這部書，但今天僅作為「政治人」的她，恐怕沒有向張居正學習的需要。但要真正明白政治的神髓、政治家的氣魄，不去深入認識張居正，恐怕是一道缺憾。

　　張居正其實拯救了萬曆年初，臨近崩潰的明室財政，也使這位皇帝朱翊鈞有錢興建龐大的定陵。簡明的通史類讀物，詳細講及張居正的政績，並不多，也有不少人對張居正的專橫，為之不齒。但真正讀歷史的人，會把事蹟伸延來讀。張居正縱然被視為玩弄權術，但他的心術其實並不算是狠辣。他身處一系列朝庭政治鬥爭中，親眼看到嚴嵩鬥死夏言，徐階鬥死嚴嵩，高拱搞臭徐階之子。但在這種趕盡殺絕的邪風下，當張居正鬥走高拱之後，尚能讓高拱致仕，安享晚年，沒有血濺朝庭，實在是難能可貴。相反，一些自命秉公辦事的正人君子，如丘橓之輩，卻在張居正身故後，為拍萬曆皇帝的馬屁，大肆迫害張居正之子張敬修，為的正是公報私仇。這些外表正義的行為，其實相當可惡，也反覆看到張居正之前對高拱，真是相當的寬容。當然，張居正獨攬朝綱十多年，得罪了的，不是朝臣，而是幼主萬曆皇帝。全心為萬曆皇帝凝聚財力國勢，到頭來被皇帝清算，正是身當政治家的悲歌，也是從政者需要讀懂的一段歷史。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是一部寫張居正的最佳著作，值得從政者一讀。

　　在今天香港政治的爛局，要誕生一位像張居正這樣，連得罪皇帝也不懼怕的政治家，幾乎不可能。尤其今天的政治環境，講的，只是宣傳和綽頭，不必講內涵，更不用漫談道理。當一個嬉哈的庸官，避開爭拗，很容易；要找一個願意迎難而上，懷有「知我罪我，惟其春秋」心態的政治家，恐怕比國寶還罕有。

　　世間已無張居正，政治家是絕種的動物。

(選舉期間，按例把其他參加立法會港島區直選參選名單列出，包括：許清安、勞永樂、劉嘉鴻名單、鍾樹根名單、吳榮春、何秀蘭名單、王國興名單、陳家洛名單、何家泰、曾鈺成、劉健儀名單、吳文遠。)

《父親與民國》：重新認識被國共埋藏的白崇禧

　　讀白先勇的文字，像漫步花團錦簇、綠樹林蔭、清風送爽的御花園一樣，在茂盛和博奧裡，滲透著陣陣看不見卻觸得到的淚水和哀慟。典雅中藏憂愁，細膩內現感性，一字一句織出那時代中國人的心事。中學時期中文老師利用閒餘時間，介紹《台北人》後，白先勇的長短篇小說和散文，我都有讀過。甚至有兩次受白先勇小說的感動，認真地提起筆來創作，可惜竭於靈感，缺乏體驗歷練，以失敗告終。大學畢業後，生活充滿一片《芝加哥之死》的深沉氣息，輾轉努力，近年總算找到方向，及賺回一些自己的時間。間中從書架拿起白先勇的書來讀，仍深深被他的文字感動。白先勇醉心宣揚崑曲的工作後，寫作減少，今年終以父親白崇禧為題材，寫下《父親與民國》，一解讀者多年來等待文字的心。在書局發現書本發售的一刻，我已急不及待將上下二冊拿到收款處，辦一個移交鈔票的世俗手續。日前白先勇在香港舉辦座談會，順理成章把握機會參加，親身細聽他講述著書前後的感受。

　　經白先勇介紹後，我方知這部《父親與民國》在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大陸最早，在4月，台灣是5月，香港6月。當然，若以一般大陸作者而言，這個出版次序沒有甚麼特別。但白先勇本人是國民黨核心之後，寫的，又是白崇禧，是當年國民黨的剿匪總司令，大陸仍能同步出版，兼是先發地區，這一點倒教人有點意外。白先勇表示，在北京、南京、武漢、重慶、桂林、台北出席座談會時，感到一份民國熱，很多年青一代都希望更加清楚民國時期的歷史。在大陸的教科書裡，白崇禧是一名桂系軍閥，僅此而已；台灣的教科書，幾乎完全沒有提過白崇禧的名字，讓人有白讀民國史的感覺。像白崇禧在抗日時期所定出的軍事策略：「游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大陸人會以為是毛澤東提出，台灣人則認為是蔣介石的建議，其實兩者皆不是。香港的情況其實跟兩岸相差不遠，以通史為本的歷史教科書，甚少提及白崇禧的地位和功績。國共兩黨多年來不斷埋藏歷史真貌，不斷扭曲和粉飾歷史，製造有利自己的故事，以求達到政治目的，都是令人唏噓的事情。由民間開動這股動力，還白崇禧應有的地位，識別官方歷史的表徵，是白先勇寫下這書的動機。

　　論題材，這部《父親與民國》有一定吸引力，讓讀者再度返回1949年的時代，踏足近年龍應台和李敖的戰場。白崇禧戎馬一生，由18歲離開廣西老家參與辛亥革命那一年開始，勞累整整38年，是國民黨北伐、抗日、內戰時期的主要軍事將領。北伐時期打敗軍閥孫傳芳、張宗昌；蔣桂戰爭後建設三民主義風範的廣西；抗日戰爭期間指揮台兒莊會戰和崑崙關戰役兩場唯一的大捷；為台灣二二八事件善後；都是白崇禧的貢獻，也說明他是一名文武雙全的國棟之才。國共內戰失利後，白崇禧且戰且退，到了海南島，乘坐最後一班飛往台灣的飛機，在寶島這個大監獄，過了最大自由度的17年軟禁生活，最終像南宋詩人陸游一樣屈屈而終，在中華民國政權下呼出最後一口氣，安然歸真。如白先勇在書中所述，白崇禧的一生，由辛亥革命開始，和民國緊扣在一起，榮辱共存，盡顯軍人光明磊落的風範。白先勇謙虛地表示自己不是歷史學者，書是以一種圖文傳記的形式寫成，當中選取了很多當年有關白崇禧的媒體報導。而不少圖片更甚為珍貴，以及從未在大陸出現。媒體報導和圖片不會說謊，兼且準確地記錄了白崇禧在那個時代的事蹟，配上白先勇優美的文字，組合成一部感人的另類民間歷史書。

　　白先勇當然不會像李敖那麼火辣，在《父親與民國》中，並沒有直接嚴厲批評蔣介石，但字裡行間的幽淡，還是替父親申了幾道冤。第一道冤是北伐成功後，蔣介石想「釋兵權」，白崇禧認為裁軍會造成社會動亂，情願學石達開遠離是非地，帶軍遠守回族地區，蔣不同意。同樣來自桂系的李宗仁也不答允蔣的安排，終造成兄弟鬩牆的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李宗仁和白崇禧及後惟有返回廣西，獨自搞三民主義地區，培訓兵團。白先勇認為這是一場不應發生的戰爭，是對的。事實上，很多人以為蔣介石(其實是白崇禧)北伐打敗直皖系軍閥，加上奉系張學良投靠後，民國便歸於統一，這說法並不準確。再揭將領分地而治，正是來自蔣介石追求絕對權力的結果。

　　第二道冤是國共內戰前期在東北的四平街戰役，白崇禧堅持追擊林彪到底，直搗哈爾濱。徹底把敵人殲滅，才是用兵之道。但蔣介石以馬歇爾希望國共和談為由，最關鍵時刻還是把白崇禧調離東北。結果中共得以重整旗鼓，在及後東北的遼瀋戰役，擊敗國民黨。從歷史學來看，蔣介石以馬歇爾希望國共和談為由，似是藉口。蔣介石對共軍從不手軟，在抗日期間的皖南事變，不理環境，見縫插針，可見一斑。一個馬歇爾真的有魔法，可以把蔣介石勸退嗎？說到底，蔣介石是出於一種嫉妒，像台兒莊會戰這種大捷，蔣毫不興奮，甚至有酸溜溜的感覺(白先勇也在書中寫下了)，因為蔣清楚知道打了勝仗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平街戰役，再打下去，立大功定必再度是白崇禧。這種榮譽，絕對不為蔣介石所能接受。白先勇在書中數度表示父親的忿恨，一直在四平街戰役上，似有不少弦外之音。

　　第三道冤是國共內戰最重要的徐蚌會戰(即中共所稱的淮海戰役)，蔣介石錯用戰略，把60萬部隊放在徐州平原，讓共軍易於攻擊。用人方面又重用黃埔系的庸將，在華中司令部外，另設立華東司令部，分掉白崇禧的指揮權。當白崇禧知悉排陣拙劣及軍將人選後，拒絕擔任總指揮，打一場必敗的仗。白崇禧自然被責備拒絕接受命令，含了不少冤。其實，白崇禧認為蔣介石戰略錯誤的看法，也是李宗仁在回憶錄的看法，亦是一些外國學者的看法。國民黨在三大戰役敗陣，實怪不得白崇禧，白先勇以半激動的筆觸，幫父親申了這口冤。

　　第四道冤是戰事失利後，李宗仁迫蔣介石下野，白崇禧認為蔣介石退下，或有利國共和談，因而做了些「逼宮」行為，讓李宗仁當上代總統。這種近乎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的行為，應是最令蔣介石不滿的地方。李宗仁的努力白費之後，亦曾勸白崇禧選擇流亡美國，不要到台灣。不過，縱有張學良被軟禁的例子在前，白崇禧仍君子坦蕩蕩地跟隨國民黨到台灣，作出跟李宗仁不同的選擇，是看得出白崇禧性格上的光明磊落。這道冤令白崇禧被監視下，在台灣度過了他的最後17年，也只當上一個可有可無的閑官，直至歸真。

　　白先勇替父親寫下的文字，不是激烈，不是追究，而是尋真。白先勇也清楚指出，白崇禧與蔣介石之間有數不清的恩恩怨怨，是恩多，還是怨多，撥開國共放下的濃霧，把歷史看透，自會有合適的評論。但其實，白崇禧在書中除了俠骨外，還有柔情。白崇禧三十多歲才成家，唯一妻子馬佩璋為白家誕下十名孩子，在動亂的年代，共同面對國之憂、家之患、個人的失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白馬二字已是漂亮的配合，放在白崇禧和馬佩璋身上，更教人多一分欣賞。真正的教養，可以在兒女身上發現。比較白先勇和蔣經國，可以看出不少白崇禧和蔣介石之間的分別。白先勇謙謙君子，醉心學術；蔣經國是特務首領，辭世前仍高壓治國。白先勇描寫白崇禧在台灣時期的事蹟及家庭生活，特別是六姊白先明的部份，非常細膩，也充滿白先勇風格，讓人感動。

　　當然，《父親與民國》是白先勇替父親說出多年來沒有說出的話，不是一部很嚴肅地挑選史料的著作，但帶出來的意義和味道，是強烈的。細味品嚐書中的細節，其實亦有助理解不少國共兩黨留下的盲點。像四平街戰役，俄軍其實並沒有拖國民黨後腿，反有協助白崇禧追擊林彪。像白崇禧的好友葉公超，因外蒙入聯問題，與蔣介石政府意見不合和失言，引致離職，也教人重新想起，1971年前聯合國內的決議，是由國民黨政府負責。通史往往勾出大輪廓，內裡細節需要慢慢細味，才能盡窺全豹。片面的閱讀，造成片面的理解，是不幸。被國共兩黨所留下的片面歷史所誤，更是不該。不艱澀的《父親與民國》，或許是大家提起興趣，返回歷史現場的一道引子。不認識白崇禧這位近代英雄和硬漢子，更是學識上的一道遺憾。

悼胡適：兼評《香港城邦論》

　　今天是著名知識份子胡適逝世 50 週年紀念的日子。

　　1891年出生的胡適，是上世紀少數學貫中西的學人。少年時期的胡適，已築起非常深厚的國學根基，及後留學美國，接觸西方教育系統，認識和研究西學。胡適回國後，便加入北京大學任教，出人意表地由中國哲學開始教起，並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學風。他致力推動普及教育，鼓吹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其中一位倡導者，大力喚醒國人對學問追求的需要，打知識救國牌。胡適曾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擔任北大校長，也是自由主義的追求者。他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正是法國國旗上藍白紅三色的代表意義。胡適的黃金歲月，不幸適逢國難時期，在書生救國的情操下，當過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游說美國在抗日戰爭時對付日本，以及國共內戰時出面調停，可惜兩次皆無功而還。1949年後，胡適隨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移居台灣。1962年2月24日，因心臟病逝世，享年71歲。

胡適的學術著作相當多，水平更是超卓的，與晚年的梁啟超更是惺惺相惜。胡適平易近人，沒有驕橫霸氣，若不是生於戰亂時期並參與政治工作，著作應該更多。這等知識份子的風範，只能在歷史內尋回。今天再談起北大，香港人對孔慶東的認識，一定比胡適多。知識份子由昔日帶領文化運動的學匠，變成今天在電視台以謾罵為樂、帶動民粹、不做好學術研究的叫獸，這一百年來的社會，看得見的進步，是少之又少，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是失敗了。以前是追求探索學問為己任，今天是識字求財為前提，像港大的八一八獻媚，盡丟學人的風骨。

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孔慶東「很多香港人是狗」的言論，只不過是粗人在茶餐廳的最低程度粗語，帶有侮辱，但仍未算惡毒。香港部份人反諷的「蝗蟲」論，也只算是侮辱，不是惡毒。當然，兩者皆不恰當，必須予以批評和糾正。知識份子應有更包容的胸襟，不是孔慶東這種極端偏頗的視野，胡適對學術的態度和精神，才是今天學生們應該追求的理念。

既然有提到「蝗蟲」論，便很難不提到陳雲。正當「蝗蟲」論也被香港社會，普遍評為不甚恰當之後，陳雲曾撰文寫了一篇題為《用蝗蟲，還是不用蝗蟲，這是一個問題》的文章，堅持偏鋒路線，這是無疑走進了跟孔慶東相似的死胡同，不能抽身出來。但如果有認真閱讀和思考陳雲所著的《香港城邦論》的話，你不應為此覺得驚奇。

《香港城邦論》被不少迷雲黨人士大力吹捧，說是今天香港的良方妙藥。自己對陳雲在書中，提出的城邦論政治建議，沒有任何評語，多元社會，應包容不同看法。學術有自由，反共有自由，只要立論清晰，觀點有理，便是一部好書。一部書，不是因為它反共，就是一部好書，而是有理有據，不偏不頗，帶領讀者思考，才是好書。在這前提下，《香港城邦論》便不是一本值得學習的書。立論偏頗，演譯歷史牽強，內容前後矛盾，是這書的致命點。

《香港城邦論》全書有八個章節，但陳雲的框架論據，其實大抵是：（一）香港建立的時間最長，由1842年開始，約170年；中華民國也是由1911年開始，約1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由1949年開始，只有62年；香港殖民地時期的城邦文化歷史悠久，遠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長，也具備獨特的成功特色，今天應該重新塑造；（二）中共曾是共產國際一份子，是蘇俄政權的傀儡，像元、清一樣，是外族政權，不屬中華文化的一部份，香港應該自我反省，不與「外邦」為伍。

　　昔日香港算不算是一個城邦，其實很主觀，很取決每個人的政治心態，自問不懂評。自己也不反對香港殖民地時期的系統，有很多優點，但陳雲以百多年的年資，蓋在香港的額頭上，倒有點堆砌感覺。香港真正步入今天的系統，是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到任之後。從那刻開始，才陸續有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居屋、交易所合併等政策，這也是香港成為殖民地120多年之後的事情。我年幼時，從父親聽到不少「戴銀紙」時代的故事，電影《歲月神偷》也帶出一幕，醫院護士打一支針也要付小費的陋習。而事實上，首幾任的港督，不少有軍人背景，也有很多歧視華人的政策，陳雲沒有細述這些事例，便認定香港的城邦歷史源遠流長，是沒有說服力的。甚至對於新界丁權建屋僭建的問題，陳雲籠統視之為港英政府保存歷史習俗的努力，不屬於種下禍根的懦弱和縱容，絕對是不合理的視野。

　　陳雲從歷史上批評中共的角度，也有很多值得相榷之處。把元和清視為外族來看待，不符合官方正統歷史視野。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是袁世凱在中華民國期間定下的框線。陳雲承認並大力推崇中華民國，卻不承認蒙古族和滿族的地位，是非常矛盾。在書中批評清政府時，還不斷用「滿清」來表現族群差異，是不嚴肅的做法，至少我在不偏頗的正規學術歷史書，從沒有見過這種處理方法。

　　就算陳雲試圖突出元代和清代視為外族政權，是一片暴政，沒有中華文化，進而拖中共下水，也不見得有說服力。說清代有海禁政策，影響民生，其實明代早有海禁；說清代有密奏的極權制度，其實這也跟明代的東廠及錦衣衛制度相像。說歷史就不能只說壞的一面，而不去比較前人的做法。不少極權制度的陋習，不是單在清代才有，漢人治國的時期，也一樣有出現。作為合理的著作，應該寫得一清二楚。清代要男人留辮，官分滿漢二級，是歧視，但順治時亦曾有皇命禁止女人纏足，保護女性，只是漢人不理會，這些也應討論。中華文化的女子纏足，漢人愛女子的腳嗅，甚至是宮廷的太監制度，皆是文化的一道恥，陳雲不一一論述清楚，而單純攻擊元代、清代，實在不是完整論述。

　　陳雲歸納中共為來自蘇俄的外族政權，是細菌。但他卻沒有提到中共是由中國人陳獨秀創立，甚至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也曾接受聯俄容共的想法。縱使是細菌，中華民國不也是有份幫助製造嗎？陳雲又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臨時過渡政府，中華民國才是正統正權。但玩務實政治的美國和世界各國，1971年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地位，試問有那一個臨時過渡政權，可以在聯合國出席並投票？陳雲說中共是有史以來最長的臨時過渡政權，達62年，但他卻沒有提到中華民國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是在1911年之後的79年才舉行。更加沒有提過蔣介石，不理憲制，擔任超過兩屆的總統。1960年，胡適對蔣介石違憲再次參選，表示不同意，結果一代的知識份子胡適，便就此被擠掉。國民黨其後甚至假表姿態為逝世的胡適出書、出選集，結果從未兌現。這些中華民國對知識份子的表現，陳雲願意提到嗎？

　　批評中共，拿事實去評，談大躍進，談文革，不難有切入點。但要是作比較，作者就必需持平比較，不是依賴情緒式的文字。上面提到的狗論和蝗蟲論，有侮辱成份，但也未到惡毒的地步。陳雲在《香港城邦論》內的字句是：「現在，六十年過去，狼毒之黨國加上一群狼毒之民，在中國故土恢復中華禮樂，看來是無能為力之事。」（頁176）

我認為陳雲的文字是非常激烈的語言暴力，充滿惡毒的含意。個人絕不接受這種語調。罪不及妻兒，縱批評中共黨員，也不應觸及其他無辜的平民。他們縱沒有學習，不明白真理，就應背上「狼毒」之名嗎？昔日胡適的敦厚，知識份子的謙和，中華文化的禮，都沒有在陳雲的文字上反映得到。我建議讀《香港城邦論》的朋友，花點心思去仔細消化，慢慢思考，這是一本需要小心閱讀的書。尤其是陳雲在書序內以中華民國一百年來寫出完稿日期，及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可能出現中華民國化，箇中的弦外之音，其實很是明顯。已入馬英九內閣的龍應台，批中共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未以中華民國年號來發表。陳雲的步伐可比很多人還要走得前。

胡適教導大家要以知識充實自己，要思考，可惜在現今繁忙的社會，能做到的人，太少了。面對不同寫作方法的書籍，應該懂得從不同角度來比較，方能貫徹明白，得出自己的結論。現今教育只重背誦，不重思考，不積極教導全方位歷史，造成很多盲點。若有緣人能讀了這篇短文而有啟發，我便心滿意足了。

會計學與中史科

　　近月在議會，聽到不少議員的關心和質問，為何中國歷史科沒有被劃入初中教育課程的必修科部份。現今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往往依賴情節經大量篡改的劇集和電影，以及網上遊戲，而不是正統的課堂傳授。當中一些遊戲的歷史角色，如趙雲、關羽、呂布等，可能更深入學生的心。只是這種片面的認識，跟學習中國歷史，實是兩碼子的事情。現任政府的教統局或許早已偃旗息鼓，但下一任政府的官員實在沒有繼續卸責的藉口，任由學生無法學習正規的中史材料。

　　以前唸初中時，還在殖民地時期，印象中，中史是必修科。只是課程卻真有點沉悶，由夏商周時期開始，然後是一個朝代跟一個朝代的斷代史，沒有新意。花了兩年時間，中三時才開始清和近代史。當年的近代史，以1949年為分界，及後的肅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概沒有提到。當時還不懂，但以今天來衡量，這種課程是欠缺實用性和合理性。清史和近代史跟當今社會的關係最深，理應投放更多的時間比重，方為合理。甚至大刀闊斧把明之前的朝代，不放入初中中史範圍，也不為過。過份埋首在斷代史的圈子裡，是迂腐，也令課程缺乏趣味。學生單是背下那些難記的人物名字和難寫的筆劃，應付測驗考試，已夠慘了，那有心情去思考一些一二千年前，事不關己的陳年往事。屠殺了中史科的發展，是那道一成不變的沉悶課程。實際上，大學的歷史系入學條件，也沒有要求學生具備相關的學科根基。由此可見，以一條時間線的方法來教授中國歷史，是絕對低效果的手法。

　　相似的，其實還有會計科。有一批學習會計的人士，是以傳統的英式簿記開始。簿記由最基本的Double Entry方法作入門，學的是 Debit (借方)和 Credit (貸方)，與及記錄每一類交易的方法，然後才逐步學習整理全套賬目和報表，當時的天書是 Frank Wood 的 Business Accounting，學習簿記的人皆以它為基礎。這種方法，其實跟會計學的教授方式，由最終的產物(財務報表)作切入點，是完全不相同。會計學的學習方法，是讓學生先學懂財務報表的意義，與及個別項目的定義，才返回學習入賬的步驟。從最後的成果，返回賬目編製的過程，實際上是有助學習的人士，先以一個概念方式來認識學科，增加興趣；而所觸及的範圍，也可更闊更廣。簡而言之，會計學的學習，並不需要像一條直線，從最初的簿記步驟開始。

　　中史科其實也可以像會計學一樣。期望學生對歷史有認識，不需要從二三千年前開始，而是從最近、相關性最高的時段開始，可以是明、清、甚至乎是近代的國共歷史。其他國家的歷史，可能只有三數百年，甚至更短，但中國的歷史太悠長，不大適合從第一條根源說起，初中的中史課程其實更沒此必要。編製一系列令學生視野更廣闊的中史必修課程，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工作，這跟個別歷史事件，題材敏感，沒有關係。甚至有特首候選人也公開表示，學校課程沒有六四事件，老師也會給學生做引導，沒有避而不談的空間。要學生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和關注，必須把課程帶上一條全新軌道。新任政府的教統局是否有這份幹勁，會是大家的焦點。

怎樣看《被誤解的中國》

寫作這部《被誤解的中國》，是在大學任教經濟的梁柏力。

這書不是由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但封面的副題「看明清時代和今天」，還是有一定的吸引，令人感到這是一部貫穿時空的著作。其他幾個在封面提及的焦點，還包括：明清是否真的「閉關鎖國」？為甚工業革命不是首先在中國爆發？傳統的中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梁所帶出的話題，在學校課堂內相信都曾有不少討論，重點是以甚麼材料來研究，以及從那一個角度來切入。談論明清時期中國的落後，多以經濟活動、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等作基礎來闡述論點。但其實除了範疇外，還有方法論。

20世紀五六十 年代，學術界多採用「挑戰與回應」的基調來研究中國在 19 世紀所面對的問題。這個看法，是建築於西歐為19 世紀世界中心(Eurocentrism)，西歐文化主宰了世界的觀念。觀看世界和本土，應以西歐為標準，其他國家的改革和進步，是為著追上落後的差距。20世紀末期，西歐中心論有點褪色，一些學者從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嘗試找出經濟發展落後的緣由，而不再去單向性考慮中國為甚麼達不到西歐的標準。

西歐中心論大致認定西歐是19世紀成功的典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法治制度，全是西方船堅炮利、經濟蓬勃的原因。中國19世紀的落後，被認定為當時沒有工業革命，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巿場機制，沒有法治制度。因此順理成章的問題就會是梁柏力提出的討論焦點：為甚麼工業革命不在中國發生？為甚麼中國從來都只有人治而沒有法治？

梁柏力嘗試為這些問題找答案。梁明顯不是西歐中心論的支持者，他的論點是從多方面的材料，帶出中國少為人認識的一面。如書名所云，不少人對明清這兩代的社會實況充滿誤解，一些觀點很一廂情願，在往後中國歷史不是必修科的情況下，下一代的認識恐怕更模糊、更偏頗。《被誤解的中國》其實是 11 篇短篇學術論文，就不同範疇的誤解，找來資料及寫下文章。全書不冗長，減去註釋和參考書目，花一兩個晚上已經可以看完。

梁柏力閱讀和參考了很多不同學者的材料，來支持他的文章，當中有不少是學術界知名人物，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何炳棣、黃仁宇、林毅夫、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黃宗智、梁治平等，可謂集各家之所成。這些知名學者的著作我都有讀過，梁柏力採用他們的材料作討論，合適合理，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在「閉關鎖國」一項，梁找來很多材料來說明，明清年代的民間通商活動均沒有完全被切斷，像明朝時日本人有盜者也有商者，清朝時葡萄牙人也一直在澳門逗留和活動。其實，縱使「閉關鎖國」是官方的聲明立場，一場鴉片戰爭已足以證明「閉關鎖國」在實際上不可能是事實，否則鴉片從何運入中國領土，而引發戰爭？讀書時，心水清一點，多從不同角度思考，已經可以避免不少盲點。

就工業革命不是首先在中國爆發，梁柏力引用了李約瑟的觀點。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一部覆蓋面很寬廣的著作，內裡清楚分析了，中國何以走在西歐之前，有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印刷術等四大發明，卻沒有工業革命的種子。李約瑟的見解，是中國以往的發明，以經驗為主，只要多花時間理解物質，久而久之便會有所發現。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卻是實驗性的實驗室測試，需要假設和勇氣，這與新教徒在16世紀推動宗教改革，脫離羅馬天主教會不無關係。明清時的中國，卻是以一個皇朝為主，鬥爭不多，故此沒有刺激科技發展。這些見解均是以中國的本質來考量，而不是西歐中心論。

　　在人治和法治的問題上，梁提到中國人其實也是尊重法治的民族，不能解決的問題，還是會交到衙門處理。衙門或許沒有現代西方法律中，民法和刑法的分類，但事實上，在近代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縣志紀錄其實反映很多審訊個案，當中清代尤甚。這些都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現象。

　　梁柏力雖然在書中，帶來很多具視野的觀點，但對一些材料，卻缺乏批判性。像一些19世紀的研究數據，由於缺乏可靠的原始資料，不具備高可信性和說服力。例如梁借用Evelyn Rawski的材料，說18-19世紀期間，中國的男性識字率達30-45%，就有明顯的商榷之處。又例如彭慕蘭說到中國缺乏煤礦支援工業革命，這都不像是事實。彭慕蘭的著作《大分流》，其實有不少具爭議的地方，如他認為1800年的時候，英國與江南地區的分別不大，但清皇朝不只擁有江南地區，以全國的平均數據來作比較，彭慕蘭的觀點站不住腳。彭慕蘭又以康熙喜歡數學，而認為中國人熱衷科學研究，這明顯也是不合理的推論。梁柏力借用彭慕蘭的材料，也有責任指出彭慕蘭研究不足之處，這才能把更寬闊的視野和層次帶給讀者。

　　不過，對於厭倦古板歷史書的朋友，梁柏力的《被誤解的中國》，還是會令你帶來一定新體驗。

梁啟超與《王安石傳》

　　梁啟超和王安石，兩個鬱鬱不得志的名字。

　　梁啟超（公元1873-1929）和王安石（公元1021-1086），兩者皆與改革結下解不開的關連。梁啟超一生奉獻在改革，戊戌政變失敗後，他曾先後鼓吹共和政體和君主立憲。立憲失敗後，他支持袁世凱的共和，組織政黨，參與政事。袁後來稱帝，他毫不猶豫地反袁。及後在反溥儀復辟、護國戰爭、五四運動，梁啟超仍不斷在民間發出聲音。雖然在政治成績上，一事無成，梁啟超在紛亂的年代，不斷鑽研學問，比較中西文化，提出以國家為重的建議，這份知識份子的心跡，在今天功利的煙塵下，還是很值得欣賞。

　　王安石比梁啟超幸運，因為背後有一位無條件支持他的宋神宗，令他的改革變法得以出現在北宋的政治舞台。可惜王安石的變法敵不過朝廷的派系爭鬥，宋神宗駕崩後，大部份變法內容被政敵司馬光廢掉，北宋政局打回原狀，其後更有徽欽二宗被俘的恥事。王安石更背負一身罵名，屈瑟於歷史被人誤解的一小角。

　　很多人記起王安石，是他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筆鋒利。中學時期的課文《材論》，那句「錐之在囊，馬之在廄」，還深深在腦中。但他跟司馬光之間因變法而引起的路線鬥爭，由於不獲南宋朱熹的認同，令他漸漸演變成為政敵後人與及朱熹門徒們的戰靶，甚至徽欽二宗的被俘，也是王安石變法引起的禍。朱熹的理學，一直深深影響明清兩代的文人，兩朝士人對王安石的政治評價，自然也不會正面。王安石這口寃屈，一吞就是八百多年。

　　梁啟超當年為王安石平反，長文論著寫下《王安石傳》，清室還未倒台。梁寫作的動機，一來出於知識份子的骨氣，接謙謙儒者蔡上翔的棒，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之上，加上更直率的文字，替王安石爭回合理的歷史評價。二來也是一種「借古喻今」，暗嘆清室對列強侵襲，置於不理，只著意自身集團的利益，無視改革變法（君主立憲）的迫切性。但權貴載灃之流，對書生所噴之口水，自然不會重視。《王安石傳》最終只能成為一本流傳於世的歷史評傳，沒有帶來梁啟超所構想的政治價值。

　　但好書不會被遺忘。解璽璋把梁啟超的《王安石傳》，譯寫為白話文，並加上若干評註，放回書店的書架上，讓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再有機會閱讀梁啟超甚具啟發性的文字。同時，也令人重新認識或更深入理解，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和處世之道，與及變法改革的重要性。繼梁啟超之後， 解璽璋一百年後再來一次借古喻今，而且更是雙重程度的借古喻今：宋和清都倒在不願變革之下。

　　《王安石傳》其實不單是一部替王安石翻案的著作，也是一部指導讀者怎樣去讀歷史的著作。梁啟超秉承《四庫全書提要》的論調，對《宋史》這部信史有很多批評，認為治史者沒有以持平的態度來對待史料，過於表彰古版迂腐的道德為宗旨，把不少似是而非、真實性成疑的材料也放在傳記內，愧對歷史人物。梁啟超在全書，提出了的考異共19 處，借不同種類的原始資料，指出《宋史》在材料的使用和篩選上，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偏坦，根本難以自圓其說。

　　像王安石被史書載下罷相一事，其實是王安石十分清楚進退的時刻，自行多次上書引退，令神宗不用被朝廷內黨爭之事所煩擾，是辭官，不是被罷官。史書又述神宗其後甚為厭惡王安石的態度，其實是神宗堅持執行王安石的變法到駕崩的一刻，對王安石離開京師後的隱居生活，也有照顧，世上有那個皇帝會這樣對待他厭惡之人？而曾跟王安石有意見相左的蘇軾，及後在自己的文章已明言認同王安石的見解，並跟罷官後的王安石有過從，但仍有後人以蘇軾之名偽書批評王安石，這些都為梁啟超所不齒。時至今日，到海南島海口時，還聽到流傳於當地蘇軾被王安石謫官的故事，可見傳說的威力，不會因時間的過去而減滅。查實蘇軾被貶官至海南島時，王安石已歸隱多年並辭世，又怎可能謫了蘇軾的官，真正謫了蘇軾官者是章惇。這等誣陷，到知識廣泛傳播的今天，還未停止，是非常可悲的現象。

　　其實，梁啟超這種反覆思考歷史書可信性的態度，正是今天不少讀歷史的人，所缺乏的學養。歷史的編寫，是讓你去相信一些被設定的「史實」，只讀而不思考，稱不上是知識份子。孟子所言的「盡信書不如無書」，正是這個道理。王安石的變法在《宋史》被人刻意看扁，但若從今天的經濟學來衡量變法的意義，更可以肯定王安石的經濟學眼光，是何等的遠大，更勝不少現代西方的經濟專家。王安石認為朝廷應該採用恰當方式，爭取收入，解決財赤，同時提升和釋放民間的生產力，創造更多財富。政敵司馬光的見解，則是天下的財富和資源是有限的，朝庭出手參與市場運作，是歛財，等同與民爭利，不可為。孰對孰錯，今天應不難分辨。其實，司馬光也不是全錯的，只是與民爭利中的「民」，應解作地主富商，不是低下的農民。

　　當年王安石建議的青苗法與及市易法，皆是由朝廷出手幫助受富商欺凌的農民，是充滿社會主義味道的手段。青苗法表面是朝廷借款予農民賺息聚財，實際上是大幅降低了農民需向富商支付的利息，幫助民生；市易法的做法是朝廷干預商品市場活動，平衡物價，但實際上是阻止商人囤積居奇，從而保障農民利益。王安石這些改革變法皆是以民出發，只是同時也影響了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其他為官者和富商）的利益，被人痛罵，正常不過。但保守派罵人罵到人身攻擊，罵到誣陷王安石兒子王雱也是卑鄙小人，就過了火位，有失君子之風度。讀梁啟超的文筆，逐點反駁當年呂誨參王安石的十大罪項，更可以聯想到宋神宗每天看著這等無聊的奏折，是何等慘事。

　　除經濟外，王安石的軍事安排、兵制、教育等，其實都有內容和措施，不是空談。像教育，王安石提倡朝廷應辦學校來培訓人才，不單純依賴士紳自學應試當官，這些在今天來看，不過爾爾，但王安石在幾百年前已能構思出來，絕不簡單。這等政治家，更不跟政敵爭風頭，鋪下人事大局後，自行辭官而去，不計較宰相的名份，是何等高尚的胸襟，更顯得那群事無大小，例必為政見不同而吵鬧一番的朝廷對手，無地自容。

　　《王安石傳》內讓人感受到，口舌之爭的政爭，沒有為民帶來生活提升的可能。一位政治家真正要幹的，是落實需要改革變法的內容。梁啟超的文字，除帶出王安石燦爛和跌宕的遭遇外，還相當有深度地，評價宋神宗、司馬光、歐陽修、蘇軾、蔡京等人，替《宋史》解毒。今天的當政者和政客，若能有緣讀上，是民眾之福也。

見證百年轉變的《巨流河》

　　不是大江，不是大海，只是一條寂靜無聲、把百年轉變看在眼裡的巨流河。

　　年逾八十定居台灣的學者齊邦媛女士，以家鄉巨流河為背景，寫了這部記憶文學作品《巨流河》。這部著作已出版了一段時間，甚至比題材相似的龍應台著作《大江大海1949》還要早，在書局內也曾吸引過我的注視，可惜我對《巨流河》台灣版產生了主觀的錯覺。書內文字排列稀疏，書本紙張似乎是過厚了，有一種製造重量來證明份量的感覺。今年初，看見簡體字版發行，書的身型纖細了，價錢也變得相宜，沒有更多的考慮，便成了書架上的收藏。

　　看畢全書，不得不承認，當初的感覺錯得很厲害，齊女士這部《巨流河》是一部充滿內涵、有感染力、不靠煽情、不談政治得失的民間文學著作，讓讀者深深感受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為中國人民所等來的傷痛。留意到一些龍應台的支持者，說《大江大海1949》是一部跟《史記》相似，揉合史實和文學的匠心作品。但若拿《大江大海1949》跟《巨流河》的文學格調相比較的話，龍應台支持者的說話，看來沒有站得住腳的地方，匠心作品不會大量存在，《大江大海1949》跟《巨流河》差得遠遠矣。

　　齊女士的父親齊世英是東北軍閥張作霖的部下，1925年齊世英跟隨郭松齡兵諫張作霖，卻敗於巨流河一場戰役， 郭松齡夫婦被處決，齊世英被迫流亡。《巨流河》書名的由來，是那場失敗的兵諫，齊家滿口子的變化，也是由巨流河開始。齊世英輾轉加入了國民黨，成為骨幹黨員，抗日時期在北方當地下工作，內戰後在1949年11月才從重慶，坐最後一班飛機到台灣。1954年，被蔣介石因加電費問題開除出黨。1960年與雷震等，試圖組織中國民主黨不成功，雷震入獄，齊世英僥倖脫險，及後再也沒在政治舞台有甚麼動作。

　　齊女士就是在這個家庭背景下長大的一名中國女性，也是一個自少體弱多病，僥倖逃過南京大屠殺，多次跟死亡距離不遠的羸弱女子。論背景，跟章詒和有點兒相似，兩者的父親都是為政治所害。章詒和寫《最後的貴族》，明顯用意是替父親章伯鈞開脫，也許章伯鈞是僅餘幾位沒有被平反的「右派」人士之一。但齊邦媛的筆觸，卻純是從文學出發，不談政治，沒有標榜歷史，也不以回憶錄作賣點，純粹抒發一名亂世兒女、烽火飛花下的民間情懷。政治事件和變化，像聞一多被槍殺、國民黨以非東北人熊式輝掌管東三省導致丟失，有提及但沒有深入評論，讓讀者從平實的文字中感受箇中氣息，滲滿一份很別緻的文藝味道。沒有以父親遭遇來作書本賣點的齊邦媛，平實的文筆，勾劃出一個個沉實的中國人，從大陸遷移台灣的經過，很是滄桑而且也非常值得欣賞。

　　老實說，因著父親的背景，在抗日時期，不致在淪陷區捱生活，還能在重慶唸書，考上大學，齊邦媛的經歷，實在是非常不錯，但從中仍可以看到知識份子在戰時，繼續拚命學習，力圖以知識救國的艱辛。九十年代，自己多次到重慶出差，上清寺、沙坪壩、嘉陵江，是經常到的地方。讀到齊邦媛筆下描寫抗戰時期的重慶，實在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齊邦媛在書中側面描述的純真初戀，也很觸動人心。十四歲時的離別，沒有擁抱，沒有拖手，靠著書信往來，試圖移居危險的昆明戰區，抗戰勝利前的殉職，六十多年後到南京石碑前弔祭，都教人感受到，張大飛這三字，是齊邦媛心中的一道重量。是不是愛，算不算愛，積壓著六十多年的情懷，讀者還是有緣地從文字中獲得分享。

　　而抗戰勝利後移居台灣，相夫教子之餘，也投身台灣的教育事業，由中學老師到大學系主任，努力建設台灣文學，點點滴滴，充份展示一份文人的氣質。特別是齊邦媛描寫在台中的十多年純樸生活，很小康，很完美，也是戰火連年、大江大海下的一種難得安逸，讓人感受到平凡就是福。對比相同時期，大陸經歷文革，齊邦媛的恩師朱光潛被送往牛棚學習，處境倒是十分淒涼。幾十年後校友的重逢和死別，見證了中國民間斷裂的哀傷，教人沉痛。這份民間情懷，遠比弔詭的政治博弈和政治評語，來得更具感染力。

　　齊邦媛以台南啞口海來對應巨流河，替自己的一生作一個總結，甚有蘇東坡被謫到海南島天涯海角的味道，也是一種很富文藝味道的演繹。

　　「我到大連去是要由故鄉的海岸，看流往台灣的大海。連續兩天，我一個人去海邊公園的石階上坐著，望著渤海流入黃海，再流進東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兩千多公里航行到台灣。繞過全島到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下面數里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

　　是似輕還重的文字，一段知識份子的聲音，也是幾十年文學修養的果實。喜歡文藝味道的讀者，這部《巨流河》，實在不應錯過，也一定不會令你失望，在此順祝齊女士無憂地享受她在台灣的人生。

不論從簡體字或繁體字的版本，讀者還是可以從《巨流河》進入齊邦媛的文字世界，感受她平實細膩的文學味道。

《這個天國不太平》：政治就是這樣爛

　　陳可辛導演的《投名狀》，其中一幕，講述由李連杰飾演的龐青雲，沒有遵守承諾，把一眾投降的太平軍，活生生以箭射殺，造成駭人的場景，讓人感受到政治的殘酷。

　　然而在真實的歷史中，太平天國鬥爭的慘烈，比《投名狀》的畫面所帶來的震撼，還要超出很遠。所說的鬥爭，不是太平軍跟清軍的廝殺。1856年，「天京事變」一役，東王楊秀清及家人被殺、翼王石達開的家人被殺、北王韋昌輝被誅，都是血淋淋的窩裡鬥。的而且確，這個天國不太平。

　　陶短房正以此話為題，寫了一部《這個天國不太平》的公眾歷史書。太平天國的學術書籍，以大陸學者羅爾綱著作的《太平天國史》為材料最豐富的一部。陶短房跟隨羅爾綱多年，對太平天國的史料有很深入的理解，現在以淺白直接的文筆寫了這部太平天國「入門版」，內容有很大的閱讀性，超越一般教科書或電視劇所講述的情景。以「天京事變」為例，維基百科的敘述如下：

　　『太平天國前期，軍政大事由軍師負責，洪秀全退居幕後少理朝政，大權落在東王楊秀清手上。

　　1856年太平軍攻破清軍向榮的江南大營，解天京三年之圍後，東王楊秀清見當時太平天國形勢大好，便另有圖謀，假裝「天父下凡」迫天王將自己由「九千歲」封為「萬歲」。北王韋昌輝在這時請求天王誅殺東王，天王不肯。後來，陳承瑢向天王告密，謂東王有弒君篡位之企圖，天王密詔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綱鏟除東王。

　　一直與楊秀清有矛盾的韋昌輝在9月1日到天京，與秦日綱在夜間入城，2日凌晨偷襲東王府，楊秀清及其家人被殺，東王幕府部屬、他們的家人及其他軍民共2萬多人亦被殺，史稱「天京事變」。翼王石達開抵天京後，責備韋昌輝濫殺，二人不歡而散，石達開當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後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韋昌輝盡殺翼王府中家屬。

　　石達開在安徽舉兵靖難，上書天王，請殺北王以平民憤，天王見全體軍民都支持石達開，遂下詔誅韋。』(來源：維基百科)

　　但歷史的事實似乎不應這樣詮釋。陶短房根據《太平天日》的原始資料，說出了楊秀清的「造假」是有來由的。 1856 年的「天京事變」不是第一次「造假」，初次「造假」其實是開始於 1848 年。當時洪秀全去了拯救被朝廷囚禁的馮雲山，由楊秀清和蕭朝貴擔當處理拜上帝會的事務，他倆分別以天父和天兄「附體」的方法，吸引信眾。楊秀清是天父，蕭朝貴是天兄耶穌，洪秀全只是耶穌的弟弟，身份最低。這把附體玩意，因著很有中國本地化特色的緣故，引來很大的成功，拜上帝會的凝聚力大幅提升。楊秀清和蕭朝貴跟著借勢把馮雲山也壓下去，成了曹操的化身，挾令洪秀全這位漢獻帝。

　　楊秀清在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前後，已多次借「天父附體」，痛斥洪秀全這位「兒子」，責罰朝廷其他官員家眷，這些都不是在1856年才發生。蕭朝貴和馮雲山及後戰死沙場，更造就了楊秀清的政治優勢。維基百科所說到的「太平天國前期，軍政大事由軍師負責，秀全退居幕後少理朝政，大權落在東王楊秀清手上」，並不恰當，太平天國的大權，從來都在楊秀清等人的手中。「另有圖謀，假裝天父下凡」的說法，也不準確，所謂的假裝，只是一如以往的假裝，而並非特如其來給洪秀全施壓。以為洪秀全以天王身份，掌領太平天國一切朝綱，是過度相信皇帝擁有皇權制度下一切權力的講法，或只是從洪秀全堂弟洪仁玕所著的《太平天國起義記》觀點出發。但這樣，實在說不清楊秀清與洪秀全之間的關係。

　　陶短房也提出了洪秀全本來就是馮雲山的漢獻帝，拜上帝會是馮雲山創造出來，不是洪秀全攪出來的。馮雲山廣收信眾時，和洪秀全其實已分開兩地，技術上洪秀全不知情，也解釋了為何當時是馮雲山因拜上帝會被朝廷囚禁，而不是洪秀全被囚禁。洪秀全由開始已被註定掛上漢獻帝的招牌，楊秀清能取代了馮雲山，是楊秀清把握到機會。到洪秀全對楊秀清忍無可忍，不想再當漢獻帝時，一場血腥的宮廷風暴，便在所難免，這才是「天京事變」的合理演繹。大部份教科書皆說成是眾王內鬥，應該不是事實的全部，真相是洪秀全為了奪回話事權，釀成了「天京事變」的發生。

　　全書內，陶短房以高觸覺的文筆，寫出太平天國的人脈關係和演變，這些當然不是一般教科書所能達到的境地。但這些對歷史的理解角度，才是讀史之人的切入點，不理解洪秀全這個人，不能理解太平天國是甚麼一回事。今天大部份人對太平天國的理解，都抱有以洪秀全為皇權中心的演繹，但實際上，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到更多而且更深入的事情。在過去的一段長時期，太平天國被定性為農民起義、打倒專政腐敗，但功敗垂成的正義行為，無疑這是國共兩黨的政治需要。但其實，太平天國有更廣闊的意義，它是到目前為止，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在中國有宗教味道的政權，當中還有很多不大一樣的宮廷和民間制度，沒有太監，實行天朝田畝制度的土地改革，以女性充當戰事後援的工作，都帶有對舊傳統的衝擊。這些短暫但不成功的改變，也是這些年來，不同歷史學者對太平天國仍然充滿興趣的原因。

　　只是，無論甚麼都好，人性不會改變，政治的罪惡性不會改變。在陶短房的筆下，楊秀清、馮雲山的曹操式謀術，洪秀全受壓下的反擊，韋昌輝的血腥屠殺，是一筆筆政治人物永恆不變的點橫直撇鈎，誰也改變不了的本質。呃神騙鬼、挾天子以令諸侯、臥薪嚐胆式的忍辱負重、不理會道德的殘暴，全都發生在太平天國這群集團首腦身上。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技倆還是吃政治這口飯的人，每天的家常便飯。

　　太平天國已然遠去，但政治這件爛東西，卻還是怎樣也換不掉。

陶短房的《這個天國不太平》，寫出了很多坊間對太平天國的盲點。

陳凱歌創作的《趙氏孤兒》

　　一個二千多年前，沒有真實歷史根據的故事《趙氏孤兒》，由陳凱歌以現代價值觀重新整理下，帶到 21 世紀的電影院裡。

　　《趙氏孤兒》不算是家傳戶曉的故事，所講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晉國一段朝臣間的鬥爭，趙姓一門被誅殺，僥倖逃離一劫的一名趙氏孤兒長大後，找殺父母的仇人報仇。相比另一個春秋時代， 有成語「臥薪嘗胆」作背景的越王勾踐報仇事跡，《趙氏孤兒》的民間普及性和認識，明顯有所不及。而事實上，這件歷史事件當中充滿不少疑點，事件發生時的人物和過程，不同記載有不同說法。

　　在《史記•趙世家》內，該段晉國歷史，載有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等人物的出現，《左傳》則沒有。而《史記》所說的，是屠岸賈因宮廷鬥爭，誅殺了趙氏一族，程嬰及公孫杵臼雖能保護了趙孤，但公孫杵臼被殺，趙孤長大後找屠岸賈報仇成功，程嬰以自殺償還公孫杵臼的情義；《左傳》則記載趙朔的妻子莊姬，跟堂叔趙嬰通姦被揭發， 趙嬰被族人放逐，客死他鄉。莊姬及後為了報仇，聯同趙氏族人的政敵，誣告趙氏一族謀上作亂，因而引起一場對趙氏族人的誅殺。兩個南轅北轍的版本，經歷兩千多年，孰對孰錯，還是沒有確實定論。但普遍讀史之人相信《左傳》的版本較可信，因為從其他文獻，也找不到有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等人物的證據。

　　而《趙氏孤兒》劇名由來，是來自元代一齣由紀君祥所撰的戲曲。紀氏因著宋代趙氏皇朝被蒙古人所滅之痛，以《史記》的故事為版本，再加添了煽情的情節，把原來司馬遷在《史記》內，所說到程嬰和公孫杵臼以他人之子，來當作趙孤騙屠岸賈，改為程嬰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了大夫公孫杵臼，並向屠岸賈告密，佯稱該嬰孩便是趙孤，程嬰犧牲了自己的兒子，保存了趙孤。撇開考慮這種做法是否算是愚忠，以自己兒子代主子香燈消災解難的老儒學精神，無疑大大加強了戲劇的感染力。18世紀時，法國大文豪伏爾泰，從元曲《趙氏孤兒》的翻譯本得悉故事，他將所有人物換掉，改篇為另一著名故事《中國孤兒》。從情節的戲劇性而言，《史記》的版本確是較吸引，也使人漸漸遺忘了那段才是真實的歷史。

　　到 21 世紀，民間談論《趙氏孤兒》，其實不算多。李敖曾在他的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內，引用了公孫杵臼願意以先死來捨生取義，來解釋譚嗣同在戊戌政變後，從容就義的氣概。但這也只算是舊時代的解釋，沒有當今價值觀的味道。以今天的角度來看，《史記》版本內的程嬰和公孫杵臼憑甚麼，可以用他人另一條人命，去保存趙孤的性命？那條被犧牲的性命，同樣有生存的權利，屠岸賈是凶殘，但程嬰和公孫杵臼的頂包行為，同樣是一項謀殺，不值得推祟。而紀君祥版本的《趙氏孤兒》，在今天更是匪夷所思，以自己骨肉來成全一個在政治舞台倒下了的權貴，是一種近乎紅衛兵對政治的盲目。

　　正由於《史記》版本內的故事，充滿種種非人性的本質，今天再演繹《趙氏孤兒》，要是仍以舊觀點出發，實在很難令觀眾有認同感。況且，《史記》內的版本，也不大視為正史，現代人像紀君祥、伏爾泰再為故事作出整理和修改，來表達自己的情懷，並不為過。早在陳凱歌拍成電影前，已有經過改篇的舞台劇，在北京演出，情節的焦點早已改變為趙孤復仇的意義和價值。趙孤生存在世，是否就是只為父親趙朔和母親莊姬報仇？這才是現今有意義的問題。在現代普世追求自由思想的前提下，不應再存有甚麼既定的人生報仇目標，報仇不報仇，不是由他人決定，而是應該由當時人自己決定。陳凱歌的電影版也朝著這個方向來建構，嘗試讓觀眾在故事裡找答案，也是一種對昔日價值觀念的反思。

　　陳凱歌這齣現代版，算是以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為藍本，但當中改動了很多，程嬰代替了公孫杵臼成為大夫，程嬰的孩子不是自願獻出，頂包只是陰差陽錯，程嬰還讓趙孤認了屠岸賈作乾爹。陳凱歌刻意把故事中的仇，淡化了，莊姬要求程嬰讓趙孤做一個平民百姓，程嬰堅持醫德而沒有下毒殺害屠岸賈，趙孤不理會程嬰陳述有關自己的身世，屠岸賈也沒有再向趙孤下毒手以絕後患，這些劇情皆不大可能發生在春秋時代的天空下。

　　陳凱歌對程嬰的塑造，跳出了司馬遷和紀君祥的框架。程嬰不再由於忠烈，把生命還給願意早死的公孫杵臼。相反，程嬰對仇有另一種看法，他甚至放棄為妻子報仇的最直接機會，只追求把是非曲直，清楚交代予趙孤。這種性格，是軟弱，還是高尚，我說不清楚，也只能由觀眾去感受。陳凱歌對屠岸賈的塑造，也很奇特，報仇的滅門暴行之後，竟會讖悔式的覺得自己有欠趙孤，是對仇恨的另類昇華境界。把屠岸賈和趙孤以父子關係綁在一起，是演繹無仇不成父子的一記妙著，也加闊了故事的覆蓋面。陳凱歌對趙孤的塑造，更是鼓吹自由選擇的權利，報不報仇，為甚麼要報仇，應該有獨立思考，而不是接受受人擺佈的人生。怎樣面對仇恨，應是每人各自的選擇，沒有有仇必報這類硬道理。

　　陳凱歌這一次嘗試，不能說是經典式的精彩，但確是有一點獨特心思，把21世紀的文明價值，藉這個舊故事反映出來。論成績和感覺，是比上一齣平淡無佳處的《梅蘭芳》優勝，也有更多值得談論和回味的地方。飾演程嬰的葛優，和飾演屠岸賈的王學圻，是全片的亮點。他們的表現，也清楚展示給趙文卓、黃曉明、范冰冰等後輩，甚麼是演出。

　　的確，薑還是越老越辣。

陳凱歌的《趙氏孤兒》，對仇帶來了新的視野。

《辛亥：搖晃的中國》 一部淺白的公眾歷史書

　　在年初時，寫了一篇《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我眼中的孫中山》的文章，身邊不少朋友都感到一定興趣，但對接受內裡的看法，有一定保留。也有問及那是我個人的見解，還是歷史學學者的結論。我想補充，那是來自自己看過好幾本兩岸的歷史書籍後，所作出的結論。從學術角度來看，那只是微不足道，因為文章不是研究原始的歷史材料。而隨著這個百年紀念概念漸漸熱起來，坊間有不少著作和出品，皆是圍繞辛亥革命出發，當中張鳴的《辛亥：搖晃的中國》，值得一眾受孫中山概念主導的朋友，閱讀一下。

　　張鳴老師當年來香港作客席教授時，自己有緣在他的課堂內，聽他講學。張鳴老師的文章，淺白易讀，不跟隨學院規格，是那種試圖把官方以外的歷史材料，以公眾史的演繹手法，寫給平民看的那類文字。張鳴老師的嘗試，不是一條客易走的路線，早他一段時間，大陸的另一位學者茅海建以相似的手法，寫了一本有關咸豐皇帝的書《苦命天子》，在學術界得不到很正面的評價，民間也不多人閱讀。直至近年，風氣才得以逆轉，較多學者也接受張鳴、茅海建、唐德剛這套以淺白方式，寫公眾史的手法，類似的出版著作數量也多起來。當然，這只是大陸和台灣的發展，香港書籍的出版空間，已越形縮小。像張鳴老師這部《辛亥：搖晃的中國》的台灣繁體字版，也已出版，香港的書局，還是未見有簡體字版出售。當然，這書的人民幣價錢只是29.80，30 元也不到，引進香港，當1.2 算，才36 港元，香港租貴，賣30 多元的書，根本無錢賺，因此索性不賣。這也壓縮了香港人看書的視野，但經常到內地出差的朋友，一杯Starbucks 咖啡的價錢，買下有閱讀價值的內地書籍，是完全值得考慮的選擇。

　　張鳴老師在書的封面，短短的寫了一句：「如果有人看了此書，不再像過去那樣，把這場革命符號化，從歷史書的雷池裡爬到了邊上，我就心滿意足了。」這句話，大抵是指現時歷史書所帶出來的辛亥革命，不是正確的面貌。這點，我想補充一下，中共歷史書的基本看法，辛亥革命是一場由「資產階級份子所領導的不成功革命」，1949年那次才算是成功。張鳴老師所指的革命符號化，應該是指這項定義，也是毛澤東在40年代建立《新民主主義》時，為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所定下的框架價值。而在這點上，國民黨和蔣介石封孫中山為國父的手段，跟毛澤東的，是大相逕庭。但在今時今日的台灣，隨著研究三民主義的興趣日漸減少，台獨的綠色力量日益擴大，也掀起不少重新評價孫中山的聲音。儘管張鳴老師所指的「革命符號化」不肯定是否包括國民黨的符號，但就廣義而言，《辛亥：搖晃的中國》的內容實足以消除國共兩黨，為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所烙下的符號印記。

　　張鳴老師在書中，以很寬的闊度，來看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面貌，朝廷與及各地的士紳、革命黨、民間生活，都有深入的討論。整本書談論到孫中山的部份，前後不足數頁，集中的材料，全是從孫中山以外的人物出發，與及帶出不同省市地區的狀況和演變，立體地反映中國當時朝廷的混亂，與及實質上各地的活動。今時今日，我們經常看到的現象，是不少地方政府，不完全聽命中南海。一百年前，兵荒馬亂，消息傳達不快速，誤差度亦大，有組織的各地革命黨行動，幾乎是沒有可能出現。實際情況，如書中所說，各地的革命黨，只是獨自零星活動，無聯繫可言。而革命形式，又以暗殺較為普遍，大規模的武裝活動，其實並沒有登場，這點也是普遍人的誤解。而不少的所謂革命活動，也只是混水摸魚式，發一筆橫財的行動而已，而不是有真正的使命感和系統性。這些從民間的觀察，實在很有啟示，也讓人理解整場革命的框架究竟在那個位置。

　　書裡亦有說到，武昌的革命黨得以堅持下去，實在是因為袁世凱把北洋軍連勝多仗的馮國璋調走，換上看懂袁世凱心意的段祺瑞，採用了打打停停的策略所致。放了水給武昌革命黨的，其實是袁世凱，要是他刻意讓馮國璋把武昌革命黨徹底消除，逼清室遜位的借刀殺人之計謀，便使不著，孫中山也沒有宣誓當臨時大總統的機會。這些是不少人疏忽了的事實，而繼續相信「符號化」的說法。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一人推翻清皇朝的革命，而是整個朝廷和社會，多方面醞釀出來，覆蓋性甚廣的社會革命，這個觀點才是較接近歷史原貌的看法。

　　《辛亥：搖晃的中國》實在是一部令人對辛亥革命，有更深入看法的書，香港還未發售，是一個可惜。等待台灣版，或到大陸買簡體字版，是大家可以考慮的選擇。

 

張鳴的《辛亥：搖晃的中國》，是一部行文淺白的公眾歷史書。

比載灃也不如的曾蔭權

　　「我們從歷史唯一學到的，是我們從歷史甚麼也學不到。」這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其中一句至理名言。

　　兩百年後咀嚼黑格爾的說話，還是那麼到題。對不少人來說，歷史，只是一門科目，一類考試的題目，而不是在眾人心裡的一面鏡子。古人的錯誤，沒有人深究；古人的善行，也沒有人懂得欣賞和學習。管治者，總是被自己的權力所蒙蔽。然而，權力能遮蓋一時的錯誤，卻掩飾不到永恆的醜陋。

　　曾蔭權出席一項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展覽活動時，被示威者「暴力衝擊」事件，演變成事後的醫院檢查和警方的著手調查。曾蔭權更用上太座的勸告，來作藉口，於我來看，難看得很。男子漢大丈夫，輕微碰撞，也大陣仗地用上醫院資源，製造輿論譴責，拘捕示威者，全是沒有政治家風範的表現，亦完全不明白辛亥革命的意義。

　　辛亥革命推翻的，不單是不民主的皇權制度，亦包括不公義特權階級，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放在今天的香港，其實也有其象徵意義。沒有普選的特首，地產商控制社會的命脈，是不民主，也是不公義。曾蔭權出席辛亥革命紀念活動，卻無視今天的社會聲音，是不合格的表現。出席活動，不應是穿中山裝，趁熱鬧，致一段詞，而是從歷史學習，特權制度和階級，皆有終結的一天。作為領導，曾蔭權應拿出勇氣，貫徹辛亥革命精神，帶領香港進入更民主更公義的境地。可惜曾蔭權只是黑格爾格言下的小人物，他「從歷史甚麼也學不到」。

　　而曾蔭權的氣量，比晚清攝政王載灃，實在還要差。當年載灃被革命黨行刺，尚可忍下那口氣，釋放汪精衛，希望減省一下戾氣。曾蔭權不單無膽量直接接觸示威者，只發生輕微碰撞，又不是有嚴重暴力或生命威脅下，竟選擇堅持追究到底，而不是息事寧人，實在是連載灃也不如，也無助減低社會的怨氣。載灃不是甚麼出色的政治人物，政治生涯在辛亥革命後消失了，但他尚且懂得不應火上加油。曾蔭權連載灃的氣量也學習不到，是「從歷史甚麼也學不到」，另一個例證。

　　而激烈的示威行為，只會因為有人被捕而再增多，怨氣繼而再上升，這也是辛亥革命給我們的啟示。這些道理，曾蔭權能懂嗎？

 

載灃不是甚麼出色的政治人物，還是懂得釋放行刺自己的汪精衛，曾蔭權能明白這些道理嗎？

《大江大海騙了你》：既狂且辣的李敖

　　2009年9月，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了。

　　2011年2月，李敖追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騙了你》，面世了。

　　李敖在書中毫不掩飾，出書的原因，是要拆穿龍應台虛假的面具。

　　要拆穿面具，必須先看清面具。當龍應台的名聲，旋風式帶動一片閱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氣氛，不少名人、學者、政客，皆大力推荐這本講述中國變天、國民黨丟掉一大片土地的作品。沒有勇氣和睿智，是說不出李敖這番狂語。李敖的狂，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比擬。

　　不需李敖出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部份問題，早已在自己之前的一篇書評中寫了下來。當然，自己的能力跟李敖差遠了，寥寥數百字，怎及李敖的詳文論著，也沒有以學術的文筆，評價龍應台的文字。整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欣賞龍的文筆，但卻認為龍的落腳論據不扎實，論點前後矛盾，內容的覆蓋，跟書名有一定的脫節，似是只為銷路造勢。書評的最後部份，我已帶出書中最觸動我心的，是那些黑白照片，這也是對龍的文字，另類的保留。

　　但大師李敖可不是玩小孩堆沙，衝擊龍應台的文字既狠且辣，一點餘地也沒有留下。他批評龍應台沒有足夠的寫歷史能力，不懂分析和處理材料。李敖也認定龍應台只是那類替國民黨辦文宣的寫手，試圖在民間以文字替國民黨說話。毫無疑問，李敖單刀直入把政治的牌子，掛在龍應台的身上，認定《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一部軟性政治推銷作品，是「蔣介石超渡派」。李敖最簡單直接的評語，是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剩下的，是殘山剩水，不是大江大海，龍應台是在欺騙所有讀者。

　　其實，在《大江大海騙了你》中，龍應台也只是一個象徵而已，李敖真正的衝擊對象，是奉承國民黨的媚眼心態，與及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虛偽。李敖以覆蓋面更廣的史料，正面否定龍應台的論據，直接指出龍應台是選擇性擺放材料，而非歷史的真貌。李敖認為龍應台只寫了「現象」，卻寫不出原因，或是不敢寫出原因。李敖對龍應台嚴厲的批評，包括隻字不提蔣介石賣國地同意外蒙獨立、228事件只採納單方面說法、沒有提及長春戰事時蔣介石的守城命令、退下總統職位後蔣介石不是以普通黨員待遇移到台灣、老戰友家破人亡的苦況等等。

　　從讀者的角度來比較兩書，李敖論據的扎實程度，的確比龍應台超出很多。這不是因為之前對龍應台一書，已作出一些評語，而是以卷論卷、以事論事。以前做過一些近代史研究時，也掀過李敖二十多年前所著的《蔣介石研究》，全書材料豐富，見解精警，是有水平的歷史書。（這本作品，坊間不易找，簡體字版可能是較實際的選擇。）龍應台的寫作方法，像章詒和及張戎，把書當成故事書一樣去寫，而且有些歷史事件，的確是有意迴避。看畢李敖這書，會讓你對文章和書本的批判力有所提高。這不是完全肯定李敖在書內的每一個論點，而是李敖的文字，的確是尖銳而又帶啟發性，有學習價值。而在史料補充方面，像宋希濂、杜聿明、彭克立、龔德柏、喬家才等人的事跡，的確讓龍應台，有被全面修理的感覺。

　　李敖的狂、字裡行間的傲、對蔣介石和龍應台主觀的批評，不一定能取得所有人的認同，畢竟一些評語說得很盡，不是主流的寫作方法。而李敖對錢穆、柏楊、余光中、余英時、張玉法等人的批評和責備，更是超出大部份人所理解的面貌。李敖對知識份子的定義，很傳統，局限在那種懂得批判和創造知識、而又不屑屈服於恐怖政權的人士身上；在李敖眼中，錢穆、柏楊、余光中、余英時、張玉法等人對國民黨的依附和不盡言的品格，配不上知識份子這四個字。錢穆貪婪蔣介石不合法的恩惠，無德；柏楊不敢直罵國民黨和蔣介石，把怨氣幅射到所有中國人，無勇；余光中在蔣介石死後還拍其馬屁，無恥；余英時死抱中華民國，無智；張玉法漂白了國民黨的歷史，無道。是不是同意李敖的見解，讀者可自行判斷，多讀不同觀點的書籍，不盡信政權的宣傳，是提升自己的前提。

　　《大江大海騙了你》散發著另類的文字風格、獨特的視野，很有閱讀價值。若讀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話，李敖的觀點更有深入一層的參考價值。

　　的確，政治不是一般人拿得準。相信與被騙，只是毫釐之差而已。

李敖在《大江大海騙了你》，把龍應台修理得很透徹。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否一無是處，留待各位自行判斷。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我眼中的孫中山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日子，海峽兩岸皆已準備不少紀念活動。結束專政的皇權制度，無疑對中華民族有一個重要意義，但民間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和重點，往往投射在孫中山的身上。去年 12 月16日，卡夫卡君在《信報》副刊寫了一篇《論風流講革命　挑戰國父無上權威》的文章，內裡帶出了這位甚具爭議的革命先行者，被人讚揚和批判的兩面。而卡夫卡君在結尾似乎傾向孫氏的正面部份，文中引述音樂劇作家蔡祖輝「看不到孫中山有何負面之處」的觀點，也說到「孫中山當時雖然身不在中國，但人們還推舉他做大總統，而不是爭相奪權，由此就可知，他的胸襟係絕對受到大部分人的認同 」。

　　一篇文章，有甚麼觀點，不是問題，重要是提出理據來支持。副刊雖然不一定擺放嚴肅的文章，但不等於觀點的基礎可以儼如中學教科書一樣，缺乏深度和分析，只按照官方語言表面所顯示的面貌，來當作支持的論點。從多個切入點來看辛亥革命，會得出不同重點的看法。但就每一個看法而言，其實皆不足以支持孫中山擁有無容置疑的正面歷史地位。

　　這是一篇從歷史學角度撰寫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文章，內裡不涉政治取向，不觸及孫氏日子後的政治演變，不觸及中華革命黨，也不觸及三民主義理論。民間看孫氏，或多或少因著不同的政治取態，有不同程度的偏頗，這不應是恰當的看歷史方法。這文章也不是以嚴謹的論文的格式來撰寫，一些注釋也就此免了，文章後面有一些簡略的書目作參考之用。讀者也應該清楚，孫中山這個名字的由來，與孫氏流亡日本時，用上「中山樵」的名字與及家鄉中山地區有關。因通俗和普及緣故，文中將續用「孫中山」這個稱呼，而沒有用回孫氏的原名孫文，或孫逸仙。

長時段因素主導社會演變

　　有一學派的歷史學家，較喜愛研究長時段因素（The Longue Durée），近代的黃仁宇便是這類學者，外國的表表者是Fernand BRAUDEL。長時段因素著重看社會的延續性和演變，而非個別的歷史事件。歷史事件製造了斷裂性，人們看歷史，經常過份執著於歷史人物某些事故，作為對日後事件的前因後果式解釋，導致忽略了社會延續性的演變和格局。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是一本以長時段因素作為基礎的歷史書籍，當中把公元1587年（即明朝萬曆十五年）當時的朝庭面貌和君臣格局，詳盡地描述出來。若果歷史學家以相似的撰寫手法來寫一本《光緒三十年》的話，內裡將會有很豐富的材料，來描寫那刻的朝庭和社會狀況。

　　光緒三十年（即公元 1904 年），滿清已到了倒數的階段。嚴格來說，清皇朝只是一個僅有軀殼的政權。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等戰役的敗陣，割地賠款，是令皇權元氣大傷，但未及肺腑，實際最傷及管治根基的，是獲得慘勝的太平天國一役。平定太平天國的，是曾國藩等地方軍，這顯出八旗兵的無能。清皇朝從此失去軍事話事權，是不用爭議的事實。有些陰謀論的觀點，更認為李鴻章不在甲午戰爭前，以陸路進襲日本兵，是有私心地保存自己的軍事實力。更後期的，不用說便是袁世凱等嫡系軍將們。毛澤東所言的中國式槍桿子出政權，在晚清的數十年，已成了一個底定的格局。

　　技術上把滿清宣佈死刑的，是1900年由義和團引起的八國聯軍事件。慈禧太后的愚昧宣戰，是損失國家尊嚴，但湖廣總督張之洞和李鴻章竟然帶頭跟列強簽下《東南互保條約》，公然不跟隨朝庭路線，基本上是背叛的行為。慈禧不單無力追究，還要起用李鴻章跟洋人和談，可想而知，清室中人已完全到了無力管治的地步。倘若慈禧遷怒於張之洞和李鴻章的「叛國」，相信滿清早已於1900年，分裂倒台。後八國聯軍時期，各方軍將只是伺機，爬上統治寶座，孫中山的口號式叫喊，是動聽的政治宣傳，但在講求軍事實力的紛亂年代，那只是一把不值一提的聲音，擁用軍隊的軍閥才是主導局勢的主角。這一點，從日後袁世凱倒台後，全國進入軍閥混戰可見一斑。

　　而 1904 年間，清室亦大量引入外國模式的法律，當中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會簡明章程》等。而有關商會的條文，其實有相當特別的意義，那是朝庭把不少事務的裁決權，交予地方的商會。這些改變等同表示朝庭接受了，與地方士紳共同管治中國這片土地。到此，清皇朝嚴格上已行使不了管治權，不論軍事、政治、經濟等，已全面被駕空，剩下的只是皇宮內的裝飾和官樣模式的奏摺而已。在光緒三十年那一刻，大家等的，是清室怎樣把權力移交出來，是武力，還是非武力，欠的只是一個形式而已。這一點，慈禧是知道的，她只想那一天不在她在生的一天。滿清的倒台有多重的長時段因素在背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其實並不是構成的主要成份。

　　就研究長時段因素的歷史學者而言，歷史人物的個人力量並不是最重要。在美國的台灣歷史學家唐德剛，便曾以「渺小的脊椎動物 」來評價過毛澤東。的確，歷史事件是充滿偶然性，但歷史演變卻往往跟循著一個軌跡來延續，而不是一個人所能影響和改變。孫中山的「宣誓就職」和宣統皇帝遜位，是歷史事件，但孫中山的名字卻不應蓋過辛亥革命背後潛在的長時段因素，那些背後的社會政治成份比起孫氏的「宣誓就職」來得更具重量，也更能解釋辛亥革命真正發生的源由。

袁世凱才是真正的篡位者

　　人們把武昌起義跟孫中山聯繫起來，多是由於（後人大力寫文章推銷）孫氏曾在晚清的時間，攪了幾場不成功的武裝革命行動，很自然地，武昌的起義事件，也「順理成章」被人計入孫中山的賬簿內，至少電影《十月圍城》也作出這個假設。但研究武昌起義的學者，都認為孫中山跟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文學社」社長蔣翊武根本毫無關連，蔣翊武脅迫黎元洪叛變，亦只是一個偶然而已。世人只談孫中山，而不談蔣翊武，是後人的政治選擇，也顯得世態炎涼。

　　實質上，軍將及仕紳「推舉」孫中山出來做臨時大總統，只是沒有人願意學趙匡胤，背上篡國的罵名，劇集《走向共和》所闡述的過程，應較接近歷史原貌。就這一點，實在很難認同上文提到的卡夫卡君，那道孫中山甚受人推崇的見解。要是孫中山是真的那麼備受推崇及有足夠號召力，他沒必要把總統位子交給袁世凱，甚至在後袁世凱時期，人們也可以再推舉他出來收拾殘局，跟一眾軍閥爭鬥。甚麼受袁世凱所騙，誤信袁氏會信守共和的承諾，是後人所編造的藉口而已，試問有那個政治人物會去到如此謙讓的地步，堯、舜、禹只是文字歷史前的故事，沒有合理的可信性。實際上，孫氏只是中華民國政權下的一個過客，他的角色只是袁世凱篡位的替身。以歷史論歷史，真正迫走宣統的，是有強勁軍事力量的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

　　而以清皇朝的角度而言，一個孫中山實不足以導致皇朝的消失。孫氏無兵無槍無錢，之前的零星流血革命事件，地方軍皆能輕易解決，比起昔日的太平天國搶佔了半壁江山相比，實屬是小兒科的事情。太平天國時期尚且不降，孫中山「宣誓就職」便不戰兼遜位，是講不過去的。再不然，也可像對付宋教仁和廖仲愷一樣，送上子彈，便可萬事大吉。實際的重點是朝庭在軍、政、商三方早已被駕空，地方各省又紛紛獨立，清皇室無軍事力量平亂，而袁世凱亦看準時機動手逼宮，終以宣統遜位收場。若果只以事件表面的次序來閱讀，以為先是孫氏宣誓，後便有清皇朝倒台，層次未免有點太膚淺了。

極端民族主義帶來種族仇恨

　　其實，若以今天的角度來看孫中山昔日的牌子，是不折不扣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和拉登相差不遠。孫氏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針對滿人，籠絡漢人，用的手段是政治暗殺，汪精衛就曾暗殺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擒。孫中山不認同君主立憲是政治改革的其一方案，明顯的原因是滿族人當皇帝。政治是殘酷的、流血的，在那個時候，也許暴力是不可避免。但內裡所宣揚的精神，卻不容漂白修改，也不能單以成敗論英雄，更何況今天的中國，還是有一大批滿族人士居住的地方。《信報》卡夫卡君引述蔡祖輝「看不到孫中山有何負面之處」的觀點，是十分不準確，孫中山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份子。

　　辛亥革命較少人提及的，其實是不少滿族士紳和婦孺，被餓困在各地的城池內，死者不計其數。因材料不完整，正確數字不能統計。倘若孫中山沒有深化這段種族仇恨，辛亥革命下的殉難人士可能會減少。皇權份子被處決，以洩民怨，在法國大革命也有，但僅局限在家族層面，而不是挑撥擴大至整個種族。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有政治價值，卻沒有人文價值。

　　而孫中山的狹隘民族觀，把中華民族僅看成漢族，亦是欠缺多元文化視野。孫氏不關心東三省、新彊、內蒙、西藏，因為那些都不是明朝朱氏的土地。袁世凱比孫中山聰明，在宣誓任正式大總統時找了漢、滿、蒙、回、藏的代表各一，把五族共和的象徵定了下來。要是孫氏繼續主持大局的話，中國能保存現時版圖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

孫的地位來自蔣介石的政治需要

　　袁世凱倒台後的軍閥混戰時期，孫中山其實也沒有甚麼名望和功績。真正為孫中山帶來歷史地位的，是蔣介石。蔣氏在大致平定北方軍閥後，把孫氏從北京帶回南京風光厚葬，旨在為「中華民國」奠定繼承清皇朝的正統地位，「肯定」孫中山的「貢獻」，批判袁世凱等北洋軍閥的驕恣，替自己的政治實力造勢。這些都是蔣介石的政治需要，不然，他便是和其他軍閥沒兩樣。像對待名畫家一樣，政治家從不為在世的人造勢，但死後，一切規則，又會是另一回事了。

　　但蔣氏所建構的孫中山歷史，像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言，只是勝利者的表述，不一定是事實。像「飛奪瀘定橋」、「太原五百完人」等具事實爭議的事件一樣，黃花崗是否有足數和具名的七十二烈士，其實也甚是可疑；無關連的武昌起義，也被大事渲染地，算在孫中山的賬簿內，而忽略蔣翊武的名字；極端民族主義下的滿族非戰爭殉難者，也沒有被提及過；袁世凱迫清室退位的政治壓力，更是隻字不提；這等政治語言上的誤差成就了孫中山的地位，一個不少人相信的歷史地位。然而，對於抽絲剝繭看歷史的人，孫中山的確沒有完成甚麼讓人振奮的政治成就。

寬闊的視野方能看清歷史輪廓

　　以上的觀點，旨在為辛亥革命，提供更寬闊的視野。歷史人物，政治人物，受到不同角度的批評，很是正常。不盡信填鴨式的知識，是提升自己的重要一步。要撥開雲霧，看清歷史輪廓，需有探索求知的思維，反覆思考政治家的話語，而不是滿足於被人家填滿東西。寫歷史的人，總有一定的機心，所言所指，不消化思考，不能從中得回真貌。今天我們經常說政府這樣那樣欺騙市民，官員學習的對象，正是以前的政府和手法，書面上的歷史，只是一些人希望大眾會相信的「事情」，而不一定是真相。

　　孫中山註定是一位有很大爭議的人物，是褒是貶的地位，基本上會取自每個人的政治導向。自己較接納長時段因素的說法，對個別歷史事件（包括辛亥革命）的意義，看得不是很重。沒有孫中山的革命行動和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清皇朝也是會倒台，大家也不必跨大孫中山的能耐和貢獻。葉國華之前評李鴻章時，讚揚李氏在後八國聯軍時期避免了國土的分裂，但這只是對個別人物，在狹隘時段一個短暫而不能跨越時空的評語。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李鴻章過身後的十數年，中國還是避免不了進入軍閥混戰的年代，李鴻章的忍耐，換不來天下太平，與及政權和平過度。這是一條大歷史的延續軌跡，一個人是改變不了。

　　年青的一代，不著重認清歷史，因為歷史不能賺錢。連帶提供教育的教科書，講述辛亥革命前因後果的「孫中山紀念館」，也只是帶出表面的理解，而不是深入的探究。對從事政治的人而言，民眾不聰明、不透徹，是有利的事情，至少不易看懂政治人物的心術。真正看透辛亥革命整件事情，你會發覺政治是何等的愚民，何等的充滿罪惡。


參考書目：

1.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1994年。
2.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
4. 唐德剛：《袁氏當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2年。

香港的孫中山紀念館只是史蹟徑內的一個景點而已，內裡的史料不能讓人看清歷史真貌。

再看《笑傲江湖》

　　不同的歲月，讀金庸的小說，會獲得不一樣的感受。

　　一些以前沒有的看法，會隨著自己加深了的人生閱歷，而產生出來。

　　《笑傲江湖》是金庸較晚期的長篇作品，較它還要後創作的，只有《鹿鼎記》。以建構小說、編排枝葉而言， 《笑傲江湖》雖然未達到《天龍八部》那種近乎完美無縫的格局，仍不失是一部十分成熟的作品。然而，《笑傲江湖》那份超越時代的特質，卻不是其他作品所能展現。

　　金庸小說通常把歷史人物融入故事內，耶律洪基、完顏阿骨打、宋哲宗趟煦、鐵木真、忽必烈、朱元璋、常遇春、李自成、皇太極、多爾袞、康熙、乾隆、福康安等，皆曾出現。《笑倣江湖》是金庸唯一一部長篇作品，沒有時代背景、也沒有歷史人物。整個故事，如金庸後記所說，可以發生在任何年代，甚至是現代。稱霸武林，統一江湖，永遠是權力爭逐者的心態，金庸說得很對。

　　《笑傲江湖》不單是超越時代，而是抱擁著現代。不受俗世規條所束縛的令狐沖，是金庸筆下另類的主角。他不是聖人，不是蓋世豪俠，終日受內傷所累而軟弱無力。跟陳家洛、喬峰、郭靖等正氣凜然的大俠，不一樣。雖未至石中玉或韋小寶的下流，卻有豪飲、說粗語、嗜賭的俗世人性格。令狐沖不是屬於小說，而是活在現今我們身邊的普通人。金庸後期的作品，已經充滿現代的氣息，這種變化，到《鹿鼎記》更甚，金庸索性用上有小流氓性格的韋小寶作主角。的確， 從70 年代開始，香港充滿不少靠走精面幹活的小婁籮。令狐沖算是一個正常一點的人物。

　　名門正派身份的令狐沖，終日被正邪之區分所惱，但實際上，人生的正邪線從沒有正確的位置。建制派與民主派，也是不能以一刀切來區別。標籤、歸類，是膚淺的門戶之見，真正的心境與胸襟沒有界線。

　　真正的武功，也是沒有招數。風清揚的獨孤九劍，是無招的招。隨心而發，按時而定，方是最上乘的功夫。現代的學問，太講分類，太重招數，很難做到風清揚的造詣。笨拙的人生，是那種只終日追求〈劈邪劍法〉或〈葵花寶典〉等蓋世無敵的武功，而自廢一生的享樂與親情。得到一切成功的東方不敗，只不過是半人不妖、無親無朋的孤獨人士，金庸那裡是在寫武俠小說，他說的是現代人的悲哀。

　　寫在文革時期左右的《笑傲江湖》，也使人聯想起一幕幕非理性的崇拜。黑木崖上的教眾，奉承的見禮，像那個時期一句句盲目而瘋狂的文字，諷刺非常。東方不敗、任我行、左冷禪、岳不群對權力慾的持續追逐、迷思，往往把一切怪誕和荒謬合理化，麻木地滿足自己。武林中人和政壇中人，只是一而二，二而一。

　　岳靈姍是初戀的印記，令孤沖苦苦不能自拔，也是人生的必然，能真正放得下之時，是真正成長的時候。古往今來，那段過程，像令狐沖走的那條一樣，都是一條漫長而崎嶇的道路，欲速則不達。

　　在《笑傲江湖》，可以找到的，是活生生的現今，和一串串的無奈。

當故事寫的書

　　章詒和最近出席香港書展的活動時，回應一篇關於汪精衛文章的爭議，說到「我是當故事寫的，不是史料。」(見《明報》2010年7月 26 日)

　　我相信這是一句誠實的回應。從第一次看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的時候，我已經知悉章氏是把書本當成故事來寫，不是以歷史材料的角度來切入。那本貌似半回憶錄的作品，沒有很強的說服力。反右發生的時期，章只有 15 歲，很難相信章有清楚準確的記憶，把當時的事和情記存下來。故此，不少內容有很大的可能是事後從不同的材料搜集出來作敍述，而不是章的第一手回憶。

　　其實，怎樣寫不是問題。寫歷史小說的，也是在建構非史實的故事。重要的是讀者沒有不正確的理解。沒有人會把二月河、熊召政的小說當正史閱讀，大家都知道那是小說。然而，含糊其辭，不明言書本的性質，會令人產生誤解。不少人把《最後的貴族》當作有歷史參考價值的回憶錄來看待，在聽過章氏在表明是在「寫故事」，一些在盲區走路的人，應該重新尋找讀書的導向。

　　或許，章是在回應有關汪精衛的文章，而不是《最後的貴族》，強為混為一談，有些插贓之嫌。只是文人寫書，風格是逃不了。章的書本其實一直都是從這道「寫故事」梯階出發，只是讀的人不一定掌握得準確。但這不等於認定章的作品是沒有閱讀的價值，只是這些基本的切入基礎，讀者不應攪錯。像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些書的缺憾應該被清楚理解和掌握。章氏和龍氏的文筆皆是細膩感人，令人感動。但無疑那是文學作家的作業手法，歷史味道不高。

　　而比起這兩位女作家，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故事味更濃厚。張戎是文學家，寫作手法不是正規的歷史學家。儘管她搜集了不少有關歷史材料，但書中藉臆測的部份，佔份很多，當中的皖南事變一事，至今仍為懸案一宗，張戎的推斷並沒有為事件帶來新的史料佐証。以故事的基礎來讀張戎有關毛的作品，是會有不錯的收穫，但若當之為歷史書冊，恐怕有點是錯誤的付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