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字步入一個《看不見的江湖》

　　步入一個看不見的江湖，從野夫這部散文作品開始。

　　野夫，一個平淡的名字，也是一個隱世的浪人作家。曾在公安局任職的他，1989年支持學生，公開宣佈離開警界。及後他因「洩露國家機密」被判刑，在獄中感受來自五湖四海的情義。1995年獲減刑出獄後，更遍遊各省各地，吟詩寫文，廣結不同背景的朋友。這批名不顯赫、不群不黨、低調卑微的人士，在浩瀚的十三億人口中，儼如遺民一樣，沒有人對他們的生活細節感到興趣。但野夫沒有忘卻他們的經歷。《看不見的江湖》內，是一個個沒有色彩但豐滿真實的故事，野夫以粗獷直率、強而有力的文筆，勾劃出中國民間不能磨滅的人文特質，對中共政權留下不容擦掉的控訴。不是政治的政治，不是悲哀的悲哀，不是抗爭的抗爭，遍佈在看不見的江湖之內。

　　我對野夫這部作品感到意外的地方，是他沒有因為中共政權跟他有夙怨，而採用煽情的文筆，作出情緒式謾罵。用字落墨，不卑不亢，以文人獨立的精神寫作，展示出知識份子應有的傲骨。野夫筆下的平凡人，包括失明老人、鄉間老師、廚子、暴發戶、殺人犯、被迫投效緬共的小伙子、坐了廿年冤獄的知識份子、避世的老和尚，他們擁有不朽的精神，在各自的空間角落，過著讓人尊敬的生活，默默延續一個源遠流長的民族。月前，一位香港作家以嘲笑的口吻挖苦只懂簡體字，而不懂英語的中國人，認為他們是不幸的族群。我相信野夫筆下的江湖人，大都是這類背景，但我不認同人的尊嚴，是以學懂甚麼語言來界定。人性的善，寄存於心中的理。這份理，可以如山洪般猛烈，帶來讓人震撼的衝擊；也可以如蜿蜒的河水，川流不息。一個民族，需要凝聚一股不能磨滅的獨特個性，才有希望。很多人喜歡放大烈士的價值，鞭撻中國人的奴性本質，但這無疑忽略長期鬥爭的意義，以及民間義理的存在。一個民族不能只有烈士，但需要烈士的喚醒，和不斷自我調節的反省。殺人的衝動、忘我的奢逸，是社會的一部份，也是人性一角的反映，可是野夫的文字，也滲透中國民間的不屈、堅毅、沉實、純厚、勤勞，構成一個既闊又深的江湖。不懂英語的生命，也可以色彩繽紛；沒有紅酒的人生，一樣是味道盎然。日本長達八年的戰爭侵略，也沒有戰勝這個看不見的江湖。

　　當然，我對野夫的文字不能在大陸出版，感到無奈，也對野夫仍然敢於繼續寫作，並把作品交到台灣發行，感到慶幸。爽快淋漓的文筆，是文字江湖上另類抗爭。野夫自嘲不敢造反，但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他的氣節，令人敬佩，也比那些棄甲曳兵、寫悔過書逃難的政客，更磊落光明。一直生活在專制國度的野夫，選擇以艱難的方式，用文字為時代和歷史見證，配得上智、仁、勇三字。我相信有質素的文勇比魯莽的勇武，能為民族帶來更持久、更具實效的改變。野夫在書中說著，個人永遠不足以對抗歷史，只有菩薩才能普渡眾生。想扮演救世主的人越多，這個世界的災難就越重。有些道理，看似很遠，其實很近。一個看不見的江湖內，已存放著我們生活最重要的價值觀，它可以活得比任何政權更長更灑脫。

　　七月書展臨近，看看大家是否有緣走進這個《看不見的江湖》。

仍在努力的村上春樹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最新的一部作品，名字很長，題為《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下稱《多崎作》）。

　　小說的名字雖然很長，卻不是一部長篇作品。中文翻譯版，只不過是三百多頁，集中精神閱讀的話，一整天應該可以看畢。慢慢享受箇中文字的魅力，也不過需要三數天的時間，對喜歡找些有趣東西來閱讀的忙碌城市人，是不錯的選擇。近年，村上屢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得獎者，幾番落空後，花了3年時間，才寫下這部短篇作品，令人有點意外。在出版界，村上已被視為一個能賣錢的icon，3年才寫一本書，實在是惜寫；在文學界，也許由於他的書賣得好，不大合符諾貝爾文學獎傾向的儉樸泥土味，所以還未出現錦上添花的一刻。而這部《多崎作》在題材、篇幅及落墨上，看來並不進取，不著意構思一部能多賣錢的長篇小說，也沒有刻意走上諾貝爾路線來討好評審。當注視和壓力持續增加，村上小休後，在積極邁向國際的巡禮之年，選擇駕輕就熟的短篇小品，甚有輕裝重新出發的味兒。

　　其實，好的小說是不計較長短。村上的長篇小說，隱喻及謎題不少，需要花時間思考及消化。短篇小品的故事性反而較強，易有一氣呵成的感覺。像他所寫的《國境之南 太陽之西》，縱使故事枝葉不多，但主線清晰，把城市人生活豐富但內心孤獨的反差，世俗的懦弱追求完全真愛的無奈，描寫得簡潔精彩，也觸動了很多讀者不易自我察覺的心靈。

　　《多崎作》有這道框架，故事減少了村上慣用的超現實情景，反以濃厚的社會氣息來講故事。主人公多崎作如舊是一位城市的平凡人，職業是設計車站的工程師。有父蔭，卻對家族的生意毫不感到興趣。在大學的年代，一群很稔熟而名字又充滿色彩的朋友，赤松、青海、黑埜、白根、灰田，忽然完全脫離了他的生活圈，令多崎過了一段崩潰的日子。多崎從不明白究竟，也沒有去探究究竟。在往後的日子，多崎對友情和感情沒有再認真付出，也沒有摰友。直至十多年後，一名充滿魅力的女子木元沙羅，吸引了多崎的心，也著多崎解開多年來鎖在背後看不見的鎖。走入事件圈的中心，尋訪遠方的故友，多崎開展了他的巡禮之年。

　　單從故事情節來看這部《多崎作》，是有點推理小說的味道，讓讀者一點一點翻開多崎昔日被封鎖的日記簿。以這種結構方式寫小說，無疑令村上跟諾貝爾獎越走越遠。但實際上，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不一定是讀者的愛好。村上選擇繼續做村上，寫自己風格的小說，是最恰當的做法。廿多年前的舊作《舞！舞！舞！》，其實也是這條訪故友尋答案的軌道。認識村上的朋友，大多明白村上的故事從來只是一個框架，理解人物所代表的意義，才是閱讀村上小說的趣味。像《多崎作》，有些細節最後仍然是沒有交代，不像東野圭吾那樣透徹地把每一個環節，都解釋得清清楚楚。要明白 《多崎作》內所帶出的話語，相信要理解『巡禮之年』、白根和綠川之間的關係。

　　『巡禮之年』本身是李斯特的鋼琴作品，字面卻有進行宗教之旅的味道。在小說內，似在說多崎尋訪舊友的幾個旅程。但實際上，更似暗示多崎多年未解開的心鎖，那就是白根。白根所彈奏的『巡禮之年』，一直留在多崎的心中，巡禮之年是白根的借代。灰田留給多崎的其中一張唱片，是『巡禮之年』，也是在暗喻多年來白根一直在多崎不遠的空間。灰田的出現，是要借灰田的父親，帶出不同年代的綠川。綠川和白根都是彈琴之人，也選擇遠離謀生之地，到陌生的地方遊歷，開始他們的巡禮之年。村上以『巡禮之年』把他們連在一起，也許在暗示他們的命運和遭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村上沒有明說，但白根可能經歷了綠川相似的遭遇，綠川也可能遇上白根最後的結局。人生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有答案，看不透，搞不懂，有時需要推敲一下。

　　綠川在小說內，是一個沒有和多崎有直接聯繫的角色。但不要忽略村上構思多崎的心思，多崎其實是一個車站，他聯繫了其他人；『巡禮之年』是一首曲，它同樣也可以把愛上音樂的人扯在一起，它聯繫了故事內的白根和綠川。白根是多崎思慕的象徵，也是多崎的心鎖；綠川倒是一個境界，他把不同背景的人都看透了。白根的動人是每個人的起步點，那份明艷充滿顏色；綠川的通透是每個人的終點，對各種顏色都不再迷惑和顫動。從白根到綠川，人需要很多的歷練，這正是多崎作需要經歷的巡禮之年。村上的世界觀，是不同的人和物佈滿很多看不見的、不能言喻的聯繫。去年談《海邊的卡夫卡》的時候，也嘗試從聯繫來談很多條連不起來的線。村上在《多崎作》更把聯繫的概念形象化，以多崎沒有色彩的本質來講故事。

　　事實上，聯繫是人與人之間最具價值的東西，沒有聯繫，只有停不了的孤獨，這是廿歲時期多崎所面對的困境。當多崎跟赤松、青海、黑埜等人重新接上後，看不見的心鎖便慢慢解開。赤松、青海、黑埜各自向多崎說出了淺白，但多年來沒有說出口的話，是村上慨嘆人世間充滿不同形式的疏離。白根對多崎無情的指控，也許是來自沒法面對多崎的自卑，這是另類的疏離。如多崎的夢一樣，白根的夢也許是充滿多崎的身影。村上把白根和黑埜創作成一組混合體，黑埜對多崎說的心底話，也應該是一直藏在白根心底的話，但她把話粉碎了。這些有顏色的人，因著個性，往往不願跟人聯繫，在自己的空間生活。這也是村上給現今社會側面但真實的描繪。

　　不能說《多崎作》超越了村上的過往，但可看出他仍在努力找不同的社會現象作題材。《1Q84》談現代人的罪惡和信仰，《多崎作》淺談後現代社會的疏離，下一部是甚麼，只有村上自己才知曉。但村上要甚麼時候才能學綠川走完那巡禮之年，恐怕是一條無人能答得到的問題。

《鄧小平時代》留下的遺憾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所著的《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在美國獲得不少讚譽。可是來到中華地區，沒有帶來很大的迴響。是818頁紙張的份量，令煩忙的都市人沒有興趣和時間閱讀，抑或書本內容取材角度，對中華地區沒有震撼力，也許是各自表述的最佳演繹。感覺這回事，是多種緣由相互組成的果，沒有絕對的對或錯。為何《鄧小平時代》只在美國受注視，著作有甚麼不足之處，倒是讀書人值得考慮的問題。

　　不詳談《鄧小平時代》之前，我想說一則之前白先勇在香港《父親與民國》座談會的軼事。白先勇在介紹他的著作時，曾感謝一位美國的歷史系女教授。她當時也在場，但很抱歉，她的名字我忘記了。白先勇提到，這位女教授是最先一位拋開國共史料枷鎖、研究桂系軍閥的學者，讓人開始在歷史迷霧中認識白崇禧的事跡。白先勇提起這位女教授，無疑是希望帶出，《父親與民國》是一部不沿用國民黨或共產黨立場寫作的獨立著作。一部能超然站在黨政紛爭之上的著作，其價值應受到一定的尊重和欣賞。奈何在座談會內，有一位香港的知名專欄作者，發言讚賞《父親與民國》之餘，也一併「推銷」了龍應台以國民黨角度寫作的《大江大海1949》。這位專欄作者是有心還是無意，把白先勇扯回不願意踏足的政治旋渦，我不知道。白先勇在回應時，也有點語塞，只好把話題再扯遠一些。這事令我感到，香港一些專欄作者，根本不懂分辨學術的獨立性，對一些獨立於政治價值的著作，興趣不大。書本可讀性，還是以政治取向先行。不合符政治立場的著作，便認為不是好書。

　　把這標準套在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或許便很容易理解，為何這書在香港坊間沒有帶來很大的討論。傅高義用的歷史材料，沒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東西。傅高義在書中的重點，是寫鄧小平在文革後恢復國家秩序，以及在國際外交方面的成功。這兩範疇用上的篇幅，其實相當多。這也許是西方社會比較容易切入的國度，因此迴響較大，獲讚賞的空間也較多。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儘管傅高義採用的歷史材料不是特別獨特，一部由外國學者撰寫的鄧小平歷史，其實可以在今天混濁的文字世界，客觀地反映那個時代的事況。香港國史科沒有觸及的部份，我們更需要一些中肯持平的書籍，充實識見。傅高義寫鄧小平聯同李先念及葉劍英，恢復文革後秩序、改革經濟的部份，平實易讀，不浮跨地談歷史，是中共黨書以外的難得的好材料。

　　然而，書本在中華地區面世的時候，一般的評論，都著眼將鄧小平和六四掛鈎，集中批評傅高義沒有追究和譴責鄧小平在六四事件的責任，只是以「北京之春」及「天安門悲劇」等平淡的字眼作為簡短章節的題目。但這樣的評論，有點將歷史和政治哲學混淆起來。歷史學著作不注入傾側的政治觀點，應該視為持平的處理，否則白先勇也不用感謝那位埋首研究桂系軍閥的美國女教授。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真相，不是具政治立場的評論。考慮六四鎮壓合理與否，似乎適合從Michael Sandel那條思辨正義的哲學之旅來出發。就六四事件而言，中共的功利主義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論，以及反共者的自由主義屠城論，是兩種絕對的極端，兩者其實皆沒有準確地說出整件事件的歷史真貌。傅高義在書中的落筆是這樣的：

　　『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煽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只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制他們。

　　「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

　　很多知識分子、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運動翻案。儘管在決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20年裡，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终成為「八九風波」。』(頁565-566)

　　當然，傅高義這樣看待這段歷史，對激進份子來說，真是太溫和了。但傅高義作為一位他國的學者，不囿於政治取向的獨立見解，應該具相當參考價值。可是，這個說法不是社運份子有用的論調，傅高義這部著作自然沒有很大的中華媒體市場。但撇開政治立場的範疇，從史學的觀點來看，傅高義的論述，也是未能還原歷史的全貌。

　　寫歷史，最重要的，是材料。胡耀邦逝世後所帶來的中共黨內派系磨擦，是否如所知的資料那樣發生，還待他日中共願意公開檔案後，方能完全知悉。傅高義寫六四事件，材料由1989年4月15日開始。但事實上，我在網絡上讀過一篇仲大軍所寫的文章《中國要弱化兩股極端勢力----憶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那次理論研討會》，內裡提到1989年4月5至8日，中共曾在豐台舉行了一連四天的理論研討會，出席人士皆是當時黨內的中流砥柱，當中能在今天更上一層樓的，包括林毅夫、劉延東、李克強、李源潮、俞正聲、王岐山等。仲大軍暗示在研討會內，一些相當激烈言論的發表者，如蘇曉康、嚴家其、劉再複、包遵信等，及後都沒有在舞台表演的空間。而這個理論研討會的舉行，傅高義並沒有在《鄧小平時代》一書內提出或研究過。

　　當中值得留意的人物，相信是趙系人馬嚴家其和包遵信。他們其後在5月17日發表的《五一七宣言》，內裡嚴厲批評鄧小平。這個研討會的舉行時間，跟六四事件距離很近，跟4月15日更是接近，從人物的投入程度，要說兩者完全沒有關連，是很難說得過去，也不能解釋為何趙紫陽的對手，堅決認為趙有搞局的機心。看歷史，不能切割日期，亦需要把時間的線性延長，才是合理方法。而實際上，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內，也沒有提過4月5至8日這個高層次的理論研討會，以及內裡路線上的激烈言論。內裡是甚麼緣故，外人自然不得而知。若傅高義及其他歷史學者能考慮有關理論研討會的材料，著作的覆蓋可以更完整。也許，期待當權派放棄權力的幼稚者，不只那批無辜犧牲的學生。這也是寫歷史書的限制，未曝光的材料往往可以帶來論點的改變，所以歷史書永遠有其還未寫完的一頁。傅高義沒有就六四事件搜尋、考慮和應用甚為重要的歷史材料，才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

　　從傅高義的筆觸看，他還是對鄧小平這位政治家持有較正面評價。這也許跟一些純以六四事件來評價鄧小平的人們，有很大的差別。但評價一位歷史人物，是以一件事件，還是一生的功過，應該不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我們從歷史評價人物，不應抱有「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礙；貞婦白髮失守，半生清苦俱非」的態度。若果人們以書內部份觀點和內容，去否定和拒絕接受一本著作的其他精彩部份，損失的，一定不會是著作者。敢於承認和接受一些正面事跡，才是歷史學家應有的本質。《鄧小平時代》面世後，受到不少政治味濃的批評，傅高義還是堅持了自己的見解，是獨立知識份子學者應有的素養。鄧小平在他的時代，因六四事件留下了一個很大的遺憾，是可惜；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也因材料深度不足，造成一點遺憾，亦是有些可惜。被人忽略的一篇文章《中國要弱化兩股極端勢力》，不單是歷史材料的補充，對不同時間的不同空間，都有深刻的意義，這便是探究歷史可貴的地方，也非常值得香港人引以為鑑。

我們的幸福時光

　　你感到幸福嗎？是韓劇中，男主角經常向女主角說的對白。

　　一段感情，需要雙方同時感到幸福，才算美滿。韓國小說《我們的幸福時光》，擁有一個完美的書名，儼如一段公主與王子的棉花糖故事。可是，如果你的想法是這樣的話，你便捉錯用神了。

　　《我們的幸福時光》的作者，是因《熔爐》而人氣急升的南韓女作家孔枝泳。《我們的幸福時光》是她的更早期作品。孔枝泳在《熔爐》內，大數南韓社會的陰暗面，荒唐的法律制度，偽善者的卑劣行為，性罪案受害人的慘痛，都是控訴的元素。《我們的幸福時光》講述一位棄世的名門冒牌女教授（維貞），碰上一位卑微的男死囚（允秀）後，逐漸相互瞭解對方，明白人生的無奈，繼而釋放了各自心中多年不能解的結，學懂寬恕和道歉，一起共度一段幸福時光。這是求生不得的允秀，跟位求死不能的維貞，一個甚為戲劇化的煽情故事。當然，孔枝泳對幸福給了一個非物質的心靈定義。我相信，如孔枝泳的介紹，小說裡在不少情節，特別是允秀的案件，應該是真的。可是，小說故事的堆砌味道很濃，像《我們最幸福》一樣，文筆和敍事結構，都精彩到近乎完美。太完美其實也是一種瑕疵。

　　這不是說《我們的幸福時光》沒有閱讀價值，孔枝泳一樣藉小說帶出很多不同的話題，跨代貧窮、家庭暴力、大家族內的冷漠、年幼女性被性侵犯、不尋公義的法律、虔誠信眾的虛偽。孔枝泳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社會派作家，敢於寫出社會的真貌。孔枝泳為維貞和允秀黑暗人生，找到一段幸福時光，但這些其實都不算是小說的重點，孔枝泳最想帶出來討論的，是死刑的存廢，以及寬恕的意義。

　　死刑被人看成一些罪行的合理判罰，但其實這也是最暴力的一種懲罰方式。一個健康的人，需要受到被剝奪生命作為刑罰，只能視為以暴易暴。殺人既然不對，為何去殺一個殺了人的人是對？負負不一定得正，這是孔枝泳的觀點。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國家，英國已廢除了死刑，美國仍然執行死刑，可見死刑本身是一件受爭議的事情，沒有單一指標。而數據上，也看不出死刑的存在，跟社會嚴重罪行的減少，有甚麼正面關係。既然亡命之徒已是亡命，死刑本身也不足以構成甚麼阻嚇。

　　死刑的存廢問題，實際上要談的，是一種態度：是寬恕，還是以暴易暴式的懲罰。寬恕本身是一種很難養成的修為，就一些非常重要問題的過失，妻子不一定可以原諒丈夫，子女也不一定可以原諒父母。何況要受害人或親人忍住悲傷，接受犯事者的親身道歉，實在不易。基督教信眾是否可以靠宗教的信仰，來淨化心靈，接受不幸，交出一份善的寬恕，也是一個很值得探究的話題。雨果認為可以，他在《九三年》裡，寬恕了最終行善救人的魔頭朗特奈克。但韓國電影《密陽》強烈和嚴肅地表態，不願接受基督教教化下的寬恕，那只是一種偽善，箇中充滿反基督教的味道。

　　孔枝泳在小說中，選擇避重就輕，沒有塑造做一位聖人般的受害者家屬，推銷給讀者。孔枝泳倒以天主教修女和神父的角色，加上維貞對允秀的感情，來帶出對犯事者的寬恕，算是一種意識灌輸。孔枝泳在《熔爐》裡，文筆上也非常針對那位犯了駭人風化案的基督教校長。把兩部小說合拼一起看，孔枝泳恐怕是一名梵蒂岡的信徒，她對基督教的評價，並不怎麼好。但這無損孔枝泳對寬恕的態度，那絕對不是《密陽》般對基督信仰的壓惡，而是雨果那樣充滿無限的愛心。只有那樣，人才會找到幸福時光，這是孔枝泳在《我們的幸福時光》最深刻的話語。

　　但人要完全走進寬恕的空間，可不是這部孔枝泳的小說，能夠完成的任務。畢竟，寬恕是很難養成的修為。

7-Eleven的意粉 那夜凌晨的Pizza

　　7-Eleven的意粉，是我從未光顧過的食品。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為何張志明鍾情7-Eleven的意粉。鮮嫩的肉，熟透過的粉，被冰櫃雪到變得失去原味，僅靠添上人工醬汁，帶來千篇一律的味道，其實已沒有剩下甚麼個性。一撮都市人很喜歡《春嬌與志明》，讚賞彭浩翔直率地表達香港人的心境。我不否定彭浩翔的心思，也看出他努力塑造一種抗拒中港全面融合，保留自身價值，向北京說不的潛在精神。但撇下這道政治味精，如果說彭浩翔真的在電影成功營造出香港人的個性，那其實是一群不講究、沒主見、隨波逐流、但求方便的情緒一族。這也許是工作壓力下的現實，今天罵你一句人渣，明晚又在床上痴纏，那需要情意綿綿的談情說愛；對伴侶更沒有要求，也忘記煮肉醬意粉，還是在家中烹調，才能泡製獨特的味道。余春嬌為張志明送上一盒毫無特色的7-Eleven意粉，暗喻的，正是余春嬌本人。一個人成為一盒7-Eleven的意粉，可以是都市式趣味小品，也可以是都市的悲哀，視乎你怎樣理解。

　　就個人而言，我不喜歡《春嬌與志明》這齣電影，也許這是來自對《志明與春嬌》那段吸煙故事的剩餘感覺。自己不吸煙，沒法投入或理解張志明與余春嬌那種原先由吸煙帶出來的感情，也不欣賞及後7-Eleven意粉式的思維。楊千嬅憑《春嬌與志明》內余春嬌的角色，獲得第32屆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女主角，是反映一撮人對角色的欣賞，認為角色是港女的現實寫照。但素來口沫遮攔、得罪人多的黃秋生，早前就語帶批評地提過金像獎的評審團會以進步程度，來衡量一些演員獲得最佳演員的得獎機會，而不是認真考慮演員的演出是否值得獲獎。以類似公開試拉curve的方法來填滿獎項，無疑是今天香港電影界自欺欺人的表現。更值得留意的，或許是之前影評學會情願今屆最佳女主角獎項懸空，也沒有挑上一盒行貨的7-Eleven意粉，來頒出獎項，這反映了另一群人士的評審準則。兩種不一樣的取態，是更寬闊的平衡，香港不應是一言堂的社會。

　　其實，多元的香港，本身就不可能由一段小光譜思維來代表。《春嬌與志明》的港式粗口，不及《低俗喜劇》多，但彭浩翔嘗試引入的共同點，是沒有港式粗口，就不是本土文化。有些人認為非常過癮，不出奇，就像有些人高度評價《一路向西》一樣，實屬咸魚青菜，各有所愛。大講人云亦云的粗口，可以看成通俗文化，但實情上也如7-Eleven意粉一樣，只有方便，沒有個性。把講粗口演繹為全社會的文化、前衛的象徵，只是包裝，討好小光譜觀眾，沒有絕對的代表意義。不講粗口，便不算是本土文化的看法，是一套狹隘的觀念。台灣電影沉了多年，近年浮現出不少當地味道濃烈的精品，計有《星空》、《女朋友．男朋友》，內裡都不用依賴粗鄙的言語。我看不出推銷港式粗口論的人士，有甚麼令人信服的理據。

　　循著這條粗口文化軌道，寫作的人也越來越直率，書本內粗口橫飛，早有向西村上春樹的《一路向西》。近期出版的，還有另一部由Pizza寫成的網絡小說《那夜凌晨，我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故事如書名一樣，種類屬科幻推理，有點昔日衛斯理的影子，但內容卻充滿手機、Whatsapp、上網，非常生活化。從Pizza寫的自序，可以感受他的毅力，他決心寫一部注滿香港文化的小說，也以日本的著名小說家東野圭吾為目標。就《那夜凌晨》的故事建構而言，Pizza下了一定心思，在科幻的框架內，加上一些對香港土壤的觀察，以及人的劣根性。然而，非常可惜的，就是Pizza走上了粗口代表社會文化的軌道。粗口和性器官橫飛在一部科幻作品內，其實完全沒有必要，也看不出粗口為故事的面貌帶來甚麼真實感覺。Pizza讚揚的東野圭吾，便是一名能夠把細緻的文化，融入小說的作家。東野在近作《麒麟之翼》所用的，是摺紙文化、祈福文化，也添上欺侮文化、懺悔文化。講述東京文化與鄉縣文化鴻溝，也是恰當地以壓力、歧視、待遇，來側面反映箇中的差異。內裡根本不需動用粗鄙的語句作為演繹媒介，讀者一樣可以感受深厚的文化氣氛，這才是文字的藝術，也是文學的意義。

　　對於Pizza走了彭浩翔和向西村上春樹的路線，我認為是一項可惜，也無助香港本土寫出一部高水平的本土小說。我不能認同他作了一個成功的嘗試，也不可能鼓勵廿年後香港的中文課本，是粗口和性器官橫飛的文字。Pizza可能討好了一部份的讀者，但正如張志明鍾情7-Eleven的意粉，那不過是沒有特色可言的選擇。沉淪在一盒7-Eleven的意粉，香港不會有再進一步的空間。

還是最愛張三豐

　　年終年初的時份，又是一大堆樂壇獎項分豬肉的時間。當今的創作，自問沒有足夠的興緻去欣賞，眾歌手在唱些甚麼，根本提不起我的心思去理會。要聽一些優美感人觸動心靈的歌曲，還是光顧舊人的作品，才是上算。看見不少唱片公司陸續把斷市的舊作重新發行，並以24 bit、LPCD、HDCD等不同名稱包裝。昔日錯過和被遺忘的聲音，又或是為著付夜校學費而沒有收藏的封面，今天還是有補償的機會。誰敢說一句舊不如新？

　　從友人處借了一輯顧家煇的HDCD歌集，一面聽，一面想回不少電視劇集的片段。當鄭少秋那首《倚天屠龍記》的前奏從耳筒柔柔流出，回憶便返回那25個連續追劇的星期六。沒有錄影機的年代，不在電視旁就是沒得看。當年家中的電視還是黑白，要是能到母親朋友家裡看彩色的畫面，更是興奮。演員中最深刻印象的，是趙雅芝、陳玉蓮。劇就是要追，才覺好看。後期VCD及DVD面市，反倒沒有再重看的興趣。更奇怪的，是一週五集的《楚留香》從沒有吸引我去看古龍的小說，反而《倚天屠龍記》成了我看金庸小說的引子。

　　顧家煇的HDCD也引起我再閱讀《倚天屠龍記》小說的興緻，四大冊，四十章回的故事，還是再一次看得津津有味。年紀長大了，自然不會再糾纏一些細節上的疏漏，也不會要求金庸解釋，為甚麼不懂避孕的張翠山和殷素素十多年在冰火島，只有一名兒子張無忌；為甚麼明教四大護法之一的謝遜，竟然要去拜成崑為師；為甚麼周芷若能瞞著張無忌，從靈蛇島運走斷了的屠龍刀和倚天劍回中原。不必介懷，小說的缺憾，本身就是一份美，正如卡夫卡說，這個世界其實充滿荒誕。

　　在光明頂藉藉無名的張無忌，能打出名堂，靠的，是一種按自己想法做事的蠻勁和愚魯，以及不執著明教和魔教之間的差別。當張無忌開始懂得分手掌和手背的時候，他反而變得一事無成。滅絕師太，來自所謂的名門正派，實質心燥氣淺，指示周芷若劍刺張無忌，一掌擊斃徒弟紀曉芙，都比明教中人來得更像魔。何太沖滿口降魔伏妖，也不過是伺機找著數的小人而已。不少人批評金庸甚麼也做不成，只在埋首寫小說，但他其實寫下不少值得深思的價值，可惜讀者看完小說後，卻沒有連繫自己的生活上面。能夠逍遙地生活，不介懷所謂正邪之爭，開明明事理的，其實是開朗豁達的張三豐。徒弟張翠山娶明教殷天正女兒殷素素，殷梨亭娶明教楊逍女兒楊不悔，他一樣為他們高興，那有拘泥門戶的心態。做事做人但求無愧於心，牌匾只是一個形式。來自少林穿和尚袍的成崑，他的所作所為，又配當一名僧人乎？當滅絕師太和成崑執著叫嚷敵人是妖孽的時候，世界真是這樣簡單嗎？

　　顧家煇的HDCD繼續轉動，現在播的，是葉振棠、麥志誠的《難為正邪定分界》。若果張三豐生活在今天，他也定必引吭高歌一番。

添了翼的麒麟 孤獨的獨角獸

　　喜歡日本推理小說的朋友，一定認識東野圭吾。

　　廿多年來，東野寫過不少精彩的推理小說，如《白夜行》、《秘密》、《惡意》、《嫌疑犯X的獻身》等，題材廣泛，充滿社會風貌之餘，也不斷探討和發掘眾人內心深處的劣根性。有些人或會認為，推理小說千篇一律，格局大同小異，不外乎是發現屍體，密室佈局，分析疑犯不在場證據等等。以往看倪匡的科幻小說，也有相似情況，不論是衛斯理抑或是原振俠系列，情節相近，變化不大，的確找不到再看下去的動力和興趣。這是創作人未能突破自己創造出來的空間，在原地踏步。可是從本格派推理起步的東野，近年的寫作，還是不斷地帶入新的寫作視野。由解開密室兇案的玄機，到以動機論探究社會內各類人物的行為和動機，繼而滲入更多社會風貌及家庭倫理，建構故事內的線引，故事外的故事。東野把推理小說提升至另一個不同的層次，這種風格不是一般推理小說家能夠塑造出來。

　　《麒麟之翼》是最新一部翻譯出版的東野小說。小說講述一名有完美家庭的中年中產男子青柳武明，在東京日本橋附近被人襲擊。青柳遇襲後沒有求救，而是花盡氣力走往日本橋的麒麟像下，才倒地死去。拿著青柳公事包的失業男子八島冬樹，在事發不遠的地點逃跑時被貨車撞倒重傷。從福島移居東京的八島曾在青柳任職的工廠工作，及後被革退，因而被懷疑有行兇動機。東野圭吾便在青柳和八島二人的不同線索上，開始送上他們背後一環扣一環，不為家人朋友知悉的故事情節。

　　以建構故事的精密來評價《麒麟之翼》，它的確沒有《惡意》或《嫌疑犯X的獻身》那類叫人拍案叫絕的情節安排。但教人意外的，是電影商很早便打了這小說的主意，所以《麒麟之翼》的電影版，在香港比翻譯小說本還要早近半年面世，而我也是看過電影才看小說。然而兩者相比，小說帶出的闊度超出電影很多。看過一些由東野小說改篇的電影，沒有一齣是教人看得津津有味。《麒麟之翼》故事不見得精彩絕倫，仍然獲得電影商特別的垂青，內裡原因無疑是小說確是散發一種另類的魅力。

　　其實《麒麟之翼》應該是東野第一次以象徵意義，替小說命名，和建構故事的小說。在東京的日本橋，是不少人認定的東京起點。橋下的麒麟像，很奇怪，縱加添了翼，卻沒有任何起飛的傳說和事跡。加了翼的麒麟，有一種希冀的象徵意義，卻又不能真的飛起來。青柳的人生在日本橋結束，他的兒子青柳悠明的人生最終在這裡重新開始；八島在東京的人生卻是在這裡開始，他的同居女友中原香織也再在此繼續走下去。人生的循循環環，起點與終點交織，勾成社會和人的延續。在失敗中保存希望在明天的人生態度，在錯誤中找回救贖的機會，是東野在《麒麟之翼》的潛台詞。微薄的希望，最終交由青柳悠明及中原香織來繼續燃燒。

　　社會派的東野，在小說自然不忘帶出都市真實面貌。他責備不能灌輸正確意識的老師、只顧營造頭條標題的傳媒、毫不自省的學生、欺矇公眾的商人，讓人從他的文字感受他對社會的控訴。不過，東野也帶出很多東京街道的人情風貌、文化廟宇，容納風土人情及家庭倫理於推理小說當中，這才是近年東野成功的地方。《麒麟之翼》之前的《紅手指》和《新參者》，其實已經漸漸看到東野的轉型。這次再為故事添加意境深遠的象徵意義，為創作帶來更進一步的嘗試，讓讀者獲得更闊的故事角度，這些努力，值得欣賞。

　　而對我來說，這部《麒麟之翼》，也打通了我腦袋中的另一道門，那是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或大陸譯者所採用的譯名《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提起此書，不是因為近日興起談世界末日的話題，而是小說的情節圍繞著獨角獸。獨角獸是西方傳說的虛構動物，相對東方神話，便是麒麟。村上寫《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時，是否有考慮日本橋的麒麟像，我不知道。但麒麟代表日本，倒應是沒有甚麼異議。村上在小說給予獨角獸的象徵意義，其實也是給予麒麟的象徵意義。那群無助獨角獸的頭顱，記存了他人不願存放的記憶，任由記憶在世界盡頭的地方不斷釋放和溜走。僅剩下一切不會令人憂傷、快樂、振奮的孤獨。當世界是這樣的時候，恐怕一切盡是冷冰冰。村上借日本人的失憶反映內心的孤獨，12月21日是否真的世界末日，其實並不重要，我們的心，或多或少早已站在一個孤獨的角落，如世界末日般無助。讀《麒麟之翼》，想起《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是偶然，也是一個合理的思路，起點與終點，從來都是相互交織，不能完全分辨。

　　東野圭吾和村上春樹，是不同類型的作家，帶出不同味道的創作。在麒麟與獨角獸的文學世界下，各自各精彩。香港的作家，何時才有這個水平，這是我不懂回答的問題。

從《愛情回春》到《陽痿美國》

　　執筆寫這篇文章時，美國選民正在奧巴馬及羅姆尼之間，選擇他們下一任的總統。怎樣挑選，是美國人的自由抉擇。隨著奧巴馬去年在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中，下令即時處決拉登，令我覺得美國民主黨跟經常好戰的共和黨之差別，已經變得相當模糊。仇總是要報的，也許是今天美國政客普遍的價值，那個黨都沒有分別。回想起奧巴馬曾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更是一項諷刺。美國人的世界觀，實在有越來越簡單的感覺。

　　這份極度簡單化的思維，在電影《愛情回春》表露無遺。也許，你會說以一齣電影來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地，批評一套國家思維，是有欠公允。人家拍電影，是娛樂觀眾，不是說教。可是，文化的反映，往往來自社會的狀況，以及普遍人的思想價值。電影也是一項投資，荷理活電影尤甚，內裡的內容必定已經精確計算，足以取悅進場的觀眾口味。肥皂劇縱使怎樣肥皂，泡沫一定是令人感覺親切，否則那有條件當起肥皂來。不要少看民間的生活習慣，牛頭角順嫂的言行，絕對是一道有代表性本地文化。

　　《愛情回春》給我的感覺，是一種單一看待婚姻問題的態度，以及單一地以床上的肉體關係作為解決的方法。看待問題以至解決方法，都是單一的思維。電影故事很簡單，梅麗史翠普及湯美李鍾斯飾演一對邁向黃昏的夫婦，梅麗史翠普是家庭主婦，湯美李鍾斯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稅務會計師，兒子們已結婚並搬出，家裡生活越變單調，兩人沒有交談的話題，更分房而睡。梅麗史翠普不滿意這種家庭狀況，逼迫湯美李鍾斯到一個希望之泉(Hope Springs，電影的英文原名)，參加一個由婚姻顧問主導的希望之旅。顧問認為夫婦二人肉體關係疏離，著他們重燃慾火。導演在兩人的重燃之旅，加入適量的笑料、華麗漂亮的享樂地方、感性的回憶，製造出一百分鐘帶有娛樂、但絕不深刻的畫面。為看梅麗史翠普而捧場的觀眾，相信好生失望。

　　親密的肉體關係，是婚姻和睦恩愛的單一必要條件，無疑是簡單化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重要。當然，不可能說每一對戀人都只是柏拉圖式戀愛，只有思想交流。但將攬攬抱抱錫錫呵呵進進出出，演繹為挽救婚姻的單一妙方，也真的有些愚不可及。丈夫走到無靈無慾，只關心高爾夫球、忽略與妻子交談的地步，也許是一個生活細節的寫實警號。但在電影內湯美李鍾斯對妻子的談話方式和態度，比起情迷電視和高爾夫球，其實更讓人難堪。作為觀眾，對於湯美李鍾斯每天早餐都是一個人在餐桌主人位位置進食，看報紙而置妻子於不理，不參與家務事的交流，不去明白妻子物質以外的所需，實在也看不過眼。生活習慣也許隨著年紀有改變，但態度會更有決定性。如果家庭的處事交流方法是這個傲慢模式，夫婦仍然可以藉魚水之歡來延續感情，是完完全全的唯物主義論，人只變成一個受制於肉慾的軀體，不需其他精神上的滿足。探討婚姻問題，同樣是美國的電影《有人喜歡藍》就寫實很多，也反覆說明夫妻依靠肉體刺激，並不足以維持兩人的關係。《愛情回春》的失敗，是把人的理智與感情，單純地「被失蹤」，將性愛的效用提升，主宰了婚姻的關係。也許，這是偉哥在美國大行其道的原因。可是，婚姻的堅固不在於偉哥的藥效，而是在於人的本性。包容、關心、照顧、諒解，才是永遠不倒的愛情價值。

　　把性愛診斷為婚姻的靈丹，並在電影推銷，的確是一種古怪的想法。不少評論者還提到美國仍擁有不少軟實力，但事實上美國人近年無厘頭的偉哥式硬銷，在你身上狠狠幹一番的行為，還是不斷持續。QE一輪，QE兩輪，看不見成效，帶動不到美國本土經濟增長，資金純粹流向亞洲地區炒作，造成人家通貨膨漲的情況下，美國政客還是一片傲慢兼不顧後果的態度，因著選舉求穩定的緣故，單向性選擇再將QE推至第三輪，繼續輸出美元，讓一眾世界公民可以不倒地瘋狂。胡亂為問題提出不是解決方法的藥方，而不去探究問題的根源，猶如不顧後果依靠偉哥，繼續縱慾狂歡。結果會否如肉蒲團的未央生般坎坷，只能拭目以待。

　　向來不喜歡美國的李敖，就曾從美國歷史的角度，寫過一部《陽痿美國》，把陽痿二字當動詞用，來幽美國人的默，批判他們長期剛陽不倒的專橫，並對美國200多年來各總統們的偽善、狡猾和霸道的態度，逐一作出很嚴厲的批評。李敖一直對美國不負責任的過度消費，很有意見，這自然促使他大肆抨擊美國濫發鈔票的行徑。李敖式的罵人，可不是輕描淡寫地，在他人的胸口上印一個鞋印那麼簡單，而是找出鉅細無遺的歷史材料，車輪轉式向目標侵襲，讓人沒有歇息的餘地。不少人也許不能接受李敖這類風暴型的寫作方法，也不同意內裡一些個別內容和見解。但不能否認，李敖書本所用的材料，不會是陳健康式的捏造證據，也不愛斷章取義式左隱右藏。如李敖所言，把他主觀激烈的罵人說話抽走，書本剩下來的部份，還是有相當高的閱讀和參考價值。《陽痿美國》內所留下的，可能是一位位大家感覺非常陌生的美國總統們。在李敖筆下，他們的事跡和行為，不一定是大家都曾聽過或理解的一頁。

　　當然，不論我們怎樣清楚認識美國，也不論奧巴馬成功連任還是羅姆尼挑戰成功，世界大勢相信都不會有很大的轉變。地球還在轉，我們還會選擇看美國人的電影，也繼續受到他們金槍不倒的貨幣政策和軍事部署所傷害。只是格物致知，還是做人應有的態度。渾渾噩噩、嘻嘻哈哈地相信美國的那套價值觀念，不是我的那杯茶。

摧毀人性的《熔爐》

　　《無聲吶喊》是今年在香港最賣座的韓國電影，故事是改篇自一部描寫真實案件的小說《熔爐》，講述一群就讀聽障學校的未成年男女學生，被數位有教會背景的校方高層，持續性侵犯和虐待的慘痛經歷。電影令人心沉的，是公義沒有被彰顯，幾名犯事者在法律漏洞和社會規則的夾縫裡，定罪後還是避開了應得的牢獄制裁，兼且能夠返回學校繼續教職。電影在韓國帶來很大的社會震撼，結果令到國內的議會，通過了一些法律改革，帶來正面的轉變。在香港，不少人談論電影時，都集中在韓國社會最終的迴響，相信民眾力量能夠改變社會。但其實，這只能說是一個表面的偶然。

　　當案件在韓國的光州結案後，作家孔枝泳便把故事以虛構的霧津市名稱，寫在小說《熔爐》內，那時，韓國人還未有激烈的情緒，直至拍成電影後，民眾的聲音才變得響亮。一來是大致反映文字在今天社會的影響力，已經下降不少，悲情的影像才是有力的控訴，倘若沒有電影製作者願意投資拍攝這部電影，韓國民眾不一定再有議論事件的空間。其次是電影《無聲吶喊》的劇本，經過了一些改篇，人物和角色都有一些調整，電影把枝葉剪去，只留下重心的主幹，但小說的詳盡故事，其實還包括另一層錯綜複雜的糾纏。案件審訊時，辯方配合了媒體的報導，披露了個別證人的經歷有疑點，以致誠信被質疑和被攻擊。這類墨水策略容易扯開對犯案者的注視，也許是案件在韓國法院結案後，當地社會失去聚焦討論的原因之一。《無聲吶喊》的導演把這段枝節砍掉，最直接的效果，是證人的行徑更正面，配合畫面後，群情自會更容易醞釀起來。畢竟，今時今日的社會議題都是精心烹調出來，群眾憑的，是感覺。只是，從一個理性角度去思考，為甚麼人們普遍容易偏見地相信表面的感覺，而不是事件的本質？嫌疑犯是教會主事人，便一定是德高望重，保護和照顧社會的弱者嗎？標榜道德正義、為大眾謀福祉的人，就一定是言行一致嗎？經歷有疑點的人，就需要一生一世背負無法解釋的裂縫嗎？

　　熔爐是一個高温的地方，無聲地、熾熱地熔化和摧毀裡面的物質。孔枝泳的小說表面上寫出那群在聽障學校，受性侵犯學生的無聲慘痛經歷，那是受害者童真和貞操上的肉體熔爐；但孔枝泳帶出的，其實還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那是官僚主義、法律章節的僵硬、潛規則的荒謬、偽善的正義、抹不走的偏見，那是每一個人的社會熔爐，它也在無聲地熔掉每個人的生活和心靈空間，摧毀的，是今天社會逐漸殞落的人性，這比肉體的傷害更大。我們以為自己生活在公義的空間，受法律保護，受助於一群把正義掛在口邊的朋友，這都是一廂情願的無知。從真實的血淋淋個案來認識社會，那不過是不同利益群體的分割遊戲，擺佈出來的裝飾。韓國的群眾力量表面上為這件光州聽障學校的性侵犯事件，帶來一些改變，但根深柢固的社會屬性，是不會因此而改變的，社會的利益還是不斷被人分割。當人們還是會繼續相信那些標榜正義的人士，受他們蒙蔽和欺騙，社會不會進步到那裡，大家還是在一個大熔爐內滾動滾動，盛載的，是人的劣根性。要嘗試離開這個可怕的熔爐，我們應該學會從社會的混沌中，不斷思考和認清環境，尋找自己的路徑，而不是毫無主見的人云亦云。

　　孔枝泳的文筆，爽朗直接，記事細緻，字裡行間也不忘添加一些詩意。描寫學生的慘痛，真實而強烈但不煽情，筆觸恰到好處。幾位主角的心跡，也處理得含蓄有意境，現實主義的結尾，是在政治運動上，還是感情上，是令人回味之處。整體上，《熔爐》的情節比電影《無聲吶喊》更豐富。看過電影，再看小說，不應感到失望，事關可以當兩個故事來看，而且有不少新鮮感。沒有看過電影的朋友，《熔爐》是一部值得閱讀的小說，它讓你認識到，我們是在一個怎樣的熔爐裡生活。


後記(2012.10.25 11:58)：

　　跟其他人討論後，再加入一點補充。

　　文章有些地方，寫得比較含蓄，是不想把小說和電影的內容，像週刊的劇情介紹一樣，寫得坦坦白白，影響他人的雅致。韓國司法制度的荒謬，不單在於優惠被告，還有優惠辯護律師，任何由法官轉任為律師者的第一宗官司，判決都可以從輕處理。小說更詳盡寫出這群社會賢達的背後理念，就是維持一個他們行業生存的環境和利益。讓念法律的人，生活過得好一點。他人的公義，只是一道口頭禪而已。用更政治化的術語，這是大小資產階級份子的領域和世界。

　　我相信在這種扭曲的價值觀內，有不少人為了不同緣故，最終還是放棄了敢言地站在前線，他們放不下自己的生活，放不下下一代。這個社會熔爐，其實是壓縮了自由的空間，令人變得無聲。真正具批判價值的社會陰暗面，其實並不浮現在大眾的眼前，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訊息。

《海邊的卡夫卡》：一場在圖書館的成長之旅

　　世界從來就不缺具爭議的事情。近月來釣魚台的爭拗糾紛，令中日兩國關係陷入極度緊張的地步。這不單是一連串在大陸境內激烈的示威，還有中國叫停不少民間跟日本的文化以及體育交流，更有報導說大陸的書店甚至把日本的翻譯小說也統統下架，當中包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

　　以文化交流與相互學習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處理方法不見得理性。正如村上春樹近日在日本的報章也提到：「領土主權引發的狂熱好像是喝劣酒，很容易讓人腦充血，說話變大聲，行動變粗暴，論理也變得單純化。但是等鬧過一陣酒瘋、酒醒後，除了頭痛之外，完全一無所有。」日本右翼政客的倡狂，跟民間社會的謙和敦厚，是兩回事。就像香港的社會科學學者，也不斷提出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存在意義，人民的生活不是由國家或政客所霸佔和主導。我們可以跟共產黨在生活上切割，保留自我價值。以同樣標準看待日本的文化和藝術，也可以把它從右翼政客的卑劣行為中分割出來。部份人討厭的日本人，說清晰一點，應該是滿腦子軍國主義極右思想的日本政客。事實上，今年在香港上映的電影中，《奇蹟》與及《戰場上的明信片》都是充滿純樸、真摯、反戰的味道，宣揚人類的文明，叫人讚賞。而近日我也再重讀村上春樹小說《海邊的卡夫卡》，年齡增加後再讀同一本書，的確有不一樣的感受。

　　像《1Q84》紀念George Orwell一樣，《海邊的卡夫卡》是紀念19世紀另類捷克作家Franz Kafka。Kafka的小說，我讀過遺作《審判》，那是一部故事不完整的作品，據說小說並未完全完成，但這其實不重要，因為在Kafka的眼裡，世界就是充滿人們不能理解的缺陷和荒唐。正如變幻才是永恆，缺陷才是寫實。村上春樹創作《海邊的卡夫卡》，同樣不是一部敍事性強、有条不紊地說故事的小說。村上春樹用上的，是象徵意義、謎題、超現實的怪誕、連繫與不連繫中間的關係，來描寫這個抽象、難以令人透徹明白的世界。從古希臘格鬥型社會到今天這一代的光纖世界，人們都不斷嘗試弄清人生中一段段不同的關係，甚麼是因，甚麼是果。但事實上，人世間卻盡是不能解釋的謎團。你不會理解你的父母為何終日吵架，也不會明白你的情人為何離你而去，更不會明白為何兩個國家可以為了幾塊在地質學上視為石塊的東西，而大動干戈。文學世界，不是王子勇敢地去救下公主，然後快樂地在城堡過著無憂的物質生活。文學是通過不同的視野，帶出這個世界的真貌，以及不能輕易看穿的人性。《海邊的卡夫卡》要表達的，正是這個我們看不懂的世界。

　　村上春樹在《海邊的卡夫卡》的切入點，是一位名叫田村卡夫卡的15歲少年，不過這個15歲少年的故事，卻不大像是15歲的少年能讀得懂。田村跟單親的藝術家父親生活，不知生母及養姊的下落，受盡父親詛咒將與生母亂倫以及弒殺生父，腦袋帶有暴力傾向跟人動粗，故事是由田村不願再上學，選擇背負種種困惑，離家出走開始。內心煩躁的田村，在出走的旅程，卻表現出出奇的鎮定平靜，也遇到善良的妙齡少女櫻花，樂於助人的大島，以及明艷照人的中年婦人佐伯，開展一場在圖書館交織出來，有關意識思維和性慾幻想的成長之旅。15歲其實不是甚麼魔術歲數，村上春樹選擇以15歲的未成年少年為主角，帶有一份象徵意義，喻意是那些思想心智未定位、對世界和身邊人一知半解的群眾，他們不一定是15歲，可能是25歲，甚至乎是35、45歲，只要他們仍停留在成長的階段，便算是描寫對象。其實，像田村一樣，圍繞在我們身邊的，往往就是種種詭異的、令人不明白的謎題，也不知道有甚麼因素在影響或驅動身邊人、物、事的變化。

　　「連繫」其實是整部《海邊的卡夫卡》最重要的訊息，田村不斷把不同的想法、概念、假設套在生活的細節和經歷上面，把兩者連繫起來，但說到底，世界上沒有人能證明或否定這些看法。田村把大島連繫成男性，但實際上，大島是沒有女性特徵的生理上女性，田村的連繫錯了。「海邊的卡夫卡」其實是一幅畫，也是一首由佐伯年輕時創作和主唱的歌曲，歌詞意思虛無飄渺，不易掌握，也不一定有實質意義。田村替自己選擇的名字，恰巧又是卡夫卡，無疑只有來個對號入座，硬去認定自己和佐伯的母子關係。田村把佐伯聯繫為生母、把櫻花聯繫為姊姊、感覺自己親手刺殺生父，只不過是一種虛擬的構想。沒法否定的事情，將之當為事實，其實是自尋煩惱。奈何俗世人經常都抱有這種思維，不少妻子會認為丈夫不能證明與另一女子沒有關係，那人便是情婦，這是清白者需要自證無罪的謬誤。是畫又是歌的「海邊的卡夫卡」，對田村最大的象徵意義，其實是海。海的浩瀚，無邊無際，深不見底，內裡隱藏很多眾人不理解的屬性、看不到的連繫，也是包圍著島國日本的一個媒介。要完全認識艱澀的海洋，幾乎沒有可能。坐在海邊看海，內在涵意是準備接受人生的挑戰，以及克服人生的困難。村上春樹的小說看似很頹廢，但骨子裡還是充滿不少積極的成份。田村最後闖進和逃離森林，正是反映一種向前行走的人生態度。

　　而小說另一精彩部份，是村上春樹創造了另一個平衡發展、看似完全沒有連繫，但卻跟田村關係密切的故事。二戰時期出生的寂寞老人中田，跟田村完全沒有碰過面，但最終卻串聯了田村的父親，以及選擇在圖書館寫作的佐伯，交織出一幕沒有連繫的緊密關係。的而且確，我們的人生充滿這類不斷改變我們，但觸摸不到的因素。中田在一場美軍飛機空中經過的事件後，奇怪地失去了正常的學習能力。然而，他的同學們卻對事件的來龍去脈，完全記不起來，那是暗喻日本人對戰爭的集體失憶。中田能跟貓談話，象徵代表的，是那些不為世俗人接受的少數份子，他們還能記得善良的語言，和擁有一顆赤子之心。村上春樹創作戰爭與中田及田村的關係，很巧妙，很超現實，也很具象徵味道。中田的老師跟陣亡的丈夫經意識流做愛，丈夫亡魂的血，演變成經血。醮滿經血的衛生巾被中田意外拾起，他便從此失去了學習能力。這道從戰爭延續的血，再經由中田刺殺田村的父親後，超現實地濺向田村的身上。一連串事件的隱藏意義，也明顯是說日本的新生一代無可避免地，在沒有直接參與戰爭下，還是要背負著戰爭的傷痛，這也是村上春樹所留下的「連繫」訊息，真正的是文學家，是不會忘掉戰爭為人類帶來的傷痛。田村卡夫卡的故事，是戰爭後新生一代掙扎的困惑。

　　感性和豐富的幻想力，或許是《海邊的卡夫卡》受讀者鍾情的緣由，但其實小說內還有一處少為人留意的地方，是村上春樹給予圖書館的意義。田村的避難所，是圖書館，那裡加深了田村的知識，也營造了田村的幻想和成長。佐伯也選擇在圖書館寫她的故事，和緬懷過去。同樣的，還有中田和星野，他們也在圖書館，尋回他們失掉多年的自我。星野是一個有趣的角色，一名貨車司機，一個凡夫俗子，忽然生起興致，學習中田的人生態度，到圖書館看書，愛上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又是另一段不能以常理理解的「連繫」。甚麼令一位貨車司機，忽然愛上貝多芬和讀書？是中田的樸實忠厚，還是其他，這也是讀者可以琢磨琢磨的枝葉。村上春樹營造的文字世界，是需要去親身感覺的世界。

　　一部精彩的小說，是可以帶動情緒，和不斷生長出新鮮的閱讀感覺。而就村上春樹的小說而言，《海邊的卡夫卡》在格局和意念上，都是文學上的精品，平心而論，超越了之前的《發條鳥年代記》，也比之後的《1Q84》優勝，但不是一部容易讀透的小說。今天班門弄斧之後，相信沒有減少我三讀、四讀的興趣，因為內裡還有很多東西等待我去發掘。

關於向西，我說的其實是……

　　幾星期前，選舉期間最熱烘烘的問題，總是西環有沒有找過你？你跟西環人有甚麼關係？一場選舉，是一陣陣向西皆屬原罪的氣氛。幾星期後，一個西換成另一個西，在戲院跟觀眾來個正面肉搏的，是蕭氏父子繼《3D肉蒲團》後，另一齣3D噱頭電影《一路向西》。

　　雖然我經常到電影院看電影，3D電影從不是我的那杯茶。今次承蒙友人送上贈券，卒之有機會感受一下香港製作的3D電影技術。看畢之後，除了眼睛一片疲倦外，沒有甚麼特別爽的感覺。3D映像的效果，在人、物、景前後空間距離足夠的環境下，會比較明顯和突出，但絕對不是愛迪生發明燈泡那樣驚天動地。場景人物沒有明顯距離的畫面，影像其實沒有甚麼特別讓人雀躍的地方。看電影，如果劇情、演員、燈光、造形都不理想，3D不3D，根本沒關係。《一路向西》的劇本，主要是改編和合併向西村上春樹同名小說內，兩個短篇故事《關於去蒲，我說的其實是……》和《東莞的森林》。電影版的故事，其實倒像昔日《記得香蕉成熟時》的2012年成人版，不複雜而且更露骨地大談現今盛放的性況，大講粗口，橋段也甚有王晶味道，箇中偶有一些精句，兼不斷送上團團的粉肉。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如果你認為王晶的電影好看，電影需要有一兩句香港式粗口才算是香港文化，那麼你應該會認為《一路向西》有看頭，而且會看得過癮。而我，除卻謝謝朋友的贈券外，沒有甚麼值得補充了。

　　理論上，這篇文章也應該就此寫完，沒有甚麼可以繼續的地方，只是，對向西村上春樹這部《一路向西》小說，還是想多說幾句。寫網絡小說成名的向西村上春樹，短短時間內獲得電影商垂青，將文字化成畫面，實為一時佳話，也說明香港社會是充滿機會。以紙張版發行的小說，獲不少城中名人提序，實是熱鬧。當中一位更提到，如果你一生中，只能讀兩部小說，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必定是《東莞的森林》。不過，老實說，這隻牛就好像有點吹大了，甚至接近街頭寶藥黨的口吻。雖說幾十塊錢不是一個大數目，閱讀感覺也不涉及誠信，但推介也需要講一些原則和道德，太過份吹捧的說話，既是害人，也是害己。

　　村上春樹寫《挪威的森林》，有少許二次創作成份，他借用了The BeatIes那首名曲Norwegian Wood來創作小說，不過僅屬名字而已，內容與意境全不相同，觸及的，是納悶的人生以及生命的意義。向西村上春樹作出第二次二次創作時，把村上春樹的森林概念，複製地引入《東莞的森林》，借東莞這片旅遊性地，營造對性慾和資本主義剝削社會的反思。讀者對箇中文字的喜好，固然也屬一條鹹魚兩份青菜，但文學層次卻不應混淆，更不宜藉著二次創作，把創作品掛鈎在原作的質素身上抽水，作為吸引讀者的手段。一部好的小說，不用找一大堆人來推介，一樣是一部好的小說。相反，一部不好的小說，無論找甚麼人來推介，也脫不出不好小說的行列。評論可以改變人的看法，卻改變不了本質。沉醉在包裝宣傳，卻忽略產品本質，已是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頑疾。向西村上春樹在書中揶揄以假胸騙人的艷女，其實在書局內以假文學術語來騙讀者，同樣是不光彩的行為。

　　文學是描寫人性的底蘊，往往超越道德，正正刺往人的劣根性，超越善惡的界線。《一路向西》借東莞這片旅遊性地，探討社會問題，反思消費主義和階級剝削，有其觸覺敏銳之處，但談不上是文學。真正村上春樹的作品，對嫖妓和性消費，根本只當是人性的一部份，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像《舞舞舞》的五反田，以及《海邊的卡夫卡》的星野，他們沒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疑惑。美國人Salinger寫的《麥田裡的守望者》，一樣是滿書粗口，亦以相似的角度，看年青人尋歡泄慾的問題，但Salinger探討的，是更高層次的人生問題。而個人認為《一路向西》最大的問題，是以男性的肉慾全面代表男女間的情慾，不斷以難堪的名稱稱呼女性性工作者和樣貌平庸的女性，以及女性性器官，這些都不應是笑話的一部份。以看不起女性的情緒，來反思階級剝削的不是，我不認為這是合理的構想。這種表達方法或許有助取悅一撮讀者，屬於社會的調劑品，卻不是真正文學作品。讀者若果真的相信《一路向西》的二次創作如《挪威的森林》般成功，繼而不斷放大粗口的魅力，沉醉、滿足和執著在一個見樹不見林的肉慾小圈子，其實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如果香港人以《一路向西》作為本土文化的獨有標記而沾沾自喜，香港文學不會有再前進的空間。

　　假若希望真正沐浴在情慾的文字當中，選擇西方的小說，如Milan Kundera的作品，全面向西，是一個更可取的選擇。

世間已無張居正

　　參選2012年立法會港島區直選的單仲偕，在職業一欄填上了「政治人」。

　　用上「政治人」一詞，真的比較奇怪，也不普遍。單仲偕在英文部份填寫的職業資料，是「Politician」，這似乎較易令人明白。但是，讓時光倒流至2005年，曾蔭權參加特首選舉補選時，他填寫的職業是「Politician/政治家」。同樣的英文，不一樣的中文，既可能是反映語言的藝術，又或是香港政圈特別的怪現象。

　　Politician一語，大多指從事政治工作人士，較中性的中文稱呼，應是「政客」。其實，「政治家」也不算是差勁離題的表達，正如Sportsman一詞，普遍會說成「運動員」，但若把體育精神昇華，用上「運動家」也無不可。具遠見的從政人士，稱為「政治家」並不為過。曾蔭權向來對自己的身份有要求，定必將名稱盡可能提升及美化，也可能覺得「政治家」才算匹配。相反，單仲偕似乎腳踏實地，不願踏上曾蔭權走過的舊路，寧用上「政治人」這個較為平淡的稱呼。

　　事實上，用「政治人」，不用「政治家」，也有一定的理由。就像搞音樂的，普遍都謙稱音樂人，音樂家是人家讚頌下，才應該有的稱號。創作人跟創作家，寫作人跟小說家，也是同一個道理。曾蔭權自稱政治家，是反映他骨子一種自傲的性格。而在現實操作方面，香港的政治，還有一個行政主導的特殊現象。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廳，只有監察政府的功能，沒有提出政策的權力。政府官員有可能屬於政治家的行列，議員一定沒這個份兒。要一位立法會議員堂而皇之自稱為政治家，在今天的香港，是沒有實踐的可能，也不切實際。姑勿論你是否支持單仲偕，他僅稱自己為「政治人」，尚算有個譜，沒有胡來。但香港選民只能在選舉選出一般的政治人，而不是政治家，實在很無奈。

　　再深入去看，有材幹、而又能做出成積的政治家，在歷史上不算多，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用去探究誰能見真章。梁啟超博覽群書，精挑細選，認為中國歷來的六大政治家，是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以及張居正。縱觀這些人物，大都身處政局不穩，黨爭嚴重，需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年代，而更重要的，是除了諸葛亮外，其他五人下野或身故後，自身或家人皆落得慘淡下場，以及惡名遠播至少一段時間。其中王安石被誣諂了近一千年，至清末才開始有人替他說回公道的說話；張居正的後人更被清算至家破人亡，直至明末崇禎時期才得到平反。政治現實的黑暗毒辣，可見一斑，也清楚告訴大家，政治家是以名譽和性命來搞政治，不是琴棋書畫，清流議政。梁啟超的評定原則，毋庸置疑是眾人在混亂的朝政中，有駕御政局、走出困境的能力。當然，從大歷史的角度，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努力，最終救不了北宋和明，但他們為政時期的政績是驕人的。人總有一死，不代表應該渾渾噩噩度過每一天。政治家總有下野的一天和幾乎肯定被痛罵的下場，但有抱負者，如王安石和張居正，還是會以拯救朝綱為重，視個人榮辱於道外。

　　黃仁宇雖然以大歷史為研究方向，但其寫明代中葉的著作《萬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題為：世間已無張居正。黃仁宇以側面的評論手法，對張居正這位政治家，平衡朝廷勢力的能力，作出不少正面的評價。同樣在港島區直選參選的葉劉淑儀，很讚賞《萬曆十五年》這部書，但今天僅作為「政治人」的她，恐怕沒有向張居正學習的需要。但要真正明白政治的神髓、政治家的氣魄，不去深入認識張居正，恐怕是一道缺憾。

　　張居正其實拯救了萬曆年初，臨近崩潰的明室財政，也使這位皇帝朱翊鈞有錢興建龐大的定陵。簡明的通史類讀物，詳細講及張居正的政績，並不多，也有不少人對張居正的專橫，為之不齒。但真正讀歷史的人，會把事蹟伸延來讀。張居正縱然被視為玩弄權術，但他的心術其實並不算是狠辣。他身處一系列朝庭政治鬥爭中，親眼看到嚴嵩鬥死夏言，徐階鬥死嚴嵩，高拱搞臭徐階之子。但在這種趕盡殺絕的邪風下，當張居正鬥走高拱之後，尚能讓高拱致仕，安享晚年，沒有血濺朝庭，實在是難能可貴。相反，一些自命秉公辦事的正人君子，如丘橓之輩，卻在張居正身故後，為拍萬曆皇帝的馬屁，大肆迫害張居正之子張敬修，為的正是公報私仇。這些外表正義的行為，其實相當可惡，也反覆看到張居正之前對高拱，真是相當的寬容。當然，張居正獨攬朝綱十多年，得罪了的，不是朝臣，而是幼主萬曆皇帝。全心為萬曆皇帝凝聚財力國勢，到頭來被皇帝清算，正是身當政治家的悲歌，也是從政者需要讀懂的一段歷史。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是一部寫張居正的最佳著作，值得從政者一讀。

　　在今天香港政治的爛局，要誕生一位像張居正這樣，連得罪皇帝也不懼怕的政治家，幾乎不可能。尤其今天的政治環境，講的，只是宣傳和綽頭，不必講內涵，更不用漫談道理。當一個嬉哈的庸官，避開爭拗，很容易；要找一個願意迎難而上，懷有「知我罪我，惟其春秋」心態的政治家，恐怕比國寶還罕有。

　　世間已無張居正，政治家是絕種的動物。

(選舉期間，按例把其他參加立法會港島區直選參選名單列出，包括：許清安、勞永樂、劉嘉鴻名單、鍾樹根名單、吳榮春、何秀蘭名單、王國興名單、陳家洛名單、何家泰、曾鈺成、劉健儀名單、吳文遠。)

馮唐的《不二》之選

　　走進擠迫的香港書展逛逛，不是近年的興趣。喧鬧嘈吵，摩肩擦踵，難以醞釀看書的情緒。誠品書店快將開業，想細心挑選喜愛的讀物，再等一會，不是甚麼損失。但今年的書展，自己還是算參加了半個份兒。悶熱的星期天上午，坐進一個全場爆滿的演講室，出席了作家馮唐的座談會，聽他談一下現今的文學與寫作。

　　書展的座談會，有不少作家當嘉賓，馮唐只是其中一位，也是一般人相對陌生的一位，但卻可能是最不平凡的一位。這不是因為馮唐在年初時，曾不怕指摘，公開撰文表示不欣賞韓寒的作品，而是馮唐寫了一部精彩的黃色小說《不二》。在香港書店內，《不二》是一部被膠套封著的書，不是因為價錢貴，怕你損壞，而是文字的露骨程度，相信連日本的AV電影都沒有可能拍出來，年紀太小的朋友們，自然需要被膠封套隔開一下，等待心智成熟後才閱讀。

　　據馮唐所述，《不二》在台灣還未有書商願意出版，更不要說政治思想更保守的大陸。原本以為閱讀這類衝擊情慾底線的小說，多是希望尋刺激的中年男人，但自己錯得非常厲害。出席馮唐座談會的讀者，以年青人佔絕大多數，當中更以女性為主。而令自己再訝異下去的，是身邊的人，全都是說普通話。說廣東話的，一位也沒有，真的是多帶幾副眼鏡進場，恐怕都要讓你再三跌爛。是《不二》太艱深？馮唐的文筆太大陸化？還是香港年青人提不起閱讀黃色文學的興趣？答案似乎應由傳媒人去認真發掘，而不是單純每年機械式報導書展的進場人數，迷信數字，缺乏內涵。香港人經常標榜言論自由，創作自由，難得有一部兩岸三地僅此一家出版的著作，談論和欣賞的香港人卻出奇地少，實在是很大的諷刺。

　　黃色小說，其實不易寫。特別在視訊發達的今天，影像和聲音大大掩蓋文字的影響力。一個漂亮的胴體、迷人的眼神、誘人的聲線，遠勝一大堆嘮嘮叨叨的文字。要令讀者看得有癮頭，不單純是兩個赤條條軀體的東歪西倒，南征北伐，然後再來一個甚麼靈魂交融便算數。構思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固然重要，場景的一花一草，也應講究。要成為文學，更需要對人性的本質，有深切的描寫和批判，超越情慾和畫面的意義。中文原著的出色黃書並不多，自命才子的李敖，寫過兩部黃色小說：《上山上山愛》和《虛擬的十七歲》。不過兩書的情慾太哲學式，故事人物過於簡單，文字風流程度不足，未算是一流的文學作品。黃霑和林振強分別寫過一些精品式黃書，不過也是以嘻笑為主，不屬於小說，也沒有一個大格局。其實，黃色小說最重要的一個潛在訊息，是原始、平等、神聖。性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不應受貧富、聰愚、身份、性別所限制，人人平等。陳之藩曾形容《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是一本反動的小說，有濃烈的左傾味道。李敖也稱黃書為紅書，有鼓動人們造反的涵意，長毛梁國雄經常穿的哲古華拉頭像T恤，印象中都是紅色的。這種潛在的抗爭意識，相信是一眾黃色小說，包括馮唐的《不二》，在大陸出版無期的主要原因。理解黃書的象徵意義，閱讀時便懂得追尋那股追求平等、反璞歸真的寓意。馮唐的座談會，出席者絕大多數是說普通話的年青人，情況教人意外之餘，也令自己有一份慨嘆，香港讀者群只追逐投資書、政治書，是一道狹隘的視野。閱讀和吸收不同種類的書，才算是真正的個人提昇。

　　馮唐的《不二》，趣味在於一份毫無忌憚的狂，天馬行空地將一群歷史人物結合，對佛學作出一種另類的演繹。一般人或會認為佛和性充滿排斥，正所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佛門人士視性為俗世的鏡花水月。但馮唐卻把兩者，運用在一種天然求真的表達，的確是相當前衛，但無疑會令學佛之人，視《不二》為一部邪淫之書。《不二》的封底部份是這樣介紹這部小說：「這是一場性愛的盛宴……白日宣淫，就地正法，肆無忌憚，一晌貪歡，佛門清淨地，成了風情萬種的極樂世界……」不論你認同內容與否，單看這短短三數十字，足以讓你目定口呆，也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不二》大致是一部怎樣的小說。

　　《不二》的故事背景，是唐代時期禪宗五祖弘忍，考慮將衣砵交予神秀或慧能的事況。歷史上，神秀寫出了精短的五絕：「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著塵埃。」但慧能卻套上更巧妙的五絕：「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神秀和慧能及後出現分裂，成為兩派，那是公元六百多年的事情。馮唐把公元七百多年的韓愈和柳宗元，以及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豪放女魚玄機，也一併扯入故事，再加入一個小和尚不二，創造出一部令人看得爽朗淋漓的黃書，很值得欣賞。不少人或許著眼小說內，馮唐將男女身體不同敏感部位，作出清徹見底的描述，更甚質疑馮唐有沒有必要寫得那麼盡。自己的見解，反是佩服這份奇異的文字能力，把一些攝影機也不可能捕捉的細節和細胞反應，來個大爆發。馮唐本身是學醫的，跟日本的渡邊淳一相同，兩人也同樣寫出衝擊道德底線的小說，但馮唐卻不是渡邊淳一那種類型。渡邊淳一筆下的男女，在情感愛慾與社會道德之間遊走；馮唐筆下的男女，是從歷史人物創造出意義，帶著更原始的釋放。寫歷史小說，跟今天沒關係，不會是作者的意思。宗教領袖弘忍傳衣砵，釀成神秀和慧能的分裂，在那時那地，都有深刻意義。馮唐以風流的文字，笑傲蒼生，是對政治和權力，最含蓄幽默的竊笑。

　　不能肯定你有沒有膽量，接受馮唐尺度的挑戰。但若果選購《不二》的話，應挑選紫色封面的長篇版。馮唐的另一中短篇著作《天下卵》，也有收錄《不二》的短篇版，但內容明顯不夠豐富。要黃，就應該黃到底，半桶水跟一桶水，雖然都是水，卻從來不是相同的東西。認識馮唐，選擇《不二》，是不二選擇。

《父親與民國》：重新認識被國共埋藏的白崇禧

　　讀白先勇的文字，像漫步花團錦簇、綠樹林蔭、清風送爽的御花園一樣，在茂盛和博奧裡，滲透著陣陣看不見卻觸得到的淚水和哀慟。典雅中藏憂愁，細膩內現感性，一字一句織出那時代中國人的心事。中學時期中文老師利用閒餘時間，介紹《台北人》後，白先勇的長短篇小說和散文，我都有讀過。甚至有兩次受白先勇小說的感動，認真地提起筆來創作，可惜竭於靈感，缺乏體驗歷練，以失敗告終。大學畢業後，生活充滿一片《芝加哥之死》的深沉氣息，輾轉努力，近年總算找到方向，及賺回一些自己的時間。間中從書架拿起白先勇的書來讀，仍深深被他的文字感動。白先勇醉心宣揚崑曲的工作後，寫作減少，今年終以父親白崇禧為題材，寫下《父親與民國》，一解讀者多年來等待文字的心。在書局發現書本發售的一刻，我已急不及待將上下二冊拿到收款處，辦一個移交鈔票的世俗手續。日前白先勇在香港舉辦座談會，順理成章把握機會參加，親身細聽他講述著書前後的感受。

　　經白先勇介紹後，我方知這部《父親與民國》在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大陸最早，在4月，台灣是5月，香港6月。當然，若以一般大陸作者而言，這個出版次序沒有甚麼特別。但白先勇本人是國民黨核心之後，寫的，又是白崇禧，是當年國民黨的剿匪總司令，大陸仍能同步出版，兼是先發地區，這一點倒教人有點意外。白先勇表示，在北京、南京、武漢、重慶、桂林、台北出席座談會時，感到一份民國熱，很多年青一代都希望更加清楚民國時期的歷史。在大陸的教科書裡，白崇禧是一名桂系軍閥，僅此而已；台灣的教科書，幾乎完全沒有提過白崇禧的名字，讓人有白讀民國史的感覺。像白崇禧在抗日時期所定出的軍事策略：「游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大陸人會以為是毛澤東提出，台灣人則認為是蔣介石的建議，其實兩者皆不是。香港的情況其實跟兩岸相差不遠，以通史為本的歷史教科書，甚少提及白崇禧的地位和功績。國共兩黨多年來不斷埋藏歷史真貌，不斷扭曲和粉飾歷史，製造有利自己的故事，以求達到政治目的，都是令人唏噓的事情。由民間開動這股動力，還白崇禧應有的地位，識別官方歷史的表徵，是白先勇寫下這書的動機。

　　論題材，這部《父親與民國》有一定吸引力，讓讀者再度返回1949年的時代，踏足近年龍應台和李敖的戰場。白崇禧戎馬一生，由18歲離開廣西老家參與辛亥革命那一年開始，勞累整整38年，是國民黨北伐、抗日、內戰時期的主要軍事將領。北伐時期打敗軍閥孫傳芳、張宗昌；蔣桂戰爭後建設三民主義風範的廣西；抗日戰爭期間指揮台兒莊會戰和崑崙關戰役兩場唯一的大捷；為台灣二二八事件善後；都是白崇禧的貢獻，也說明他是一名文武雙全的國棟之才。國共內戰失利後，白崇禧且戰且退，到了海南島，乘坐最後一班飛往台灣的飛機，在寶島這個大監獄，過了最大自由度的17年軟禁生活，最終像南宋詩人陸游一樣屈屈而終，在中華民國政權下呼出最後一口氣，安然歸真。如白先勇在書中所述，白崇禧的一生，由辛亥革命開始，和民國緊扣在一起，榮辱共存，盡顯軍人光明磊落的風範。白先勇謙虛地表示自己不是歷史學者，書是以一種圖文傳記的形式寫成，當中選取了很多當年有關白崇禧的媒體報導。而不少圖片更甚為珍貴，以及從未在大陸出現。媒體報導和圖片不會說謊，兼且準確地記錄了白崇禧在那個時代的事蹟，配上白先勇優美的文字，組合成一部感人的另類民間歷史書。

　　白先勇當然不會像李敖那麼火辣，在《父親與民國》中，並沒有直接嚴厲批評蔣介石，但字裡行間的幽淡，還是替父親申了幾道冤。第一道冤是北伐成功後，蔣介石想「釋兵權」，白崇禧認為裁軍會造成社會動亂，情願學石達開遠離是非地，帶軍遠守回族地區，蔣不同意。同樣來自桂系的李宗仁也不答允蔣的安排，終造成兄弟鬩牆的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李宗仁和白崇禧及後惟有返回廣西，獨自搞三民主義地區，培訓兵團。白先勇認為這是一場不應發生的戰爭，是對的。事實上，很多人以為蔣介石(其實是白崇禧)北伐打敗直皖系軍閥，加上奉系張學良投靠後，民國便歸於統一，這說法並不準確。再揭將領分地而治，正是來自蔣介石追求絕對權力的結果。

　　第二道冤是國共內戰前期在東北的四平街戰役，白崇禧堅持追擊林彪到底，直搗哈爾濱。徹底把敵人殲滅，才是用兵之道。但蔣介石以馬歇爾希望國共和談為由，最關鍵時刻還是把白崇禧調離東北。結果中共得以重整旗鼓，在及後東北的遼瀋戰役，擊敗國民黨。從歷史學來看，蔣介石以馬歇爾希望國共和談為由，似是藉口。蔣介石對共軍從不手軟，在抗日期間的皖南事變，不理環境，見縫插針，可見一斑。一個馬歇爾真的有魔法，可以把蔣介石勸退嗎？說到底，蔣介石是出於一種嫉妒，像台兒莊會戰這種大捷，蔣毫不興奮，甚至有酸溜溜的感覺(白先勇也在書中寫下了)，因為蔣清楚知道打了勝仗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平街戰役，再打下去，立大功定必再度是白崇禧。這種榮譽，絕對不為蔣介石所能接受。白先勇在書中數度表示父親的忿恨，一直在四平街戰役上，似有不少弦外之音。

　　第三道冤是國共內戰最重要的徐蚌會戰(即中共所稱的淮海戰役)，蔣介石錯用戰略，把60萬部隊放在徐州平原，讓共軍易於攻擊。用人方面又重用黃埔系的庸將，在華中司令部外，另設立華東司令部，分掉白崇禧的指揮權。當白崇禧知悉排陣拙劣及軍將人選後，拒絕擔任總指揮，打一場必敗的仗。白崇禧自然被責備拒絕接受命令，含了不少冤。其實，白崇禧認為蔣介石戰略錯誤的看法，也是李宗仁在回憶錄的看法，亦是一些外國學者的看法。國民黨在三大戰役敗陣，實怪不得白崇禧，白先勇以半激動的筆觸，幫父親申了這口冤。

　　第四道冤是戰事失利後，李宗仁迫蔣介石下野，白崇禧認為蔣介石退下，或有利國共和談，因而做了些「逼宮」行為，讓李宗仁當上代總統。這種近乎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的行為，應是最令蔣介石不滿的地方。李宗仁的努力白費之後，亦曾勸白崇禧選擇流亡美國，不要到台灣。不過，縱有張學良被軟禁的例子在前，白崇禧仍君子坦蕩蕩地跟隨國民黨到台灣，作出跟李宗仁不同的選擇，是看得出白崇禧性格上的光明磊落。這道冤令白崇禧被監視下，在台灣度過了他的最後17年，也只當上一個可有可無的閑官，直至歸真。

　　白先勇替父親寫下的文字，不是激烈，不是追究，而是尋真。白先勇也清楚指出，白崇禧與蔣介石之間有數不清的恩恩怨怨，是恩多，還是怨多，撥開國共放下的濃霧，把歷史看透，自會有合適的評論。但其實，白崇禧在書中除了俠骨外，還有柔情。白崇禧三十多歲才成家，唯一妻子馬佩璋為白家誕下十名孩子，在動亂的年代，共同面對國之憂、家之患、個人的失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白馬二字已是漂亮的配合，放在白崇禧和馬佩璋身上，更教人多一分欣賞。真正的教養，可以在兒女身上發現。比較白先勇和蔣經國，可以看出不少白崇禧和蔣介石之間的分別。白先勇謙謙君子，醉心學術；蔣經國是特務首領，辭世前仍高壓治國。白先勇描寫白崇禧在台灣時期的事蹟及家庭生活，特別是六姊白先明的部份，非常細膩，也充滿白先勇風格，讓人感動。

　　當然，《父親與民國》是白先勇替父親說出多年來沒有說出的話，不是一部很嚴肅地挑選史料的著作，但帶出來的意義和味道，是強烈的。細味品嚐書中的細節，其實亦有助理解不少國共兩黨留下的盲點。像四平街戰役，俄軍其實並沒有拖國民黨後腿，反有協助白崇禧追擊林彪。像白崇禧的好友葉公超，因外蒙入聯問題，與蔣介石政府意見不合和失言，引致離職，也教人重新想起，1971年前聯合國內的決議，是由國民黨政府負責。通史往往勾出大輪廓，內裡細節需要慢慢細味，才能盡窺全豹。片面的閱讀，造成片面的理解，是不幸。被國共兩黨所留下的片面歷史所誤，更是不該。不艱澀的《父親與民國》，或許是大家提起興趣，返回歷史現場的一道引子。不認識白崇禧這位近代英雄和硬漢子，更是學識上的一道遺憾。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香港中國語文科讓人留下的回憶，恐怕是片片連不起來的散碎，更沒有太多人對秦牧的《潮汐和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或梁容若的《我看大明湖》等文章，留下甚麼深刻印象。課本和文章，讀完不能帶來回味，無疑是教育者眼光失誤。云云課文中，仍有滄海遺珠、教人記起者，相信是悄悄地走了，揮一揮衣袖而不帶走一點雲彩的徐志摩，和他那首你總會記上一兩句的新詩《再別康橋》。

　　徐志摩的一生，跟戀愛分割不開，他的短暫一生是不斷尋找和沉溺在戀愛當中。與沒有感情的張幼儀結婚與離婚，戀上有夫之婦陸小曼，不理會世俗的枷鎖，跟陸小曼一同再婚，稱得上第一代愛得轟烈和精彩的情種。徐志摩不單得到陸小曼完全著了火的狂戀，還有在餘生默默生活下去的張幼儀的原諒，他是一個幸福的男人。但更幸福的，其實是獲得林徽因一份終生無言的眷愛。徐志摩死在赴約的空難，令這段沒有譜成的愛戀，更形淒美。

　　《再別康橋》寫的，是16歲的林徽因在倫敦不辭而別之後，有婦之夫徐志摩傷心落寞的心情，無疑，徐志摩被青春少艾的林徽因迷倒了。林徽因的故事，倒不是太多人完整地寫過出來，也許她的後期故事是平凡的、世俗的。下嫁丈夫、誕下一子一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設計國徽、投身在中國古建築的文獻，不若徐志摩葬身在空難那麼轟動浪漫。在自由戀愛的今天，或許我們不能明白80多年前的林徽因，為何不肯選擇及後為她離婚的徐志摩，而下嫁梁思成。是害怕世俗的嘲笑，還是聰明地為了避開愛火燃燒後剩餘的平淡，白樂梅在她的著作《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有細膩感人的詳述。

　　白樂梅的文筆清雅，行文如詩畫一樣秀麗，林徽因純潔的形象，表現得脫俗非凡。這種文學小說的寫傳記方法，教人有不少墮入感，就像被電影女主角深深吸引一樣。林徽因的身世不是顯赫，但也是有點來頭。父親是在北洋政府工作的林長民，與梁啟超是世交，因而早有把林徽因嫁給梁的兒子梁思成的意思。林長民在反張作霖的巨流河一役喪生，林徽因及後便下嫁了梁思成。是接受父的遺命、自由戀愛、還是避開徐志摩，是林徽因留給世人的問題。讀建築的她，是一名浪漫詩人，寫下不少感性動人的詩。白樂梅嘗試用文字把林徽因寫每一首詩的心境，描繪成一幅幅圖畫，是很有心的創作。生活交織著情感，思緒結集成情懷，林徽因對愛的感受，從她的詩，可以細嚼，可以品嚐，可以融入心窩。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是白樂梅用來描述林徽因對徐志摩的愛，這種愛，太艱深，也太沉重，徐志摩和梁思成也沒有為林徽因背上同等的重量。徐志摩被放棄後，急速地與陸小曼搞上；梁思成在林徽因辭世後，也迅速和林洙再婚；林徽因很快成為他們的過去式。真正願意為林徽因付出重量，終生不娶的，反而是鄰居金岳霖。白樂梅在書中含蓄地讚賞金岳霖，他比徐志摩和梁思成，更應該獲得林徽因的愛。他出現得遲了，又或許他的時代早了，教他只能把愛埋在土裡。「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也是金岳霖默默送給林徽因的說話。

　　在此時此刻去回看林徽因、金岳霖，甚至張幼儀的執著，像走進博物館看展品，少了一份時代感，他們只是生活在半自由的戀愛世界，走不出俗世為他們定下的框架。晚九朝五的年代、物質主義的生活主宰了現代人的情感，享樂才是生活，磚貴才會情重，成了今天的標準，他們也愛得放任，愛得灑脫。假若林徽因在今天才遇上金岳霖，他們會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仍然留在心中嗎？

　　歷史沒有如果，只有那個年代的林徽因和金岳霖，以及一份教人緬懷的心靡。

我們最幸福

　　20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擁有出眾的洞悉力和筆觸。60多年前完成的預言小說《1984》，被視為極權主義的虛擬經典。此時此刻，蘇聯已完全瓦解，一眾昔日東歐各國換上新面貌，中國遠離烏托邦的建國概念，《1984》內種種國家機器惡招劣式，卻沒有從此消失，不幸地又獨有地在北韓仍然繼續存在。一切不是虛擬，北韓難民的故事，由美國記者巴巴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以細膩的筆觸，通過《我們最幸福》一書，感性地送上給讀者。

　　對於不是居住在南韓、日本、中國東北部的居民，或許對北韓專制極權的金氏皇朝，甚至近日北韓發射火箭衛星，並沒有很直接的關心。球迷所能記得的，或許是2010年南非世界盃，鄭大世在球場淚如雨下的一幕。但實際上，北韓奉行對領袖儒家式的瘋狂崇拜，以及繼續近代甚為罕見的家族繼承模式，仍能強硬地經營超過60多年，並把棒子交到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手上，確是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也值得人們去留意和思考。當然，北韓問題箇中涉及不同國家的利益，以及領導層既得利益等問題，非常錯綜複雜。而改革本身就是利益重新分配，要金氏皇朝及其緊密追從者放棄或分享所擁有的權力，更不會是簡單的事情。北韓人被統治者「脅持」多年，作為國際政治的博弈工具，無法過著具尊嚴的自由生活，是十分不幸。外人也許不明白北韓人為甚麼在這種惡劣的統治下，仍然替金日成和金正日哭喪；他們為的，恐怕是一種虛偽面孔下呼吸和生存的權利。德米克以6個不同背景的北韓難民故事，讓讀者從《1984》所塑造的虛擬鐵幕世界，走進地球內一個確實存在，但又絕望無援的黑暗境地。

　　「我們最幸福」是北韓人經常唱的愛國歌曲內一句歌詞，以此作為書名，既具真實味道，也充滿反諷意義。這個取名並不是直接翻譯英文原來的書名《Nothing to Envy》，但中文譯名比英文原意「沒有甚麼值得妒忌」，明顯更有代表性。德米克撰寫這書時，用的是口述歷史方式，親身訪問了6名成功逃到南韓的北韓難民，把他們的遭遇和經歷，串聯成仿如電影影像的優美文字，讓人有一氣呵成的感覺。被訪問的北韓難民，以生長和居住在北韓第三大城市咸興為主，當中包括勞動黨年青成員、醫生、類似黑五類的南韓投降軍人後代、金氏皇朝的長期忠實支持者、社會棄民等，他們有兩位是情侶關係，但因背景問題，只能發展若有若無地下戀情。

　　咸興在北韓的北部，較為接近中國邊境，離平壤頗遠，平壤政府的直接嚴厲干預，也相對比較少。根據德米克所搜集和訪問得來的資料，咸興在90年代末年開始有小型市集，市民可以進行小範模的買賣，跟平壤的事事處處有所規範，並不相同。書中詳細描寫各被訪者的生活狀況、價值觀、與家人的生離死別、逃亡經過，不少部份和材料集中在90年代北韓食物短缺引致的饑荒，市民捱餓，典當家財，仍不能避免片片死亡的景象，既是傷感，又是駭人。德米克以克制但感性激情的文字，描寫他們被政府蒙騙、欺壓、犧牲；沒有怒言惡語，但充滿片片對人性的反思，對極權的無語，對追求自由的堅持，以和平高尚的善良，來貶抑妄顧民生、攬權霸威的劣行。一些人從盲目相信和崇拜金日成，視他為國家的唯一力量，到感受體驗到被出賣，其實是相當痛苦。他們把自己絕大部份的人生時間，投放在一個被建構的國家概念上面，到頭來踏在中國領土和南韓國境後，才認識到領導人的謊言。北韓只是一個埋葬了人性、佈滿虛偽、沒有愛、滿目蒼夷的絕對貧窮國家。

　　當然，作為一名沒有去過北韓的讀者，在被訪者身份被修改和保密下，很難完全一面倒相信德米克的每一句撰文都是實況，不是創作。她的文筆實在不似受訓於寫報導文章的記者，而像一名作家。不過，大家也不應略過書末的後記，內裡列出了訪問以外，德米克參考過的材料，內容相當充實。就真實性而言，至少平壤政府也沒有提出任何資料和證據，說明或講解一名北韓平民的普通生活，與德米克所述的，有怎樣的不同。而從文筆來考慮，德米克的文字是秀麗而且平實，也沒有不顧一切跟隨美國總統們妖魔化北韓的路線。閱畢全書後，會讓讀者相信，書內所描寫的，是頗為真實的一個北韓部份。

　　《我們最幸福》一書也讓人想起大躍進和文革，人民饑餓、倒下、失望、死去，但還有在理想主義下被欺騙、被出賣。盲目得似紅衛兵，以為自己是一個一個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準備為國家綻放光芒，到頭來卻自慚內咎，悔不當初。依靠口號式精神勝利法，改造思想，不顧經濟現實，來追尋烏托邦生活，已經證明是失敗的做法。德米克在書中引用了一些歷史數據，說明60年代時期，北韓比南韓豐足，農產品生產量和電力供應，都較優勝。北韓走上貧窮之路，在經濟學而言，是經濟增長沒有跟上人口的增長需要。無論食物、生產設備、日用品、消費品、教育、娛樂節目，都只是沾染革命改造的色彩，但卻遠遠落後於生活所需水平。北韓土壤上只有國家的概念，沒有些微社會的空間。沒有人知道北韓人還要再度過多少年相若的歲月。

　　把看完的《我們最幸福》放回書架，心裡浮現的感覺，無疑是「相比北韓人，我們最幸福」。

星空下的小王子

　　被繁忙的公務和多姿多采的私務所霸佔的父母，每天對子女最常說的一句話，大概是：我今天很忙，明天再談吧。

　　看似恰當的補償，可能是iPad、 iPhone、旅行，或是像劉若英在電影《星空》內，向女兒徐嬌送上不同款式，但從未戴過的帽子。物質豐富，補不了內心的寂寞。在人類世界，最珍貴和有價值的東西，還是愛。

　　或許《那些年》是去年全城最能讓觀眾聚焦的台灣電影，自己更喜愛的，是這齣友人介紹觀看的《星空》。林書宇導演的《星空》，改篇自幾米的繪本作品，主人翁是一位不為父母痛愛的初中女孩(徐嬌飾演)。父母的離異氣氛，令孩子缺乏愛的滋潤。她住在寬敞的居所，卻孤單地在自己的幻想下，創造和品嚐串串純樸真摯的夢想。她和一位男同學(林暉閔飾演)，一起坐進宮崎駿式的飛天火車，走進爺爺的無邊際星空，漫步構想出來的美好，既似遙不可及的初戀，又像充實真摯的友情。小孩的世界， 其實是一幅漂亮的拼圖，一切都是完滿美好的，視乎成人怎樣塑造。依賴物質生活，還是注滿愛和關懷，是父母的選擇。缺乏愛的童年和人生，像是失去了一片小組件的拼圖，是一種不能接受的缺憾。林書宇這齣電影，拍出令人不斷反思的味道，小孩子的星空，該是一道真善美的空間。為人父母者，很應該去觀看。

　　徐嬌幻想中的大象，也令我聯想到《小王子》。法國飛機師Saint-Exupery在二戰時期寫下的這部短篇作品，是世界著名的兒童讀物，由一隻被蛇吞掉的大象開始。故事內容當然跟《星空》不一樣，但同樣地充滿孩子們豐富的想像，以及愛和善的意義。來自外星的小王子，跌落在撒哈拉沙漠，在地球不同地方和其他星球去感受及尋找不同的東西，包括戰爭所帶來的孤獨和失去的愛。小王子的善心，廣闊似海，直像林書宇那無邊際的星空，代表一份眾人夢寐以求的美好。

　　Saint-Exupery在戰爭時期的幻想，與及小孩們對後現代世界的期盼，其實沒兩樣，大家都在追求一份寧靜和愛。昔日的戰爭帶來的肉體和心靈的痛楚，現代人只是肉體享受著舒適，心靈還未能到達自我解放、享受人生的地步。至少在電影《星空》內，那對父母未能展現人類應有的愛和樂。兜兜轉轉幾十年，原來我們一直還停留在尋找愛與幸福的定義，不是踏前一步。先一輩人士的經驗和話語，讀的人和懂的人，還是太少。

　　有時間的話，作為父母的你，願意去理解家中那位星空下的小王子嗎？

悼胡適：兼評《香港城邦論》

　　今天是著名知識份子胡適逝世 50 週年紀念的日子。

　　1891年出生的胡適，是上世紀少數學貫中西的學人。少年時期的胡適，已築起非常深厚的國學根基，及後留學美國，接觸西方教育系統，認識和研究西學。胡適回國後，便加入北京大學任教，出人意表地由中國哲學開始教起，並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學風。他致力推動普及教育，鼓吹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其中一位倡導者，大力喚醒國人對學問追求的需要，打知識救國牌。胡適曾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擔任北大校長，也是自由主義的追求者。他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正是法國國旗上藍白紅三色的代表意義。胡適的黃金歲月，不幸適逢國難時期，在書生救國的情操下，當過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游說美國在抗日戰爭時對付日本，以及國共內戰時出面調停，可惜兩次皆無功而還。1949年後，胡適隨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移居台灣。1962年2月24日，因心臟病逝世，享年71歲。

胡適的學術著作相當多，水平更是超卓的，與晚年的梁啟超更是惺惺相惜。胡適平易近人，沒有驕橫霸氣，若不是生於戰亂時期並參與政治工作，著作應該更多。這等知識份子的風範，只能在歷史內尋回。今天再談起北大，香港人對孔慶東的認識，一定比胡適多。知識份子由昔日帶領文化運動的學匠，變成今天在電視台以謾罵為樂、帶動民粹、不做好學術研究的叫獸，這一百年來的社會，看得見的進步，是少之又少，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是失敗了。以前是追求探索學問為己任，今天是識字求財為前提，像港大的八一八獻媚，盡丟學人的風骨。

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孔慶東「很多香港人是狗」的言論，只不過是粗人在茶餐廳的最低程度粗語，帶有侮辱，但仍未算惡毒。香港部份人反諷的「蝗蟲」論，也只算是侮辱，不是惡毒。當然，兩者皆不恰當，必須予以批評和糾正。知識份子應有更包容的胸襟，不是孔慶東這種極端偏頗的視野，胡適對學術的態度和精神，才是今天學生們應該追求的理念。

既然有提到「蝗蟲」論，便很難不提到陳雲。正當「蝗蟲」論也被香港社會，普遍評為不甚恰當之後，陳雲曾撰文寫了一篇題為《用蝗蟲，還是不用蝗蟲，這是一個問題》的文章，堅持偏鋒路線，這是無疑走進了跟孔慶東相似的死胡同，不能抽身出來。但如果有認真閱讀和思考陳雲所著的《香港城邦論》的話，你不應為此覺得驚奇。

《香港城邦論》被不少迷雲黨人士大力吹捧，說是今天香港的良方妙藥。自己對陳雲在書中，提出的城邦論政治建議，沒有任何評語，多元社會，應包容不同看法。學術有自由，反共有自由，只要立論清晰，觀點有理，便是一部好書。一部書，不是因為它反共，就是一部好書，而是有理有據，不偏不頗，帶領讀者思考，才是好書。在這前提下，《香港城邦論》便不是一本值得學習的書。立論偏頗，演譯歷史牽強，內容前後矛盾，是這書的致命點。

《香港城邦論》全書有八個章節，但陳雲的框架論據，其實大抵是：（一）香港建立的時間最長，由1842年開始，約170年；中華民國也是由1911年開始，約1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由1949年開始，只有62年；香港殖民地時期的城邦文化歷史悠久，遠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長，也具備獨特的成功特色，今天應該重新塑造；（二）中共曾是共產國際一份子，是蘇俄政權的傀儡，像元、清一樣，是外族政權，不屬中華文化的一部份，香港應該自我反省，不與「外邦」為伍。

　　昔日香港算不算是一個城邦，其實很主觀，很取決每個人的政治心態，自問不懂評。自己也不反對香港殖民地時期的系統，有很多優點，但陳雲以百多年的年資，蓋在香港的額頭上，倒有點堆砌感覺。香港真正步入今天的系統，是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到任之後。從那刻開始，才陸續有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居屋、交易所合併等政策，這也是香港成為殖民地120多年之後的事情。我年幼時，從父親聽到不少「戴銀紙」時代的故事，電影《歲月神偷》也帶出一幕，醫院護士打一支針也要付小費的陋習。而事實上，首幾任的港督，不少有軍人背景，也有很多歧視華人的政策，陳雲沒有細述這些事例，便認定香港的城邦歷史源遠流長，是沒有說服力的。甚至對於新界丁權建屋僭建的問題，陳雲籠統視之為港英政府保存歷史習俗的努力，不屬於種下禍根的懦弱和縱容，絕對是不合理的視野。

　　陳雲從歷史上批評中共的角度，也有很多值得相榷之處。把元和清視為外族來看待，不符合官方正統歷史視野。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是袁世凱在中華民國期間定下的框線。陳雲承認並大力推崇中華民國，卻不承認蒙古族和滿族的地位，是非常矛盾。在書中批評清政府時，還不斷用「滿清」來表現族群差異，是不嚴肅的做法，至少我在不偏頗的正規學術歷史書，從沒有見過這種處理方法。

　　就算陳雲試圖突出元代和清代視為外族政權，是一片暴政，沒有中華文化，進而拖中共下水，也不見得有說服力。說清代有海禁政策，影響民生，其實明代早有海禁；說清代有密奏的極權制度，其實這也跟明代的東廠及錦衣衛制度相像。說歷史就不能只說壞的一面，而不去比較前人的做法。不少極權制度的陋習，不是單在清代才有，漢人治國的時期，也一樣有出現。作為合理的著作，應該寫得一清二楚。清代要男人留辮，官分滿漢二級，是歧視，但順治時亦曾有皇命禁止女人纏足，保護女性，只是漢人不理會，這些也應討論。中華文化的女子纏足，漢人愛女子的腳嗅，甚至是宮廷的太監制度，皆是文化的一道恥，陳雲不一一論述清楚，而單純攻擊元代、清代，實在不是完整論述。

　　陳雲歸納中共為來自蘇俄的外族政權，是細菌。但他卻沒有提到中共是由中國人陳獨秀創立，甚至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也曾接受聯俄容共的想法。縱使是細菌，中華民國不也是有份幫助製造嗎？陳雲又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臨時過渡政府，中華民國才是正統正權。但玩務實政治的美國和世界各國，1971年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地位，試問有那一個臨時過渡政權，可以在聯合國出席並投票？陳雲說中共是有史以來最長的臨時過渡政權，達62年，但他卻沒有提到中華民國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是在1911年之後的79年才舉行。更加沒有提過蔣介石，不理憲制，擔任超過兩屆的總統。1960年，胡適對蔣介石違憲再次參選，表示不同意，結果一代的知識份子胡適，便就此被擠掉。國民黨其後甚至假表姿態為逝世的胡適出書、出選集，結果從未兌現。這些中華民國對知識份子的表現，陳雲願意提到嗎？

　　批評中共，拿事實去評，談大躍進，談文革，不難有切入點。但要是作比較，作者就必需持平比較，不是依賴情緒式的文字。上面提到的狗論和蝗蟲論，有侮辱成份，但也未到惡毒的地步。陳雲在《香港城邦論》內的字句是：「現在，六十年過去，狼毒之黨國加上一群狼毒之民，在中國故土恢復中華禮樂，看來是無能為力之事。」（頁176）

我認為陳雲的文字是非常激烈的語言暴力，充滿惡毒的含意。個人絕不接受這種語調。罪不及妻兒，縱批評中共黨員，也不應觸及其他無辜的平民。他們縱沒有學習，不明白真理，就應背上「狼毒」之名嗎？昔日胡適的敦厚，知識份子的謙和，中華文化的禮，都沒有在陳雲的文字上反映得到。我建議讀《香港城邦論》的朋友，花點心思去仔細消化，慢慢思考，這是一本需要小心閱讀的書。尤其是陳雲在書序內以中華民國一百年來寫出完稿日期，及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可能出現中華民國化，箇中的弦外之音，其實很是明顯。已入馬英九內閣的龍應台，批中共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未以中華民國年號來發表。陳雲的步伐可比很多人還要走得前。

胡適教導大家要以知識充實自己，要思考，可惜在現今繁忙的社會，能做到的人，太少了。面對不同寫作方法的書籍，應該懂得從不同角度來比較，方能貫徹明白，得出自己的結論。現今教育只重背誦，不重思考，不積極教導全方位歷史，造成很多盲點。若有緣人能讀了這篇短文而有啟發，我便心滿意足了。

《龍紋身的女孩》：寡味的荷理活香料

　　兩個多月前的一個中午，我在 Starbucks 享受閱讀 Milan Kundera 的 Immortality 期間，一位穿著極度性感而又非常漂亮的外藉年青女子，坐到我對面的空位。她一身白皙的肌膚，一雙修長的美腿，裙子穿得很短，手上拿著一部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來閱讀。我不知道她身上是否有 Dragon Tattoo，但她卻像 Sharon Stone 在《本能》內，交換了幾次美腿的交叉位置，令人難以集中精神繼續閱讀。這次咖啡店的經歷絕對是一次奇遇，這段影像自然一直留在我的心裡，而這份偶遇，也讓我對閱讀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畢竟，這樣的推介，世上罕有。

　　小說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是一位瑞典人 Stieg Larsson 放在抽屜裡的遺作， 辭世後才出版，由於大受歡迎，譯本相繼發行。我閱讀的，是 Reg Keeland 的英文譯本。故事主要發生在瑞典的 Stockholm 和小城市 Hedestad，性質像偵探小說，男主角努力調查一宗塵封三十多年的少女失蹤案，最終帶來死亡的恐嚇。《龍紋身的女孩》也順理成章成為荷理活的獵物，繼 2009 年出現北歐版後，2011 年拍成另一版本的荷理活電影，由《七宗罪》的導演 David Fincher 操刀，影片焦點是罪行和暴力。

　　自己一直不是太喜歡荷理活電影那種標準格局。拍攝方法，敘事手法，太公式化，不能給人意外的驚喜。對沒有看原著的觀眾來說，這齣《龍紋身的女孩》，所走的懸疑、驚慄、暴力路線，成績算是合格，能帶來超過兩個半小時的緊湊感覺。不過電影的味道，還是放進了很多荷理活的香料，搶走了小說的原來質感。當然，這樣說有點不公平，北歐版的《龍紋身的女孩》，自己其實沒有看過，但瑞典電影，很久以前看過一部《狗臉的歲月》，當中人情味很重，也很細膩。Stieg Larsson 的原著，雖然已是 Dan Brown 式的商業創作，但箇中的枝葉情節，還是展現一份瑞典人的生活態度和性格，這些枝葉和細節，在電影中差不多全被剪掉，剩下調查懸案和放大暴力的部份，十分可惜。像 Henrik 與 Mikael 之間的對話，與及 Mikael 接受聘約之前的細心考慮，電影版都放棄交待，的確很美國人的風格。或許這是今天為觀眾所接受的東西，一體化的物質生活，自會帶來一體化的情感，不同人的性格也因此變得模模糊糊。

　　其實， 小說內容的覆蓋面，很廣很闊，Stieg Larsson 放了很多筆觸在查案之外的部份，而這些東西所佔的篇幅也不少。Stieg Larsson 生前是一位資深的新聞從業員，對媒體工作者的操守，有很細緻的討論。小說其實引伸了兩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一個是受財閥財務支援的傳媒，應否揭發老闆的罪行；其次是以犯罪方法得來的材料，應否公諸於世。Stieg Larsson 在小說作了他的判斷，但不代表沒有值得非議之處。電影對這等議題基本上是沒有帶出過，箇中原由，盡在不言中。而事實上， Stieg Larsson 昔日遺下的文字，在今天金融主導一切的社會，有不少喻意。

　　而那位龍紋身的女孩 Lisbeth，也不是一位單純的高能力調查員，她在小說內，與 Herriet 是一個強烈的對比。無論背景、學歷、性格、地位、處事方法，都是南轅北轍，但她們卻面對相同的問題，被人凌辱和遺忘。龍紋身的意義，是面對艱難時的手段，當中充滿不一樣的價值觀，也滲透一種犯罪的象徵。它已不能反映社會上的道德，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Lisbeth 依賴犯罪的手段，來解決其他犯罪的問題，好像成了一個新的標準。我們不應忘記，去年拉登和卡達菲的死亡經過。

　　小說也有觸及不少納粹黨和舊約聖經的內容，講究畫面的電影，也沒有詳細跟上，觀眾自然也含糊地走過，失去探究的機會。電影的結局，跟小說的結局，有些不相同之處。個人感覺，電影的情節改動，抽走了一些人性元素，不是佳著。Stieg Larsson 的原著小說，的確寫得很引人入勝，若對電影感興趣的，更不應錯過。這是來自一份閱讀感覺，而不是美腿女子的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