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0日 星期一

陳冉事件被錯誤聚焦



  候任特首辦公室聘用了有共青團背景、兼且並未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的陳冉,結果成為了近日傳媒焦點。當選後,梁振英被反對者高度監察,一舉一動有甚麼疏漏,肯定難以避開追蹤雷達。公開聘用陳冉,梁振英相信早已料到坊間一定有聲音。他還堅持這個選擇,自會有其原因。有評論說他刻意讓團隊染紅,使香港人慢慢習慣新的政治環境,公務員陸續紅化,也將會只是時間問題。

  當然,任何看法都是一份表達,是否客觀合理,則需要考量深究。從社會的現實環境看,內地來港讀書的學生,比例越來越高。幾年前開始,在中文大學的校舍範圍,聽到普通話的機會,比廣東話高。研究式課程的研究生,更絕大部份由內地學生囊括,原因是本地學生無興趣。今天在中環上班的一族,午飯時擠在茶餐廳的一群,說普通話的比例也不少。喜歡也好,憂心也好,現實當中,內地學生和工作者早已融入香港的社會。傳媒沒有積極報導,不代表事情不存在,自欺欺人是最要不得的態度。

  陳冉在香港差3個月便住滿7年,在香港讀了兩個碩士學位,有充足的香港經驗,至少不應被身份歧視。香港吸引不少內地優材,體育有王晨、李靜、高禮澤,藝術也有李雲迪、湯唯,包容才可以凝聚人材,這是香港一直能有人材滾動的緣故。能融入香港社會的陳冉,若果有才華,而不獲得機會,才是做不到用人唯才。

  政治無疑是敏感的議題,梁振英團隊存有前共青團成員,必定另有所圖,幾乎一炒就起的論調。但共青團成員是三頭六臂,還是神通廣大,卻沒有詳細討論。自己認識的朋友當中,也有曾是共青團成員,他們現在是積極創富者,不大參與政治。陳冉的前共青團身份,直覺是喧染過度。只差一句確認便肯定其共產黨身份的曾鈺成,也掌聲處處,共青團成員更難言甚麼原罪。而事實上,這個級別的人員任命,對整個政治大局也不構成甚麼影響。公僕們向來有一種自我保護的傾向,價值觀也有所不同。說到一個陳冉能顛覆整個公僕制度,是把制度看扁了。

  既然沒有明顯的政治能量,精於計算的梁振英為何堅持聘用?我認為梁的訊息不在陳冉身上,而是在候任特首辦公室人員組成的問題上面。翻查立法會文件CB(2)785/11-12(01),今年年初,政府曾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支付候任特首辦開支,首長級人員5名,非首長級人員21名,共26人,總開支約829萬元。時至今日,有多少人員加入了候任特首辦,傳媒沒有很詳細報導清楚。26人的班子,現有多少人上班,市民好像不知道。若果人數根本沒有那麼多,曾蔭權政府一個可能是報大數,拿出沒有根據的數字,亂吹一道;另一個可能便是曾蔭權政府拉梁振英後腿,不積極找人到候任特首辦幫手。那個答案,對曾蔭權來說,皆是難辭其咎。梁振英應是想暗責曾蔭權政府一番,奈何傳媒把焦點錯誤地聚在陳冉身上,看不到前因後果。立法會議員更不濟,錢是他們數月前批的,最終候任特首辦人手數目不一樣,也不去監察政府,是令人失望的失職。也令人懷疑到,究竟之前有多少相似的政府亂報、議員亂批的事件。

  政府能胡作非為,皆因議員胡裡胡塗。作為市民和納稅人,除了搖頭,沒有甚麼可做。





2012年4月24日 星期二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紅磡體育館不是我常到的地方,但近日還是到訪了一次,觀賞久違的達明一派一場風格獨特的演出,重回年輕年代輕狂的歲月,重遊段段迷幻多彩的樂章

  劉以達和黃耀明兩人多年來若即若離,已很久沒有一起舉行演唱會。但是,要挑選一些對本地流行文化有深刻影響的象徵人物,劉以達和黃耀明兩人實在是不二之選。相對一些主流音樂人和歌手長期佔據銷售榜,以及獲頒大量豬肉獎獎座,達明一派是品味小眾的精挑細選。偏鋒、前衛、大胆、細膩、動人、敢言、傲骨,都是達明一派的標記。《禁色》和《忘記他是她》讓人開始認識同志藝術美的一面,《天問》和《十個救火的少年》是香港音樂人紀念六四的真實創作紀錄,還有親切寫實的《天花亂墜》、古典優雅的《石頭記》、破碎落寞的《馬路天使》、綻放情懷的《今天應該很高興》、似褒亦貶的《甜美生活》、寓意串串的《每日一禁果》、嬉笑諷刺的《達明一派對》,都是音樂與文化的完美揉合,見證香港不同的國度。達明一派的音樂不但別樹一幟,而且甚具欣賞價值和文藝氣息,擴闊觀眾的文化視野,增加人們的藝術觸覺,是通俗作品以外,難得的有質素選擇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黃耀明非常直率的自白,他擁吻男模的影像,公開自己同志的身份,爭取同性婚姻,也惹來一些批評。但在多元社會裡,不同意他人的看法,也應支持他們的表達意見的權利;不同人的行為標準,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亦應該受到尊重。我們不能光讚李安的《斷背山》真摰動人,白先勇的《孽子》坦率感性,卻歧視黃耀明的性格和選擇。我們應學會欣賞優美雅緻的藝術,而不是拘泥於立場,這才是現代社會的包容。香港核心價值屢屢被人推銷標榜,但社會所展現的價值,才是真實的一面。能夠包容達明一派,懂得欣賞達明一派,香港才稱得上是一個具質素的公民社會


   不過現實上,藝人也是人,也要吃飯。黃耀明近年經常涉足大陸,拓展市場。進入場館前,一直在想達明一派會否還一如以往,唱起段段傲骨的歌詞。演唱會中段,舞台一片鮮紅,一雙霸道的眼睛,出現在其中,黃耀明開始唱著:抑鬱於天空的火焰下,大地靜默無說話,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百姓瑟縮於惶恐下,誰挽起弓箭,射天空的火舌,誰偷仙丹飛天,月宮安守青天……氣氛沉重、熱氣騰騰的《天問》,帶來一陣心靈的燃燒。跟著便來到《十個救火的少年》:尚有共四個穩健成員,又有個願說卻不肯向前,在理論裡,沒法滅火跟煙,被撇下了這三位成員,沒法去令這猛火不再燃,瞬息之間,葬身於這巨變,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就似在怨,用處沒有一點,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亂說亂說,愈說祗有愈遠……兩首以為的禁歌,帶來莫名的振奮,也帶來跟香港人一路走過的達明一派,他們傲骨如前,沒有為了大陸市場,而放棄標記式的敏感歌曲。


   不單歌唱,達明一派還繼續大胆敢言、前衛諷刺的作風。在演唱會舞台打上「梁振英是同志?」,送上關心劉曉波的字句,借用詣音歌曲《皇后大盜》,打出2047 6 30 11:59:59等數字,都是另類政治表述,說出不少寡言香港人內心說話。在無奈的政治環境下,縱情音樂,也不表示丟下性格,放棄所有話語。多元包容,醞藏內涵,追逐創意,是達明一派的象徵意義,也是香港應該繼續的道路

  畢竟那麼多年來,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2012年4月20日 星期五

曾蔭權自取其辱

  候任特首梁振英日前借傳媒叫陣,向大陸雙非孕婦發出政策預示,表明2013年私家醫院的雙非孕婦分娩配額應該是零,並申明在港所誕下的嬰孩亦不保證能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坊間普遍反應正面,認為梁振英表現出決心和魄力。當然,在不是言堂的社會,批評聲音仍然存在。零分娩配額其實已經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構成入境上很大不便,以及添加孕婦本身的醫療風險,有實質作用一些媒體主要的質疑,源於梁振英並沒有同時解釋,將會採用甚麼法律方法,來終止現行對雙非嬰孩發出居留權的做法,並認定這是衝擊法治的表現。

  其實,多讀幾份報章,已不難初步理解和估計梁振英的操盤方法,最有可能是以修改現行條例方式,修訂永久性居民定義,把發出世紙的條件,回復到1996年《入境條例》的版本,便不需向雙非嬰孩發出居港。當然這個方法需配合當年人大曾解釋過的《基本法》立法原意,一併運作,方能奏效;而且也不是十全十美地,可以完全否定訴訟一定不會來。只是從近水救烈火、不依賴人大再去釋法或修法、速速找解決方法的務實角度來看,不再學曾蔭權玩和稀泥,已經是向目標走出步。學者蔡子強批評,這種方法是不人道,而且違反人權。但雙非夫婦公然挖空心思抽水尋著數,也要無限上綱地保護,反而犧牲香港孕婦獲取所需醫療的權利,這才是要不得的迂腐。蔡子強不要坦心,有錢而又堅持己見的雙非夫婦,香港一定有訟師願意讓他們見識法律的可「貴」。

  梁振英不願說出具體方案,恐怕是不想被指在曾蔭權任內正式提出任何施政措施,造成尷尬。只是,選舉年真的會事特別多。梁振英未做得、曾蔭權不願做的法例修改,現在看來很有機會由經濟動力的林鋒,主動出擊以私人草案形式,在剩餘的會期,向立法會提出修改《入境條例》,變相幫梁振英拆彈自己記憶中,那麼多年來議員以私人草案形式成功通過的,只有李家祥對《專業會計師條例》就會計專業範疇的一些修改。《專業會計師條例》主要由會計師公會操作,不是由政府官員具體執行的條例;《入境條例》由入境事務處操作,涉及出入境事宜,兩者層次和意義並不相同。修改《入境條例》,倘若不是由官員提出,而是由議員以私人草案的形式來進行,堪稱是政府集體失職的奇景,直教曾蔭權又要再難堪多一次。議員提私人草案的門檻很高,不單要得到律政司司長接受相關修改的可操作性,更要獲得立法會主席和特首的首肯。跟律政司司長商量討論字眼,由於是私人草案,自然是自掏腰包,找具份量的法律顧問跟進,負擔不輕,不可能是一般議員的玩意。

  大家更不應忽略唐英年在任政務司司長時,主管人口政策,雙非問題也是特首競選時,梁振英多次攻擊唐英年沒有盡責的切入點。挺唐的肯走出這一步,比說千萬句大和解,更有實質意義。修改《入境條例》,是梁振英的構想也好,是自告奮勇也好,在目前的社會環境和氣氛,曾蔭權實在沒有不首肯的理由。而話說回來,倘黃仁龍也認為方法可行,曾蔭權多月來不做甚麼研究,寧願到新西蘭和南美「出差」,也不去解決雙非問題,更讓接任政務司司長的林瑞麟,做一塊難看佈景板,委實是靠害。還有兩個多月便卸任的曾蔭權,得不到市民一點兒的道謝,只能說一句:自取其辱。

2012年4月11日 星期三

我們最幸福


  20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擁有出眾的洞悉力和筆觸。60多年前完成的預言小說《1984》,被視為極權主義的虛擬經典。此時此刻,蘇聯已完全瓦解,一眾昔日東歐各國換上新面貌,中國遠離烏托邦的建國概念,《1984》內種種國家機器惡招劣式,卻沒有從此消失,不幸地又獨有地在北韓仍然繼續存在。一切不是虛擬,北韓難民的故事,由美國記者巴巴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以細膩的筆觸,通過《我們最幸福》一書,感性地送上給讀者。

  對於不是居住在南韓、日本、中國東北部的居民,或許對北韓專制極權的金氏皇朝,甚至近日北韓發射火箭衛星,並沒有很直接的關心。球迷所能記得的,或許是2010年南非世界盃,鄭大世在球場淚如雨下的一幕。但實際上,北韓奉行對領袖儒家式的瘋狂崇拜,以及繼續近代甚為罕見的家族繼承模式,仍能強硬地經營超過60多年,並把棒子交到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手上,確是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也值得人們去留意和思考。當然,北韓問題箇中涉及不同國家的利益,以及領導層既得利益等問題,非常錯綜複雜。而改革本身就是利益重新分配,要金氏皇朝及其緊密追從者放棄或分享所擁有的權力,更不會是簡單的事情。北韓人被統治者脅持多年,作為國際政治的博弈工具,無法過著具尊嚴的自由生活,是十分不幸。外人也許不明白北韓人為甚麼在這種惡劣的統治下,仍然替金日成和金正日哭喪;他們為的,恐怕是一種虛偽面孔下呼吸和生存的權利。德米克以6個不同背景的北韓難民故事,讓讀者從《1984》所塑造的虛擬鐵幕世界,走進地球內一個確實存在,但又絕望無援的黑暗境地。

  「我們最幸福是北韓人經常唱的愛國歌曲內一句歌詞,以此作為書名,既具真實味道,也充滿反諷意義。這個取名並不是直接翻譯英文原來的書名《Nothing to Envy》,但中文譯名比英文原意「沒有甚麼值得妒忌」,明顯更有代表性。德米克撰寫這書時,用的是口述歷史方式,親身訪問了6名成功逃到南韓的北韓難民,把他們的遭遇和經歷,串聯成仿如電影影像的優美文字,讓人有一氣呵成的感覺。被訪問的北韓難民,以生長和居住在北韓第三大城市咸興為主,當中包括勞動黨年青成員、醫生、類似黑五類的南韓投降軍人後代、金氏皇朝的長期忠實支持者、社會棄民等,他們有兩位是情侶關係,但因背景問題,只能發展若有若無地下戀情。

  咸興在北韓的北部,較為接近中國邊境,離平壤頗遠,平壤政府的直接嚴厲干預,也相對比較少。根據德米克所搜集和訪問得來的資料,咸興在90年代末年開始有小型市集,市民可以進行小範模的買賣,跟平壤的事事處處有所規範,並不相同。書中詳細描寫各被訪者的生活狀況、價值觀、與家人的生離死別、逃亡經過,不少部份和材料集中在90年代北韓食物短缺引致的饑荒,市民捱餓,典當家財,仍不能避免片片死亡的景象,既是傷感,又是駭人。德米克以克制但感性激情的文字,描寫他們被政府蒙騙、欺壓、犧牲;沒有怒言惡語,但充滿片片對人性的反思,對極權的無語,對追求自由的堅持,以和平高尚的善良,來貶抑妄顧民生、攬權霸威的劣行。一些人從盲目相信和崇拜金日成,視他為國家的唯一力量,到感受體驗到被出賣,其實是相當痛苦。他們把自己絕大部份的人生時間,投放在一個被建構的國家概念上面,到頭來踏在中國領土和南韓國境後,才認識到領導人的謊言。北韓只是一個埋葬了人性、佈滿虛偽、沒有愛、滿目蒼夷的絕對貧窮國家。

  當然,作為一名沒有去過北韓的讀者,在被訪者身份被修改和保密下,很難完全一面倒相信德米克的每一句撰文都是實況,不是創作。她的文筆實在不似受訓於寫報導文章的記者,而像一名作家。不過,大家也不應略過書末的後記,內裡列出了訪問以外,德米克參考過的材料,內容相當充實。就真實性而言,至少平壤政府也沒有提出任何資料和證據,說明或講解一名北韓平民的普通生活,與德米克所述的,有怎樣的不同。而從文筆來考慮,德米克的文字是秀麗而且平實,也沒有不顧一切跟隨美國總統們妖魔化北韓的路線。閱畢全書後,會讓讀者相信,書內所描寫的,是頗為真實的一個北韓部份。

  《我們最幸福》一書也讓人想起大躍進和文革,人民饑餓、倒下、失望、死去,但還有在理想主義下被欺騙、被出賣。盲目得似紅衛兵,以為自己是一個一個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準備為國家綻放光芒,到頭來卻自慚內咎,悔不當初。依靠口號式精神勝利法,改造思想,不顧經濟現實,來追尋烏托邦生活,已經證明是失敗的做法。德米克在書中引用了一些歷史數據,說明60年代時期,北韓比南韓豐足,農產品生產量和電力供應,都較優勝。北韓走上貧窮之路,在經濟學而言,是經濟增長沒有跟上人口的增長需要。無論食物、生產設備、日用品、消費品、教育、娛樂節目,都只是沾染革命改造的色彩,但卻遠遠落後於生活所需水平。北韓土壤上只有國家的概念,沒有些微社會的空間。沒有人知道北韓人還要再度過多少年相若的歲月。

  把看完的《我們最幸福》放回書架,心裡浮現的感覺,無疑是「相比北韓人,我們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