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5日 星期五

曾特首論特首

  曾特首近日接受了一家電視台的訪問,內裡提到他對下一任特首的要求。內容雖只屬方向性的表述,但內裡的含意,卻意重深長。他所說的,是作為特首,應該有能力駕馭公務員團隊、為香港人所接受、與及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

  第二點和第三點是無甚意思的政治表述,大有阿媽是女人的味道。第一點卻是一項有政治取向的議題,也反映曾特首那個向公務員傾斜的腦袋。

  公務員出身的曾特首,有這看法,不足為奇,這等說法正正能使自己的管治更有理據。但從成績來看,這個公務員官僚體系,為香港帶來了甚麼?

  是嚴重估算誤差的廸士尼樂園、超支虧本兼淪為笑柄的維港巨星匯、私有化後不斷向市民搶錢的領匯、軟弱無能但訛稱有效的土地政策、甘為高薪厚祿而奔向商界的退休高官、只是醉心房地產和商舖而提供低劣鐵路服務的港鐵、全球獨有的發水樓、68樓便一下子跳到88樓的樓子、一隊會為不滿減薪而不遺餘力的公務員團隊、團團轉的教育政策、塗著厚厚消費主義的文化、日益惡化的貧富懸殊問題..........要是還想數下去的,一兩千字還是不難繼續下去。

  實有想不到曾特首有甚麼理據去支持自己的看法,公務員集團的勢力膨脹,在政治問責制後尤為明顯,以現時局長、副局長與及政治助理的組成,香港現時已經完全是公務員治港。若是治得好的話,大家的怨氣還會少一點。但這群公務員的思維全是令人失望,既無長進,兼且只是成全大商家利益。這種不成氣候,庸碌迂腐的表現,比起明碼實價的官商勾結,還要可怕。確實的官商鈎結,只要找到當時人,作恰當調查後按法理治之,讓其得到制裁,便足以解決問題。現時的情形是當官的,不知何故,不是以社會及市民的利益來出發,處理公務,讓利益得以傾斜向大財團,令個別財閥得以成為定期的封面人物,好不威風。這等扶助和奉承資產階級份子的小資產階級作風,令人厭惡。

  曾特首說的駕馭是甚麼意思,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反正他彈弓口的性格,永遠總有修正的機會。揶諭議員狗噏,特首代表是香港市民意見,視民意如浮雲,全部在事後都有補鑊的解說。但這些解說是否適合,不妨留給歷史判斷,這裡來甚麼破口大駡也是徒然。只是香港若果持續依賴這種荒謬的官僚體系,陸沉只是遲早問題。況且,不能駕馭其實沒有甚麼大不了,最多只不過是政令不能行吧。以現時的政績而言,繼續這等陸沉政策也是沒甚麼正面之處,政令不能行不會是甚麼損失,可能是利民之舉才對。而曾特首確實也無謂提出甚麼影響賽果的言論了。

  胡總昔日以為經濟牌和公務員牌可以維持香港的民心和穩定,他只想對了一半。香港人是可以被麵飽填飽,但公務員不是合適的麵飽師傅。下一任的特首是應該仍然由這等背景的人士來繼續,是最要解決的決定。

2009年12月18日 星期五

新民主主義

隨著黃毓民近日提出香港需要進行一次「新民主運動」,香港人把「新民主」這三個字炒熱起來。恰巧,前一篇有關《建國大業》的網誌文章,亦有提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這三個字便讓我記起,昔日曾寫過一篇有關新民主主義的短文,現轉貼至下面予大家參考。

新民主主義」帶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民主運動」會為香港帶來甚麼?黃毓民以「新民主」這三個字來為自己的政治動作來命名,絕對是有其隱含意義。但黃毓民是否有毛澤東的雄才壯志與及視野,則留待大家細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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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後的內戰,能夠打敗國民黨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在1940年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為當時中國人民所接受,並相信這是一個建國的新策略方針和建立一個獨立自主新中國的政治理念。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尚未正式通過前,以新民主主義為骨幹的《共同綱領》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唯一國家契約。而實際上,一些對中共政權有意見的學者也都認為新民主主義對國家的發展有著正面的作用。[1]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是一項對1949年新中國順利建立有實質貢獻的理論。

然而,新民主主義在1953年好像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責任一樣,被毛澤東急速中斷並丟棄,隨之而來便是國家加快步伐向社會主義邁進。不同研究者對新民主主義被急速中斷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大陸的研究者較大程度認為中國在建國後的前數年,社會上出現了有利社會主義發展的變化,加上當時正在摸索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解決國內窮困問題的作用,促使快速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的過渡角色。[2]若果這個觀點成立的話,那麼明顯地有兩個基本前提或假設必須成立第一,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一個以經濟為主導的理論,因此為著解決經濟問題,便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及向社會主義急速過渡第二,新民主主義的中斷原由只是牽涉到國內的社會環境因素,而完全沒有任何國際因素的成份在內,因此國內環境的變化已足夠決定了政策的中斷。要去反覆考量這兩個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就需要從新民主主義的本質理論來研究,並且理解新民主主義在實踐時的一些細節,特別是毛澤東推行新民主主義的決心。也是只有從這兩個方面來開始研究,方能更全面理解新民主主義被急速中斷的原因。

新民主主義的真正內容及寫作動機

新民主主義乃出自1940年毛澤東的手筆。毛在他這篇論文內明確提出了他構思出來的新中國藍圖。毛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主要包括三個範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及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內容,大抵是建國初期《共同綱領》內的那個構思,即國家由不同階級成立聯合政府,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而並非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3]新民主主義經濟則明確容許資產階級在不影響國家資源的情況下,可以擁有部份私有財產,用以共同建設國家,從而使國家獲得最高的利益。[4]而新民主主義文化則相對比較抽象,是指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5]由於新民主主義內的三個範疇沒有以教條式推銷社會主義,加上抗日戰爭後國民黨表現出極度貪污腐敗,致使毛澤東的中共獲得了大部份知識份子的支持。

但是,若細心分析新民主主義內的三個範疇,很容易可以看出新民主主義文化這環節其實並沒有一個明顯獨立的框架。它只是建立在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因素下的一個副產品,從這一點可以推論毛澤東對這個文化範疇並不是那樣著重的。再在政治和經濟這兩個範疇細心閱覽一下,不難發現毛在討論兩者時所用的篇幅相距甚遠。毛在論述新民主主義經濟時,前後用字不足一千,但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用字卻數以倍計。從字數的多寡來考量毛的心思的話,那就有明顯充足的理由去相信毛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基本上是一項純為政治動機出發的理論。若果持著這個觀點來研究新民主主義被中斷的原因時,便更需要理解1953年時的政治環境因素,因為政治因素才是毛澤東原本提出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動機。不去理解動機,反而在其他範疇猜量的話,是沒有充份掌握政治家的心術。因此,以為毛是由於經濟原因中斷新民主主義的話,從當時客觀經濟環境與及動機上,都不存在令人完全信服的理由。反之,毛的政治誘因才更是值得考量的因素。

國共內戰時期新民主主義的實踐經過

在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理論寫下來之後,到其成為共同綱領的骨幹部份,當中還存在著很多實踐上的波折。大部份人都錯誤以為毛澤東擺脫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影子,為新中國締造了一個跟蘇聯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會體系。[6]的而且確,新民主主義理論所描繪的影像與及各種意識形態,皆沒有蘇聯的社會主義味道。若抱有這個假設,那就很容易誤解了新民主主義的中斷是代表毛澤東在建國後,選擇了在短時期內便向蘇聯快速傾斜。這一點或許跟毛澤東在1949年建國前的時刻曾暗示中國需要向蘇聯一邊倒不無關係。[7]但若以此來理解毛的政治心術,那就不大準確了。

事實上,近十年間才被公開的前蘇共歷史材料,揭開了不少有關中共方面的情況。儘管1945年毛澤東在寫《論聯合政府》時,把新民主主義理論及觀點推前了一大步,但其實在194711月的時候,毛澤東曾向斯大林發過一封電報,內容除了報告國共兩黨的內戰情形外,毛在電報內的第9點更向斯大林請示中共倘若打敗國民黨的話,將準備建立一個類似南斯拉夫鐵托政府的獨裁政權。毛的這段請示,原文如下

9. 隨著民盟的解散中國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不復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們黨的人雖然它的多數領導人是動搖份子。他們迫於國民黨的壓力解散了同盟從而表明了中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8]

這個想法跟毛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內,爭取多個革命階級聯合執政的說法,剛好是一個南轅北轍的立場。從這份電報,可以理解毛澤東在1947年內戰尚未完結的時候,已經有意思不按照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去實現其1940年時政治諾言。倘若當時斯大林同意毛的請示的話,新民主主義理論便不會成為《共同綱領》的骨幹,當然跟著也不會存在中斷或不中斷新民主主義的問題。

斯大林看過毛的請示電報後,在19484月回覆了他不同意毛澤東企圖成立獨裁政權的看法,並建議毛需爭取中國境內不同革命階級的支持。斯大林的回覆電報摘要如下

…………信中只有一個地方引起了我們的疑慮那裏說:「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它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長期存在中共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要保留自己的領導權也就是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一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佈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和孤立帝國主義者及其國民黨代理人。

…………這意味著暫時不實行所有土地國有化不廢除土地私有制不沒收全部大小工商資產階級的財產和不沒收不僅大地主而且靠僱用勞動生活的中小地主的財產。實行這些改革還要等一個時期。…………[9]

毛是清楚並接受了斯大林在電報內的意見。在1949年,中共去解放天津及北京時,劉少奇就曾經按著新民主主義理論下的基本精神,來說服這兩個地方的資本家去繼續生產的工作,並表示國家不會沒收他們的資產。[10]其後在建國的《共同綱領》上,亦看不到毛澤東試圖建立獨裁政權或社會主義的影子,但這無疑是毛澤東接受了斯大林的勸籲多於毛澤東對自己構思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真心支持。

從這一點觀察,有很大理由相信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落實是斯大林一手促成的,而並非毛個人於建國年間選擇了的政治方向。因此到新民主主義被中斷時,研究者也有必要考慮斯大林及蘇共方面的影響。

1953年的政治變化

1953年新民主主義被中斷的時刻,國內和國外政治局勢起了不少變化,絕大部份皆對毛澤東及中共有利。中共在建國初期很有毅力地進行了多項政治運動,包括土改、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這些運動的結果對中共而言,大抵都是正面的,亦使毛澤東相信他已牢牢到掌握了國家的政治脈膊。毛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這是毋容置疑的毛是一名追求絕對權力的政治家,這一點(從他日後發動文革的動機來看)也是毋容置疑的。從這些分析來看,很難想像毛是甘心接受多個革命階級共同執政這個概念。因此,中斷新民主主義時期是一個非常適合毛澤東性格的決定。從新民主主義理論開始時作為一件毛澤東的政治工具,實在有足夠的理由去推論中斷的原因也是應該出於政治的考慮。這是非常脗合而又有理據的推論。

除了國內政治運動的成功,在1953年還有兩個國際因素對當時新民主主義的中斷有可能起了十分直接的關連。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和美國在韓戰上打成平手,最終達成和議。撇開戰事對中國的人命及財力損耗,中國能跟美國打成平手,在當時而言,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從國家民族觀念的層面上看,也一吁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西方列強所欺壓的一份怨氣。很有理由相信,毛澤東以為這項軍事成就可以為其建立一個獨裁政權提供可觀的籌碼。而毛亦十分相信他的成就應該獲得全國人民的擁戴和支持,儘管這種假設在1957年的雙百運動的時候被徹底否定。

第二個因素是斯大林於19533月逝世後,毛澤東終於不用再事事遵從斯大林的意見。再者,毛澤東對蘇共接班的赫魯曉夫不甚重視,毛再也沒有甚麼理由去請示蘇共的看法。從這一點出發,很合理地會發展到毛認為再也沒有甚麼必要,去繼續執行斯大林生前提出中國不應該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議,因為毛已經決心脫離蘇共的制肘。這一點更可從毛在50年代不按牌章攪大躍進,及60年代初期趕走所有蘇聯專家,獲得印証。儘管當時中國尚未達到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基本條件來實現社會主義,毛還是選擇了社會主義理論一躍而成為國家的主要型態。這個改變頓使毛毋須再遵守新民主主義內多個階級聯合執政的規定,使其逐步邁向專政獨裁之路。

結語

從毛澤東原來寫作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動機和他在國共內戰期間曾向斯大林表示有意不恪守新民主主義的精神,毛對執行新民主主義所提出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針政策,有多少誠意實屬疑問。在充滿濃烈政治味道的毛時代,一切行為皆套上了厚厚的政治包裝,若要研究此段時期的歷史,不由得研究者不以政治方向來考慮一切事件的前因與來龍去脈。

而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更令人不會忽視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影響。若果研究者認為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對毛中斷新民主主義無直接關係,而堅持中斷原因只涉及國內因素的話,那無疑是在歷史的拼圖上拿走了一大片拼塊,令人們永遠沒法看得清楚事件原來真實的面貌。



[1] 蘇紹智在一篇文章,提到:「縱觀八十年的歷史,中共和毛澤東最大的貢獻就是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見〈中共建黨八十年評說〉,爭鳴2001年,7月號。)

[2] 這個論點主要是考慮胡繩的觀點,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 毛澤東選集,頁670

[4] 毛澤東選集,頁671

[5] 毛澤東選集,頁688

[6] 蘇紹智在一篇文章,提到:「(新民主主義)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抵制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干預而提出來的。這是中共自己的創造性的貢獻。(見〈中共建黨八十年評說〉,爭鳴2001年,7月號。)

[7] 毛澤東選集,頁1477

[8] A. 列多夫斯基〈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頁88

[9] A. 列多夫斯基〈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頁89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7-59


參考書目

1.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蘇紹智〈中共建黨八十年評說〉,爭鳴2001年,7月號,香港:百家出版社。

4. 胡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3期,北京:中共黨史硏究編輯部。

5. A. 列多夫斯基編,馬貴凡譯〈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北京:中共黨史硏究編輯部。

2009年12月16日 星期三

寫給鄭汝樺的公開信

  近日,坊間出現了一封不大為人注意,但是寫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的公開信。寫信的人是誰,正是剛上任不久的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

  陳總日前向香港市民談論他對資產泡沫的担憂。箇中對樓市因土地供應失衡而不斷爬升,他更開宗明義提出了他的意見,希望政府能再次有效主導土地供應,即定期或不定期拍賣土地。心水清之人士,應該發覺這等情形不簡單,陳總向鄭局長提意見,竟然不是在下亞厘畢道的辦公室內或電郵書信等媒介,而是以公開提意見的方式,兩者的關係有多好,自可從此事估計出來。

  陳總是曾特首的前任特首辦主任,並獲曾提名接替任志剛,絕對是曾氏信得過的人。鄭汝樺為政務官多年,不可能不理解這等微妙組合。陳總有甚麼有關房屋及土地的意見,總不會不在先內裡交代清楚,才訴諸傳媒。以此點來考慮,最有可能的是鄭汝樺不肯接受陳總要求再次有效主導土地供應的觀點,而陳總又覺得需要名節保身,再也不理鄭汝樺的狀況,單方面公開意見和看法,大有一表心跡的意圖。也為自己留下一條後路,倘若資產泡沫真的爆破,自己已盡了最大責任提出意見。

  但陳總的說話卻明顯為難了鄭汝樺和曾特首,因為兩者都極力希望維持現有的勾地拍賣方式不變。陳總公開自己跟政府不一樣的意見,一來是盡責,以專業和獨立思考的心態來服務和勸喻市民;其次是跟曾特首政府清楚表明,自己這份意見是真知灼見,老是存放在下亞厘畢道的辦公室抽屜內,是浪費和錯誤。陳的建議,會否會為鄭汝樺和曾特首所接納,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但陳總的公開講話卻或多或少反映曾政府內裡對不同政策方向,有不少分歧。出現分歧是正常的,政府不應是一言堂。但若出現分歧後,不能盡快聚焦,從而找出處理問題的方案,是落伍和失敗的管治。延誤作決定,更不是應有的領袖風範。

  願曾特首能領會陳總的心意。

2009年12月12日 星期六

《建國大業》與共和國歷史

  十月份時,想抽時間到戲院觀看《建國大業》,但因工作關係,一直安排不到。最近,從商店買下了電影光碟,在家中觀看。發覺電影的整體水準,跟預計相差不遠,有觀賞價值,但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卻有不少殘缺和誤差,值得補充。

  電影是由八年抗戰後的19458月重慶談判開始,直至194910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止。情節著重敍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治對奕,與及兩方跟其他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戰爭場面不多。但若果對該段歷史沒有認識的話,電影的節奏和繁多的人物會令你跟不上。

  作為一齣慶祝共和國甲子國慶的電影,你不大可能預期內裡會有批評中共的聲音。事實上,由抗戰勝利後到《共同綱領》的出現,應該算是中共一段最為正面的歷史,《共同綱領》也實現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內的多元政黨參與的觀點。電影的著眼點也正是在此,反一個角度看,電影也在講述為何國民黨失去了這片中國大陸。

  但是,電影把國家的建造局限在國民黨的戰敗和毛澤東於天安門振臂高呼的一刻,是狹隘的看法。一個國家和政權的誕生,需要靠成立後的時間來鞏固,不然,那只不過是五代十國式的短命經營。歷史也有其延續性,不能以斷裂的手法來分割,一段時空的前期和後續,皆足以影響該段歷史的評價。電影內沒有講述任何19458月前或194910月後的事情,但箇中有一些重大事件,是歷史不能隱瞞的。

  第一段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毛以高壓但乾淨俐落的手段,奪取中共黨主席的地位,箇中的手法跟電影展現出來親民和藹的毛澤東大相徑庭。以延安整風來看,電影中毛之形象沒有很大的說服力,揹小孩、祭亡魂等情節都不過是加強毛澤東的人性化形象。是耶?非耶?皆無實據可尋。

  至於1949年後,有關《共同綱領》的實施,也不是如電影內,以尊重、協商的形式來進行。很多人認為其後的轉變,都是蘇聯逼使毛去盡快實行社會主義。實情是剛剛相反,1953年,毛在斯大林死後看不起赫魯曉夫,把斯大林死前的建國意見置諸不理。斯大林在1948年,寫信指示毛澤東要成立聯合政府,依賴其他民主黨派和資本家,共同建立新中國,不要實行社會主義[1] 斯大林在死前,對這項建議還沒有修訂,也沒有要求毛盡快實行社會主義。那是毛在沒有斯大林的影子下,決心當其一人獨大的領袖,把其他黨派人士一個一個從聯合政府踢走。電影中完全沒有談及斯大林於1948對中共建國的意見,與及毛在立國後,沒有恪守承諾,以《共同綱領》的精神來處理國家事務。兩者皆是忽略了重大的歷史細節,無法讓觀眾全面認清史實。

  觀眾至少應該能從電影中,感受到毛澤東那股農民革命的風味,與及中共在破爛的房子攪政治的艱辛。那幕把上海解放後,穿破爛裝備的共軍不擾民而疲乏地臥睡在街頭的一幕,亦拍得很真實。當然,看電影之人,應該肯定理解這齣電影的觀點會有一定的偏頗。要能瞭解那一個環節出現偏差,一份合適的補充歷史材料是少不免。希望以上短短數百文字,可以帶來一點有用的幫助。

  還值得一提的,是這片的化妝和造型做得很超卓,唐國強的毛澤東和張國立的蔣介石,都有其真人味道。姜文、陳寶國、孫紅雷這些星級演員,也只是演出小腳色。沒有在電影演出的大陸星級男演員,至少還有葛優、張豐毅、陳道明。相比之下,香港能相提並論的性格男演員,我認為缺乏得很。女主角沒太多可表演的機會,許晴的宋慶齡算是有一兩幕大特寫鏡頭。看過十多年前的《秦頌》時,已覺得她很有星味,可惜她的星運不及張曼玉,沒有在歐洲走紅。數年前看劇集《大清風雲》,當時三十多歲的她,飾演少女的孝莊太后,是奪目的明艷。今次不知是化妝造型,還是已踏入中年,許晴的成熟味道重了,那份美也有點不相同,但仍希望她還有再上一層樓的機會。



[1] 有關書信見蘇聯解體後,獲披露的斯大林文件。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形勢比人強

  張永霖的辭職,再度令亞視成為城中的焦點。


  掌舵人如旋轉木馬進進出出,已成了亞視近年的標記。這些人物,有在無線取得成功的費道宜和何定鈞、電訊魔童王維基、青樓名妓張永霖,每人帶著驕人的成就進入亞視管理層。當中,以費道宜和何定鈞更是擁有管理本地電視台的出色經驗,但卻無人成為亞視的摩西,帶其走出紅海;相反全皆黯然下馬,真的令人神傷。


  傷心的是香港的免費電視被低級的電視節目壟斷,堆塞著頻道的是無時無刻都在爭家產的劇集、極少布料的泳衣美女陣、捉弄演員兼教壞小孩的遊戲節目,教人生厭。長期的一台壟斷,令香港的電視節目質素,有跌無升。內涵劇集、政經分析、文藝雜誌類節目,一律欠奉,造成文化乾涸。亞視的積弱無能,令情況持續惡化。


  我自問也不是亞視的摩西,沒有點石成金的能力。亦相信沒有一位工商管理的教授,敢拿亞視出來,嚴肅地充當工商管理的研討個案。認真埋首做研究的不會敢,因為他們大抵找不到答案;在報章、電台吹擂的那類教授也不會敢,因為說了不中,更無面子。儘管如此,我確實地相信,亞視管理層的下場,是良好的教材,不過這乃否定個人能力和領袖才華是重要成功因素的例子。


  以費道宜和何定鈞來解說,最是合適。費氏與何氏挾前台的餘威來開戰,無疑應該是有力打出一場翻身戰。可惜未到一百回合,兩者的才華已蕩然無全。張永霖以優秀的行政經驗,充當外行人掛頭牌的絕地反擊戰,一樣變得泥足深陷,幾十年大班經驗只能兌換為一文不值的貨幣。也即是說費氏、何氏和張氏之前擁有這等教人景仰的經驗和才華,一概只是個別例子,他們之成功亦無法被複製到亞視之上。


很多人都迷信主席、行政總裁之職,只要找鑽石級人馬押場,複製模式,便可穩操勝券。以亞視一個例子,已足以說明這等看法只是一個假象。個人的成功是一大堆因素混合而成的結果,而不是一個人以超乎想像的能力所造成的成果。費道宜和何定鈞的成功,是無線的客觀優勢,後來換上了陳志雲,也是一樣沒有改變。無線的高收視,是費道宜、何定鈞或陳志雲的功勞?我看統統都不是。


英雄只是時勢製造出來。但當英雄嘗試創造時勢時,他只能親身感受一下,形勢比人強的真正意義。


  費道宜、何定鈞、張永霖、王維基已功敗垂成,下一位又會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