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西灣與景賢里。
兩個不相同的名字,擁有不一樣的景緻和價值,卻遭遇到相似的被摧殘命運。
印象中,自己好像沒有親身到過大浪西灣,就算有,也肯定不是帶來了深刻的印象。故此,不幸的事件發生後,沒有打算以此為寫作題材。但在昨天的明報副刊讀到,梁振英接受訪問介紹他的新作時,一些甚為衷心的說話,而恰巧蔡東豪在同一天的信報和博客內,以大浪西灣為背景,寫了一篇題為《我選梁振英》的文章。自己於是把幾個範疇的源頭集合,寫下了這篇短短文章。
大浪西灣的事情原隸屬漁農署管理下的事務,景賢里的古蹟評估過程,原是古物古蹟辦事署的工作範圍。然而,因著地皮緣故,兩者的土地行政管理權應該由地政總署處理。兩件事情的前因後果,相信沒有政府官員會願意詳細交待所有來往函件、報告等。儘管如此,但我幾敢肯定,一切疏漏的監管,跟地政總署脫不了關係。
梁振英在昨天的明報副刊談到:「香港如一家大酒店,人與酒店的關係,只是房客關係。我住401房, 402 、 403 是誰?不知道。如果明日對面的酒店送免費早餐,可能就收拾行李搬過去了。」(明報副刊, 2010 年7月 24 日)
梁的說話說得很對,香港人的確是帶著一份份的疏離感生活,對旁邊的事情和人物漠不關心。香港政府的運作,也是這種模式,部門與部門之間,像房間一樣被間隔,大家對對方的工作不過問,亦不上心。有事情發生,總是先鑽空腦子,想想有甚麼道理,應該由鄰房的住客來處理,好使自己活得開心快活。大浪西灣跟景賢里,是相似的事例,漁農署和古物古蹟辦事署皆沒有能力處理地皮問題時,事項便坐了在地政總署的In Tray。當時人未及把球打回對方的場區之際,問題便爆發了。
地政總署隸屬發展局,負責局長應該是林鄭月娥。林太的工作表現,是馬頭圍塌樓後,收樓表現勇猛。然而,大浪西灣事件至今,不知林太是在放假,還是苦練龜息神功,完全未見一次積極的回應。看來,這個結可能是十分難解拆。只是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有景賢里在前,怎可能還有大浪西灣在後?
或許,只能猜想林太只是把402號房的古物古蹟辦事署放在心中,多加留神,而 403 號房的漁農署,還是繼續那種疏離的取態。梁振英的談話給予了一些發人深省的啟示。
奇怪的是,蔡東豪忽然支持梁振英起來。蔡非常關心大浪西灣事件,而在文章內,寫出了他相信梁有能力對抗富商的理由,這裡不贅。然而,我想提出的是,蔡本身是金融俊傑,在其著作《香港溫布頓》,亦確信香港有優勢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但蔡從來沒有考慮成功金融中心所產生出來的副產品。無疑,金融中心令從業員致富,但比其更得益的,是大企業家,是富商。金融才俊成為打工天王,是努力的成果,不過在過程中,他們亦造就了另一批獲資產增值,而不會擠身打工天王榜的富豪。正如由銅礦到銅錠的生產過程, 是會產生大量的硫酸。工廠需要處理好硫酸,但金融才俊卻可以把處理副產品的責任,推到政府的肩膊上。
大浪西灣和景賢里事件,是金融中心財富暴漲下,產生出來的社會現象。當財富累積越形輕易,這類沒有社會道德的行為只會越加頻密。蔡在《香港溫布頓》一書中,說到自己不甚懂社會學。但這次富商們損毀了他心愛的大浪西灣,恐怕會是一課深刻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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