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的安樂茶飯

(相片來源：新浪網）

　　上月的博客文章上線後，有些朋友問到何以忽然向梁振英政府開炮，我實在有點迷惑。雖則數年前我曾撰文支持過梁振英的理念，但政府庸碌不用功，施政沒有改善，閒話數句，希望政府認真做事，是正常的事情，也是此博一直不缺的文章。況且現任政府已上任了一半時間，就算要給予時間磨合糾正，也是要面對交功課的時候。疑中留情，恐怕已不再合適。一些缺失疏漏，正式踏入追數期。以往對曾蔭權班子的批評，也是時候陸續送到梁振英班子的身上。今次，找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計計數。

　　未說張炳良之前，可以岔開話題一點，說一件怪異的小事。三月上旬，一群熱心網友在Facebook發起群組，提醒市民向政府遞交諮詢意見書，反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對強積金每月供款上限，按年自動提高的建議。自動提高供款上限，無疑是前衛高明的自動轉賬手段，我也抱有反對的看法。跟我接觸的友人，幾乎沒有人支持政府這個的建議。沒人支持政府，並不是怪異的事情。怪異在於這等不得民心、近乎打劫的建議，竟然沒有被傳媒及議員追擊為官商勾結的例子，實在出奇。梁振英班子動輒被人罵至狗血淋頭，然後順口地「港共」之「無恥」之，這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能避開責罵，陳家強局長看來擁有相當的江湖地位，金漆標記，百毒不侵，各路英雄給予充足的面子。雖屬小事一宗，還是值得記在心上。而老實說，這種論政氣氛，是好事，也是一種健康的發展，但不保證將來在其他官員身上仍會繼續出現。

　　而要說手握免罵金牌者，恐怕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比陳家強更有優勢。建制的議員及媒體，向來不會對官員大肆鞭撻；加上張炳良曾當民主黨副主席，親泛民的議員及媒體，自不會激烈追擊。實際點說，讓來自泛民的官員難堪，有點倒泛民的米。久而久之，官員背景變成議政辣度的指標，張炳良自然沒有壓力，得以吃他的安樂茶飯。像坊間高度關注的高鐵工程嚴重延誤及超支事件，張炳良察覺事情出現延誤端倪後，還只是輕輕地留意事件，沒有下最大決心跟進，實在是揹了一隻不小的黑鍋。然而在張炳良身上的箭，倒不算多，相信與他的泛民背景，不無關係。正面一點看，議會內少一些情緒式謾罵，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也是良好健康的議政氣氛。

　　倒個頭看，平心而論，監察高鐵工程延誤一事，實在也不能全怪張炳良。一來是一個擁有龐大官僚架構的地鐵要隱要瞞，總有其辦法；二來是工程進度問題可能自鄭汝樺年代，已若隱若現，不一定是張炳良負上最大責任；這也是可以給張炳良最大程度的容忍及同情。然而，幾單由張炳良親自處理的事情，倒真是令人失望非常，也讓我懷疑他是否有足夠的決心和魄力，去解決若干纏繞已久的老問題。

　　第一個事例，是紅隧及東隧的分流問題。政府一直研究對紅隧加價，讓東隧減價再給予補貼，來改善交通分流。眾所周知，任何政策，總有人反對；而且，新政策的效果，往往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確實知曉。面對由來已久的隧道塞車問題，找一些新嘗試，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研究幾年後，因為有反對聲音，效果不肯定，而不敢落實改革措施，讓問題依舊，是一個不願承擔的決定。其實，實施紅加東減幾星期，看看效果，再行研究，實在是不錯的做法，也讓政府在2016年收回東隧後，有更多數據，落實下一步價格及分流策略。張炳良選擇擱置任何方案，是令人費解的，也反映他在辦事上的優柔寡斷。

　　第二個事例，是回購西隧。東隧將於2016年被收回，理論上，同時回購西隧，讓政府有更闊的價格及分流策略，非常合理。但張炳良說到，現時西隧的港島出口位置，流量已超出飽和點，回購西隧，無助解決交通擠塞問題。只有在2016年灣仔繞道通車後，才能有望解決；這其實也是鄭汝樺多年來的答案。事後孔明，鄭汝樺沒有選擇留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以理解。但2015年的張炳良既然知道2016年是契機，就更應早早開始準備談判，爭取時間談好條件，一待灣仔繞道通車後，政府便能立即回購西隧。需知道政府曾跟與西隧股東背景相近的東隧，進行多次談判磋商，沒幾年時間，談不出甚麼來。張炳良的拖，是真的拖，也是把歲月繼續磋跎的拖。或許，從鄭汝樺離開官場的選擇，或多或少可以感到張炳良好像不認為自己將來是參與回購西隧談判的一人，所以拖是最好的選擇。

　　第三個事例，是關於到處都可見而又阻塞街道的環保貨斗。這些貨斗，虛有其名，毫不環保。其一是方便了搞裝飾的人，更利便拆走可能還有保留價值的東西；其二是貨斗往往裝滿未被掩蓋的碎石沙塵，一陣風吹起，叫人眼睛及臉孔受苦難受。令人覺得更荒謬的地方，是車主違法在街頭泊一台在運輸署登記的車輛，有吃告票的風險。這些環保貨斗，任你放三五七日，阻街一百幾十小時，是沒有後果的，也不愁被人偷走。政府對這種情況視若無睹，張炳良的運房局對此問題仍只停留在研究階段，是完全說不過去，也對被受影響的市民不公平。但亂放環保貨斗的最大問題，不是些微的不便，而是生命安全。這不是誇張，而是真的有潛在風險。很多環保貨斗都放在街頭轉角，既不顯眼，也沒有足夠警告。晚上的時候，它們對司機而言是危險的物體，一不留神，便會撞個正著。汽車還算是骨包皮，倘冒失司機駕的是電單車，後果絕對會是不堪設想。南丫島海難悲劇，來自很多人的疏忽，但其中一個看似輕微的人為過失，是驗船的疏漏，讓不合安全規格的船隻行走，這是政府的行政過錯。今日政府容許貨斗亂放，不作監管，也是一個看似輕微的過錯。但倘若他日發生貨斗引起的人命傷亡事件，今天馬虎的官僚實在難辭其咎。我不希望將來有人因貨斗的交通意外浴血，或者是張炳良無奈的鞠躬，因為很多不幸事件，其實是可以避免，只要辦事的人有決心和毅力便可。

　　但我總覺得，張炳良每天只顧吃他的安樂茶飯。

高永文未交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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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流感肆虐，奪去不少市民寶貴的生命，也令坊間對愛護身體及注意健康，加多了幾分重視。其實，關心身體健康，是生活的一部份，不應來自一份有事情發生，才自我啟動的危機意識。新年祝人身體健康，比說一句恭喜發財來得誠懇真摯，也少了一份市儈俗氣。過年方到廟宇搶上香，臨近驗身才減飲惜食，平日卻萬事不理，相信也很難祈求菩薩和健康的眷顧。結果，往往來自生活的態度，而不是一年一度的即慶表演。凡事要急起來的一刻才想辦法，恐怕佛腳也不會靠在身旁。

　　香港的議事廳，又何嘗不是幕幕沒有深度即慶表演。大家當然厭惡部份建制派議員低水平的護航，對政府政策不加思考地盲目支持。可是，一些泛民議員口舌上苛刻地責難政治舞台上的對手，言行辯理倒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為罵而罵，為抽水而抽水，事急之時找一些身邊熱門話題胡扯亂問，同樣是難言深度，也忽略了抽水力最強的東西，莫過於家裡的馬桶。像早陣子，有一位直選議員郭醫生，在議會質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辦事不力，沒有向市民提出足夠的流感警告以及做好應急工作，甚至以SARS的事況作比擬，便是毫無意義的抽水動作。事後，高永文提供了解說，港大的袁國勇教授也以科學數據來解釋非典型肺炎，和風土流感的分別，以及不幸過身者的年齡及身體狀況。當然，高永文人緣好，傳媒沒有向他狠狠下手，是一個可能。但那位直選議員郭醫生，本身也是行醫，連一些基本的醫學數據也不去參考便胡亂開炮，如果是為了爭取報章上多一兩段報導，委屬可悲。盲目地撐，盲目地罵，其實都是要不得的不堪。

　　要向高永文開炮，不會因為他民望高，而缺乏話題。能掌握議題核心，就大方向的疏漏，提出質疑，才是有質素的代議士工作。找雞毛蒜皮的東西做文章，不深入思索社會問題，實屬低手所為。可惜，今天的論政風氣，大多是道德審判先行，民間小事隨之。新聞價值尤如一瞬即逝的煙花，眨眼後便沒有人再提起，眼球只好搶多少得多少，有深度的提問，變得沒人關心，這是一個號稱越來越民主的社會的可悲。高永文民望高，不是來自馬時亨式老練圓滑，而是本身談吐斯文，說話有耐性，沒有殺傷力，不屬於戰鬥格，傳媒和議員沒有狠狠下手的空間。然而，從本地禽畜運輸業運送及檢疫本地雞隻一役，跟打鼓嶺村民斡旋一事，高永文就顯示出對處理大分貝火辣爭議，缺乏自信，被運輸業界和村民藉機搶佔了不應佔的篇幅，失了主導地位。而就自願醫保的諮詢，高永文也沒法說服保險界接受政府的方案。也許，這是MPF的後遺症。眼看金融界手執MPF靚盤在前，要保險業界硬啃所有投保者永遠受保的方案，恐怕有一定的難度。需知道基金管理是只會少賺點，而不會虧本的生意，保險卻不盡相同，有索償的風險，盤大保費多也不一定是盈利的保證。高永文能否在這範疇交出功課，相信是日後評價高局長任內表現，其中一項重要指標。

　　除此之外，更值得香港人關心的醫療問題，相信是本地醫生數量嚴重不足，而不是直選議員郭醫生提到的即慶流感事況。曾俊華一直提醒香港人，人口老化問題即將來臨，也代表將來的銀髮社會極需要足夠的醫生來照料，這是今天需要開始籌劃的事情，不可能等到2035年才想辦法。奈何今天的醫生培訓及供應，還是受大學醫科學位的數額及醫學界的金剛箍所限，無法增加，就算向外國聘用醫生，也是限制多多，不能成事。醫管局的架構，更是浪費中年紀高年資經驗好的醫生去當行政管理工作，令到專科醫生的門診輪候時間往往需要數年，這些問題更值得直選議員郭醫生向高永文提問，以及向政府真追數。倘若今天的醫生數目，不按將來的需求而增多，廿年後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定必再大大增長，這是顯淺的道理。流感肆虐，有年長及長期病患者不幸離世，是悲傷的事，但也是生老病死的一部份。醫生數量不足，是社會問題，不是天然災害，絕對可以管理，而且更應有效管理。直選議員郭醫生不敢提問，是害怕損害業界利益嗎？其他議員不敢提問，是欺善怕惡，還是擔心他朝有日需要做手術時，被人濫收手術費？大家經常對各類霸權感到不滿，也許是時候認認真真對袞袞醫公持續壟斷醫療市場的行徑，表達強烈的不滿。需知道培訓醫生需時，他們今天的自私短視，只會犧牲未來一輩老年人的醫療福祉。就像土地短缺的道理一樣，停止製造土地，便會出現想建屋而沒有用地的問題。高永文已上任兩年多，也是時候在醫生短缺的問題上，交一點功課。就算不是一時三刻能大幅增加醫生人手，為議題造勢，向這群醫療霸權施以壓力，營造改革氣氛，也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對一個盡職、有魄力、擁有足夠資源的政府，辦一件對社會有益的事，向既得利益者開刀，是必然的責任。昔日律師收取買賣樓宇的律師費，像印花稅一樣高昂，儼如暴利，最終還是被迫作出改革。世上沒有不能處理的既得利益，看看是以那種方式來磨掉，以及從政者的決心。今天市民普遍對醫生數目不足，感到不滿，高永文乘勢而上，爭取增加大學學額，改革醫管局，著手解決廿年後銀髮社會將會面對的問題，方算是為市民盡責的能吏。

對全民退保研究報告的一些意見

　　扶貧委員會在剛過去的八月，向坊間送上一份由香港大學周永新教授團隊完成的研究報告，題為《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正式啟動相關議題的討論。

　　然而，坊間對這項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看來並沒有很大的興趣。也許媒體及政客只懂集中在單一話題製造新聞，七十多天的持續佔領運動，令人不願意花時間在另一個非常重大的議題上面。未來的主人翁，對社會的關心熱度，仍然停留在更加性感的政改湯鍋內。坦白說，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對社會所帶來的長遠影響，絕對不比政改淺，僱員額外供款的建議，更足以加深對受薪階層的吞噬，對年輕人影響最深。各政黨及團體對周永新教授提供材料及意見後，也不積極向坊間推銷他們的方案和帶起討論，充份顯示香港的政壇只是一群群墨水怪客，議事堂內互相攻擊指責時，十分兇狠；要真正論政，卻乏善足陳。一些激進的團體只懂吹噓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已是全民共識，事不宜遲。周永新教授那份142頁的報告，說出了甚麼，忽略了甚麼，有甚麼疏漏，全都不用考慮，一切皆從唯意志論出發便可。這套不理會現實的烏托邦思維，其實跟大躍進時的土法煉鋼沒兩樣。看見香港政圈，墮落至如斯田地，仍然無人關心，任其發霉變壞，委實痛心。為了向激進團體表達全民退保不是全民共識的事情，只好寫下這幾段文字。

　　周永新教授的研究報告，其實是吃力不討好的東西。我不是說周教授的研究方向不對，而是全民退保不單純是福利問題，更實際地說，是稅務改革問題。可是，這卻不是周教授的研究報告所能涵蓋的範疇。研究報告說出很多國家地區，都實施了全民退保計劃，也列出資源來源及政府付出的資源比例。然而報告卻沒有道出這些國家地區的詳細稅制資料。籠統而言，全民退保的資源來自更闊的稅基，稅的種類往往更包括銷售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利息稅、遺產稅，這些稅種香港皆沒有設立或已被撤銷。周教授避重就輕，只在報告輕輕說出：「支持全民退保的政黨和團體普遍認為，要為新計劃作出稅務改革，主要是對盈利達某水平的大企業徵收額外利得稅、採取累進利得稅率、和增加資產增值稅。他們普遍反對增加個人薪俸稅，也有意見認為不需要特地為全民退保加稅。」(研究報告第40頁)

　　這樣的觀點，基本上是沒有考慮其他實施全民退保的國家地區相關的稅務政策和狀況。周教授其實應該以更直接的語句說出或至少帶出，香港不進行大規模的擴闊稅基稅務改革，並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應付全民退保相應增加的負擔。研究報告第28頁列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公共退休保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達7.8%，而香港只佔2.15%，兩者差異，甚為明顯。以香港2013年本地生產總值約21000億港元計算，5.65個百分點的開支差別約為1187億元。香港政府2014年的利得稅出入只約為1200億元，全民退保需要增加的開支，可真的如一些政黨和團體所言，加加大企業的利得稅，以及由僱主僱員額外供款所能應付嗎？

　　看看政黨和團體的意見，大略便知道在政見上南轅北轍的兩堆人，在實務上是同樣地糊塗，不著意公共財務真正狀況和細節，對稅務改革毫不重視。工聯會建議評稅利潤達1000萬元的企業加1個百分點的利得稅，民主黨贊成增加利得稅和薪俸稅標準稅率，民協建議向大企業徵收累進稅，都不過是杯水車薪，對深層次稅務改革卻隻字不提。街工倒不贊成徵收利得稅，顯得有些奇怪。公民黨更別具一格，不食人間煙火，提出全民退保建議跟加稅應該分開處理，避免阻力；自問是凡夫俗子，完全不明白這款不理資源只顧花錢的見解。民建聯、工黨及自命專業的公共專業聯盟，皆對稅務改革不作任何表態，看來是繼續留力騎牆，等待機會抽一手順水。建議檢討稅制及考慮資產增值稅的，只有勞聯及新民黨，當中新民黨更建議考慮引入紅利稅。總括而言，濫竽充數的意見多，對準事情核心者少，這無疑反映當今政黨和團體對政策和實務投入的時間，十分稀少。沒有適當的稅務改革，在香港推出全民退保，根本難以成效。只是有很多人，還是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現實。

　　現時全民退保另一個建議，要求僱主僱員額外供款，更是一個盲點，壞影響更大，對打工一族更不公平。那些支持這建議的政黨和團體，包括工聯會、公共專業聯盟、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實在有點愧對香港的打工族。當年政府建議推行銷售稅，其一詬病便是其累退稅精神，同一物品的銷售稅項，對越富有的人，負擔的比率越來越低。由僱主僱員供款，來支持全民收取退休保障，道理上也可能出現傾斜。試想想，一些累積相當財富的人士，他們要是只持有證券，而不擁有出租物業，不去上班，不做生意，他們的資產增值及股息收入，便不用繳稅。要是這些人的財富來自祖蔭，更是一生人不用繳稅。但按全民退保的機制，社會還是會平等對待他們，由各方供款，讓他們收取退休款項，這便是稅務政策不改革下，可能出現的荒謬現象。除了這批不用工作的資產階級份子，一些在稅網下的刻意漏網之魚，如小販、職業司機、自由工作者，皆可能變成受益人。努力工作的年輕人，需要持續支持一直不在稅網下的退休人士，不像是公平的政策。故此，我把稅務改革看成全民退保的前提，是為了社會的資源能夠更合理分配。為了實施所謂全民退保，而去搞一個A貨全民退保，可會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

　　我希望看到香港的長者獲得更安穩的晚年生活，但現時研究報告內的建議，並不能提供一個公平以及可持續的解決方案。自私一點去想，這些建議倘獲得實施，我相信我需要供款的年期，比我獲得的退休保障年期為短，是一名政策得益者。但我為年輕人擔心，這將會是一個黑洞。有些人還認為這是保障他們幾十年後的退休生活，這樣的觀點無疑有點短淺。大家喜歡日本的美食和享樂，可有留意日本的退休保障政策，成了一個巨大的憂患。與其爭取有名無實、危機處處的全民退保，不如爭取共識，搞一個有效稅務改革更實際。對現時火燙的貧窮長者問題，更適宜採取重點支援方式，提高特別津貼，集中對有需要人士的援助，這比不湯不水的A貨全民退保，相信更有意義。

當催淚彈驅散不走人群

　　九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起床，梳洗，換上上班的衣服。兒子倒還睡在床上，繼續他突然獲得的停課假期。走出客廳，到廚房倒了一杯早晨的水，扭開電視追看新聞，翻開報章細閱報導。人群的畫面，不斷出現在眼前。醞釀一年多的佔中，終於發生了。要發生的事情，總會發生，我沒有擔心，也不恐懼。事實上，地鐵人流減少，汽車不能駛入繁忙地區，不少金融機構的員工早已獲安排在家裡工作，港島地區沒有大問題出現，上班的人更能在封鎖的區域散步。沒有被放在焦點的，是一些學校被迫停課，學生被迫失去上課的機會，市民被剝削使用馬路的權利，但這些其實都不太重要。真正令人憂慮的地方，是今天不支持佔中行動的朋友，會被視為市儈、貪生怕死、犬儒、五毛、投共，被言語暴力的襲擊。一條條人民民主專政的火引，已經逐漸形成，並燃燒起來。

　　在一年多博客文章內，我沒有談論過對佔中的看法。世事總在它的軌跡內行走，要阻也阻不了。我不是拯救世界的超人，不是寶藥黨，也無意學習道學家一樣，大談道德的政治，政治的道德。每人皆有自然的意志，接受或拒絕一些看法。我不支持佔中，也不反對佔中。如果一個人認為佔中值得參與，便應該相信自己的想法，身體力行，結果自然會在活動中出現。但我不同意身邊一些參與佔中的朋友，掛著「為了香港人」、「為了下一代」而走出來的說法。人享有言論和行動的自由，但只能說是代表自己的想法，不宜神聖化或正義化自己的行為。香港有不同層次的持份者，沒有人能代表所有香港人。這世界越多自稱救世者的人，世界便越混亂，我愛作者野夫的提醒。

　　九月二十九日，沒有再出現激烈的推扯，沒有雨傘大戰胡椒噴霧的場面，是令人安慰的事情。但之前一日發射出來的催淚彈，已經沒有被收回的可能。它們在一眾香港人面前爆炸，不單是落在金鐘和中環，而是每一雙被催淚的眼睛。六月立法會大樓被衝擊，市民較同情政府，是因為大家都看到建築物被破壞。示威者採用激烈的行為，能忍下一口氣，再來一點苦肉計，或許情況不致這樣惡劣。就算夏慤道最先幾杖催淚彈是逼不得已，示威人群散開後再聚集，已顯示情況沒有因為催淚彈而改變。往後幾十杖催淚彈的發射，委實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獲得清場的可能。人在失去理性後，往往因為錯誤的決定，而帶來難以挽回的後果。

　　施放催淚彈是錯誤策略，人群沒有散去，而且聚集的人越來越多，覆蓋也越來越廣。但若果運動缺乏統籌，很難保證，不會出現另一形式失去理性的錯誤決定。佔中搞手曾說過，若果警方施放催淚彈，運動便立即停止。結果？大概不用言喻了。這場不大能受控制的運動怎樣才能結束，是一個沒人能拿得準的問題。對話？學生曾使用「緝拿」這負面用詞，也訂下了四點門檻極高的訴求，這能收回嗎？曾偉雄的烏紗帽能解決嗎？梁振英辭職能解決問題嗎？恐怕爭取普選要有公民提名的一群，會借機再暫幾兩，誓要人大常委會改變決定才會罷休。我猜現實也不一定是流血收場，當集會影響正常經濟活動，零售少了生意，旅客減少，iBanker及會計師少了jobs，律師沒有新cases，裁員潮便會陸續浮現。再浪漫的理想，也不能無限期延長。但這樣的結局是內傷。

　　但我更偏向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只留創傷，不致於內傷。今天的爭拗，在於浪漫主義者，對無篩選的普選有著了火的訴求。能救火者，也許是在五大選區中，協調一人辭職，然後補選，讓香港人有機會以選票盡訴心中情。票箱事情票箱了，也清楚讓選民在一場正式的選舉，表達對普選訴求的看法。這也許是天真的想法，也不大可能獲得北京政府同意，但我不願意看到政治事宜在街頭消磨，而眾人皆輸。解決政治問題，更需要勇氣和新思維。若果選戰將是重量級的林煥光大戰余若薇，可否有助打開今天的困局？

從文字步入一個《看不見的江湖》

　　步入一個看不見的江湖，從野夫這部散文作品開始。

　　野夫，一個平淡的名字，也是一個隱世的浪人作家。曾在公安局任職的他，1989年支持學生，公開宣佈離開警界。及後他因「洩露國家機密」被判刑，在獄中感受來自五湖四海的情義。1995年獲減刑出獄後，更遍遊各省各地，吟詩寫文，廣結不同背景的朋友。這批名不顯赫、不群不黨、低調卑微的人士，在浩瀚的十三億人口中，儼如遺民一樣，沒有人對他們的生活細節感到興趣。但野夫沒有忘卻他們的經歷。《看不見的江湖》內，是一個個沒有色彩但豐滿真實的故事，野夫以粗獷直率、強而有力的文筆，勾劃出中國民間不能磨滅的人文特質，對中共政權留下不容擦掉的控訴。不是政治的政治，不是悲哀的悲哀，不是抗爭的抗爭，遍佈在看不見的江湖之內。

　　我對野夫這部作品感到意外的地方，是他沒有因為中共政權跟他有夙怨，而採用煽情的文筆，作出情緒式謾罵。用字落墨，不卑不亢，以文人獨立的精神寫作，展示出知識份子應有的傲骨。野夫筆下的平凡人，包括失明老人、鄉間老師、廚子、暴發戶、殺人犯、被迫投效緬共的小伙子、坐了廿年冤獄的知識份子、避世的老和尚，他們擁有不朽的精神，在各自的空間角落，過著讓人尊敬的生活，默默延續一個源遠流長的民族。月前，一位香港作家以嘲笑的口吻挖苦只懂簡體字，而不懂英語的中國人，認為他們是不幸的族群。我相信野夫筆下的江湖人，大都是這類背景，但我不認同人的尊嚴，是以學懂甚麼語言來界定。人性的善，寄存於心中的理。這份理，可以如山洪般猛烈，帶來讓人震撼的衝擊；也可以如蜿蜒的河水，川流不息。一個民族，需要凝聚一股不能磨滅的獨特個性，才有希望。很多人喜歡放大烈士的價值，鞭撻中國人的奴性本質，但這無疑忽略長期鬥爭的意義，以及民間義理的存在。一個民族不能只有烈士，但需要烈士的喚醒，和不斷自我調節的反省。殺人的衝動、忘我的奢逸，是社會的一部份，也是人性一角的反映，可是野夫的文字，也滲透中國民間的不屈、堅毅、沉實、純厚、勤勞，構成一個既闊又深的江湖。不懂英語的生命，也可以色彩繽紛；沒有紅酒的人生，一樣是味道盎然。日本長達八年的戰爭侵略，也沒有戰勝這個看不見的江湖。

　　當然，我對野夫的文字不能在大陸出版，感到無奈，也對野夫仍然敢於繼續寫作，並把作品交到台灣發行，感到慶幸。爽快淋漓的文筆，是文字江湖上另類抗爭。野夫自嘲不敢造反，但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他的氣節，令人敬佩，也比那些棄甲曳兵、寫悔過書逃難的政客，更磊落光明。一直生活在專制國度的野夫，選擇以艱難的方式，用文字為時代和歷史見證，配得上智、仁、勇三字。我相信有質素的文勇比魯莽的勇武，能為民族帶來更持久、更具實效的改變。野夫在書中說著，個人永遠不足以對抗歷史，只有菩薩才能普渡眾生。想扮演救世主的人越多，這個世界的災難就越重。有些道理，看似很遠，其實很近。一個看不見的江湖內，已存放著我們生活最重要的價值觀，它可以活得比任何政權更長更灑脫。

　　七月書展臨近，看看大家是否有緣走進這個《看不見的江湖》。

從不同的角度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剛剛公佈了經調整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以及「加強版公私營合作」方案。這個方案將會在今天的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數個月前曾經寫過一篇《陳茂波，請你拿出勇氣來》的文章，希望他能頂住原居民何君堯之流的狙擊，交出一份屬於香港人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當時沒有水晶球的我，寫下我的評估：「無論政府最終提出甚麼微調、大調、甚至不調的方案，屆時無論是多少丁屋地、多少住宅地，港人港地所佔比例是多少，公營發展，還是私人參與，噪音都必定會再度出現。說到底，尺土寸金是每人心裡最直接的潛台詞，每點泥每條草都是某些人口袋裡的利益。」

　　政府最新的計劃和方案出台後，果然是噪音再現。一部份的聲音質疑「加強版公私營合作」是加強版的官商勾結；一部份受影響的農民及住戶則堅持不遷不拆；一部份人忽然看中了粉嶺高爾夫球會的土地，逼迫政府以該地取代新界東北開發計劃的收地。坊間部份媒體雖不致將計劃和方案打個稀巴爛，大部份人還是道學家上身，不願意對計劃表態支持。

　　跟身邊的朋友談起這計劃時，其實大部份人都支持政府多增土地資源，增加房屋供應。傳媒和評論員對政府做對了事，也不肯承認，老是彈著監察政府萬歲的舊調，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表現，嚴格來說，已失去中肯評論時事的光環。今天出來支持政府，會先被諷刺為「梁粉」，繼而被標籤為港共份子，總之教你難堪卻步。但若果看見正確合理的事情，也不願意表態，實在遑論為知識份子。石峻一介平民，不用擔憂被扣帽子，就先由我來支持政府這個新界東北開發計劃。

　　其實，坊間一片「加強版公私營合作」是加強版官商勾結的指控，本身只是一種估算，難以視為確實的論據。對上一輪的諮詢，發展局（當時的局長是林鄭月娥）忽然建議改為採用傳統收地的模式，來整理新界東北區內私人土地的業權問題，當時的討論其實很激烈。若果大家翻看立法會的紀錄，有不少議員對政府當時的建議，表示不認同或有保留，認為這是侵犯私人財產的舉動，亦詢問政府會否確定業權人的利益。讓我們先讀讀議員甲的發言：「……反對強制性徵用私人土地，剝奪土地業權人自行發展土地的權利。……採用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發展新發展區項目，讓政府徵用私人土地及在市場出售規劃作私人發展的用地，並無分別，因為政府其實是在不同發展商／土地業權人之間輸送利益。關於給受影響土地業權人的補償……這方面應顧及土地的潛在發展價值。」（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2012年6月28日會議紀要，第18-19頁）

　　跟著再讀讀是議員乙的發言：「在土地用途規劃及收地事宜上，公眾利益與個別人士利益之間出現衝突，並不罕見。……雖然支持就新發展區項目採用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以便在個別人士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但如收購／擁有新發展區重大物業權益以參與該項目的發展商／土地業權人的發展建議相當配合建議發展大綱圖的擬議土地用途，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確定他們的利益。為方便就發展模式作出決定，建議政府當局把傳統模式及公私營合作模式的推行時間安排作一比較。」（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2012年6月28日會議紀要，第18頁）

　　如果你以為這些言論來自石禮謙、田北俊，你便誤會了。議員甲是馮檢基，議員乙是涂謹申，兩人皆是超級區議會的議員，馮檢基得票逾26萬，涂謹申得票逾31萬。如果他們也不算是民意代表的話，在香港任何聲音都不用再考慮了。作為民意代表的他們，意見很清晰：政府傳統收地模式有明顯的缺點，那就是不尊重原有業權人的利益。陳茂波的「加強版公私營合作」若果真的算是官商勾結，馮檢基也應視為始作俑者。政府接受議員的意見後，被坊間質疑，相關議員不肯出來堅持己見，潛水度日，實在有點缺腰骨。如果大家細閱馮檢基的理據，其實相當簡單直接，那就是剝奪土地業權人自行發展土地的權利。這些權益實際上是業權人自行在市場收購，不是政府貿然送上，不應視為官商勾結。政府強行徵用土地，再拍賣給第三者，是把發展利益轉移。嚴格來說，更可看成政府向現時沒有業權利益的發展商，輸送利益，也可演繹為一種官商勾結。如果坊間評論完全繞過馮檢基和涂謹申的看法，貿然找一些行貨術語充塞來批評「加強版公私營合作」，那根本沒有走入話題的心臟。

　　至於一群激進派議員，配合個別環保團體，忽然炒起以粉嶺高爾夫球場，來代替整個東北發展計劃，也屬正常的奇異發展。正常在於今天的香港項目發展，都是談了十多二十年後，激進的持份者總會找出新的理由來反對。像這一次的高爾夫球場，在去年的第三階段諮詢時，從未聽見任何聲音，要求把球場納入或代替整個新界東北發展。這種忽來的民粹，不過是之前相似劇本的慣常編排，所以是正常事。

　　但奇異的事情，卻有三。第一，這類仇富的民粹，慣常的燃燒者是梁國雄及陳偉業等人，但他們兩人這次並沒有出場，只由工黨的張超雄粉默登場。那麼大的舞台，常客梁國雄及陳偉業都不出來演演戲，用合理的角度來評估，這次以高爾夫球場來搞局的安排，並不具備足夠的理據來支持。這其實也不出奇，在我連結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梁國雄及陳偉業都是支持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工黨這次兵行險著，是否與上次李卓人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失掉不少分數有關，我不懂評論。但工黨不斷向激進的階級鬥爭路線出發，市民不宜小覷。

　　其二，粉嶺高爾夫球場的位置與古洞北有明顯距離，難以配合已規劃的落馬洲線古洞站。政府近年來的規劃，都是以鐵路車站數百米範圍來興建民居，配合以鐵路為主要運輸工具的安排。以粉嶺高爾夫球場來代替原來新界東北發展方案，單是交通規劃一環，張超雄便需要提出他的合理建議，否則只是不可能成事的說法。傳媒對張超雄也委實客氣，從來不去深究張超雄反建議的實際可能性，實在也奇怪。張超雄一直把高爾夫球場討論的焦點，放在租約及收地安排，但這並不是新區發展最重要的一環。有古洞站連繫的古洞北，也被人擔心是天水圍翻板，張超雄的高爾夫球場方案，地點更偏遠一點，情況更勉強，實在看不到是合適的替代方案。我絕對同意高爾夫球場應該收回再作規劃，但把它說成東北發展的替代方案，絕對是奇異的。

　　其三，高爾夫球場有不少樹木，可以平衡二氧化碳濃度。環保團體在其他發展項目，都會要求政府做環評研究，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報告便曾被搬上法院。這次發展高爾夫球場，環保團體居然隻字不提環評研究，也不理會有多少樹木被砍掉，便未卜先知地咬定沒有問題，既不尊重程序，也沒有提供一些客觀的科學觀點。環保團體打茅波，做法其實比政府更盲搶地，也直接影響他們日後評論政府政策的可信性。

　　綜合身邊朋友的看法，及加上自己的資料和觀察，我認為這個經調整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應該支持，讓政府多建土地儲備。但這類發展計劃，從來都是既得利益者的博弈。政府能否最終解決所有問題，關鍵看來是賠償及遷徙安排。是不遷不拆不賠，還是坐地起價，將是陳茂波另一浪急需拆彈的範疇。作為無奈的市民，當然明白好事多磨，但絕對不願看到無休止的長磨。磋跎歲月，議而不決，令香港浪費了很多時間。談了十多二十年的項目，不能和不應持續地被不合理的反對理由來拖延。

一場令人眼冤的垃圾戰

　　由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領軍的擴建堆填區大仗，完場笛子聲尚未吹起，但鎩羽而歸，已成定局。

　　坊間及傳媒已陸續發表賽後檢討，對梁振英政府例牌的批評，如不聽民意、傲慢、不尊重議員、梁振英走數等，填滿不少文字格子。我相信這些評語，有一定緣由及論據。可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應該是經過討論帶領政策向前走，而不是插你一刀，然後挾帶私逃。一些沒建設性的馬桶式抽水言論，實在相當無謂。

　　如果大家認真看待擴建堆填區不同角度的見解，大家不難發覺，理論上最具興趣直接參與討論的環保團體，這次其實並沒有發出甚麼反對聲音，當然他們也沒有支持政府的擴建建議，這或多或少反映擴建堆填區不算是十惡不赦的建議。反對政府的兇悍聲音，全是地區人士，猶如向殺父仇人的咆哮，但嚴格來說，都只是不要在我家後園搞事的思維，不是提出解決垃圾問題的方案。梁振英在競選時曾提過做好廢物回收，便不用建焚化爐的政綱。事過一年，連環保團體都未大喊走數，反而政客已經先來算賬，為激發民粹注入籌碼，實在令人擔憂。一向表示害怕民粹主義的自由黨，由方國珊穿上血衣，當上悍將，逼迫黃錦星，看似贏了一仗。但當自由黨也走上這樣的道路，他們還可以以甚麼藉口，阻止更激進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對自由黨和商界來說，是動不得的武器，田北俊這步棋應該是走錯了。田北辰當天離開自由黨，今天再痛罵民粹主義的禍害，在將軍澳計劃撒回後，也不再支持餘下兩個區的擴建，留下一道清晰的政治邏輯，至少贏得我的尊敬。

　　其實，除卻田北辰外，在整個擴建堆填區計劃，說過話，寫過文章的人士當中，只有黎廣德是入流的。去年曾撰文批評黎廣德對土地政策看法的疏漏，但石峻一直以來都對事不對人，不會因人廢言。黎廣德說得對，就應該支持。黎廣德認為不應該讓擴建計劃全部通過，迫使政府在不同範疇，如廢物回收等，加大力度，是合理的想法，也不需用上不要在我家後園搞事的思維，是講道理的表現。沒人想建堆填區，但也沒有人希望垃圾不能及時處理。但事實上，立法會的討論中，就從來沒有人提出討論為甚麼一個堆填區需要十年八年才建成。試想想，一條那麼複雜的高鐵，也只是五到六年時間便完成，何以堆填區需要更長的時間？自己以前曾接觸過一些堆填區擴建的招標文件，內裡實在十分官僚，在預審及決定最終承建商，便需用上三到四年時間，可真謂浪費時間。在今天資訊發達的年代，文件傳送及遞交，與以往相比，根本不能比擬。公務員辦事效率，必須與時並進，也是議員監察政府的責任。黎廣德的建議，正是逼迫公務員改善效率的良好契機，也是最有意義的監察政府行為。不能對症下藥，只懂責備官員不尊重，有理沒理以走數作切入點，激發民粹主義，只是議員沒有料子的表現。可惜，我們的立法會全都是這類南郭先生。

　　文章結尾，也想提一提剩餘方案未能表決一事。文字傳媒普遍沒有報導，為何會議需要延會待續。實情是主席陳鑑林希望加時繼續討論和表決，梁家傑以議事規則提出異議和反對，結果會議終止了，並需再續。公民黨說過，不會在民生問題拉布，梁家傑這一下算不算拉布，留給各位去考量。而這一幕亦只有在電子傳媒才看得見，文字傳媒一概沒有報導，原因為何，石峻也不去評了，一併留給大家考量。記得早年前，范徐麗泰曾提過，梁國雄不是最麻煩的議員，有些議員其實更懂得鑽空子。是巧合也好，是高超的洞悉力也好，對普遍香港人而言，這只是一場令人眼冤的垃圾戰。

　　無奈，這是眾人的共業。

再看《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劉伯勤，一個平凡的名字，卻幹了一件不平凡的事。

　　劉伯勤在內地雜誌《炎黃春秋》最近的一期，刊登了一則「道歉廣告」，對自己身為紅衛兵在文革時期所犯過的惡行，感到悔疚，認為作惡之責不可泯，因此向若干名不幸的受害者公開道歉。事件引來廣泛討論，坊間普遍的評價，甚為正面，認為敢於認錯是人應該有的品格。文革過去將近40年，但在今天的香港教育體系內，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整套極左的暴力虐待身心方式，當代的學生和年青人理解甚微，事件的知識也很貧乏。有些在網絡討論區討論的人士，甚至連毛澤東不是當時國家主席，而是以在野反對派身份發起運動的事實，也不清楚。甚麼是紅太陽毛澤東式的造反，甚麼才算赤色手段，根本也無人過問。一些偏激型的香港專欄作者仍不斷撰文針對中共的左，其實相當可笑。今天的中共已成了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昔日文革的紅，極端的左，已經不存在，反而漸漸變成極右的專制。這些作者老是以左派稱呼今天的中共，不是學問不足的話，便是刻意繼續蠱惑無知的讀者。誰才是今天的左派，對真正認識文革的人，不難分辨。倘能認清境況的話，對近日香港不斷文革化的抗爭手法，便不能不表憂慮。

　　其實，劉伯勤也許是首名在文字媒體公開道歉的紅衛兵，但有些紅衛兵在其他途徑，早已經表現出沉重的懺悔。《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便是一齣把文化大革命的影像，再次向觀眾放送的半紀錄電影。影片的重點，其實並不單純是敘述性和記事性的影像回顧，導演同時訪問了許多事件的受害者與及當年對政治充滿無限希望的紅衛兵，令電影同時充滿教育性和批判性。這批現在大多已超過六十歲，跟劉伯勤背景相似的當年紅衛兵，不約而同地對文革時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深切的批判。這並不是出奇的，因為無論中共官方及學術界對文革基本上都予以否定，作事的紅衛兵發出這種自我批判也屬一種合理的歷史反映。對文革不甚認識的年青人，好應看一下這齣電影。有使命感的中學通識老師，也應找適合的時間，向學生播放這齣甚有教育意義的半紀錄電影。

　　「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其實是毛澤東鼓勵（或許更準確地說號召）年青人的一個比喻。毛向全國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年青人予以參與國家革命的使命，讚美年青人是一顆早晨的太陽，不單有其光照世界的作用，同時也暗示這些年青人他朝一日將會有機會取代紅太陽毛澤東，繼續為國家的革命建設作出貢獻。毛對年青人的政治號召無疑是充滿魅力的，而且也利用了年青人的理想主義，來嘗試實現他自己那種烏托邦式的國家概念，並向他極度厭惡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黨內政敵作出猛烈及血腥的攻擊。

　　回看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開始，例如政治方面的鬥爭、社會方面的矛盾、暴力行為的成因、事件對傳統文化的損害等等，但其實文革對人的心靈最殘酷的衝擊，莫過於一批批滿腔熱誠的紅衛兵被蒙騙、被誘導、被指使地去進行了一連串充滿暴力，但卻又只不過屬權謀之術的政治運動。這種從極度熱誠到被丟棄出賣的感覺，令不少紅衛兵的心裡留下了一個個混合了熱誠和怨恨的烙印。從電影裡的訪問，可以看得出這些當年的紅衛兵，當時對毛澤東的號召是完全沒有半點的懷疑，這種極度而又無限地對毛的信任，無疑是由於中共在建國後，在教育上極力塑造毛對於建設國家及打敗西方列強，作出了毋容置疑的貢獻。這種瘋狂的愛戴也由一小撮年青人心裡的火燄，向旁邊的同學和朋友蔓延起來。一些在電影內的被訪者，也承認自己並不是主動參與這些充滿暴力的政治運動，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氣氛而言，參與似乎是唯一自我保護的方法。當事件發展到全國紅衛兵串連起來到北京被毛檢閱時，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的愛國理想，只不過是被毛利用作為對他的敵對勢力攻擊的籌碼。這種善意的愛國情懷和狡猾的政治權謀混為一體，在中國近現代史時段，又其實不只發生過一次而已。

　　不少學者對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和毛澤東利用紅衛兵作出了相提並論的比較，兩者皆利用了群眾的情緒，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當然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紅衛兵們的文化水平，跟義和團亂民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差別，或許不能把兩者作出直接的比較。但是更相似而又無奈的一點，便是群眾們被蓄意愚弄他們的政治人物出賣，是何等容易的事情，而這等出賣基本上是無分年齡、無分學歷及無分地域的，只要你對政治有無限的憧憬，那麼你便很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被出賣、被利用的對象了。

　　除此之外，對紅衛兵們下一步更無奈的安排，便是被迫下鄉學習，因而喪失了在學校渡過正常學校生活的機會。這一批原來火紅紅的小太陽，在整整十年的文革期間，得不到甚麼技術也學不到甚麼知識。他們所經歷和體驗出來的農村生活和毛澤東所描繪出來的偉大革命成果，根本沒有一丁點兒相似的地方。但他們又的確因這些被蒙閉的事實和極其美麗的政治謊言，而為他們曾盲目崇拜的毛澤東，作出了超越道德和濫用暴力的荒唐行為。這種雙重被欺瞞和被出賣的感覺，對事後已經清醒了的紅衛兵而言，明顯是極其痛苦的。今天國務院研究中心前研究員姚監復對文革的敍述是「當時口號是崇高的，手段是殘暴的，下場是悲慘的，良心卻是平靜的」(明報，2013年6月19日)，這正是這批參與者真實經歷的最中肯評語。

　　電影其實是透過這批大錯已成的紅衛兵向觀眾作出了一個嚴肅的警惕，一個不要對政治過份投入甚至盲目的警惕，因為一般群眾很大可能只是政治人物的棋子。從被訪者事後對其所作所為的懺悔與及一些被暴力對待的受害者對作惡者的寬容，在文革年代後長大及生活的一代，應該學懂這次政治運動給人民帶來了真實而又慘痛的歷史教訓。電影似乎亦對這種煽動群眾的政治技倆予以否定，而且也採用反覆論証的方法，去考察四十多年後這批當時自以為即將如日中天的八九點鐘小太陽，以他們的回憶來深化對文革的否定。從這批人最後的遭遇及回憶，觀眾其實可以很容易理解到，這批太陽像是被后羿射了下來一樣，不見了亦不再光了，他們亦把自己從政治運動中完全割離。其結果使整整一代中國青年人成了不關心政治的一代人。而這種政治心態跟現在中國大陸以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有不可忽視的關係，人們關心的已經不再是政治的事情，而是跟生活條件方面關係更密切的經濟問題，這也許是文革為中國帶來的唯一而又可能是正面發展。但倘若這個頗為刻薄的評價是恰當的話，對已經被出賣和不再發光發熱的小太陽和被迫害死亡的犧牲者而言，代價畢竟還是不能計算罷了。

　　願劉伯勤這段「道歉廣告」，帶來民間對極左手段的深切反思。

　　(後記：這是一篇改篇的文章，原文在2009年寫下。今天再加入劉伯勤的懺悔，姚監復的評述，香港當今的境況，重新整理過後，感覺別有味道。)

曾俊華的理財哲學

　　曾俊華剛剛發表了他在梁振英任內的第一份財政預算。

　　坊間即時的反應，是糖派少了，支援項目不外是有上限的退稅、電費補貼、公屋免租、免差餉、綜援出雙糧，可說了無新意，失望者眾。建派制例牌出來護航，把焦點投射在關愛基金的150億注資，職訓局的150億注資，4.8億尖子教育基金的成立，建議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等等。不能說這些項目完全沒有效用，但年年清的財政預算，就算似施政報告搞一些長線佈局，不代表不用提出一些更進取的短期紓困措施，幫助市民應付今年勢將再度兇猛的通漲。曾俊華照足往年的版本，來個曾規曾隨，盡顯保守文官的作風。這是曾俊華的風格問題，還是梁振英無法駕馭的問題，外人無從理解。但能夠肯定的，是曾俊華無論面對甚麼批評，最終還是會反映在梁振英身上。梁振英的確需要為曾俊華這份令人失望的財政預算，綁上安全帶，新一輪的震盪在所難免。

　　其實，大家應該用一個嶄新的角度來看曾俊華的理財哲學，以及理解政府的真正財政能力。梁振英及曾俊華都提到，資源要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手上。但我們也需要搞清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的意義（當然我更有興趣深究為何沒有本地富商履行關愛的捐款承諾）。政府這150億注資是不會立即花掉，而是一個儲備，在適當時候運用。像建議的尖子教育基金一樣，注資後也不是一年間便把錢花光。將來資助學生的，是每年從基金賺回來的投資收入。這類注資，嚴格來說，不應算作開支，而是投資。每年的財政預算案，其實只是現金流的演繹，並不是政府立即真金白銀花在社會的一分一毫，這點不能有誤解。

　　那麼，這些錢到底怎樣入賬紀錄和向公眾交代？要得到答案，大家便需要閱讀政府庫務署提供的完整財務報表，當中包括以應計制方式編製的資產負債表。根據網上搜尋得到的資料，在2012年3月時，政府淨財政儲備的總額達13,757億，這數值已減去6,414億的公務員退休金準備。同期的外匯基金儲備是5,989億，現金收付制的財政儲備是6,691億，即餘下仍有約1,077億餘額的其他一般儲備。政府注資在不同基金的投放，會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中的財務資產內，這些項目約共5,000億左右，當中包括地鐵、機管局、科學園、房委會、市建局、獎券基金、迪士尼樂園等等。因此政府的財政能力，不單在財政儲備，還有很多不同的基金和機構。我相信現時曾俊華建議的尖子教育基金，也會以這個模式操作。這些基金和機構都具備一定的財政能力，在社會不同領域服務市民。而政府不是商業企業，不需要以公允價值入賬。這些政府投資的入賬方法，是權益法，賬面價跟真實市價是不一樣的。像地鐵，市場交易的市賬率約有1.4倍，以賬面價來反映價值，是偏向保守。機管局及房委會，其實也有相似的狀況。從這個角度看，政府真正的財政能力，會比賬面所示的更強。

　　理解政府賬目的葫蘆後，自會理解曾俊華不斷把財務資源，注資在不同的基金，是把錢留在手上，日後才再考慮運用的確切時間。可是，一個效率低、講究官僚的政府，是不懂快速應對社會的需要。在去年一連串相若的派糖措施下，政府已經失去了一些收入，也支付了一些紓困開支，最終仍能獲得近700億的財政盈餘，這表示往年制定的預算，是相當保守。保守的預算，繼續把錢留在政府的口袋，自然引致對市民的支援，嚴重不足。林鄭月娥說到，關愛基金會在扶貧委員會的建議下，快速展開工作。我只好說一句，拭目以待。今年不加碼紓困，還是走注資這裡，注資那裡的路，的確迂迴。守財奴式理財哲學，已經成了曾俊華的個人標記。

　　這套理財方式，是紓解民困，還是為應付1年前已達6,414億的公務員退休金做好準備，留待大家各自考量。

附註：2012年3月香港政府應計制方式編製的財務報表

還是最愛張三豐

　　年終年初的時份，又是一大堆樂壇獎項分豬肉的時間。當今的創作，自問沒有足夠的興緻去欣賞，眾歌手在唱些甚麼，根本提不起我的心思去理會。要聽一些優美感人觸動心靈的歌曲，還是光顧舊人的作品，才是上算。看見不少唱片公司陸續把斷市的舊作重新發行，並以24 bit、LPCD、HDCD等不同名稱包裝。昔日錯過和被遺忘的聲音，又或是為著付夜校學費而沒有收藏的封面，今天還是有補償的機會。誰敢說一句舊不如新？

　　從友人處借了一輯顧家煇的HDCD歌集，一面聽，一面想回不少電視劇集的片段。當鄭少秋那首《倚天屠龍記》的前奏從耳筒柔柔流出，回憶便返回那25個連續追劇的星期六。沒有錄影機的年代，不在電視旁就是沒得看。當年家中的電視還是黑白，要是能到母親朋友家裡看彩色的畫面，更是興奮。演員中最深刻印象的，是趙雅芝、陳玉蓮。劇就是要追，才覺好看。後期VCD及DVD面市，反倒沒有再重看的興趣。更奇怪的，是一週五集的《楚留香》從沒有吸引我去看古龍的小說，反而《倚天屠龍記》成了我看金庸小說的引子。

　　顧家煇的HDCD也引起我再閱讀《倚天屠龍記》小說的興緻，四大冊，四十章回的故事，還是再一次看得津津有味。年紀長大了，自然不會再糾纏一些細節上的疏漏，也不會要求金庸解釋，為甚麼不懂避孕的張翠山和殷素素十多年在冰火島，只有一名兒子張無忌；為甚麼明教四大護法之一的謝遜，竟然要去拜成崑為師；為甚麼周芷若能瞞著張無忌，從靈蛇島運走斷了的屠龍刀和倚天劍回中原。不必介懷，小說的缺憾，本身就是一份美，正如卡夫卡說，這個世界其實充滿荒誕。

　　在光明頂藉藉無名的張無忌，能打出名堂，靠的，是一種按自己想法做事的蠻勁和愚魯，以及不執著明教和魔教之間的差別。當張無忌開始懂得分手掌和手背的時候，他反而變得一事無成。滅絕師太，來自所謂的名門正派，實質心燥氣淺，指示周芷若劍刺張無忌，一掌擊斃徒弟紀曉芙，都比明教中人來得更像魔。何太沖滿口降魔伏妖，也不過是伺機找著數的小人而已。不少人批評金庸甚麼也做不成，只在埋首寫小說，但他其實寫下不少值得深思的價值，可惜讀者看完小說後，卻沒有連繫自己的生活上面。能夠逍遙地生活，不介懷所謂正邪之爭，開明明事理的，其實是開朗豁達的張三豐。徒弟張翠山娶明教殷天正女兒殷素素，殷梨亭娶明教楊逍女兒楊不悔，他一樣為他們高興，那有拘泥門戶的心態。做事做人但求無愧於心，牌匾只是一個形式。來自少林穿和尚袍的成崑，他的所作所為，又配當一名僧人乎？當滅絕師太和成崑執著叫嚷敵人是妖孽的時候，世界真是這樣簡單嗎？

　　顧家煇的HDCD繼續轉動，現在播的，是葉振棠、麥志誠的《難為正邪定分界》。若果張三豐生活在今天，他也定必引吭高歌一番。

從梁振英事件看今天的香港傳媒

　　兩年前的同一天，我寫過一篇《我撐梁振英》。兩年後，他真的當上了特首。梁當選後，友人不斷說我是梁的忠實支持者。我只回答說，我未有資格。我不但跟他不相識，他選舉時的走場，各個造勢大會，我一概沒有參與，只在一個選舉論壇，親眼看見他跟唐英年和何俊仁的表現。兩年前我撐梁振英，在於求變兩個字，我們的政府運作以及官商關係，已經到了必須大刀闊斧進行重整改革的時候。能當改革者，必須是官商皆怕的人。否則，這任特首只會製造另外五年和稀泥的光景。

　　梁振英陷入僭建事件及誠信質疑，今天立法會將討論泛民提出的不信任動議。老實說，身邊關心事態發展的友人已越來越少。不少人已被奄悶單調的報導和評論所嚇怕，更對看報紙產生不起興趣。我讀過不少社評和名家的撰文，然而，真正有見地的見解，實有如鳳毛麟角。梁振英散漫處理事件，辯解論據勉強，難以令市民認同，個人盡失政治分數，實屬咎由自取。可是，淹沒全城的，卻仍舊只是一連串的道德批判和失格的嘲諷，實在令人越讀越不明白。像一位時事評論員的撰文，以華盛頓與櫻桃樹的事跡來嘲諷梁的言行，不但沒有人能說出華盛頓的櫻桃樹事件，其實是一個偽造的故事，文章還在Facebook錄得數以百計的Like，我真的認為一些傳媒人和受眾，是一群不幸的個體，在一個自我良好的空間生活，不肯向更闊的視野出發。有關華盛頓的櫻桃樹事件，其實只要在互聯網按幾下搜索鍵，已經可以知悉是當年書商偽造的故事，並不是事實。利用虛假的誠實來諷刺誠信，竟能帶來大量的掌聲，這個社會夠反智嗎？

　　石峻不才，不懂寫道德批判類的文章；石峻愚鈍，只懂從政事的角度看政治。我們應該關心政治，卻不應把政治問題一概道德化，這不是公民社會的進步。即使石峻不喜歡唐英年當特首，在唐英年爆出僭建風波後，亦從沒有對唐落井下石，作出任何道德上的批評。之前寫過《自由黨的安樂窩》一文，我堅持需要分析兩人的政綱，並作出比較，而不是道德上的辱罵。當時我對唐英年及梁振英留意的差別是：

　　「…………當我在座的論壇，向唐梁二人提問，以怎樣方式或手法來帶領香港走出今天的困局，唐的答案大約是：這是一個很容易的問題。沙士後的香港經濟狀況非常差，政府預算出現大幅赤字，失業率高企。短短數年間，在我的領導下，政府財政回復盈餘，就業市場回復至近乎全民就業。這些經驗證明我有能力應付危機，因此我有很大的信心，帶領香港走出今次的困境。

　　而梁的答案大約是：我不會看輕有關問題的難度，我希望新的政治班子，能夠多到全港各區，加強地區工作，跟各地區的市民溝通，讓他們認識政府的施政。由官員Engage市民，爭取認同，落實推行方案…………」

　　我認為這才是恰當的認識政事方法。可惜，當日的大部份傳媒為著賣紙，對唐英年毫不留情地作出道德上的攻擊，其實是很不成熟的議事層次，也無助市民加強對政治的認識和關心。及後梁振英也步唐的後塵，傳媒出於自我救贖，也基於梁振英在選舉辯論時曾向唐英年作出不君子的施壓，惟有照辦煮碗，這是梁振英不能埋怨的地方。可是，讓我們靜下來重新看整件事件，為何事件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的議事準則是以道德為切入點？我們口口聲聲希望公民社會能夠健康發展，更不能以道德來作為論事的理據。一年多前，我曾提過梁啟超在傳記《王安石傳》，力陳《宋史》過於表彰古版迂腐的道德為宗旨，忽略政局的大方向發展。事至今天再看北宋的歷史，大多數人已更認同王安石的改革功勞，多於司馬光的守舊頑固。可是，在今天的香港政局，在傳媒的眼中，還是愛以一句句的「無恥」為前置詞，以道德而非事務來衡量政事，我們真的比北宋更進步嗎？

　　其實，倒梁的人士也要看清局勢，在部份傳媒百多天不停止的辱罵下，梁振英在民調的評分只算是強差人意，至少不比曾蔭權時期差。林鄭月娥的評分亦遠勝林瑞麟，說明這個政府不是完全沒有香港人支持，那些曾系人脈搞局的心思看來沒有成功。其實，香港人也不是完全愚昧的，梁上任不到半年，已搞好長津、交津雙軌制、擱置國民教育指引、重設扶貧委員會、決心定下貧窮線、交代土地供應實際狀況、推出雙辣的地稅，效率已比上任政府為佳。就算個別傳媒刻意冷對待這些工作，也不表示一般市民感受不到。老實說，四年多前出席過一位現任著名傳媒高層的講座後，對他的誠實感到非常詫異。他毫不掩飾地介紹自己有一份不能針對的名單，對這批人，一條毛也不能動。但政府及特首被人批評，是天公地義的事，要找人開刀，不找他們找誰。這位人兄是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四年多前的節目片段尋覓尋覓。自此之後，我對各大報章的評論，已興趣大減，那是經細密處理後的句子，不是自由評論。到今天，整個傳媒均以道德為前提，嚴格來說，更缺乏見微知著的見地。單純看報章，而不用腦反思的話，你根本不能獲得社會應有的討論和價值。

老師們，這是我的兩句話

　　上週末，一群老師進行了示威集會，促請教育局盡快推行中學的小班教學，以30人一班為短期目標，長遠目標更應是25人一班。

　　老師們的口號，當然是為了提高教育質素，讓學生得益。但潛台詞是甚麼，相信不用畫公仔畫出腸，那不就是飯碗保衛戰。今天的既得利益者，總學會不少轉折的話語。堅持丁權的，總是為了風俗；不想前面無敵海景被擋者，總是說填海影響生態。其實，最應該保衛學生利益的，是一眾家長，但我認為，小班教學不會是家長們心裡的想法。一般家長，大都是名牌主義，名校每班人數減少，即是學生進入心儀名校機會減少，這豈會是家長的內心願望。老師們搞了那麼多的動作，中學校長們數週前更是一字長蛇陣「曬冷」，還是鼓動不到各校的家教會組織大力支持，小班教學在家長心目中的地位，實在可想而知。只是不少家長還是厚道和功利並重，不支持也不致於明言反對，畢竟子女仍在學校就讀，投鼠自當忌器，當反動份子不見得會有好下場，家長多是聰明人呢。

　　從家長的選擇，小班教學也不見得有甚麼特別的吸引力。現今最受家長歡迎的幾家直資中學，都不是小班教學的學校。個別班次，每班人數更超過40人。從公開試的成績，畢業後能看得見的畢業生表現，我實在得不出小班教學能大幅改善學生學習的結論。學校時期在大班學習的我，小學50人一班，中學40人一班，學習還是正常進行，自己同樣能走到今天的地步。兒子現今念每班30人的小班，卻看不出他的學習順暢了多少，這也是我對小班教學的直接質疑。小班教學就像快餐店餐牌上的一道選擇，多一款不會嫌多，顧客也不會討厭。如果所有學校都是私人經營，顧客的選擇自然能告訴市場的反應，願意選擇和負擔小班教學的家長，自會作出他們的決定。只是，今天的學校不全是私營，而是存在大量津貼學校，小班教學更涉及大額公帑，家長又沒有直接選擇權，成熟的社會不應任由既得利益者留下單聲道的聲音，所以我選擇在網絡世界留下我的兩句話，講出坊間沒有人願意說出的東西。

　　從公帑應用的角度看，任何支出都應該物有所值。小班教學的成效，其實遠不及一個有能力、有熱誠的老師。從我兒子現時的學校經驗，我對一眾老師的信心是非常不足。看著老師們的考試卷、答案、評分標準，我不覺得在今天相對小班學習的兒子，有甚麼學習優勢。有中文老師教成語「瞠目結舌」時，發音竟是「堂」目結舌，不由得自己先來一個瞠目結舌。這是反映甚麼問題，我希望一眾老師們好好反省一下，更不想再引伸帶出書商已經幫助了他們不少。就算是行政工作怎樣多，不完全清楚的材料，先去備課，是應盡的責任。一竹篙打一船人，可能是有些偏激，但現實的老師們，鍾情打麻雀、賽馬、炒股票、炒樓的，確實不是一個小比例，這是我認知的境況。在面對老師名額不足時，被裁減的，永遠是Last In First Out形式，挑選出最年青的老師，而不是考慮教學表現。這間接保護上層的既得利益，但算是教育質素的考慮嗎？各行各業，特別是專業範圍，持續進修，基本是必然事情，也不代表在職人士不用處理行政工作以及辦公室政治。老師們不斷埋怨工作負擔重，瑣碎事多，還要學習，其實不易得到社會的同情。大家都在不同角落逼迫的空間，為糊口奔馳，全城的情況相差不遠。以小班教學為藉口，只求保住自己飯碗，卻不能為學生帶來教學質素的實質提升，至少不會得到我的支持。

　　老師們把槍頭瞄準滿身子彈孔的吳克儉，營造他不理從業界聲音的壓力，亦是值得批評的方法。我對孫明揚徹底失望，對吳克儉沒有期望，對教育局亦毫無好感，不代表我會因為他們的不對，而完全接受另一群既得利益者的表述。相反，依賴這類批判式的手段，來爭取權益，更贏不到我的尊重。要說服我，老師們應該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口號。在老師們能證明他們的能力前，我不會支持繼續任何深化小班教學的建議。

　　作為納稅人以及教育開支消費者，這是我想說的幾句話。沒有那群標榜為民請命的議員肯說，就由我來先說。望同道人向一眾老師們，說出家長見班主任時，不敢帶出的亮話。香港不應是既得利益者說完就算數的地方。

從林奮強事件看今天的香港社會

　　近日和友人喝咖啡時，忽然談到林奮強。友人原來是林奮強的忠實支持者，多年來對林氏的分析和文章，全都讀透。對於林氏被質疑藉內幕消息賣樓，繼而演變成疑似提供非法回佣的事件，友人深感惋惜。按友人的說法，林氏不愁生活，選擇辭掉工作，全心出任行政會議成員，是一份難得的熱誠。搞出這樣的麻煩，實在是令人始料不及。

　　對於友人的見解，我不能認同。麻煩總有始作俑者，大頭佛搞了出來，不能單單埋怨傳媒追蹤事件的嚴苛。其實，林奮強事件可以被看成單一事件，這是某一部份打落水狗傳媒的取態：那是梁振英的錯，梁振英眼光有瑕疵，梁班子乃烏合之眾。是否接受這種表徵式評論，實屬見仁見智。但若果把林奮強事件看成一件社會事件、一種社會價值的凝聚，我們可以看到更闊更深的意義。

　　說句老實話，那麼多年來我從未讀過任何一篇林奮強的文章。認識他的見解，是從報章轉載的觀點而來。我知道他是一名地產大好友，對地產投資有心得，是一名著名分析員。他也許能準確捕捉市場，但談不上是甚麼大道理，只不過是一名資本家而已，算不上一名濟世的政治家。近代中國最值得敬重的官僚知識份子曾國藩，一生對土地田產的投資囤積，都不熱衷，也厭惡尋租活動，只致力鑽研學問、搞好民生。相比之下，我會認同曾國藩多於林奮強。

　　香港近30年釀成的風氣，是住要住得高，食要食得好，能者達者，才被視為社會的莘才精英，卻從來沒有人深究他們的人生哲學，是否真的值得推崇表揚。學校教的克儉樸實，完全被報章上的奢華閃爍所遮蔽。昔有笑貧不笑娼，今是欺貧不欺倡。報章把炒家的倡狂，正面包裝為市場經濟的自由活動，為的，不就是持續的樓盤廣告收入嗎？去年4月，《明報》首先揭示政府智囊學者王于漸炒樓置富，翌日便立即補鑊地讚賞王于漸能學以致用，學術財富兼得，無疑是典型的擦鞋級文章。知識份子辦報辦成如此，委實叫人傷心。梁振英要搞民生、拚政績，根本就不應找林奮強這類吸金明星進入行政會議，他們的理念和原則，跟曾國藩那套民生政治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現實上，不論是公職或選舉，人們最愛標榜的，往往只是知名度，不是箇中的品格和道理。林奮強的分析和文章無論怎樣精闢，一看見他對賣樓事件窩囊的回應，便很難用思考細密來形容他的思路。這對香港本土大眾，應該是有意義的一課，也讓人更清楚認識所謂著名的分析員，背後可能擁有的辦事標準和價值，究竟是怎樣的水平。迷信名牌，亦是香港政壇上一個常見的死因。可惜不少傳媒只針對林奮強的梁班子身份，而不是討論林奮強現象的背後緣由，實在又是辦不到辦報的原意。其實，在曾蔭權班子時期，也曾經出現疑似漏報地產利益的行政會議成員劉皇發，情況也直比林奮強嚴重。倘若當時的傳媒能嚴肅看待劉皇發的「疏忽大意」，對王于漸身兼房屋政策智囊而又積極炒樓作出認真的監察，製造坊間多一點對公職人員操守和申報責任的討論，探討坐擁大量土地利益的人士應否進入行政會議，發揮公民社會的作用，這次林奮強事件有可能不會發生。為甚麼一些跟地產利益息息相關的議題，從來沒有傳媒和議員的積極跟進，才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而整件林奮強事件，最令人感到難看的，是梁國雄選擇以嘲諷林奮強名字的道具，在立法會答問大會擲向梁振英，這確是令人非常反感。我從來不反對激進一點的非暴力行為，擲東西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也反映一部份選民背後的情緒。但發洩情緒也不能和不應以侮辱他人的名字出發，這是一個人的人格本質問題。不論梁國雄的理想多崇高，侮辱他人名字的行徑已超越議政的屬性，也不是人身攻擊那個層次，而是入於流氓的行為，亦只有懦夫才會選擇嘲諷他人的名字，來表達意見。言論有自由，但應該是在尊重他人下的自由。議員是榜樣，如果明天在某學校內，有一位跟林奮強同名同姓的同學，受到相同方式的嘲諷和侮辱，這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嗎？更令人沮喪的，是一眾泛民議員，特別是來自教育界的葉建源、張超雄、陳家洛，可以默默忍受盟友這類流氓行為，而不肯去作出指責。教導學生正確禮貌，是老師的天職。立法會是一個政治舞台，也是一個大課堂，看到錯的事情，也不出言糾正，甘願做一隻政治鵪鶉，實在愧為老師。我們的香港社會應該繼續容許這種劣質文化來侵蝕嗎？

　　有些話，也許說多了、說遠了。林奮強也好，梁振英也好，只不過是歷史上的過客。政客的個人榮辱，不應是坊間有興趣的事情。如果知識份子也不去關心社會的價值和意識型態，這片土地的明天，沒有甚麼能剩下來。

陳茂波，請你拿出勇氣來

　　梁振英繼續上屆政府的東北區開發計劃，陣前易將，由一位是非多多的新局長陳茂波接手。在不同媒體不斷添加顏色、替事件升溫下，計劃已透出陣陣燶味，儼如半個爛攤子。以我估計，無論政府最終提出甚麼微調、大調、甚至不調的方案，屆時無論是多少丁屋地、多少住宅地，港人港地所佔比例是多少，公營發展，還是私人參與，噪音都必定會再度出現。說到底，尺土寸金是每人心裡最直接的潛台詞，每點泥每條草都是某些人口袋裡的利益。

　　當陳茂波走進坊間的諮詢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原先有幾句話想說，只是那一刻的局勢，只有黑白分明的立場，沒有理性的論點會被考慮，故此，說話暖在肚中更是實際。當然，這要多得不斷撥火的傳媒，如數碼音樂般，讓報導只留下1或0的訊號。不偏不倚，已經成了今天傳媒的墓誌銘。正如向來對共產黨有意見、但不算偏激的劉銳紹，要在城市論壇詳述幾點不同意港獨的理由，也沒有插嘴和被尊重的空間。劉銳紹不同意港獨的概念，便是敵人。短短幾個月間，坊間民眾身體內激素忽然大幅上昇，不但秒殺其他自由的聲音，亦對社會毫無建樹。暗自擔心充滿毛澤東基因的「港式人民民主專政」繼續萌芽開花之際，在東北區開發計劃稍為靜下來的一刻，我認為是適合的時候在網絡世界留下自己想說的話。

　　香港人其實很聰明，像曾俊華打擊非本地居民及公司購買住宅的兩招出台後，已經立即有人想到外地投資者可以依靠信託形式，借用本地居民的身份，避開相關措施。這些普通的技倆，實際上只是一種商場上的鵰蟲小技，不是特別困難的操作。可是，何解在東北區開發計劃的討論當中，卻一直沒有人質疑一群群爭取權益者，究竟是以甚麼身份來表達意見？是當事人？還是信託人？一眾政客，只有不再是立法會議員的李華明，曾經略略提過丁權已成了一件商品，有買賣價值。其實，這些說法在民間早已不是秘密，一系列所需的融資及土地轉讓過程，非常規範化，所涉及的人，都能大發其財。那些號稱為民請命的建制派、民主派、激進派議員，標榜仗義執言的傳媒，在這問題上，一直都三緘其口，從未為沒有丁權的香港人，說過一句合符公義的說話。他們是害怕有朝一日，會像林鄭月娥一樣被激進份子以焚燒紙紮公仔洩忿嗎？我不知道。但在今天男女平等的年代，有人還封建式死抱原居民身份和性別的不平等權益，堅持每位男丁應該獲批2100呎，實應是慚愧得無地自容。可是，自居道德高地的傳媒有勇氣批評這種歪理嗎？

　　男女平等，民主公義，是不用辯解的普世價值。甚麼既有習俗，其實也是多餘。要說的話，香港早已廢除清代的妾侍制度，走行現代的一夫一妻制。大家都是拿香港的三粒星身份證，99％的人連21呎都沒有，一隻北地鳥可以要求2100呎，實在是自私不堪的說話，也令人討厭。電影《虎膽龍威》的歹徒，以拯救政治犯為名，最終，也不過是幾名世俗的盜匪而已。藉口，從來都是用來利用，沒有甚麼正義可言，風俗和風月，在差不多先生眼中，不就是一樣嗎？如果我是陳茂波，我會毫不猶疑，公開所有丁屋相關數據，清楚交代政府多年來一共審批出多少丁屋土地，有多少丁屋土地已經被補地價後轉讓。市民看過之後，自更能掌握原居民的「風俗」是甚麼，也可以聯想到，在東北區開發計劃中，個別爭取權益者，背後會是代表那一個圈子的利益。

　　陳茂波的個人行為有甚麼污點，是一回事。但若果傳媒的選擇，是因人廢言，把他定為黑五類，那是文革式的大倒退，沒有值得拍掌的空間。兩週前，讀到陳茂波對公共專業聯盟黎廣德批評文章的快速積極回應，內裡還提供不少非常有用的土地數據資料，解釋400公頃儲備土地的分佈。陳茂波說到只有39.1公頃的土地，是可以供高密度住宅發展，也間接顯出黎廣德只懂用計算機計數的無知。黎廣德所言的400公頃土地，竟然可以不理會所在地點、地積比率、屏風效應、交通配套，便大聲地在媒體喊出36萬住宅單位被失蹤的標語式口號，實在是低級論政的上等教材。而願意刊登這類洗腦式「論政」文章的傳媒，何嘗不是五十步笑百步，也間接認證毛澤東所言，文章確會令人越讀越笨。

　　不過，個別認真的傳媒，如有線電視，也陸續就陳茂波的材料做功夫，翻查曾蔭權政府年代所謂的已開發官地究竟是甚麼。結果是行人路，是天橋底，是公園的公用空間，是司長的官邸。這些才是我們市民應該獲得的資訊，而不是把腦袋停留在不能證明或否定的意識型態上面。大家應集中理性討論，香港是不是土地不足夠，是不是山地太多、平地太少，這些對進一步解決居住問題，會有莫大的裨益。公民社會是討論型社會，不是辱罵型社會。

　　陳茂波提出了具意義的參考數字，但不代表他已交了功課。相反，難題才剛剛正式開始。作為一名土生土長，跟北地鳥同樣在香港特區出生的居民，我堅決反對政府繼續執行不平等、不公義、男尊女卑的丁屋政策，也大力反對政府打算模糊地預留1200公頃的土地，供所謂的鄉郊發展。香港的土地，應該以香港人的整體利益來籌劃。今天劏房處處，住屋問題已經返回昔日石硤尾年代，政府還打算容許放寬工廈改建為劏房，讓不人道的現象合理化，已經很對不起這群社會上的弱者。還要找土地資源來應付叫價2100呎的北地鳥，只會引發更多中產人士對政府政策傾斜的不滿。既然國民教育可以不撤科而選擇擱置，丁屋政策一樣可以持續地暫緩執行而不用廢除。這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的施政。

　　要市民支持政府東北區開發計劃，其實不難。只要政府拿出的計劃，是誠心誠意為港人服務的港人港地政策，是讓人有能力購買的限呎樓土地，是解決居住問題的公屋居屋方向，而不是向既得利益者傾斜，媒體怎樣抹也不黑。而要更徹底解決房屋供應問題，只有由政府直接參與籌建房屋過程，才有可能解決。今天香港的大財團借貸水平不高，不用愁銀行逼倉，建樓坐貨根本只是平常事。而他們的興趣是能賺錢的豪宅，不是當慈善家。為民生而建的小型住宅，只能由政府主導，而不是像曾蔭權一樣，糊塗地相信市場有濟貧和解決社會問題的使命。

　　陳茂波，請你拿出勇氣來，向香港市民提交一份不向既得利益者傾斜、照顧民生需要、不是為大財團提供金礦的東北區開發計劃。這是你現在唯一需要做好的工作。

《女朋友．男朋友》……忘記他是她

　　《那些年》的成功熱賣，令不少人對台灣電影和小說多了幾分欣賞。今年乘勢而來的，有楊雅喆導演的《女朋友．男朋友》。同樣是講述學園內少男少女的故事，然而兩部電影的質感和內涵，卻差別很大。如果你以為《女朋友．男朋友》是另一齣《那些年》，那幾乎肯定你會感到非常失望。《女朋友．男朋友》不單沒有綻放青春情懷，反而留下陣陣的沉重。

　　女主角林美寶(桂綸鎂飾)在高中時期，跟同學陳忠良(張孝全飾)關係很要好。陳忠良是善良細心含蓄型的男孩，林美寶很享受被照顧的感覺，但不知何解，兩人沒有再走近一步。陳忠良的好友王心仁(鳳小岳飾)，天生反叛浪漫，愛在學校內談詩、搞反抗運動。不覊和直爽的王心仁，直接向林美寶示愛，得到應允，兩人發展成情侶。林美寶默默在背後支持樸儉的王心仁，繼續在大學時期搞學運，甚至王心仁的純真意志被俗世的銅臭所征服，甘於當一個沒有靈魂的快婿，林美寶還是沒有離棄。當這位情懷不爽的小三，重遇昔日的要好陳忠良，兩人終於把生命燃亮得熾熾熱熱。

　　電影的宣傳片一直把林美寶、陳忠良、王心仁這段三角戀當軸心來推介，甚至用上了「一生人應該有一個愛你的男人和你愛的男人」，其實有點偏側，也有意無意隱藏了電影內另外三段三角戀。當中陳忠良的兩段三角戀，其實很是震撼，箇中的關係與電影戲名更形相稱。陳忠良在電影的戲份比較間接，對白也不多，但楊雅喆還是以他作為電影的開始和終結，無疑在暗示，陳忠良的角色和角度才是導演的主軸思維。相對王心仁，陳忠良不愛張揚或表現自己，不願意走在領袖的位置，只願做一個默默的跟隨者，過一些平凡安靜的生活，對身邊人送上應有承擔。這些人是社會的大多數，也是一般人的屬性。林美寶其實也是同一類人，理應匹配，可惜陳忠良不懂處理自己的感情，令美寶的情意游往漂亮的雲間。陳忠良選錯了，林美寶被迫選錯了，這便是人生的遊戲。像考試一樣，作出錯誤選擇的人，往往是大多數。看電影也可以選擇錯誤，正如你以為《女朋友．男朋友》是另一齣《那些年》，那就錯了。

　　而楊雅喆在電影內另一個隱藏訊息，是暗諷那些自命充滿使命感的浪漫抗爭者。王心仁的激情由1985年燃燒至1990年台北的野百合運動為止，以一個女戰友的獻身告終，激情和性愛並沒有完全切割的地方。這段時間其實是台灣政局一個很大的轉折點。1984年作家江南在美國被殺，引致蔣經國之子蔣孝武不再獲得美國支持繼承國民黨大業，民間要求民主改革的聲音很大，王心仁就是這個時期滿腦子浪漫抗爭思想的男孩。然而，學運只是王心仁的一個暫時的舞台，財色兼收才是他人生的目標，這也騙盡了林美寶的心。受騙後的林美寶，還對王心仁深情表述深信不疑，實在是咎由自取。林美寶也是台灣人的寫照，他們把不少熱情投射在投機而又不負責任的政客上，錯誤的選擇結果換來了一片混沌。對愛人的盲目，對政治的盲目，其實沒兩樣。

　　張孝良藉陳忠良這個角色，贏得不少讚賞和獎項，不是靠運氣。含蓄的人物，總是比大喊一場的角色難演。這個一身《忘記他是她》的角色，太柔太剛太煽情，都是演爆了。精彩的阿良，值得一陣的掌聲。桂綸鎂有機會以眼淚搭上表情，情感較易發揮，不過不失，跟張孝良在泳池分手的一幕，其實可以演得更好。楊雅喆處理這齣電影，其實花了不少心思，像桂綸鎂和張孝良一起爬鐵絲網的一幕，充滿逃脫的象徵意義。從校園的反叛，到一種逃脫式勝利，人需要從年青年代起不斷奮鬥，而不單純是浪漫的叫喊。這也是一個普通人的生命歷程。

九月九日之後

(圖片來源：信報)

　　沒想到漸已入秋的香港九月，是一個熾熱和充滿張力的日子。

　　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的社會運動，以及立法會選舉新聞，大篇幅地佔據九月上旬每天的報章和Facebook。你不想看，還是要不斷地看。試圖從升高的角度去看事情，似乎是沒有選擇。黑色的衣服，呼天蓋地的聲音，佈滿及響遍政府總部。儘管在公民廣場的民眾表現出多大的熱情，實際上，近日最教我感觸的事情，是一位在傳媒工作了20多年的朋友，一則在Facebook的留言，內裡寫著：「原本寫了自己對國民教育的看法，但在發佈前一刻，還是決定刪除了，即使盡力持平、客觀、但感覺周遭環境容不下我的看法，還是別勉強。」

　　我真的很難過。一位朋友因為害怕遭人白眼，而失去了言論自由，這不應是社會運動背後的代價。一則短短的留言，已或多或少看到一群沉默大多數的心態，也許是怕事，但不表示他們沒有另一角度的意見。從某個程度而言，我也是抱著這個心態，不想事件再大幅度向外拓展，變成一個個混濁的泥漿，所以選擇了平靜的方式來對應這次的運動。任何具崇高意義的運動，倘若去到一個令人不敢自由發言的地步，我認為大家實在有停下來想一想的必要，究竟是甚麼環節出錯了。道德不是一群人說了便算，而是社會上一種凝聚出來的整體價值。道德和價值不單純屬於任何人，各人可選擇跟隨或不跟隨，這才是自由的社會。搞社運的人往往把自己抬到道德高地，長期佔據，試圖感染社會，帶領社會走向一個新方向。但如果這種新建出來的道德價值，是壓抑了社會內言論的自由，絕對不是好現象。所謂社會的聲音，七百萬人的訴求，這類抽象的表述，根本沒有客觀方法去量度。剛巧整場反對國民教育的社會運動「現場版」結束後，有一次立法會選舉，這場運動對市民的意義是甚麼，選票取向應該有一定的啟示。

　　而更特別的地方，是這次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比上屆標升了近八個百份點，大大增加了社運人士的期望。也許結果令很多人跌眼鏡，但理應理性負責分析的報章和評論，只是拘泥激進勢力提頭的趨勢，甚至將焦點定位在民主黨與人民力量之間的票數搶奪、民主黨的敗仗、泛民保住了議會重大事情的否決權、民建聯驚人的配票能力等等，卻忽略了市民這次的選票究竟表達了甚麼的聲音。媒體只集中報導在直選中，泛民大約獲得53%-57%的得票率(不同傳媒對泛民有不同定義)，甚麼六四得票黃金比例已被逐漸打破云云，其實都是沒有適當量化或討論選民在反國教運動後的聲音是甚麼。反而，網友Danny兄在他的博客文章《事後孔明》作出了以下的觀察：

　　「.......然而，動盪的社會氛圍可能真是刺激了額外的 30 萬人前往票站，但他們的取向卻與這些報章的預測大相徑庭。

　　在 2008 年，泛民與建制派的得票分別為 90.2 萬與 60.2 萬票，達到了所謂的六四黃金比例。然而到了 2012 年，兩派的得票卻分別上升到 101.9 萬與 79.1 萬票之比。換句說話講，假設上屆有投票的市民全都沒有轉軚，都始終支持自己擁護的政黨的話，那麼因社會氣氛而被激發出來投票，覺得情況實在看不下去，有需要身體力行地以選票去表達意見的新來者中，每 3 個人就有 2 個選擇支持建制……」

　　我相信Danny兄這段短短的文字，比普遍傳媒籠統地說出泛民得票下跌，帶出更清楚的分析，也更令人看清這群「被迫出來」的沉默之人，取態究竟是甚麼。若果如大部份分析政治的學者，都認同今次的選舉結果，跟反國教運動有脫不了的關係，那麼從客觀的數字來推論，沉默的大多數應該是對這場運動，沒有表示認同，而選擇了建制派。這也許是一些連在Facebook也不敢留言說心裡話的人，內心由衷的表達。

　　作為負責任的傳媒，一些具內涵的政局分析，遠勝感情的宣洩。李永達落選，劉江華落選，只是香港政局一點小沙石，相對選民大方向的選擇而言，微不足道。選民討厭噪音的取態，應該更值得重視。重點報導激進派得票大幅上升，其實不盡準確，事關建制派的得票上升幅度，其實更大。激進派無能力搶建制派的票，又一次的見證，他們能搶到的票源，必然是來自積弱已久的民主黨。今年三月，不才曾經寫過一篇《何俊仁的「讚賞」》，當時已經提出過傳媒及學者們，過份吹噓何競選特首時的能力和魅力，實質上何俊仁和民主黨，身上千瘡百孔。結語的一句，正恰當反映今日的局面：

　　「.......我衷心希望何俊仁先『執正』自己民主黨的黨務，不要沾沾自喜於坊間的讚賞，選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九月時立法會的議席數目，才是衡量何俊仁今次參選特首選舉的最後得分。我敢相信，以上各點，將會是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屆時的子彈。何俊仁得到的『讚賞』，或許會非常短壽。」

　　很可惜，今天的傳媒和學者仍然只在說他們想你聽的說話，而不是客觀細緻的評論。

還去光顧毛澤東？

　　還記得那一年，高華老師在中文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的課。我向他提出過一條問題，40年代初的中共，在毛澤東麾下，進行急風暴雨的延安整風，把黨的思想完全統一起來，摒除一切不同聲音。對黨內的異見份子，如王實味，作出囚禁和迫害，最後王實味更死無全屍；為何40年代末期的國民黨，沒有向民眾闡述中共進行思想改造的高壓手段，致令民心歸向共產黨？難道是國民黨不知道延安時期毛澤東以及中共的事情嗎？高華老師當時回答說，不是國民黨沒有進行反共宣傳，而是當時的民眾不肯相信，認為國民黨插賍，中共擁有崇高理想及值得信賴。

　　國民黨的文宣，當年被共產黨打敗，是事實。毛澤東在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確很具魅力。聯合政府，跨黨派執政，正正刺中了國民黨專政、不放權的要害。只是往後的歷史發展，清楚告訴大家，毛澤東只是一名權謀者，他的政治理論，是獨裁式的人民民主專政，由黨代表人民，實行「民主式」獨裁，那就是代表人民的毛澤東，所有說的話，都是對的。一切反對意見，都是反黨反革命不民主，不是站在人民的一方，這亦是大躍進發生的其中一個緣由。毛澤東之前的「新民主主義」只是包裝在專橫、霸道、獨裁外面的一張花紙。毛澤東擅於透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大搞個人崇拜，營造人民敵我矛盾。在毛澤東眼中，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是敵我矛盾，需要通過階級鬥爭，來達至政治目標。三反五反不夠，便搞反右運動。反右也不夠激烈，便搞出文化大革命這場人類災難，最重要的，是一鋪比一鋪激烈。當民眾被毛澤東的烏托邦式口號麻醉，到最後發現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只不過是一場政治鬥爭，沒有甚麼崇高理想可言，被騙的失落，可想而知。劉少奇被拉倒，繼後的林彪也被拉倒，烏托邦的理想卻永遠實現不到。那一天誤信了毛澤東的紅衛兵們，到今天恐怕還未等到可以釋懷的一刻。

　　毛澤東的口號，永遠是「正義」的、「崇高」的，容易吸納人心，但思想的軸心，抽絲剝繭後，只不過是專政霸道、個人崇拜、敵我矛盾。唐德剛更直言毛澤東是中華帝制的迴光返照，一針見血。從1940年「新民主主義」的催生，到1957年極左路線的反右運動展開，毛澤東的政治手段，全都是一種沒有愛心的政治鬥爭，人只是一件工具。今天的中國大陸，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猜疑、缺乏公德，或多或少，跟毛澤東這種攻擊為主的政治文化脫不了關係，是毛澤東思維帶給人民的結果。也許，只有再經過一兩代人的沖淡，藉著有愛心、有質量的胡適類型高水平教育，民心才會有機會轉變，這也是我小小的願望。看見胡適的著作和評傳，近來陸續在大陸出版，我深信淵博的知識總有重獲注重的一天。

　　香港的公民教育也好，中國歷史也好，都視中共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為禁區，真正有深入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人，特別是年青一代，委實不多。討厭共產黨，仇恨共產黨，是一種個人選擇，但若果以毛澤東的思維來對抗共產黨，揚言以人民民主專政的方式，帶領香港走入更民主的道路，實在是一道相當大的諷刺，也深深反映香港教育的失敗。毛澤東的鬥爭手法，根本不應在人類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存在，更難以明白為何獲得欣賞和歡呼。看見選舉論壇上，候選人互相扣帽子，大聲辱罵，深化敵我矛盾，甚至只顧玩個人崇拜，委實失望到極。學習文化大革命的卑劣手法，以奚落對手背景為榮，燃燒助選團員情緒為樂，這就是香港人追求的選舉文化嗎？支持這種手法的人士，好應撫心自問，自己和當年搞政治運動的毛澤東究竟有甚麼不同，不就是滿口崇高正義，然後用盡不同的方式把政敵整垮嗎？大家可曾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人被這類毫無良知的侮辱謾罵所逼死？香港人今天為這種歪風邪法鼓掌，實在是自慚形愧。毛澤東為國家留下一窮二白，惟獨紅衛兵數目超英趕美。難道今天再投向辱罵式的文化，有可能為香港的政治局面帶來正面的改變嗎？

　　香港市民其實從一股「新民主運動」開始，已陸續看到毛澤東式的政治運動， 一浪接一浪衝向香港政壇。按歷史的軌跡，走下去的結果會是怎樣，不難猜到。歷史會重複，在於人類從不認真讀歷史。結筆的一刻，我又想起高華老師的一句話，國民黨不是沒有提過共產黨的劣行，只是那刻的民眾不肯去相信。

2012年8月31日

《麥兜噹噹伴我心》：不一樣的記憶

　　繼4月後，達明一派火速地在8月又再舉行了演唱會，場館內的火熱程度，比第一次演出有過之而無不及，信息也說得更直接。短短幾個月，新的嘉賓名單陸續出場，李旺陽那宗《沒有張揚的命案》，林鄭月娥獨唱《今夜星光燦爛》，陳茂波一幕《石頭記》，吳克儉招呼《十個救火的少年》，全部都是一首首的新曲。適逢選舉年，明哥更不忘提醒歌迷，世事有如《輪流轉》，九九就是《抉擇》時。

　　達明一派的音樂，是我喜歡的音樂，他們的敢言和熱情，令人感動。但同樣以音樂和反諷，來喚醒香港人的謝立文和麥嘉碧，他們創作的麥兜，或許沒有那股熾熱的動力，卻充滿細水長流的含蓄。第一下或許是引你發笑，嗒下嚨喉倒是陣陣濃郁的甘香，過後更是引來連串的反思。每個人感覺到的香港，記憶著的香港，都不一樣。激昂的達明一派，內儉的麥兜，都是香港一份值得常常記住的標記。有些朋友讀我的博客文章後，曾經問我，為何比較少評論香港電影和書籍。其實，適當的問題，應該是擁有自己認同價值的香港電影和書籍，委實不多。政治上的反對黨很容易做，只要找一兩個論據，大肆鞭策，定必叫好叫座。要長期當香港文化的長毛，不如寫一些自己認同的價值，會更正面。塑造一種向前看的改進文化，引來建設性的轉變，必須從人的基本價值開始，那就是小孩子們的世界，謝立文創作下的麥兜世界。

　　電影《麥兜噹噹伴我心》，主題又返回春田花花幼稚園。善良的麥兜，有他理想的一片園地，對現實主義很無奈。學校要交租交電費來求存，媽媽不懂重視和欣賞學業以外的歌聲，社會看不起不具規模的學校，美侖美奐的高樓就是成功的標誌，這些一直縈繞家長族群的心窩，最終學生還是求分數。在小孩子們的世界，能記憶下來，而又影響最深的，是令他們感到快樂的經歷，可以是一幕集體遊戲，一位老師，又或是一種興趣。電影中那位澳門音樂家，能從春田花花幼稚園這樣窩囊的地方，藉著校長的熱誠，獲取人生最重要的文藝體驗，正是謝立文向觀眾說出，人才是改變世界的來源，音樂是成就大同的媒介。

　　謝立文毋庸置疑是一名古典音樂迷，他愛的和推動的，自然是古典音樂。他之前把舒伯特、莫扎特的樂章，在麥兜電影內玩得生動活潑，今次再把帕赫貝爾的卡農變成《您的扣肉》，又是一項佳作。以往聽帕赫貝爾的卡農，總會想起一陣陣純愛的浪漫，以及導演郭在容電影下的全智賢和孫藝珍，以後再聽這首卡農的時候，想起的，會由韓國女星加上一個麥兜，也是一種過癮的本土文化。把人聲視為世間最動聽的聲音，來自貝多芬和馬勒，謝立文搞出一個春田花花幼稚園合唱團，正是跟隨著這條路線，也看得出他推動古典音樂的努力和決心。

　　謝立文創造出一個個樣貌猥瑣的腳色，披著被人誤解的外表，像《少林足球》的眾師兄弟們一樣，他們的天賦被人抑壓，沒有發揮的機會，這是對社會的反諷。而「獲獎歌曲」《車車車車你老豆》，也似在暗諷爺爺走近了，層次變成老豆一樣。賣納米抹布的小販，走一條街找廁所的房子，高聳入雲的玻璃天台屋，狂推人流的商場文化，都是一眾香港的生活裂縫。看著裂縫，或許令人不悅。以麥兜的方式，來一款嬉笑式的責罵，在自己的眼淚中找歡笑，是另類的娛樂。音樂和反諷，有不同的方式，記住麥兜，是要豐富香港人的腦海，保留不一樣的記憶。

世間已無張居正

　　參選2012年立法會港島區直選的單仲偕，在職業一欄填上了「政治人」。

　　用上「政治人」一詞，真的比較奇怪，也不普遍。單仲偕在英文部份填寫的職業資料，是「Politician」，這似乎較易令人明白。但是，讓時光倒流至2005年，曾蔭權參加特首選舉補選時，他填寫的職業是「Politician/政治家」。同樣的英文，不一樣的中文，既可能是反映語言的藝術，又或是香港政圈特別的怪現象。

　　Politician一語，大多指從事政治工作人士，較中性的中文稱呼，應是「政客」。其實，「政治家」也不算是差勁離題的表達，正如Sportsman一詞，普遍會說成「運動員」，但若把體育精神昇華，用上「運動家」也無不可。具遠見的從政人士，稱為「政治家」並不為過。曾蔭權向來對自己的身份有要求，定必將名稱盡可能提升及美化，也可能覺得「政治家」才算匹配。相反，單仲偕似乎腳踏實地，不願踏上曾蔭權走過的舊路，寧用上「政治人」這個較為平淡的稱呼。

　　事實上，用「政治人」，不用「政治家」，也有一定的理由。就像搞音樂的，普遍都謙稱音樂人，音樂家是人家讚頌下，才應該有的稱號。創作人跟創作家，寫作人跟小說家，也是同一個道理。曾蔭權自稱政治家，是反映他骨子一種自傲的性格。而在現實操作方面，香港的政治，還有一個行政主導的特殊現象。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廳，只有監察政府的功能，沒有提出政策的權力。政府官員有可能屬於政治家的行列，議員一定沒這個份兒。要一位立法會議員堂而皇之自稱為政治家，在今天的香港，是沒有實踐的可能，也不切實際。姑勿論你是否支持單仲偕，他僅稱自己為「政治人」，尚算有個譜，沒有胡來。但香港選民只能在選舉選出一般的政治人，而不是政治家，實在很無奈。

　　再深入去看，有材幹、而又能做出成積的政治家，在歷史上不算多，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用去探究誰能見真章。梁啟超博覽群書，精挑細選，認為中國歷來的六大政治家，是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以及張居正。縱觀這些人物，大都身處政局不穩，黨爭嚴重，需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年代，而更重要的，是除了諸葛亮外，其他五人下野或身故後，自身或家人皆落得慘淡下場，以及惡名遠播至少一段時間。其中王安石被誣諂了近一千年，至清末才開始有人替他說回公道的說話；張居正的後人更被清算至家破人亡，直至明末崇禎時期才得到平反。政治現實的黑暗毒辣，可見一斑，也清楚告訴大家，政治家是以名譽和性命來搞政治，不是琴棋書畫，清流議政。梁啟超的評定原則，毋庸置疑是眾人在混亂的朝政中，有駕御政局、走出困境的能力。當然，從大歷史的角度，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努力，最終救不了北宋和明，但他們為政時期的政績是驕人的。人總有一死，不代表應該渾渾噩噩度過每一天。政治家總有下野的一天和幾乎肯定被痛罵的下場，但有抱負者，如王安石和張居正，還是會以拯救朝綱為重，視個人榮辱於道外。

　　黃仁宇雖然以大歷史為研究方向，但其寫明代中葉的著作《萬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題為：世間已無張居正。黃仁宇以側面的評論手法，對張居正這位政治家，平衡朝廷勢力的能力，作出不少正面的評價。同樣在港島區直選參選的葉劉淑儀，很讚賞《萬曆十五年》這部書，但今天僅作為「政治人」的她，恐怕沒有向張居正學習的需要。但要真正明白政治的神髓、政治家的氣魄，不去深入認識張居正，恐怕是一道缺憾。

　　張居正其實拯救了萬曆年初，臨近崩潰的明室財政，也使這位皇帝朱翊鈞有錢興建龐大的定陵。簡明的通史類讀物，詳細講及張居正的政績，並不多，也有不少人對張居正的專橫，為之不齒。但真正讀歷史的人，會把事蹟伸延來讀。張居正縱然被視為玩弄權術，但他的心術其實並不算是狠辣。他身處一系列朝庭政治鬥爭中，親眼看到嚴嵩鬥死夏言，徐階鬥死嚴嵩，高拱搞臭徐階之子。但在這種趕盡殺絕的邪風下，當張居正鬥走高拱之後，尚能讓高拱致仕，安享晚年，沒有血濺朝庭，實在是難能可貴。相反，一些自命秉公辦事的正人君子，如丘橓之輩，卻在張居正身故後，為拍萬曆皇帝的馬屁，大肆迫害張居正之子張敬修，為的正是公報私仇。這些外表正義的行為，其實相當可惡，也反覆看到張居正之前對高拱，真是相當的寬容。當然，張居正獨攬朝綱十多年，得罪了的，不是朝臣，而是幼主萬曆皇帝。全心為萬曆皇帝凝聚財力國勢，到頭來被皇帝清算，正是身當政治家的悲歌，也是從政者需要讀懂的一段歷史。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是一部寫張居正的最佳著作，值得從政者一讀。

　　在今天香港政治的爛局，要誕生一位像張居正這樣，連得罪皇帝也不懼怕的政治家，幾乎不可能。尤其今天的政治環境，講的，只是宣傳和綽頭，不必講內涵，更不用漫談道理。當一個嬉哈的庸官，避開爭拗，很容易；要找一個願意迎難而上，懷有「知我罪我，惟其春秋」心態的政治家，恐怕比國寶還罕有。

　　世間已無張居正，政治家是絕種的動物。

(選舉期間，按例把其他參加立法會港島區直選參選名單列出，包括：許清安、勞永樂、劉嘉鴻名單、鍾樹根名單、吳榮春、何秀蘭名單、王國興名單、陳家洛名單、何家泰、曾鈺成、劉健儀名單、吳文遠。)

抗爭，一定需要青筋暴現嗎？

　　7月12日，晴。當天的香港政圈發生了兩件事：第一件，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房津問題，被廉政公署拘捕，繼而選擇辭職；第二件，《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的政府修訂被否決，核數師的刑責不用伸延到僱員身上。

　　之前曾閱讀過一則故事，來源及出處真的記不起來，但內容卻一直銘記於心。故事是關於一個小村莊的大夫，有一天到一個農家出診，替一位年邁力衰氣息薄弱的老年人看病，途中看見一頭死去的壯牛，心感不安。大夫看診後，認定老年人已到燭火熄滅之時，跟家人交待幾句後，便趕回去研究那頭死掉的牛。村民責怪大夫不近人情，竟丟下老年人，去看牛的屍體。大夫解釋說，老年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現象，不能避免。反而壯牛忽然死去，並不尋常，有可能是疫症的先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麥齊光上任後12天火速下台，成為歷來任期最短的局長，造成相當大的政治震撼，梁振英管治班子的能力，受到強烈質疑。但其實，事件的本質上，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公務員在昔日的陋規下鑽空子，不是新鮮事。麥齊光不是這類個案的第一位被捕人士，相信也不大像是最後一位，坊間炒作的興趣，無疑是那股對梁振英衝擊的力度。一眾政治評論員和學者，很自然在本身已遍體鱗傷的梁振英身上，加上一系列政治101術語，甚麼老生常談式的管治危機，極速跨台，紛紛出籠見報。不過說到底，這也不過屬「阿媽是女人」的評論，沒有精闢之處。所謂政治學學者，並沒有認真衡量過上台落台是政治現實的一部份，在香港政壇也不是首次出現，就算梁振英真的受不住壓力落台，就像老人的生老病死一樣平常。聚焦在麥齊光辭職事件，而忽略《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被大比例否決的意義，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評論疏漏，也沒有準確閱讀民間理性抗爭的正面價值。

　　根據一些非正式資料，《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的政府修訂被否決，有可能是歷年來，政府在議會內最慘烈的敗仗，6票贊成，35票反對，3票棄權，難看非常，亦非尋常，基本的護航盤也全不見影蹤。一般而言，沒有機會通過的條文或修訂，政府多採用撤回手法，避免尷尬。自己在6月底時曾寫過一篇有關《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的文章，對政府胡亂引用英國的公司法條文，作出一些批評。但那一刻的議會氣氛，條文仍沒有一丁點兒被否決的徵象，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建聯均表態支持政府的修訂，自己亦形容，一眾會計師們打的，是一場沒有粉絲的硬仗。

　　沒料到孤身上陣的小眾會計師們，在媒體沒有大幅討論和炒作下，單靠組織一眾專業團體，收集簽名，配合一些博客文章，以及學者訪問，向議員進行游說，在短短十數天內，竟把局勢完全扭轉了。最後一刻，反對政府修訂條文者，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人民力量、自由黨、新民黨、民建聯、工聯會等八個政黨團體及其他獨立議員。老實說，單看反對者的政黨組合，並沒有甚麼公約數可言，他們選擇反對，應是盡了議員審議條例的職責，作出合理判斷。自己的博客文章對否決的結果，發揮了甚麼作用，並不知悉，但就算只是一隻在前進車輪上的小蒼蠅阿Q，自己也必會對名承認。這不是搶著邀功，而是向我們今天這個充滿張力、粗言穢語、依靠大聲、青筋暴現的畸形社會，說出一聲，文靜的公民手段，仍然是有效的抗爭方法。表達意見，游說議員，不需要燒車呔、耍溪錢、狂喊甚麼東東西西23條。這些非常值得參考和借鏡的正面抗爭經歷，一眾政治評論員和學者，不願作出評價，是失職，也令一眾公民失去認識抗爭《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的過程。香港政治的抗爭，不應純是街頭式的口號抗爭，而是更務實的議會游說，和具內涵和理性的討論材料。街頭抗爭，只是報章上的相片和標題，不一定獲得所爭取的結果。需要實踐和討論的政治，層次在更高的位置。

　　香港回歸15年，沒有進步的，不單是政府和政客，而且是那幾位熟口熟面的評論員。真正做到公民社會的高質素抗爭，需要走的路，還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