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胡適：兼評《香港城邦論》

　　今天是著名知識份子胡適逝世 50 週年紀念的日子。

　　1891年出生的胡適，是上世紀少數學貫中西的學人。少年時期的胡適，已築起非常深厚的國學根基，及後留學美國，接觸西方教育系統，認識和研究西學。胡適回國後，便加入北京大學任教，出人意表地由中國哲學開始教起，並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學風。他致力推動普及教育，鼓吹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其中一位倡導者，大力喚醒國人對學問追求的需要，打知識救國牌。胡適曾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擔任北大校長，也是自由主義的追求者。他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正是法國國旗上藍白紅三色的代表意義。胡適的黃金歲月，不幸適逢國難時期，在書生救國的情操下，當過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游說美國在抗日戰爭時對付日本，以及國共內戰時出面調停，可惜兩次皆無功而還。1949年後，胡適隨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移居台灣。1962年2月24日，因心臟病逝世，享年71歲。

胡適的學術著作相當多，水平更是超卓的，與晚年的梁啟超更是惺惺相惜。胡適平易近人，沒有驕橫霸氣，若不是生於戰亂時期並參與政治工作，著作應該更多。這等知識份子的風範，只能在歷史內尋回。今天再談起北大，香港人對孔慶東的認識，一定比胡適多。知識份子由昔日帶領文化運動的學匠，變成今天在電視台以謾罵為樂、帶動民粹、不做好學術研究的叫獸，這一百年來的社會，看得見的進步，是少之又少，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是失敗了。以前是追求探索學問為己任，今天是識字求財為前提，像港大的八一八獻媚，盡丟學人的風骨。

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孔慶東「很多香港人是狗」的言論，只不過是粗人在茶餐廳的最低程度粗語，帶有侮辱，但仍未算惡毒。香港部份人反諷的「蝗蟲」論，也只算是侮辱，不是惡毒。當然，兩者皆不恰當，必須予以批評和糾正。知識份子應有更包容的胸襟，不是孔慶東這種極端偏頗的視野，胡適對學術的態度和精神，才是今天學生們應該追求的理念。

既然有提到「蝗蟲」論，便很難不提到陳雲。正當「蝗蟲」論也被香港社會，普遍評為不甚恰當之後，陳雲曾撰文寫了一篇題為《用蝗蟲，還是不用蝗蟲，這是一個問題》的文章，堅持偏鋒路線，這是無疑走進了跟孔慶東相似的死胡同，不能抽身出來。但如果有認真閱讀和思考陳雲所著的《香港城邦論》的話，你不應為此覺得驚奇。

《香港城邦論》被不少迷雲黨人士大力吹捧，說是今天香港的良方妙藥。自己對陳雲在書中，提出的城邦論政治建議，沒有任何評語，多元社會，應包容不同看法。學術有自由，反共有自由，只要立論清晰，觀點有理，便是一部好書。一部書，不是因為它反共，就是一部好書，而是有理有據，不偏不頗，帶領讀者思考，才是好書。在這前提下，《香港城邦論》便不是一本值得學習的書。立論偏頗，演譯歷史牽強，內容前後矛盾，是這書的致命點。

《香港城邦論》全書有八個章節，但陳雲的框架論據，其實大抵是：（一）香港建立的時間最長，由1842年開始，約170年；中華民國也是由1911年開始，約1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由1949年開始，只有62年；香港殖民地時期的城邦文化歷史悠久，遠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長，也具備獨特的成功特色，今天應該重新塑造；（二）中共曾是共產國際一份子，是蘇俄政權的傀儡，像元、清一樣，是外族政權，不屬中華文化的一部份，香港應該自我反省，不與「外邦」為伍。

　　昔日香港算不算是一個城邦，其實很主觀，很取決每個人的政治心態，自問不懂評。自己也不反對香港殖民地時期的系統，有很多優點，但陳雲以百多年的年資，蓋在香港的額頭上，倒有點堆砌感覺。香港真正步入今天的系統，是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到任之後。從那刻開始，才陸續有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居屋、交易所合併等政策，這也是香港成為殖民地120多年之後的事情。我年幼時，從父親聽到不少「戴銀紙」時代的故事，電影《歲月神偷》也帶出一幕，醫院護士打一支針也要付小費的陋習。而事實上，首幾任的港督，不少有軍人背景，也有很多歧視華人的政策，陳雲沒有細述這些事例，便認定香港的城邦歷史源遠流長，是沒有說服力的。甚至對於新界丁權建屋僭建的問題，陳雲籠統視之為港英政府保存歷史習俗的努力，不屬於種下禍根的懦弱和縱容，絕對是不合理的視野。

　　陳雲從歷史上批評中共的角度，也有很多值得相榷之處。把元和清視為外族來看待，不符合官方正統歷史視野。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是袁世凱在中華民國期間定下的框線。陳雲承認並大力推崇中華民國，卻不承認蒙古族和滿族的地位，是非常矛盾。在書中批評清政府時，還不斷用「滿清」來表現族群差異，是不嚴肅的做法，至少我在不偏頗的正規學術歷史書，從沒有見過這種處理方法。

　　就算陳雲試圖突出元代和清代視為外族政權，是一片暴政，沒有中華文化，進而拖中共下水，也不見得有說服力。說清代有海禁政策，影響民生，其實明代早有海禁；說清代有密奏的極權制度，其實這也跟明代的東廠及錦衣衛制度相像。說歷史就不能只說壞的一面，而不去比較前人的做法。不少極權制度的陋習，不是單在清代才有，漢人治國的時期，也一樣有出現。作為合理的著作，應該寫得一清二楚。清代要男人留辮，官分滿漢二級，是歧視，但順治時亦曾有皇命禁止女人纏足，保護女性，只是漢人不理會，這些也應討論。中華文化的女子纏足，漢人愛女子的腳嗅，甚至是宮廷的太監制度，皆是文化的一道恥，陳雲不一一論述清楚，而單純攻擊元代、清代，實在不是完整論述。

　　陳雲歸納中共為來自蘇俄的外族政權，是細菌。但他卻沒有提到中共是由中國人陳獨秀創立，甚至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也曾接受聯俄容共的想法。縱使是細菌，中華民國不也是有份幫助製造嗎？陳雲又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臨時過渡政府，中華民國才是正統正權。但玩務實政治的美國和世界各國，1971年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地位，試問有那一個臨時過渡政權，可以在聯合國出席並投票？陳雲說中共是有史以來最長的臨時過渡政權，達62年，但他卻沒有提到中華民國的第一次全民總統選舉，是在1911年之後的79年才舉行。更加沒有提過蔣介石，不理憲制，擔任超過兩屆的總統。1960年，胡適對蔣介石違憲再次參選，表示不同意，結果一代的知識份子胡適，便就此被擠掉。國民黨其後甚至假表姿態為逝世的胡適出書、出選集，結果從未兌現。這些中華民國對知識份子的表現，陳雲願意提到嗎？

　　批評中共，拿事實去評，談大躍進，談文革，不難有切入點。但要是作比較，作者就必需持平比較，不是依賴情緒式的文字。上面提到的狗論和蝗蟲論，有侮辱成份，但也未到惡毒的地步。陳雲在《香港城邦論》內的字句是：「現在，六十年過去，狼毒之黨國加上一群狼毒之民，在中國故土恢復中華禮樂，看來是無能為力之事。」（頁176）

我認為陳雲的文字是非常激烈的語言暴力，充滿惡毒的含意。個人絕不接受這種語調。罪不及妻兒，縱批評中共黨員，也不應觸及其他無辜的平民。他們縱沒有學習，不明白真理，就應背上「狼毒」之名嗎？昔日胡適的敦厚，知識份子的謙和，中華文化的禮，都沒有在陳雲的文字上反映得到。我建議讀《香港城邦論》的朋友，花點心思去仔細消化，慢慢思考，這是一本需要小心閱讀的書。尤其是陳雲在書序內以中華民國一百年來寫出完稿日期，及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可能出現中華民國化，箇中的弦外之音，其實很是明顯。已入馬英九內閣的龍應台，批中共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未以中華民國年號來發表。陳雲的步伐可比很多人還要走得前。

胡適教導大家要以知識充實自己，要思考，可惜在現今繁忙的社會，能做到的人，太少了。面對不同寫作方法的書籍，應該懂得從不同角度來比較，方能貫徹明白，得出自己的結論。現今教育只重背誦，不重思考，不積極教導全方位歷史，造成很多盲點。若有緣人能讀了這篇短文而有啟發，我便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