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葉館: 法律與社會

　　在港菲傭爭取居留權的司法覆核官司，今天正式展開，預計聆訊期為兩天。

　　申請方和答辯方怎樣處理這場官司，我在這刻未有太大的興趣去研究。這類明顯是長命官司，原訟法庭只是開幕篇，任何一方敗訴，幾乎肯定都會把案件帶到上訴庭，甚至終審法院。依賴民粹的罵戰、爭取選票的謀術、軟銷人權的策略、尋求人大釋法的政黨，把全個社會推進一片行政、政治、法律的綑綁式大混戰，除了消耗報章的油墨，和電腦硬碟的空間外，一些具深度的討論，其實沒有出現過。而且，事態的發展，有跡象加速了社會內不同政見人士的分裂，這些其實都不是應該發生的事情。

　　存有這個看法，源於一些民意調查。當大家看到公民黨的余若薇和梁家傑，是評分最高的立法會議員，但坊間卻同時出現了一片追擊公民黨的強烈聲音，這個社會恐怕已開始進入了分裂的狀況，人們腦袋剩下的，只有絕對的黑與白、絕對的對或不對。但若果從政的人認為這種極端聲音，是市民走向民主的階梯，拉闊民主的光譜，那就太膚淺了。又或許，香港走到今天這一步，是一部份混水摸魚人士樂觀其成的想法。

　　我認為，直至今日，大多數人還未攪清律師言論和法治精神的分別，也沒攪清甚麼時候應該依賴行政管理，甚麼時候需要政治手腕，甚麼時候才值得啟動司法程序。當我們的司法機構和退休了的李國能，大力推動調解制度，呼籲與訟雙方理性面對糾紛，我們的社會卻日益用上司法覆核，來解決政治和行政問題，這其實是相當可笑的，也看得出法律界人士，並沒有聽懂李國能的忠告。

　　實際上，有不少律師朋友，偶有閱讀拙文，一些說話不想說到很盡。但作為一名讀書人，看見坊間持續對法治精神的錯誤演繹，還是想說幾句我認為的肺腑之言。從本質來看，律師和地產代理其實沒兩樣，大家都是為客戶爭取最高利益。一位律師曾對我說，一個專業的律師，不是要說出有智慧、充滿理性的說話，而是在法律框架內，利用最適當的程序，為自己的客戶爭取最大的利益，這才是律師的工作和法律的遊戲規則。若你讀過法官的判詞，你會輕易發覺，敗訴一方的律師，可以向法庭提出很多無聊、荒謬、不合理的理據，來進行訴訟。一個律師，其實沒有需要批評自己客戶證供的合理性，也可以不用腦袋去思考問題，在法庭上也可廢話連篇，但仍是一名負責任的好律師。一個律師認為官司有成功機會，一個地產代理說樓市會攀升，同樣只是一個看法，可以對，亦可以錯。律師不單不是聖人，而且世俗得很，這點不應弄錯。

　　很多人相信，法律代表公義。但早前一宗涉嫌馬會會籍貪污案，我們看見行賄方因技術緣故脫罪，受賄方卻判了罪，受賄方有罪，行賄方竟可脫罪，這是公義嗎？一位超級富豪可以為了一張幾百元的超速罰款單，找上資深大律師來抗辯，最終打掉告票。沒錢的小市民，能享有這種公義嗎？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所謂法律公義，其實是程序公義，不是眾人心中的絕對公義。能圓滿處理程序和規則的限制，才可以接近到真正的公義。打官司其實不是打公義，而是攪程序，這也是一位相熟律師敢於自白的心聲。

　　尊重法治和法律，也不是由律師開始，而是由民間的行為開始。真正的法治精神不是事事跟人打官司，而是尊重他人受法律保護的權利。進行官司，只是糾紛下迫不得已的最終方法，為著的，是要分勝敗，和決定無法調解的與訟人責任。一些政治、行政，以至文化問題，其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美國一些省可以進行同性婚姻，荷蘭可以吸食大麻，這些與我們的法律都有明顯的不同，我們也不應全面移植他人的系統，而不理會社會的習慣和環境。社會習慣不同，環境不同，文化不同，法律也有可能不同。這才是對法律合理的演繹。當法律與社會不連接的時候，執政的，有責任去改善行政，甚至積極研究修改法律。從政的，也應恰當還用手段來解決問題。獨沽一味，尋求非生即死的法律答案，毫不見得具政治智慧。

　　應該說的話說完了，對這類政客，有甚麼評價，還是留待各位自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