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自己孤陋寡聞，第一次看到張維為教授的名字及其著作《中國震撼：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是在信報博客區 Paul Peng 君今年5月6日，一篇題為《中國和中共均無崩潰之虞》的文章。
張維為的《中國震撼》，說的是中國模式的國家現代化發展模式。根據張維為所歸納的見解，中國模式的獨特性，在於：1)沒有西方市場化、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的西方框架元素下，完成主要城市的現代化； 2) 沒有通過殖民制度或戰爭方式，賺取國家的第一桶金；3) 國家的建立，依賴的，是中國悠長歷史的文明。書中採用了很多數據和歷史事實來印證張的看法，而且也提出不少論點，來反駁西方社會普遍對GDP per capita的錯誤觀念，堅尼系數對理解中國的不足之處，與及以一個平均數來理解中國的疏漏。這些非常有深度的見解，皆比Paul Peng君借張維為的書， 單獨地化成政治話語，表述「中國和中共均無崩潰之虞」，來得有意義得多。
國家富強和現代化，是政治家必需解決的問題。歷史所啟示的國家建設，是建立在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手中，而不是軟政府。英、美等西方國家皆以專制的手段來建立國家財富，當中也包括殘酷的戰爭。當財富漸漸凝聚，階級利益便需由私有化、政治方法來維持。私有產權和民主選舉是果，不是先決條件和催化劑，這解釋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不能依靠全面市場化、私有化、民主化，來完成國家的富強。亞洲的失敗例子，更包括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等。張維為試圖以真實的例子，來說明中國依靠強勢政府建設經濟的模式，效果比其他失敗的國家有效得多。
中國也幾乎是一個特別的例外，沒有依靠戰爭來賺取第一桶金。新加坡是另一個例外，不過人口規模不能比擬。但張維為沒有說清，第一桶金是受惠於美國人的懶惰，不肄生產，讓中國得以和平的渠道，開始成功累積財富，是一個很大的歷史偶然。美國人不疏懶，中國沒有快速爬升的空間，這個中國模式也一定沒有這樣震撼。受惠於這股經濟急升，中國農村的赤貧問題解決了。張維為以民主制度下發展的印度，生活在孟買貧民窟內的賤民來作相比，中國算是成功走出滅貧的第一步。
而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人民有一種特別的家庭凝聚力。到外省打工的民工，寄錢回鄉建房子，幫家人改善生活，是為一種生活方式。國家身份的建造，由一份古舊的文明開始，而不是民族主義的抬頭。美國的華盛頓、德國的俾斯麥、蘇俄的列寧都是以一種民族觀念建國。追求烏托邦的毛澤東是這類領袖，他失敗了，鄧小平改以經濟牌來建設國家，取得了很驕人的成功。中國的民工寄錢回鄉文化特性，也有利政府，以相似手段運用沿海省市的經濟成果，來建設中西部內陸省城。這種一塊版塊，幫助另一塊版塊的特性，也只有在相同文明的基準下，方有可能發生。在歐盟的同一雨傘下，西歐國家幫助東歐國家，是絕無僅有的。
張維為的講述，其實深入淺出，不難理解，也相當有助中國人或外國人理解中國選擇了的行車線。而他對數據容易產生對中國理解的盲點，也有深入的解說。首先，張不建議依賴 GDP per capita 作分析基準。GDP有價格因素，東京的飯價貴， GDP 水平自然高，十數年前的彭定康也曾犯下相似的錯誤假設。較客觀的方法，是以購買能力作比較才算公平。以此作基準，中國在 90 年代已超越日本，今天將直迫美國。以堅尼系數來理解中國貧富懸殊問題也有偏頗，堅尼系數只分析收入分佈，不考慮財富資產。不少城鄉人士在住房改革時，都獲得房子，若考慮這些因素，貧富懸殊的問題不是堅尼系數所示的差異。而以平均 GDP 值來衡量中國，也會有很大的理解偏差。沿海一帶的版塊，生產能力高，一些地區的人口和生產值，已超越歐洲一個國家的水平。以平均 GDP 值來考慮中國的國力，會是一種誤解。
但張維為對於政治改革的論點，則比較含糊。政治民主化，多黨制，都不是他的禁區，但逐步走的維持經濟穩定模式，還是主調，政治改革，仍是實事求是，不宜急進。他多以良好管治(Good Governance)，和差勁管治(Bad Governance)來分辨，表示差勁的民主制度和管理，對民生沒有好處。在座談會時，張維為也多番提及柏拉圖和 Aristocracy ，這似乎是張認為可以緩慢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論據，因為柏拉圖對 Democracy 沒有好感。Aristocracy也是一種很理想化的制度，它需要由一個 philosopher king 來統領，而一切執行者都充滿智慧，沒存私心。今天的中共，實在很難保證領導班子，一定是 Aristocracy 。考評、選拔，永遠逃不開私心，像今天的低透明度狀況，人民無法獲得保證，中共每次都做了正確的決定。縱使張維為對中國模式的觀察和見解，有一定說服力，但在前進的一步，怎樣走法這問題上，張維為的 Aristocracy 之說，甚有空談的味道，柏拉圖不在人世，世俗之徒來考量誰是 Aristocracy 的核心，往往只會有世俗的結果，而不是完美的結果。
實際上，另一位談論中國模式的學者鄭永年，其著作《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考量的地方和提出的建議，就更具遠眺的感覺，也更從理論出發。鄭永年認定政治改革和多黨政治，是一個成熟體系最後的出路，中國不會例外，故此需要在實踐上做好準備。鄭永年的著作，格式較嚴謹，也沒有張維為那麼多的生動例子，明顯著眼不同類型的讀者。我也很期待張維為的下一部著作，會不會對鄭永年的中國模式政治改革論，有甚麼更具體的看法。
當然，沒有水晶球，任何人很難預測弔詭的政治發展。但今天以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來認識中國模式，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
Paul Peng君這篇文章，容後再談。上週張維為教授來港，舉行了一個座談會，不少政圈中人和學者，皆有出席，當中也不乏來自台灣的學者。張維為教授現於瑞士日內瓦任教職，到過牛津大學任客席教授，曾到訪超過一百個不同國家觀察和體會，《中國震撼》一書是他多年來的一些學術觀察和心得。外表年青有為，談吐溫和的張教授，不論你是否認同他的觀點，那份謙謙學風，已值得今天在香港的不少學者學習。自己親自聽過課和演講的大陸學者，包括已成了名的林毅夫、李稻葵、武常岐、高華、張鳴，他們確是有一種學者的魅力。林毅夫對大陸農村政策研究，獲得充份認同，令他得以外放到世銀出任首席經濟司。張維為在座談會上展示的優雅和正面面對刁難提問的學者作風，替大陸學者在國際學術舞台，取得更大的肯定。他日有否機會在更寬敞的國際舞台「表演」，有待日後的發展機緣。
張維為的《中國震撼》，說的是中國模式的國家現代化發展模式。根據張維為所歸納的見解，中國模式的獨特性，在於：1)沒有西方市場化、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的西方框架元素下，完成主要城市的現代化； 2) 沒有通過殖民制度或戰爭方式，賺取國家的第一桶金；3) 國家的建立，依賴的，是中國悠長歷史的文明。書中採用了很多數據和歷史事實來印證張的看法，而且也提出不少論點，來反駁西方社會普遍對GDP per capita的錯誤觀念，堅尼系數對理解中國的不足之處，與及以一個平均數來理解中國的疏漏。這些非常有深度的見解，皆比Paul Peng君借張維為的書， 單獨地化成政治話語，表述「中國和中共均無崩潰之虞」，來得有意義得多。
國家富強和現代化，是政治家必需解決的問題。歷史所啟示的國家建設，是建立在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手中，而不是軟政府。英、美等西方國家皆以專制的手段來建立國家財富，當中也包括殘酷的戰爭。當財富漸漸凝聚，階級利益便需由私有化、政治方法來維持。私有產權和民主選舉是果，不是先決條件和催化劑，這解釋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不能依靠全面市場化、私有化、民主化，來完成國家的富強。亞洲的失敗例子，更包括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等。張維為試圖以真實的例子，來說明中國依靠強勢政府建設經濟的模式，效果比其他失敗的國家有效得多。
中國也幾乎是一個特別的例外，沒有依靠戰爭來賺取第一桶金。新加坡是另一個例外，不過人口規模不能比擬。但張維為沒有說清，第一桶金是受惠於美國人的懶惰，不肄生產，讓中國得以和平的渠道，開始成功累積財富，是一個很大的歷史偶然。美國人不疏懶，中國沒有快速爬升的空間，這個中國模式也一定沒有這樣震撼。受惠於這股經濟急升，中國農村的赤貧問題解決了。張維為以民主制度下發展的印度，生活在孟買貧民窟內的賤民來作相比，中國算是成功走出滅貧的第一步。
而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人民有一種特別的家庭凝聚力。到外省打工的民工，寄錢回鄉建房子，幫家人改善生活，是為一種生活方式。國家身份的建造，由一份古舊的文明開始，而不是民族主義的抬頭。美國的華盛頓、德國的俾斯麥、蘇俄的列寧都是以一種民族觀念建國。追求烏托邦的毛澤東是這類領袖，他失敗了，鄧小平改以經濟牌來建設國家，取得了很驕人的成功。中國的民工寄錢回鄉文化特性，也有利政府，以相似手段運用沿海省市的經濟成果，來建設中西部內陸省城。這種一塊版塊，幫助另一塊版塊的特性，也只有在相同文明的基準下，方有可能發生。在歐盟的同一雨傘下，西歐國家幫助東歐國家，是絕無僅有的。
張維為的講述，其實深入淺出，不難理解，也相當有助中國人或外國人理解中國選擇了的行車線。而他對數據容易產生對中國理解的盲點，也有深入的解說。首先，張不建議依賴 GDP per capita 作分析基準。GDP有價格因素，東京的飯價貴， GDP 水平自然高，十數年前的彭定康也曾犯下相似的錯誤假設。較客觀的方法，是以購買能力作比較才算公平。以此作基準，中國在 90 年代已超越日本，今天將直迫美國。以堅尼系數來理解中國貧富懸殊問題也有偏頗，堅尼系數只分析收入分佈，不考慮財富資產。不少城鄉人士在住房改革時，都獲得房子，若考慮這些因素，貧富懸殊的問題不是堅尼系數所示的差異。而以平均 GDP 值來衡量中國，也會有很大的理解偏差。沿海一帶的版塊，生產能力高，一些地區的人口和生產值，已超越歐洲一個國家的水平。以平均 GDP 值來考慮中國的國力，會是一種誤解。
但張維為對於政治改革的論點，則比較含糊。政治民主化，多黨制，都不是他的禁區，但逐步走的維持經濟穩定模式，還是主調，政治改革，仍是實事求是，不宜急進。他多以良好管治(Good Governance)，和差勁管治(Bad Governance)來分辨，表示差勁的民主制度和管理，對民生沒有好處。在座談會時，張維為也多番提及柏拉圖和 Aristocracy ，這似乎是張認為可以緩慢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論據，因為柏拉圖對 Democracy 沒有好感。Aristocracy也是一種很理想化的制度，它需要由一個 philosopher king 來統領，而一切執行者都充滿智慧，沒存私心。今天的中共，實在很難保證領導班子，一定是 Aristocracy 。考評、選拔，永遠逃不開私心，像今天的低透明度狀況，人民無法獲得保證，中共每次都做了正確的決定。縱使張維為對中國模式的觀察和見解，有一定說服力，但在前進的一步，怎樣走法這問題上，張維為的 Aristocracy 之說，甚有空談的味道，柏拉圖不在人世，世俗之徒來考量誰是 Aristocracy 的核心，往往只會有世俗的結果，而不是完美的結果。
實際上，另一位談論中國模式的學者鄭永年，其著作《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考量的地方和提出的建議，就更具遠眺的感覺，也更從理論出發。鄭永年認定政治改革和多黨政治，是一個成熟體系最後的出路，中國不會例外，故此需要在實踐上做好準備。鄭永年的著作，格式較嚴謹，也沒有張維為那麼多的生動例子，明顯著眼不同類型的讀者。我也很期待張維為的下一部著作，會不會對鄭永年的中國模式政治改革論，有甚麼更具體的看法。
當然，沒有水晶球，任何人很難預測弔詭的政治發展。但今天以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來認識中國模式，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
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介紹中國模式，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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