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土壤裡的爛攤子，不會少了教育的份兒。
近日來，教育界的燙手山芋，是教科書書商離開談判桌，不再就分拆教科書和教材，進行磋商， 自行宣佈加價。坊間討論甚盛，消委會也直指香港的教科書比廣東省的貴了9 倍，鄭經翰在《信報》亦大聲疾呼，要求政府大刀闊斧，乾脆刪掉教科書，令書商不能年年閹割莘莘學子的家長。這次我非常同意鄭經翰的看法，但是，要求已屆任期倒數階段的孫明揚來一招霹靂如來，等於希望曾蔭權放棄高地價政策，兩者皆是不設實際的想法。
兩天前，跟一位有撰寫教科書經驗的朋友午飯，內裡談到教科書作者和出版商的苦處，一些不能明言的境況，實不足為外人道。原打算經整理一下，在這裡換一個角度敘述出來，但卻發現今天(2011.04.10)《明報》副刊「星期天生活」，一篇由署名為「案內人」君撰寫，題為《書商食死貓——教科書共謀者的自白》的文章，內裡已經寫出了我這位朋友的心聲，因此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讓人能夠從不同的切入點來看事情，閱後，或許你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案內人在文中，直接了當說出了鮮為大眾所知的狀況，那就是：
「當今教師已經不用出試卷，有選書權的教師，在選書前後，往往會問﹕出版社提供幾多試卷？這場道德悲劇釀成所謂寡頭壟斷前的一場血戰。中文教師最渴求的是聆聽卷，因為香港漸漸畸形的能力導向，要求學生在「聆聽」力方面有所訓練，日常課程已需大量錄音材料；臨近考試，需求遞增。教師可以向出版社購買試卷嗎？不可以，因為這是教師的專業。教師可以向出版社索取試卷嗎？可以，因為這是推銷時的承諾。」
這幾句話，不用特別解釋，看的已經很能明白。簡單而言，是教師卸責偷懶，要求書商承擔他們的工作。案內人更進而批評教師的操守，內裡說到：
「小部分忽然忘記自己專業的教師，則選擇拿起聽筒，撥號，直接向出版社指令，要求為個別教師出卷。這些不被記錄的害群之馬，承工作繁重的虛位，自恃有選書權而濫用家長的信任，把出版社同工弄得死去活來。」
要是案內人所說的不是虛構的指控，我認為馮偉華和張文光有出來解畫的必要，解釋他們教協的會員是以甚麼專業標準來當老師。鄭經翰和我那套全面取締教科書的想法，第一時間出來反對的，一定是教師。
而就教材編製的過程，及一些官僚架構的操作，案內人給了以下的論述：
「一部教科書的誕生經年累月，所謂暴利只屬表面風光，正如上述指出的不可避免的龐大支出（開一場研討會的成本只是小巫見大巫）。課本委員會、課本評審小組與課程發展處的意識形態常有出入，導致不少出版社錯摸課程，教材被否決，投資失利。到底一家出版社要在各科投資多少資源？每年一月、四月、七月與十月都是接納教科書稿件呈交的日子。五年才可修訂，這算是合理的時代適應周期（所以別再亂罵修訂）。以往不斷有出版社參與這場奪命狂呼，各投資數百萬聘任大量人手如退休老師、專業編輯、網路人才等，花兩至三年工作，把出版社命運交託政府，以政府專員判斷書籍及格或否，然後以「黃榜」（課本評審報告）回應打分，由課本委員會主席與課本評審小組聯絡人簽署作實，並附必須更正與有待更正部分。」
這些過程，是知悉流程的行內人方說解釋清楚，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明白。當坊間以為印課本如把博客文章上網那麼簡單時，顯然這是美麗的誤會。一件事情的背後，往往有一連串不為人知的劇本，這些對大眾是更有參考價值的資訊。
案內人的文章，很有參考價值，也把書商的說話，帶了出來。但版權所限，不能再多轉載。從這些說話，可以得知教科書的價錢，是包涵了教師的試卷和官僚運作的成本，這些東西實在都不應由消費者來承擔。當書商把矛頭逐漸拉向教師和教育局的頭上，局方是否有魄力和誠意，將問題釐清及拆彈，是關鍵所在。
但香港市民可以信賴孫公嗎？我不知道，但我不會押注在他的身上。
近日來，教育界的燙手山芋，是教科書書商離開談判桌，不再就分拆教科書和教材，進行磋商， 自行宣佈加價。坊間討論甚盛，消委會也直指香港的教科書比廣東省的貴了9 倍，鄭經翰在《信報》亦大聲疾呼，要求政府大刀闊斧，乾脆刪掉教科書，令書商不能年年閹割莘莘學子的家長。這次我非常同意鄭經翰的看法，但是，要求已屆任期倒數階段的孫明揚來一招霹靂如來，等於希望曾蔭權放棄高地價政策，兩者皆是不設實際的想法。
兩天前，跟一位有撰寫教科書經驗的朋友午飯，內裡談到教科書作者和出版商的苦處，一些不能明言的境況，實不足為外人道。原打算經整理一下，在這裡換一個角度敘述出來，但卻發現今天(2011.04.10)《明報》副刊「星期天生活」，一篇由署名為「案內人」君撰寫，題為《書商食死貓——教科書共謀者的自白》的文章，內裡已經寫出了我這位朋友的心聲，因此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讓人能夠從不同的切入點來看事情，閱後，或許你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案內人在文中，直接了當說出了鮮為大眾所知的狀況，那就是：
「當今教師已經不用出試卷，有選書權的教師，在選書前後，往往會問﹕出版社提供幾多試卷？這場道德悲劇釀成所謂寡頭壟斷前的一場血戰。中文教師最渴求的是聆聽卷，因為香港漸漸畸形的能力導向，要求學生在「聆聽」力方面有所訓練，日常課程已需大量錄音材料；臨近考試，需求遞增。教師可以向出版社購買試卷嗎？不可以，因為這是教師的專業。教師可以向出版社索取試卷嗎？可以，因為這是推銷時的承諾。」
這幾句話，不用特別解釋，看的已經很能明白。簡單而言，是教師卸責偷懶，要求書商承擔他們的工作。案內人更進而批評教師的操守，內裡說到：
「小部分忽然忘記自己專業的教師，則選擇拿起聽筒，撥號，直接向出版社指令，要求為個別教師出卷。這些不被記錄的害群之馬，承工作繁重的虛位，自恃有選書權而濫用家長的信任，把出版社同工弄得死去活來。」
要是案內人所說的不是虛構的指控，我認為馮偉華和張文光有出來解畫的必要，解釋他們教協的會員是以甚麼專業標準來當老師。鄭經翰和我那套全面取締教科書的想法，第一時間出來反對的，一定是教師。
而就教材編製的過程，及一些官僚架構的操作，案內人給了以下的論述：
「一部教科書的誕生經年累月，所謂暴利只屬表面風光，正如上述指出的不可避免的龐大支出（開一場研討會的成本只是小巫見大巫）。課本委員會、課本評審小組與課程發展處的意識形態常有出入，導致不少出版社錯摸課程，教材被否決，投資失利。到底一家出版社要在各科投資多少資源？每年一月、四月、七月與十月都是接納教科書稿件呈交的日子。五年才可修訂，這算是合理的時代適應周期（所以別再亂罵修訂）。以往不斷有出版社參與這場奪命狂呼，各投資數百萬聘任大量人手如退休老師、專業編輯、網路人才等，花兩至三年工作，把出版社命運交託政府，以政府專員判斷書籍及格或否，然後以「黃榜」（課本評審報告）回應打分，由課本委員會主席與課本評審小組聯絡人簽署作實，並附必須更正與有待更正部分。」
這些過程，是知悉流程的行內人方說解釋清楚，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明白。當坊間以為印課本如把博客文章上網那麼簡單時，顯然這是美麗的誤會。一件事情的背後，往往有一連串不為人知的劇本，這些對大眾是更有參考價值的資訊。
案內人的文章，很有參考價值，也把書商的說話，帶了出來。但版權所限，不能再多轉載。從這些說話，可以得知教科書的價錢，是包涵了教師的試卷和官僚運作的成本，這些東西實在都不應由消費者來承擔。當書商把矛頭逐漸拉向教師和教育局的頭上，局方是否有魄力和誠意，將問題釐清及拆彈，是關鍵所在。
但香港市民可以信賴孫公嗎？我不知道，但我不會押注在他的身上。
一本教科書的價錢，實際上是包涵了教師的試卷和官僚運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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