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由心生：《我，看見惡魔》

　　血腥、暴力、驚慄，不是人人皆宜，更不是人見人愛。看電影應該是一種享受，不喜愛的類型，不要勉強自己。像過山車和笨豬跳一樣，有人覺得刺激過癮，有人認為是貼錢買難受，各有各的感覺，正常不過，最重要是自己知道買的是甚麼。

　　復活節假期，找電影看，是小資產份子的正常玩意。眾電影中，合心意的，卻真是寥寥無幾。韓國電影在我心中的評價，一直有相當的份量，《我，看見惡魔》有炙手可熱的李炳憲和極有可能是南韓最狂野的演員崔岷植主演，鈔票最後換成印上戲名的戲票。觀看之前，大略看過介紹，知悉這齣戲是本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其中一部參展電影，詳細的影評則沒有看過。事後，有一點後悔了。進場之前，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令自己的胸口和食道，經歷了不平坦舒暢的兩個半小時，這個吃飯選擇絕不應該，錯就錯在低估了驚慄電影，可以讓你墜入心緒失靈的程度。

　　這不是跨大，《人肉叉燒飽》、《熔屍奇案》、《黑社會以和為貴》等港產電影的畫面和氣氛，跟這部《我，看見惡魔》相比，是相當小巫見大巫。這個「相當」二字，必需加上。除了畫面極度迫真震撼外，一雙雙絕望無助的眼神，毫無良知的凶殘，超越了一切道德的境界。未看電影之前，很難想像人是可以這樣殘暴和缺乏人倫底線。沒有生長在戰爭的一代，看見赤裸裸的搏鬥與屠殺、難以用「不擇手段」來形容的報仇方式、一滴滴的血液經不同形式流出，只能有一種「我終於理解了」的感覺。《我，看見惡魔》是我看過的電影當中，感覺最震驚的一部，心臟劇烈地由電影開始跳動到結束，素來已甚為瘋狂前衛的日本片亦完全被比下去。電影的結尾，精彩猶在，不要太早估計結局，那是正常人完全想不到的情節。不打擾大家可能去看電影的興緻，劇情也不多說了。

　　導演金知雲除了一幕幕血的控訴外，也使用了很多對比手法， 加強了電影的立體感覺。一個個白皙肌膚、衣著樸實的女性軀體，被獸性和殘暴蹂躪；一個理論上冷靜的執法者，採取的竟是法律以外的暴躁式痞子途徑；從受害者家人的感覺，來反覆反射窮凶極惡行為的冷酷；都帶動觀眾去感受「仇」的面貌。仇，無色無嗅，無形無體，卻縈繞著人心。崔岷植的「仇」，不報在源頭，而是報在其他女人之上，是無道可言；李炳憲的「仇」，直接報在仇家身上，但卻超越了一切法律和道德的界線，同樣是一頭惡魔。魔由心生，不論你是來自黑界，還是白界，人總是有入魔的機會。大賊、警察、商人、專業人士，入魔的機會，實在是均等。在高度經濟自由化的社會，任何一個人其實都像肌膚白皙的女性軀體，被凶殘的奸商任意蹂躪。

　　《我，看見惡魔》這個戲名，也安排得很到題。「我，看見惡魔」跟「我看見惡魔」表達不同的重點。電影英文名字「 I Saw the Devil 」只是「我看見惡魔」，一句敍述式表達。「我，看見惡魔」卻突出了「我」的身份，更配合電影那道魔由心生的味道。這是香港翻譯戲名，少有的神來之筆。

　　兩位入魔的男主角，可謂各有特色。相比之下，還是覺得崔岷植較搶鏡，他的狂、野、狠，迫真得令人害怕，連黃秋生實在也要甘拜下風。之前看崔岷植的《原罪犯》和《親切的金子》，已認為他狂得很厲害，但想不到他還能作出突破。韓國的藝人，真的很令人欽佩。不單是崔岷植，一位位樣子清純，為電影的迫真而作出犧牲的女演員，雖然每位只是數分鐘，但完全沒有跑龍套的感覺，也是值得觀眾的讚賞。

　　最後的一句忠告，看《我，看見惡魔》之前，不要飽飯。但我相信，有勇氣看的人，看後一定不會失望。

 

《我，看見惡魔》的血腥和暴力畫面極度迫真震撼，有勇氣看的觀眾，才好挑戰。

學者也炒樓

　　今天（2011.04.18）讀到《明報》財經版一則題為《知名經濟學者 02年倡停建居屋　王于漸掃樓 帳面賺9000萬》的報導，心裡的失落簡直難以形容。一個炒家心腸的學者，儼如一頭披著羊皮的狼。混在建制內，提供不知道是學術還是偽術的建議，無聲的、狠狠的在房屋產市場大幹一手，大發一把，令學者應有的光環，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個證券分析員，提供意見時，現在也需申報持股或短倉利益。王于漸以既炒家，又學者的身份提供房屋意見，是充滿嚴重的利益衝突。數週前，王于漸有關房屋的文章在《信報》發表後，不才已經指出論點有值得商榷之處；兼且王氏也沒有以經濟學學者身份，確實說出香港房屋真正的深層次問題。今天大家終於知道，原來王于漸本身是一位資深的炒家。《明報》的報導，為王于漸的品格和誠信提出嚴厲的質疑。王于漸的炒賣房屋情況，從《明報》簡摘如下：

　　『2002年建議停建居屋的香港知名經濟學者、港大講座教授王于漸，近10年投資物業屢有斬獲；本報記者翻查紀錄發現，王于漸與妻子介乎2001年初至2010年11月透過空殼公司或以個人名義，最少掃入7間豪宅，及後沽出2伙，現仍持有的5伙物業，料值1.74億元，帳面升值逾8500萬元，計及沽貨套現的利潤，合共可賺近9000萬元(見表)。

　　……去年11月中港府推出額外印花稅之前，以4100萬元購入中半山帝景園4座29樓A室連兩個車位，呎價達2.1萬元。由於王於額外印花稅公布前，已簽妥正式合約購入單位，所以單位轉售時不用受額外印花稅影響。

　　……事實上，王于漸在01年至04年僅買入兩個單位，但自07年起，入市態度轉趨積極，往後數年間，連掃3伙荔枝角曼克頓山、1伙灣仔星域軒、以及上述1伙的帝景園。

　　……王于漸購入的豪宅，均是透過與太太共同持有的公司或以雙方的私人名義購入，且全部都會承做按揭。

　　……而王氏夫婦現時持有物業中，市值最貴重為於2001年以2268萬元低吸中區愛都大廈一個面積3347方呎的高層單位，現時帳面勁賺逾半億元。』

　　剛剛談論梁展文的一篇《非卿不娶　非君不嫁》，已說過社會內核心份子高技巧地在不同的領域和空間攢空子、找掩護、尋好處的個案，還會陸續有來。怎料不出一週，已不幸言中。王于漸本身為經濟學學者身份，為房屋政策發表見， 實在不應參與房屋炒賣活動，這是牛頭角順嫂的思維邏輯，不是艱深，也不難明白。

　　「沒有明文禁止，便可以被視為沒有問題的行為」已變成一種風土病，它嚴重侵蝕著香港的道德價值，校長、高官、學者通通染病。政府、傳媒和坊間還不去正視，香港的腐化恐怕比大陸蔓延得更快。

《明報》財經版報導王于漸炒樓，學者光環，還可往那裡放？

非卿不娶 非君不嫁

　　梁展文似乎擔心香港媒體太過平靜，沒有具爆炸力的題材，所以甘願作出犧牲，以一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軀體，為四月份沉靜的空氣粒子，擦出耀目的火花。

　　其實，香港人應該懂得「欣賞」梁展文這份「君子坦蕩蕩」的情義，為報僱主的極度信任，一於擺出非君不嫁的情操， 不受聘於其他工作，苦守在貞節牌坊之下，等待冷河期的結束，才正式洞房完婚。此情此境，應當極度表揚。而更難得的，是僱主也有非卿不娶的耐性，甚麼人也不聘用，偏偏相信一個沒有內地實戰經驗的前政務官，可以有能力辦好業務，這也是一份甚為難得的堅毅。只可惜，難得到難以令人置信。

　　今日還在討論，梁展文的這份工作待遇，是否算是一種延後報酬，其實已沒有甚麼意思了。在沒有違反公務員就業守則下，事事講法治的香港，答案和結果已呼之欲出，就是沒有不法之處。而且就算怎樣把守則收緊、調整、修改，這樣的事情其實是一樣不能避免。試想想，除非守則可延伸到家屬，不然的話，要是當時人的配偶或子女受聘於敏感僱主，難道可以制止嗎？守則是死的，人腦是生的，形形式式的煙幕、玩意、安排，其實真是想多少有多少。為官者要真的受規範，只能從良心出發。良心認為不應做的事，縱使不是違法，亦不會做出來的。

　　梁展文已誠信破產了一次，對他而言，再多一次又何坊。到今天，梁展文仍可以認為，商業酬勞比公務員道德形象來得更具份量，而陷昔日同袍於不義，是自私不堪的行為。黃毓民昔日有一句很中肯的語句：法律問題，法律解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今天我在此之上，再補上一句：道德問題，道德解決。事實上，梁展文的受聘事件，法律和政治已起不了甚麼作用，剩下的，只能以道德的牌子待之，讓他受到道德上的責備，並感受一下他不尊重社會道德標準的後果。

　　而社會上，接二連三出現荒謬的歪理，是變質的表現。數月前， 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林建華，面對直資學校進行投資的質疑時，高調用上的抗辯理由，是教育局的指引只是not recommended，不是不容許。今天的梁展文，也是以相同的準則，向香港市民展示，守則沒有說不可以的事情，就是可以了，箇中不需要有其他道德考慮，也不用參考立法會調查報告的結語。一位當了三十多年政務官的高級官員，竟然可以忽然丟棄昔日恪守的官員操守，公然漠視立法會的看法，是完全否定自己昔日的工作價值。這類變質很可怕，它不是油尖旺區古惑仔的變質，而是社會內核心份子的心術變質，高技巧地在不同的領域和空間攢空子、找掩護、尋好處。這些行為，也讓人擔心，性質相似但後果更嚴重的個案，還會陸續有來。下一件會是甚麼？不好意思，我沒有水晶球，我不懂預測。

　　在這時勢，還有甚麼可以建議梁展文？買一隻周潤發的《孔子》DVD，學一下甚麼是禮，跟著看一遍村上春樹的《 1Q84 》，學習怎樣從充滿陰暗和罪惡的 1Q84 逃回現實。但我相信，梁展文甚麼也不會做，他還沉醉在新婚後的蜜月。

　　非卿不娶非君不嫁的刻骨銘心戀情，香港人一定沒齒難忘。

實在不明白，沒有內地實戰經驗的梁展文，可以為周大福的內地業務帶來甚麼貢獻。（來源：維基百科）

《這個天國不太平》：政治就是這樣爛

　　陳可辛導演的《投名狀》，其中一幕，講述由李連杰飾演的龐青雲，沒有遵守承諾，把一眾投降的太平軍，活生生以箭射殺，造成駭人的場景，讓人感受到政治的殘酷。

　　然而在真實的歷史中，太平天國鬥爭的慘烈，比《投名狀》的畫面所帶來的震撼，還要超出很遠。所說的鬥爭，不是太平軍跟清軍的廝殺。1856年，「天京事變」一役，東王楊秀清及家人被殺、翼王石達開的家人被殺、北王韋昌輝被誅，都是血淋淋的窩裡鬥。的而且確，這個天國不太平。

　　陶短房正以此話為題，寫了一部《這個天國不太平》的公眾歷史書。太平天國的學術書籍，以大陸學者羅爾綱著作的《太平天國史》為材料最豐富的一部。陶短房跟隨羅爾綱多年，對太平天國的史料有很深入的理解，現在以淺白直接的文筆寫了這部太平天國「入門版」，內容有很大的閱讀性，超越一般教科書或電視劇所講述的情景。以「天京事變」為例，維基百科的敘述如下：

　　『太平天國前期，軍政大事由軍師負責，洪秀全退居幕後少理朝政，大權落在東王楊秀清手上。

　　1856年太平軍攻破清軍向榮的江南大營，解天京三年之圍後，東王楊秀清見當時太平天國形勢大好，便另有圖謀，假裝「天父下凡」迫天王將自己由「九千歲」封為「萬歲」。北王韋昌輝在這時請求天王誅殺東王，天王不肯。後來，陳承瑢向天王告密，謂東王有弒君篡位之企圖，天王密詔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綱鏟除東王。

　　一直與楊秀清有矛盾的韋昌輝在9月1日到天京，與秦日綱在夜間入城，2日凌晨偷襲東王府，楊秀清及其家人被殺，東王幕府部屬、他們的家人及其他軍民共2萬多人亦被殺，史稱「天京事變」。翼王石達開抵天京後，責備韋昌輝濫殺，二人不歡而散，石達開當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後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韋昌輝盡殺翼王府中家屬。

　　石達開在安徽舉兵靖難，上書天王，請殺北王以平民憤，天王見全體軍民都支持石達開，遂下詔誅韋。』(來源：維基百科)

　　但歷史的事實似乎不應這樣詮釋。陶短房根據《太平天日》的原始資料，說出了楊秀清的「造假」是有來由的。 1856 年的「天京事變」不是第一次「造假」，初次「造假」其實是開始於 1848 年。當時洪秀全去了拯救被朝廷囚禁的馮雲山，由楊秀清和蕭朝貴擔當處理拜上帝會的事務，他倆分別以天父和天兄「附體」的方法，吸引信眾。楊秀清是天父，蕭朝貴是天兄耶穌，洪秀全只是耶穌的弟弟，身份最低。這把附體玩意，因著很有中國本地化特色的緣故，引來很大的成功，拜上帝會的凝聚力大幅提升。楊秀清和蕭朝貴跟著借勢把馮雲山也壓下去，成了曹操的化身，挾令洪秀全這位漢獻帝。

　　楊秀清在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前後，已多次借「天父附體」，痛斥洪秀全這位「兒子」，責罰朝廷其他官員家眷，這些都不是在1856年才發生。蕭朝貴和馮雲山及後戰死沙場，更造就了楊秀清的政治優勢。維基百科所說到的「太平天國前期，軍政大事由軍師負責，秀全退居幕後少理朝政，大權落在東王楊秀清手上」，並不恰當，太平天國的大權，從來都在楊秀清等人的手中。「另有圖謀，假裝天父下凡」的說法，也不準確，所謂的假裝，只是一如以往的假裝，而並非特如其來給洪秀全施壓。以為洪秀全以天王身份，掌領太平天國一切朝綱，是過度相信皇帝擁有皇權制度下一切權力的講法，或只是從洪秀全堂弟洪仁玕所著的《太平天國起義記》觀點出發。但這樣，實在說不清楊秀清與洪秀全之間的關係。

　　陶短房也提出了洪秀全本來就是馮雲山的漢獻帝，拜上帝會是馮雲山創造出來，不是洪秀全攪出來的。馮雲山廣收信眾時，和洪秀全其實已分開兩地，技術上洪秀全不知情，也解釋了為何當時是馮雲山因拜上帝會被朝廷囚禁，而不是洪秀全被囚禁。洪秀全由開始已被註定掛上漢獻帝的招牌，楊秀清能取代了馮雲山，是楊秀清把握到機會。到洪秀全對楊秀清忍無可忍，不想再當漢獻帝時，一場血腥的宮廷風暴，便在所難免，這才是「天京事變」的合理演繹。大部份教科書皆說成是眾王內鬥，應該不是事實的全部，真相是洪秀全為了奪回話事權，釀成了「天京事變」的發生。

　　全書內，陶短房以高觸覺的文筆，寫出太平天國的人脈關係和演變，這些當然不是一般教科書所能達到的境地。但這些對歷史的理解角度，才是讀史之人的切入點，不理解洪秀全這個人，不能理解太平天國是甚麼一回事。今天大部份人對太平天國的理解，都抱有以洪秀全為皇權中心的演繹，但實際上，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到更多而且更深入的事情。在過去的一段長時期，太平天國被定性為農民起義、打倒專政腐敗，但功敗垂成的正義行為，無疑這是國共兩黨的政治需要。但其實，太平天國有更廣闊的意義，它是到目前為止，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在中國有宗教味道的政權，當中還有很多不大一樣的宮廷和民間制度，沒有太監，實行天朝田畝制度的土地改革，以女性充當戰事後援的工作，都帶有對舊傳統的衝擊。這些短暫但不成功的改變，也是這些年來，不同歷史學者對太平天國仍然充滿興趣的原因。

　　只是，無論甚麼都好，人性不會改變，政治的罪惡性不會改變。在陶短房的筆下，楊秀清、馮雲山的曹操式謀術，洪秀全受壓下的反擊，韋昌輝的血腥屠殺，是一筆筆政治人物永恆不變的點橫直撇鈎，誰也改變不了的本質。呃神騙鬼、挾天子以令諸侯、臥薪嚐胆式的忍辱負重、不理會道德的殘暴，全都發生在太平天國這群集團首腦身上。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技倆還是吃政治這口飯的人，每天的家常便飯。

　　太平天國已然遠去，但政治這件爛東西，卻還是怎樣也換不掉。

陶短房的《這個天國不太平》，寫出了很多坊間對太平天國的盲點。

又再光顧孫明揚

　　香港土壤裡的爛攤子，不會少了教育的份兒。

　　近日來，教育界的燙手山芋，是教科書書商離開談判桌，不再就分拆教科書和教材，進行磋商， 自行宣佈加價。坊間討論甚盛，消委會也直指香港的教科書比廣東省的貴了9 倍，鄭經翰在《信報》亦大聲疾呼，要求政府大刀闊斧，乾脆刪掉教科書，令書商不能年年閹割莘莘學子的家長。這次我非常同意鄭經翰的看法，但是，要求已屆任期倒數階段的孫明揚來一招霹靂如來，等於希望曾蔭權放棄高地價政策，兩者皆是不設實際的想法。

　　兩天前，跟一位有撰寫教科書經驗的朋友午飯，內裡談到教科書作者和出版商的苦處，一些不能明言的境況，實不足為外人道。原打算經整理一下，在這裡換一個角度敘述出來，但卻發現今天(2011.04.10)《明報》副刊「星期天生活」，一篇由署名為「案內人」君撰寫，題為《書商食死貓——教科書共謀者的自白》的文章，內裡已經寫出了我這位朋友的心聲，因此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讓人能夠從不同的切入點來看事情，閱後，或許你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案內人在文中，直接了當說出了鮮為大眾所知的狀況，那就是：

　　「當今教師已經不用出試卷，有選書權的教師，在選書前後，往往會問﹕出版社提供幾多試卷？這場道德悲劇釀成所謂寡頭壟斷前的一場血戰。中文教師最渴求的是聆聽卷，因為香港漸漸畸形的能力導向，要求學生在「聆聽」力方面有所訓練，日常課程已需大量錄音材料；臨近考試，需求遞增。教師可以向出版社購買試卷嗎？不可以，因為這是教師的專業。教師可以向出版社索取試卷嗎？可以，因為這是推銷時的承諾。」

　　這幾句話，不用特別解釋，看的已經很能明白。簡單而言，是教師卸責偷懶，要求書商承擔他們的工作。案內人更進而批評教師的操守，內裡說到：

　　「小部分忽然忘記自己專業的教師，則選擇拿起聽筒，撥號，直接向出版社指令，要求為個別教師出卷。這些不被記錄的害群之馬，承工作繁重的虛位，自恃有選書權而濫用家長的信任，把出版社同工弄得死去活來。」

　　要是案內人所說的不是虛構的指控，我認為馮偉華和張文光有出來解畫的必要，解釋他們教協的會員是以甚麼專業標準來當老師。鄭經翰和我那套全面取締教科書的想法，第一時間出來反對的，一定是教師。

　　而就教材編製的過程，及一些官僚架構的操作，案內人給了以下的論述：

　　「一部教科書的誕生經年累月，所謂暴利只屬表面風光，正如上述指出的不可避免的龐大支出（開一場研討會的成本只是小巫見大巫）。課本委員會、課本評審小組與課程發展處的意識形態常有出入，導致不少出版社錯摸課程，教材被否決，投資失利。到底一家出版社要在各科投資多少資源？每年一月、四月、七月與十月都是接納教科書稿件呈交的日子。五年才可修訂，這算是合理的時代適應周期（所以別再亂罵修訂）。以往不斷有出版社參與這場奪命狂呼，各投資數百萬聘任大量人手如退休老師、專業編輯、網路人才等，花兩至三年工作，把出版社命運交託政府，以政府專員判斷書籍及格或否，然後以「黃榜」（課本評審報告）回應打分，由課本委員會主席與課本評審小組聯絡人簽署作實，並附必須更正與有待更正部分。」

　　這些過程，是知悉流程的行內人方說解釋清楚，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明白。當坊間以為印課本如把博客文章上網那麼簡單時，顯然這是美麗的誤會。一件事情的背後，往往有一連串不為人知的劇本，這些對大眾是更有參考價值的資訊。

　　案內人的文章，很有參考價值，也把書商的說話，帶了出來。但版權所限，不能再多轉載。從這些說話，可以得知教科書的價錢，是包涵了教師的試卷和官僚運作的成本，這些東西實在都不應由消費者來承擔。當書商把矛頭逐漸拉向教師和教育局的頭上，局方是否有魄力和誠意，將問題釐清及拆彈，是關鍵所在。

　　但香港市民可以信賴孫公嗎？我不知道，但我不會押注在他的身上。

一本教科書的價錢，實際上是包涵了教師的試卷和官僚運作的成本。

香港房屋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近月來，王于漸教授在《信報》接連發表了一系列有關香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文章。據引言介紹，一共有十篇，其中第四和第五篇是講述房屋問題，剛於日前相繼發表了，後面的五篇應會繼續每週一篇，在報章連載。

　　這兩篇談論房屋的文章，內容並不艱澀，用字深入淺出，讀者不難明白。但文章的價值，應該在於能否闡述和討論完整的概念和論點。而論點更應有一定的批判性，帶出問題的精髓，這樣才算是高質素的評論文章。

　　從王教授這兩篇有關房屋的文章看到的，是大篇幅的歷史背景陳述，內裡重點帶出麥理浩的政策與及郭柏偉的政策不同之處。麥氏的路線是福利主義，以公屋和居屋作為福利，給予市民。郭氏走的的是「小政府、大市場」路線，政策應該以不影響市場為前提，讓參與者自由調節。王教授是一位傳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學者，不用多說，自以郭氏的觀點為基礎，不支持一切對市場有可能帶來影響的行政干預。王教授的論點，骨子裡是依賴私有產權概念，來處理經濟學問題。他建議把一切公營房屋和資助房屋完全私有化，讓公屋租戶可以置其屋，居屋戶可以以便宜的價錢向政府補地價，使所有公屋和居屋脫離資助行列，變成市場上的商品一樣。大量增加了房屋供應之後，市場自會根據機制，找到房屋價格的供求平衡點。

　　自己不是甚麼經濟學專家，但作為一個讀者，對這套建議有很大的保留。首先，經濟學家應該是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為任何經濟理論自圓其說。從外國的經驗，把商品和服務私有化和私營化，不一定帶來市場平衡和解決問題。不少醫療、治安、監獄的例子，都說明私有產權概念不一定是靈丹妙藥，問題的本質往往比經濟藥方複雜得多。居住是問題的本質，房屋只是一個媒介。把房屋的業權全面私有化，只是一個商品概念，並不一定能處理社會問題。至少，王教授沒有探討資助房屋的業權全面私有化後，財閥巨賈可以藉財富優勢，輕易繼續進行兼併收購低檔次房屋，從而持續挾高樓價。再者，王教授也沒有說明現有的公屋和居屋住戶，會是這等私有化建議的既得利益者，沒有被資助的一群中產人士，縱使有機會受惠於房屋數量的大幅增加，但卻沒有獲得甚麼實質補助，這無疑是一種身份歧視的政策，對社會的和諧也沒有甚麼貢獻。

　　當然，這只是對王教授見解的一些看法，沒有絕對的對錯區分，也不是最值得談論的焦點。王教授對所認同的經濟理論作闡述和推介，實屬可以理解的事情。讀者能從當中的論點，獨立分析和思考，自能得出自己的看法。我認為王教授的撰文，最值得商榷之處，是沒有以經濟學的角度，把香港房屋問題的疏漏之處說出，而把所有不足歸咎於私有產權身上。

　　王教授批評資助房屋，特別是居屋，是有「使用權」，而沒有真正的「業權」，因為政府一直保留著「補地價」方可出售的殺手鐗。這是對的。但王教授卻沒有如實寫出，香港根本沒有完整業權這回事。香港所有土地都是以租賃形式出售，只是 leasehold，而不是 freehold。個別在香港島的長租賃期土地，有999 年期，但最普遍的仍是75 、99 年期，新界土地也多以公元2047年為限，縱使是私人市場的香港房屋，在經濟學而言，業主其實也不算是永久業權擁有人。租賃期滿後，是再補地價，還是年年交地租，會視乎當時政府的政策，這些王教授也應該跟讀者分享。故此，王教授所提出的「私有業權」，嚴格來說，也只是一個租賃權、一項膺品而已。

　　而王教授也沒有以經濟學的觀點，來說出香港房屋市場是一個不平等的市場。在經濟學而言，一個完全自由的競爭市場 (perfect competition market)，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競逐每一項資源，與及自由進入和退出市場，才是真正的平等。香港的市民，不像在外國一樣，可以直接跟政府蹉商購買土地建屋，而需要向地產發展商購買房屋，本質上已是一個不平等安排，也有違自由經濟的最基礎原則，這還未觸及新界丁權的問題。香港人購買房屋時，其實已經不是原料，而是被人賺了一筆的商品。香港人多年來在毫無平等可言的房屋市場掙扎，出來說一句公道說話的經濟學學者卻是罕見。王教授若是要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談房屋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不談土地資源由地產商不公平壟斷，是騷不著癢處，也進不了問題的核心。

　　記得，去年中的時候，資深大律師馮華健因在法院訴訟中，刻意隱瞞一個對己方不利的案例，在大律師公會紀律聆訊中，被判處行為失當。一個公平的平台，應該將所有有利或不利的材料，讓人完整地考慮才對。沒有將所有值得考慮的論據，送上讓人考慮，是不會得出有意義的結論，也令人懷疑，撰文的動機，是把問題弄清，還是令問題更混亂。

　　說到底，律師和學者，不應有不一樣的標準。

香港的售樓書很漂亮，令人完全忘記自己身在不平等的市場，沒有競逐土地的資格。

陳凱歌創作的《趙氏孤兒》

　　一個二千多年前，沒有真實歷史根據的故事《趙氏孤兒》，由陳凱歌以現代價值觀重新整理下，帶到 21 世紀的電影院裡。

　　《趙氏孤兒》不算是家傳戶曉的故事，所講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晉國一段朝臣間的鬥爭，趙姓一門被誅殺，僥倖逃離一劫的一名趙氏孤兒長大後，找殺父母的仇人報仇。相比另一個春秋時代， 有成語「臥薪嘗胆」作背景的越王勾踐報仇事跡，《趙氏孤兒》的民間普及性和認識，明顯有所不及。而事實上，這件歷史事件當中充滿不少疑點，事件發生時的人物和過程，不同記載有不同說法。

　　在《史記•趙世家》內，該段晉國歷史，載有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等人物的出現，《左傳》則沒有。而《史記》所說的，是屠岸賈因宮廷鬥爭，誅殺了趙氏一族，程嬰及公孫杵臼雖能保護了趙孤，但公孫杵臼被殺，趙孤長大後找屠岸賈報仇成功，程嬰以自殺償還公孫杵臼的情義；《左傳》則記載趙朔的妻子莊姬，跟堂叔趙嬰通姦被揭發， 趙嬰被族人放逐，客死他鄉。莊姬及後為了報仇，聯同趙氏族人的政敵，誣告趙氏一族謀上作亂，因而引起一場對趙氏族人的誅殺。兩個南轅北轍的版本，經歷兩千多年，孰對孰錯，還是沒有確實定論。但普遍讀史之人相信《左傳》的版本較可信，因為從其他文獻，也找不到有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等人物的證據。

　　而《趙氏孤兒》劇名由來，是來自元代一齣由紀君祥所撰的戲曲。紀氏因著宋代趙氏皇朝被蒙古人所滅之痛，以《史記》的故事為版本，再加添了煽情的情節，把原來司馬遷在《史記》內，所說到程嬰和公孫杵臼以他人之子，來當作趙孤騙屠岸賈，改為程嬰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了大夫公孫杵臼，並向屠岸賈告密，佯稱該嬰孩便是趙孤，程嬰犧牲了自己的兒子，保存了趙孤。撇開考慮這種做法是否算是愚忠，以自己兒子代主子香燈消災解難的老儒學精神，無疑大大加強了戲劇的感染力。18世紀時，法國大文豪伏爾泰，從元曲《趙氏孤兒》的翻譯本得悉故事，他將所有人物換掉，改篇為另一著名故事《中國孤兒》。從情節的戲劇性而言，《史記》的版本確是較吸引，也使人漸漸遺忘了那段才是真實的歷史。

　　到 21 世紀，民間談論《趙氏孤兒》，其實不算多。李敖曾在他的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內，引用了公孫杵臼願意以先死來捨生取義，來解釋譚嗣同在戊戌政變後，從容就義的氣概。但這也只算是舊時代的解釋，沒有當今價值觀的味道。以今天的角度來看，《史記》版本內的程嬰和公孫杵臼憑甚麼，可以用他人另一條人命，去保存趙孤的性命？那條被犧牲的性命，同樣有生存的權利，屠岸賈是凶殘，但程嬰和公孫杵臼的頂包行為，同樣是一項謀殺，不值得推祟。而紀君祥版本的《趙氏孤兒》，在今天更是匪夷所思，以自己骨肉來成全一個在政治舞台倒下了的權貴，是一種近乎紅衛兵對政治的盲目。

　　正由於《史記》版本內的故事，充滿種種非人性的本質，今天再演繹《趙氏孤兒》，要是仍以舊觀點出發，實在很難令觀眾有認同感。況且，《史記》內的版本，也不大視為正史，現代人像紀君祥、伏爾泰再為故事作出整理和修改，來表達自己的情懷，並不為過。早在陳凱歌拍成電影前，已有經過改篇的舞台劇，在北京演出，情節的焦點早已改變為趙孤復仇的意義和價值。趙孤生存在世，是否就是只為父親趙朔和母親莊姬報仇？這才是現今有意義的問題。在現代普世追求自由思想的前提下，不應再存有甚麼既定的人生報仇目標，報仇不報仇，不是由他人決定，而是應該由當時人自己決定。陳凱歌的電影版也朝著這個方向來建構，嘗試讓觀眾在故事裡找答案，也是一種對昔日價值觀念的反思。

　　陳凱歌這齣現代版，算是以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為藍本，但當中改動了很多，程嬰代替了公孫杵臼成為大夫，程嬰的孩子不是自願獻出，頂包只是陰差陽錯，程嬰還讓趙孤認了屠岸賈作乾爹。陳凱歌刻意把故事中的仇，淡化了，莊姬要求程嬰讓趙孤做一個平民百姓，程嬰堅持醫德而沒有下毒殺害屠岸賈，趙孤不理會程嬰陳述有關自己的身世，屠岸賈也沒有再向趙孤下毒手以絕後患，這些劇情皆不大可能發生在春秋時代的天空下。

　　陳凱歌對程嬰的塑造，跳出了司馬遷和紀君祥的框架。程嬰不再由於忠烈，把生命還給願意早死的公孫杵臼。相反，程嬰對仇有另一種看法，他甚至放棄為妻子報仇的最直接機會，只追求把是非曲直，清楚交代予趙孤。這種性格，是軟弱，還是高尚，我說不清楚，也只能由觀眾去感受。陳凱歌對屠岸賈的塑造，也很奇特，報仇的滅門暴行之後，竟會讖悔式的覺得自己有欠趙孤，是對仇恨的另類昇華境界。把屠岸賈和趙孤以父子關係綁在一起，是演繹無仇不成父子的一記妙著，也加闊了故事的覆蓋面。陳凱歌對趙孤的塑造，更是鼓吹自由選擇的權利，報不報仇，為甚麼要報仇，應該有獨立思考，而不是接受受人擺佈的人生。怎樣面對仇恨，應是每人各自的選擇，沒有有仇必報這類硬道理。

　　陳凱歌這一次嘗試，不能說是經典式的精彩，但確是有一點獨特心思，把21世紀的文明價值，藉這個舊故事反映出來。論成績和感覺，是比上一齣平淡無佳處的《梅蘭芳》優勝，也有更多值得談論和回味的地方。飾演程嬰的葛優，和飾演屠岸賈的王學圻，是全片的亮點。他們的表現，也清楚展示給趙文卓、黃曉明、范冰冰等後輩，甚麼是演出。

　　的確，薑還是越老越辣。

陳凱歌的《趙氏孤兒》，對仇帶來了新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