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和王安石,兩個鬱鬱不得志的名字。
梁啟超(公元1873-1929)和王安石(公元1021-1086),兩者皆與改革結下解不開的關連。梁啟超一生奉獻在改革,戊戌政變失敗後,他曾先後鼓吹共和政體和君主立憲。立憲失敗後,他支持袁世凱的共和,組織政黨,參與政事。袁後來稱帝,他毫不猶豫地反袁。及後在反溥儀復辟、護國戰爭、五四運動,梁啟超仍不斷在民間發出聲音。雖然在政治成績上,一事無成,梁啟超在紛亂的年代,不斷鑽研學問,比較中西文化,提出以國家為重的建議,這份知識份子的心跡,在今天功利的煙塵下,還是很值得欣賞。
王安石比梁啟超幸運,因為背後有一位無條件支持他的宋神宗,令他的改革變法得以出現在北宋的政治舞台。可惜王安石的變法敵不過朝廷的派系爭鬥,宋神宗駕崩後,大部份變法內容被政敵司馬光廢掉,北宋政局打回原狀,其後更有徽欽二宗被俘的恥事。王安石更背負一身罵名,屈瑟於歷史被人誤解的一小角。
很多人記起王安石,是他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筆鋒利。中學時期的課文《材論》,那句「錐之在囊,馬之在廄」,還深深在腦中。但他跟司馬光之間因變法而引起的路線鬥爭,由於不獲南宋朱熹的認同,令他漸漸演變成為政敵後人與及朱熹門徒們的戰靶,甚至徽欽二宗的被俘,也是王安石變法引起的禍。朱熹的理學,一直深深影響明清兩代的文人,兩朝士人對王安石的政治評價,自然也不會正面。王安石這口寃屈,一吞就是八百多年。
梁啟超當年為王安石平反,長文論著寫下《王安石傳》,清室還未倒台。梁寫作的動機,一來出於知識份子的骨氣,接謙謙儒者蔡上翔的棒,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之上,加上更直率的文字,替王安石爭回合理的歷史評價。二來也是一種「借古喻今」,暗嘆清室對列強侵襲,置於不理,只著意自身集團的利益,無視改革變法(君主立憲)的迫切性。但權貴載灃之流,對書生所噴之口水,自然不會重視。《王安石傳》最終只能成為一本流傳於世的歷史評傳,沒有帶來梁啟超所構想的政治價值。
但好書不會被遺忘。解璽璋把梁啟超的《王安石傳》,譯寫為白話文,並加上若干評註,放回書店的書架上,讓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再有機會閱讀梁啟超甚具啟發性的文字。同時,也令人重新認識或更深入理解,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和處世之道,與及變法改革的重要性。繼梁啟超之後, 解璽璋一百年後再來一次借古喻今,而且更是雙重程度的借古喻今:宋和清都倒在不願變革之下。
《王安石傳》其實不單是一部替王安石翻案的著作,也是一部指導讀者怎樣去讀歷史的著作。梁啟超秉承《四庫全書提要》的論調,對《宋史》這部信史有很多批評,認為治史者沒有以持平的態度來對待史料,過於表彰古版迂腐的道德為宗旨,把不少似是而非、真實性成疑的材料也放在傳記內,愧對歷史人物。梁啟超在全書,提出了的考異共19 處,借不同種類的原始資料,指出《宋史》在材料的使用和篩選上,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偏坦,根本難以自圓其說。
像王安石被史書載下罷相一事,其實是王安石十分清楚進退的時刻,自行多次上書引退,令神宗不用被朝廷內黨爭之事所煩擾,是辭官,不是被罷官。史書又述神宗其後甚為厭惡王安石的態度,其實是神宗堅持執行王安石的變法到駕崩的一刻,對王安石離開京師後的隱居生活,也有照顧,世上有那個皇帝會這樣對待他厭惡之人?而曾跟王安石有意見相左的蘇軾,及後在自己的文章已明言認同王安石的見解,並跟罷官後的王安石有過從,但仍有後人以蘇軾之名偽書批評王安石,這些都為梁啟超所不齒。時至今日,到海南島海口時,還聽到流傳於當地蘇軾被王安石謫官的故事,可見傳說的威力,不會因時間的過去而減滅。查實蘇軾被貶官至海南島時,王安石已歸隱多年並辭世,又怎可能謫了蘇軾的官,真正謫了蘇軾官者是章惇。這等誣陷,到知識廣泛傳播的今天,還未停止,是非常可悲的現象。
其實,梁啟超這種反覆思考歷史書可信性的態度,正是今天不少讀歷史的人,所缺乏的學養。歷史的編寫,是讓你去相信一些被設定的「史實」,只讀而不思考,稱不上是知識份子。孟子所言的「盡信書不如無書」,正是這個道理。王安石的變法在《宋史》被人刻意看扁,但若從今天的經濟學來衡量變法的意義,更可以肯定王安石的經濟學眼光,是何等的遠大,更勝不少現代西方的經濟專家。王安石認為朝廷應該採用恰當方式,爭取收入,解決財赤,同時提升和釋放民間的生產力,創造更多財富。政敵司馬光的見解,則是天下的財富和資源是有限的,朝庭出手參與市場運作,是歛財,等同與民爭利,不可為。孰對孰錯,今天應不難分辨。其實,司馬光也不是全錯的,只是與民爭利中的「民」,應解作地主富商,不是低下的農民。
當年王安石建議的青苗法與及市易法,皆是由朝廷出手幫助受富商欺凌的農民,是充滿社會主義味道的手段。青苗法表面是朝廷借款予農民賺息聚財,實際上是大幅降低了農民需向富商支付的利息,幫助民生;市易法的做法是朝廷干預商品市場活動,平衡物價,但實際上是阻止商人囤積居奇,從而保障農民利益。王安石這些改革變法皆是以民出發,只是同時也影響了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其他為官者和富商)的利益,被人痛罵,正常不過。但保守派罵人罵到人身攻擊,罵到誣陷王安石兒子王雱也是卑鄙小人,就過了火位,有失君子之風度。讀梁啟超的文筆,逐點反駁當年呂誨參王安石的十大罪項,更可以聯想到宋神宗每天看著這等無聊的奏折,是何等慘事。
除經濟外,王安石的軍事安排、兵制、教育等,其實都有內容和措施,不是空談。像教育,王安石提倡朝廷應辦學校來培訓人才,不單純依賴士紳自學應試當官,這些在今天來看,不過爾爾,但王安石在幾百年前已能構思出來,絕不簡單。這等政治家,更不跟政敵爭風頭,鋪下人事大局後,自行辭官而去,不計較宰相的名份,是何等高尚的胸襟,更顯得那群事無大小,例必為政見不同而吵鬧一番的朝廷對手,無地自容。
《王安石傳》內讓人感受到,口舌之爭的政爭,沒有為民帶來生活提升的可能。一位政治家真正要幹的,是落實需要改革變法的內容。梁啟超的文字,除帶出王安石燦爛和跌宕的遭遇外,還相當有深度地,評價宋神宗、司馬光、歐陽修、蘇軾、蔡京等人,替《宋史》解毒。今天的當政者和政客,若能有緣讀上,是民眾之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