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鯨》吞天下：千明官筆下的善惡世界

　　本月《信報》副刊《十二月登場》一欄內，連載了多篇金洙元著筆的「韓國藝文錄」文章，介紹了多位歷史和現今韓國文人的生平和作品，讓人對韓國的文化，特別是韓國文學，產生了不同層次的認識。金洙元文章的出現，的確有點湊巧，上月我到北京時，在書局購下了幾部韓國作家的作品，其中一部，便正是金洙元在12月2日所介紹，千明官所著的《鯨》。

　　香港人對韓國文化的認識，或許仍停留在《大長今》或一眾俊男俏女的明星身上，忽略了更闊的領域。第一次令我對韓國文學產生興趣的，是改篇自朴鉉昱一部獲得世界文學獎的同名小說，暗喻母系社會的電影《我老婆要嫁人》。故事內容相當前衛，看後也令人對婚姻制度有深切的反思。自己曾嘗試尋找這部小說的中譯本，但沒有收穫。作詞人周耀輝也曾在微博內慨嘆，中譯本的韓國文學作品，在香港不易尋找。以往一些著名的日本作家，如村上春樹，其作品還有香港出版商願意翻譯出版。隨著博益結業，明窗收縮，閱讀翻譯作品，惟有另覓途徑。輾轉下，簡體字版的譯本，由於有價錢上的優勢，漸漸成了這類文學作品的主要供應來源。而實際上，內地的譯本，一點也不比香港或台灣的遜色，像經常翻譯村上春樹小說的內地譯者林少華，其譯本的質感，比台灣的賴明珠，更為讀者欣賞。有興趣多閱讀翻譯小說的朋友，內地書店是一個值得一走的地方，而這部千明官的韓國小說《鯨》，更絕對是一部不容錯過的佳作。

　　要用三言兩語，來介紹這部奇情的《鯨》，有一定的難度。一個寧靜的漁鄉，一群純樸的村民，一道純為糊口的希冀，一團追求肉慾的愛火，一個追求真愛的決心，通過一個龐大鯨魚軀體化身的慾念，慢慢轉變成貪婪、奢華、炫耀、自私、邪惡、骯髒、沉溺、失控，走向了全城毀滅的狀態。而這片被詛咒的荒土，卻因著擁有鯨魚軀體一樣的真善美，由一小撮一小撮的泥土，加上汗水和心力，醞釀出人類手藝的曠世傳奇。千明官以敏銳獨特的筆觸，創造了兩個善惡交錯的心靈，營造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間接向糖衣包裝的物質主義，甚至乎是美國主義，作出嚴肅的批判。

　　故事的主幹大約發生在二戰後的韓國，全書的枝葉其實很多，人物如車輪一樣出現，情節也充滿很多超越形而上學的概念，如發生關係後數年才成孕，五百公斤的軀體，亡靈現身，和大象談話等等，充份展現千明官的創作小說能力。但主軸人物卻離不開母女二人：金福和春姬。她們擁有強烈的對比，分別代表了世間上的庸俗和美善，通過母女二人的故事，千明官引領讀者去體驗和感受這個世界的一切。書中的鄉土味和一段段落難的週遭，有點令我聯想到余華的《活著》，但若把《鯨》單純當成傷痕文學看待，那未免壓抑了千明官對世界的正面觀，也少看了春姬那份美善的力量。春姬是啞巴，她拒絕跟這個污染的世界溝通，但她的身體很強壯，能背負一切艱巨的任務，心也很精明，只靠向美善的一方。千明官的文字，讓讀者離開奢侈繁華的圈子，走回樸實善良的世界，欣賞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泥一火，內裡燦爛感人的意義。有用的東西，如大自然的泥土，處處皆是，隨手可得。春姬從黏土製成紅磚，需要耐性和心思。把正能量轉化成改變社會的動力，需要更多耐心和技巧，急功近利、貪慕虛榮的傢伙和族群，只能有半途而廢的破爛結局，我很欣賞千明官隱含的喻意。

　　千明官的視野和文藝氣質，是香港作家所缺乏的，也不是一般暢銷小說家所能比擬。當日本和韓國本土不斷湧出具魄力的作家，甚至矢志向諾貝爾文學獎進軍，香港的文學創作，儼如奄奄一息的老翁。沒人關心文藝，沒人重視閱讀，甚至連報章也漠不關心，是金融社會缺乏自省的病態，也是千明官筆下金福所處世界的縮影。

　　從金福到春姬，從浮誇到內儉，從享樂到付出，進入千明官筆下的世界，由這部吞噬了善惡天下的《鯨》開始。看畢全書後，你不禁會想：春姬，你在那裡？

雋永的《情書》

　　陪伴度過冬至的，是一碗灼熱的皮蛋瘦肉粥。我甚至沒有能力把它整碗吃光，胃納實在太差了。勞倦的肌肉，疲憊的精神，需要休息，多於美食。在大時大節病倒，看似有很大損失，實際卻能享受更悠長的休息。從冬至到平安夜，除了看醫生，甚麼地方也沒有到過。只盼睡夢的心神，遊走了不同的國度，經歷不少燦爛的色彩。平靜的平安夜，從睡床爬了起來，扭開了電視，看見螢幕上同病相憐、不斷病倒的藤井樹，才在她的故事找回一份共鳴，病的不只是自己一人。

　　岩井俊二處子執導的《情書》，是一齣在電視也播到有點爛的舊作。但要我去花時間看一些近年的差劣電影，重看難得的作品永遠是更佳的選擇。兩年前失去未婚夫的渡邊博子(中山美穗飾)，在懷念逝世的摯愛時，意外地發現跟過身未婚夫同名同姓的，還有一位他的初中時期女同學藤井樹(中山美穗分飾)，以及一段被埋藏多年的少年往事。渡邊博子和藤井樹通過書信，深入地溝通起來，也各自從男藤井樹的身上，找到和尋回生命的點滴。從嫉妒到寬容，從愚昧到認知，岩井俊二把兩名女子，輕重不一、範疇不同的心路轉變，化成百多分鐘雋永的畫面。

　　不同年紀和歲月去看《情書》，感覺很不一樣。90年代電影上畫時，心境還年青，縱使電影帶著一份傷感憂鬱，燃燒起的卻是那份不應放棄表白的衝勁，對人和事有更直接的態度。今天再看《情書》，焦點已不再是年青時那位桀驁不馴但怯羞的少男藤井樹(柏原崇飾)，而是懂得代入從零碎的記憶，尋回自我回憶的女藤井樹，享受追和尋的一段過程。

　　人是活在現在，但人卻是擁有過去。過去是扳不回，但回憶才是建築起人性的元素。在忙碌中，在顛簸中，在進步中，在疏忽中，生活的細節往往被遺忘。家人的笑容，生病時的關懷，朋友間的交往，霎時的情感，才是陪伴我們的生活，充滿人性化的一部份。回憶也不是叫我們停下來，慢調子的藤井樹，是站在後一點的位置重拾散落的回憶；快調子的渡邊博子，倒是走在昇華過去、奔向將來的一段。然而，只有通過最原始最真最美的情性，創造出來的將來才能靠譜，才會是美。否則，那只是商品化、電子化、泡沫化、去靈魂化的社會，這種社會缺乏了愛。

　　一段往事，一封不用寄出的《情書》，讓康復時的感覺，充滿人性和愛的味道。這份雋永，教人銘記於心。 

會計學與中史科

　　近月在議會，聽到不少議員的關心和質問，為何中國歷史科沒有被劃入初中教育課程的必修科部份。現今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往往依賴情節經大量篡改的劇集和電影，以及網上遊戲，而不是正統的課堂傳授。當中一些遊戲的歷史角色，如趙雲、關羽、呂布等，可能更深入學生的心。只是這種片面的認識，跟學習中國歷史，實是兩碼子的事情。現任政府的教統局或許早已偃旗息鼓，但下一任政府的官員實在沒有繼續卸責的藉口，任由學生無法學習正規的中史材料。

　　以前唸初中時，還在殖民地時期，印象中，中史是必修科。只是課程卻真有點沉悶，由夏商周時期開始，然後是一個朝代跟一個朝代的斷代史，沒有新意。花了兩年時間，中三時才開始清和近代史。當年的近代史，以1949年為分界，及後的肅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概沒有提到。當時還不懂，但以今天來衡量，這種課程是欠缺實用性和合理性。清史和近代史跟當今社會的關係最深，理應投放更多的時間比重，方為合理。甚至大刀闊斧把明之前的朝代，不放入初中中史範圍，也不為過。過份埋首在斷代史的圈子裡，是迂腐，也令課程缺乏趣味。學生單是背下那些難記的人物名字和難寫的筆劃，應付測驗考試，已夠慘了，那有心情去思考一些一二千年前，事不關己的陳年往事。屠殺了中史科的發展，是那道一成不變的沉悶課程。實際上，大學的歷史系入學條件，也沒有要求學生具備相關的學科根基。由此可見，以一條時間線的方法來教授中國歷史，是絕對低效果的手法。

　　相似的，其實還有會計科。有一批學習會計的人士，是以傳統的英式簿記開始。簿記由最基本的Double Entry方法作入門，學的是 Debit (借方)和 Credit (貸方)，與及記錄每一類交易的方法，然後才逐步學習整理全套賬目和報表，當時的天書是 Frank Wood 的 Business Accounting，學習簿記的人皆以它為基礎。這種方法，其實跟會計學的教授方式，由最終的產物(財務報表)作切入點，是完全不相同。會計學的學習方法，是讓學生先學懂財務報表的意義，與及個別項目的定義，才返回學習入賬的步驟。從最後的成果，返回賬目編製的過程，實際上是有助學習的人士，先以一個概念方式來認識學科，增加興趣；而所觸及的範圍，也可更闊更廣。簡而言之，會計學的學習，並不需要像一條直線，從最初的簿記步驟開始。

　　中史科其實也可以像會計學一樣。期望學生對歷史有認識，不需要從二三千年前開始，而是從最近、相關性最高的時段開始，可以是明、清、甚至乎是近代的國共歷史。其他國家的歷史，可能只有三數百年，甚至更短，但中國的歷史太悠長，不大適合從第一條根源說起，初中的中史課程其實更沒此必要。編製一系列令學生視野更廣闊的中史必修課程，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工作，這跟個別歷史事件，題材敏感，沒有關係。甚至有特首候選人也公開表示，學校課程沒有六四事件，老師也會給學生做引導，沒有避而不談的空間。要學生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和關注，必須把課程帶上一條全新軌道。新任政府的教統局是否有這份幹勁，會是大家的焦點。

十二月的東龍島

　　十二月，溫度下降，涼風颯颯，天空一片蔚藍，是行山登高的好日子。家中的相機和鏡頭也有一段時間未有見過陽光，的確是時候帶它們出來運動一下，避免發霉。於是約了三個影友，帶著重裝備向鄉郊味濃的東龍島出發。難得天氣出奇地好，連很久沒有拍過的幻燈片也帶上三卷，希望把大自然的天然色彩原汁原味地留下。

　　東龍島其實離市區不遠，在小西灣的東面，從西灣河坐街渡前往，大約35分鐘便到達。若以行山作標準的話，東龍島只算初級，難度不高。雖然有些斜坡和梯級，大部份路段是水泥路，真正的環島山路有一條，但當天的天色實在太美，藍天、海水、浪花、峻石消耗了不少拍攝時間。卡擦卡擦的快門聲，陪伴每段走過的路段，時間被延誤，沒有在全島走上一圈，倒是有點可惜。

　　東龍島其實比其他鄰近港島的離島(如南丫島、長洲、坪洲)荒蕪，碼頭規模細小，沒有食店，沒有商店，卻佈滿非常簡樸鄉郊風味，甚具性格。島上有兩家士多，提供簡單的食物，也有露營地點，讓人直接接觸大自然，聽浪聲，點營火，數星星，在全無俗氣的環境下，懷念區瑞強的《漁火閃閃》和《陌上歸人》。簡陋的廁所，害羞的流浪狗，具氣勢的石灘，讓人感受真正的大自然。望著浩瀚的大海，衝擊石塊的浪花，使人感覺渺小。大自然充滿力量，大自然也帶著幽美，看著那朵走不動的野花，每天仍可悠閒地聽著浪聲，真是羨慕。城市人只顧看價位，翻閱Blackberry，關心每秒幾十萬上落的事情，又有誰刻意記起蘇軾所云「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回家後，節目還未完結，從菲林匣取出拍好的幻燈片，拿到商店沖晒。細心品味沖出來的色彩，是另一種享受影像的途徑。幻燈片色彩的真，是永恆的，影像之立體感覺，也不是一般數碼影像所能比擬。菲林的色域也比較廣闊，電腦程式不可以完全模擬出來。以自然的色彩，拍下大自然的影像，方是最美的配合。把拍下的數碼影像和幻燈片相比，前者就是少了一份獨特。只是在講究效率的世代，獨特的完美，可會是奢侈的要求？

唐英年的「政綱」能取悅中產嗎？

　　唐英年的選舉工程，真的高深莫測。上週約會一眾傳媒，將初部的「政綱」附上，由報章吹風，實行試水，十足十政府消息人士放料的操作模式。以此方法來操盤，唐英年的網站當然在「更新」中，巿民無法同時看到原始材料，只能依賴傳媒的報導。這種靠傳媒幫手先行試水的方法，或許是現今管理政治期望的慣常手段，但可能也是對「政綱」信心不足的表現，而個人也不覺得這種做法是尊重市民。這是一場面對全港巿民的選舉，有材料發放，應該全面發放，而不是選擇性發放。

　　不做鑽牛角尖的人，拋開發放方式不再討論。2011年 12 月 10 日的《明報》報導唐英年推銷「政綱」將會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加強政府主導的元素。另外在房屋、醫療、教育等範疇，提出一些新構思，回應社會，特別是中產的需要。當然，此刻在「政綱」還未正式面世，缺乏細節的情況下，很難逐點評論，但大方向看《明報》報導出來的「政綱」重點，作為一名中產人士，我不覺得唐英年的「政綱」，有甚麼驚人的地方，也不似能解決今天香港的問題。

　　唐英年所指的政府主導，放棄不干預政策來推動經濟，有點董建華全城皆「港園」的味道。我不是對董的中藥港、科學園概念表示完全不認同，而是這種單純攪硬件的方式，在董的時期已失敗過一次，科學園沒有高等科研項目，是香港沒有適合的人材，全城精英只走向金融，寫一兩個 iPhone Apps 賺到錢，已是半版新聞，這些那裡算科研。今次唐又是不理會長遠人材配套，單以土地和配對基金，來玩這些刺激經濟方案，不過是回到董建華時期，不是甚麼新意。而唐也似乎無視一些配對基金的運作，是甚為官僚，不然電影《打擂台》的成本，也不需劉德華來應付。這些項目的運作，一直都缺乏效率，沒有一些重大改變，根本不會帶來成效。

　　而唐英年提出繼續以政府擔保形式，來支援中小企的融資，也是一項一直為詬病的政策。政府承擔七成風險，銀行賺足十成利息收入，是中小企得到最佳利益嗎？請大家不要善忘，李國寶和王冬勝都是支持唐英年參選。要幫助有實力、具效率的中小企，唐英年要走政府主導路線的話，不如直接由庫房借錢予曾經交稅的企業，以數年稅款為上限，更為實際。

　　至於所謂支援中產的政策，延長供樓扣稅期，考慮醫療保險作扣稅，根本是小恩小惠。會計師公會多年來都積極建議不少更有意義的想法，例如租金支出作扣稅，加闊稅階，減低每層稅階的稅率。這些都有助減輕中產的稅務負擔，但卻隻字不見。建議「延長供樓扣稅期」，你會想到甚麼?

　　醫生短缺以致醫療質素下降，嚴重影響中產的生活，這麼重要的議題，加上唐英年有胡定旭做軍師，竟可遺漏，真不知何解。教育方面，唐英年說到15年免費教育與及中小學小班教學(每班25人)，前者應該做，後者則一直是教師們的糖果，但此時作出承諾，恐怕不智。一來我認為簡化複雜的評核制度、改善教材、解決教科書問題，遠比小班教學重要。之前也在一些文章提過，小班教育真的是絕對性具效用的話，位位補習的學生必定名列前茅，現實似乎不大是這樣。二來是近年大陸孕婦產下不少有香港身份証的小孩，他們幾年後會否湧到香港的教育系統，沒人作得準。今年承諾 25 人一班的小班教育，他日成為負擔的話，真的後悔莫及。

　　上述一些很粗疏的看法，已反映唐英年的「政綱」有很多不足之處，根本不足以取悅中產。這其實不是奇怪，唐的支持者全部星光熠熠，燦爛指數爆燈，他們是住公立醫院、子女讀資助學校、愁交稅、有基層社會經驗之人的社群嗎？唐英年要走的路，是非常漫長，而且非常寂寞。

當新聞工作者變成差不多先生

　　二十世紀其中一位著名中國知識份子，是胡適。他筆下的差不多先生，令人印象深刻。凡事不認真，差不多便算，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大半世紀以後，上學變得普及，人人幾乎都可以讀書，但這種差不多的態度有改變嗎？

　　星島集團跟梁振英，就一些報導的論據存有分歧，結果演變為隔空過招的半罵戰。梁振英不點名責怪星島集團扭曲事實來報導，星島集團立即對號入座，對梁作出嚴正反駁，認為梁的論據貧乏，更暗斥梁沒政治氣量接受批評。自己不諱言是較支持梁的政治理念，但亦覺得梁沉不住氣作出反擊，甚為沒有必要。被人攻擊，其實是因為有殺傷力，對手才會有部署，試問婁羅一名，又怎會有人垂青。宋人王安石一身罵名，都是既得利益者的政敵們惡意誣衊。一身傲骨的王安石，不帶走朝廷一點殘名碎譽，方是從政者的瀟灑。既然抵得過曾蔭權的抽水論，李柱銘的共產黨員論，《蘋果日報》的奸狼論，又何需為無聊兼無深度的評論動怒。轉過頭去，帶著半點幽默去捧周麗淇的場，看看她的電視劇《我的如意狼君》，輕鬆輕鬆當作為自己打氣，豈不快哉？

　　原本也沒有衝動寫下這幾段文字，水平低劣的報導根本不值一駁。但昨晚(2011.12.07)在港台節目《自由風自由 Phone》內，還聽到《星島日報》有一位編輯部的林小姐接受訪問，就真的聽不入耳。林小姐「言正詞嚴」高舉客觀報導事實的牌子，認為傳媒有責任讓人理解事件發展，還堅持由始至終都是報導 DTZ 的營運狀況，清楚指出DTZ出售資產後，不足以償還債項，公司股份亦在英國除牌。DTZ是梁振英的企業，公眾有權知悉梁營運企業的能力。一片雄辯滔滔，甚有為民發掘珍貴材料的使命。

　　這招金蟬脫殼，說出來是娓娓動聽，但卻對不上報導的標題和內容。2011年12月6日《星島日報》對 DTZ 的報導標題，是「DTZ除牌，梁振英輸清光」，是林小姐所說的報導 DTZ ，還是報導梁振英，讀者一讀便知道，不用辯護。如果是如林小姐所言，只是報導DTZ的情形，用上這樣的標題，恐怕是《星島日報》編輯們的文字水平有問題。是報導性文字，還是煽情性文字，讀者們不用林小姐指導。

　　但問題不單出現在標題上，更出現在內容上。12月6日《星島日報》的文章，以訪問湯家驊來作為切入點，提到 DTZ 的母公司DTZ Holdings進入臨時管理程序。(原文用「接管」，其實不準確，正確應是「臨時管理」。DTZ Holdings是進入英國法定的Administration重組程序，不是一般由債權人啟動的Receivership程序。) 湯家驊提到，出售集團營運的附屬公司後，附屬公司便不需在各地進入清盤程序，這方面說得對。但值得留意的，是 DTZ官方網頁的英文通告，對附屬公司是用上 DTZ Group的叫法，《星島日報》卻為一眾附屬公司用上「戴德梁」作為統稱，兩者就有明顯不對稱。DTZ Holdings進入臨時管理程序，DTZ Group被出售後，繼續正常營運，這才是合理的報導角度。含糊其詞，說成「DTZ被接管」，「戴德梁」繼續營運，就真的不準確，很有差不多先生的風範。而從DTZ Holdings的年報，可以確定全球的 DTZ附屬公司，都是以 DTZ 作為名稱的起首，不適合轉用「戴德梁」來代表。這類公司的法定名稱，其實都很仔細，不容馬虎，容不下差不多先生的存在。若果用字不謹慎，帶來誤解，是完全不應該的。

　　不過，致命傷不是稱呼，而是材料上的疏漏。DTZ Holdings的2011年年報附註32 內，報告了梁振英在 DTZ Group的其中一家附屬公司擁有 30% 的股份，那即是說被賣出的 DTZ Group當中一個小部份，梁振英是有股份的。因此「輸清光」之說，在籠統地或實際地，都不應該成立。DTZ Holdings的年報是公開材料，任何人都可以輕易下載，從而研究箇中內容。《星島日報》一切都很急就章，根本就沒有抱著嚴謹認真的態度來寫下報導，一切差不多便算。「山西和陝西不就是差不多嗎？」胡適這樣寫過。

　　其實，再技術性一點來看，如果梁振英是DTZ Holdings的債權人，他是有法定權力，以債權人的身份去追討出售DTZ Holdings的款項，而這個債項也應有機會獲派攤還款項(Dividends)。梁是否「輸清光」，不是一份網站報告的初步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湯家驊的見解，只是從一種概念來看，不是從實際數據和材料來考慮。依自己理解，湯也不是清盤範疇的專家。《星島日報》不去請教專家，便冒失地作出一個「差不多」的結論，是完全缺乏新聞工作者的認真和嚴謹。

　　一場選舉，可以讓人看見那麼多稀奇的事情，真有趣。政治，沒有武力的爛，也充滿文人的爛。看不見的利益，真是深不可測。

附註：DTZ Holdings 的財務報表

怎樣看《被誤解的中國》

寫作這部《被誤解的中國》，是在大學任教經濟的梁柏力。

這書不是由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但封面的副題「看明清時代和今天」，還是有一定的吸引，令人感到這是一部貫穿時空的著作。其他幾個在封面提及的焦點，還包括：明清是否真的「閉關鎖國」？為甚工業革命不是首先在中國爆發？傳統的中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梁所帶出的話題，在學校課堂內相信都曾有不少討論，重點是以甚麼材料來研究，以及從那一個角度來切入。談論明清時期中國的落後，多以經濟活動、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等作基礎來闡述論點。但其實除了範疇外，還有方法論。

20世紀五六十 年代，學術界多採用「挑戰與回應」的基調來研究中國在 19 世紀所面對的問題。這個看法，是建築於西歐為19 世紀世界中心(Eurocentrism)，西歐文化主宰了世界的觀念。觀看世界和本土，應以西歐為標準，其他國家的改革和進步，是為著追上落後的差距。20世紀末期，西歐中心論有點褪色，一些學者從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嘗試找出經濟發展落後的緣由，而不再去單向性考慮中國為甚麼達不到西歐的標準。

西歐中心論大致認定西歐是19世紀成功的典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法治制度，全是西方船堅炮利、經濟蓬勃的原因。中國19世紀的落後，被認定為當時沒有工業革命，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巿場機制，沒有法治制度。因此順理成章的問題就會是梁柏力提出的討論焦點：為甚麼工業革命不在中國發生？為甚麼中國從來都只有人治而沒有法治？

梁柏力嘗試為這些問題找答案。梁明顯不是西歐中心論的支持者，他的論點是從多方面的材料，帶出中國少為人認識的一面。如書名所云，不少人對明清這兩代的社會實況充滿誤解，一些觀點很一廂情願，在往後中國歷史不是必修科的情況下，下一代的認識恐怕更模糊、更偏頗。《被誤解的中國》其實是 11 篇短篇學術論文，就不同範疇的誤解，找來資料及寫下文章。全書不冗長，減去註釋和參考書目，花一兩個晚上已經可以看完。

梁柏力閱讀和參考了很多不同學者的材料，來支持他的文章，當中有不少是學術界知名人物，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何炳棣、黃仁宇、林毅夫、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黃宗智、梁治平等，可謂集各家之所成。這些知名學者的著作我都有讀過，梁柏力採用他們的材料作討論，合適合理，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在「閉關鎖國」一項，梁找來很多材料來說明，明清年代的民間通商活動均沒有完全被切斷，像明朝時日本人有盜者也有商者，清朝時葡萄牙人也一直在澳門逗留和活動。其實，縱使「閉關鎖國」是官方的聲明立場，一場鴉片戰爭已足以證明「閉關鎖國」在實際上不可能是事實，否則鴉片從何運入中國領土，而引發戰爭？讀書時，心水清一點，多從不同角度思考，已經可以避免不少盲點。

就工業革命不是首先在中國爆發，梁柏力引用了李約瑟的觀點。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一部覆蓋面很寬廣的著作，內裡清楚分析了，中國何以走在西歐之前，有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印刷術等四大發明，卻沒有工業革命的種子。李約瑟的見解，是中國以往的發明，以經驗為主，只要多花時間理解物質，久而久之便會有所發現。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卻是實驗性的實驗室測試，需要假設和勇氣，這與新教徒在16世紀推動宗教改革，脫離羅馬天主教會不無關係。明清時的中國，卻是以一個皇朝為主，鬥爭不多，故此沒有刺激科技發展。這些見解均是以中國的本質來考量，而不是西歐中心論。

　　在人治和法治的問題上，梁提到中國人其實也是尊重法治的民族，不能解決的問題，還是會交到衙門處理。衙門或許沒有現代西方法律中，民法和刑法的分類，但事實上，在近代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縣志紀錄其實反映很多審訊個案，當中清代尤甚。這些都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現象。

　　梁柏力雖然在書中，帶來很多具視野的觀點，但對一些材料，卻缺乏批判性。像一些19世紀的研究數據，由於缺乏可靠的原始資料，不具備高可信性和說服力。例如梁借用Evelyn Rawski的材料，說18-19世紀期間，中國的男性識字率達30-45%，就有明顯的商榷之處。又例如彭慕蘭說到中國缺乏煤礦支援工業革命，這都不像是事實。彭慕蘭的著作《大分流》，其實有不少具爭議的地方，如他認為1800年的時候，英國與江南地區的分別不大，但清皇朝不只擁有江南地區，以全國的平均數據來作比較，彭慕蘭的觀點站不住腳。彭慕蘭又以康熙喜歡數學，而認為中國人熱衷科學研究，這明顯也是不合理的推論。梁柏力借用彭慕蘭的材料，也有責任指出彭慕蘭研究不足之處，這才能把更寬闊的視野和層次帶給讀者。

　　不過，對於厭倦古板歷史書的朋友，梁柏力的《被誤解的中國》，還是會令你帶來一定新體驗。

龍年出生的金鐘人

　　唐英年和梁振英終於正式宣佈參選特首選舉。

　　特別之處，是唐英年的宣佈行動，來得有點突兀，無論在日期和地點上，都有點急就章的感覺。傳媒的報導，說到這是營造唐英年也有決而即行的表現。是否接受這個解釋，相信是見仁見智的考慮。比梁振英搶先一天宣佈正式參選，是策略上的考量的話，的確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覺。不過，在社民連追擊下，不敢選擇在深水埗繼續宣告參選的安排，遁走金鐘，卻真是敗筆之著。一來這深化唐英年不懂面對衝擊的能力，二來是這趟遁走似乎冥冥中反映唐英年走不入社區，而需要返回老本充足的金融家和資產家陣地。這樣的發展，是香港市民願意看到的嗎？

　　任志剛、李國寶等金融界猛人，陸續表態支持唐英年。經深思熟慮的準備，效果當然比之前的大智若愚、腳頭好、蒙主感召等評語具份量。只是不善忘的香港人會記得，支持任志剛留任金管局，是唐英年。任志剛年薪之高昂，偏袒銀行界而不認真處理出售雷曼產品的疏漏問題，一直為人詬病。陳德霖繼任後，薪酬有明顯調整，這更突顯唐英年對任志剛的手鬆。相似的，還有地鐵總裁周松崗。周下月底退休，接任者的薪酬比周低出不少。這都是昔日帝皇年代，官官相護的操作模式，猜不到今天還是這樣運作。唐英年的凝聚能力，是來自識見，還是來鈔票，有心留意時事的市民，不難分辨。

　　而周星馳公開高調支持唐英年，也即時令唐的無厘頭指數受到刺激。一條有關愚蠢的問題，唐英年的答案竟是「我是龍年出生的」，當真是周星馳上身。唐英年似乎被《蘋果日報》2011年11月27日的「豬狼對決」標題所影響，速速出來否定自己是豬年出生。這樣的對答，絕不見得合適。且勿論梁振英是否有心借愚蠢的議題來挑釁，唐這個答案，在茶餐廳飲奶茶吃蛋撻時，玩爛gag還可，但作為一條嚴肅提問，恐怕這就不合格。而唐英年也不似有這種素質，玩這等英式幽默。當年廖瑤珠曾笑語彭定康應回家洗澡（彭的老家在Bath），媒體的反應也很一般，沒人欣賞。唐英年比廖瑤珠，更沒本錢走冷面笑匠的路線。就算請教周星馳，恐怕也不見得對選情有幫助。

　　若論口才和台型，實在看不到唐英年有足夠的條件跟梁振英比拚。唐英年落區沙田，說是要認識這個社區。為何當財政司司長和政務司司長時，不去認識，而是參選時，才去認識？整個政府，在去年的「起錨」行動，拒絕走入群眾的態度，相當明顯，唐英年的本質遮掩不了。唐的支持者，奮力追回失掉的民望，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光靠門面的包裝，實在幫不了多少。要是幾個星期後，最新的民調數據出來，唐的民望沒有寸進，唐英年真的願意繼續走下去，當一個只有1200人投票，低民望的特首嗎？

唐英年最終還是要在金鐘宣佈參選，這是冥冥中的安排嗎？
（相片來源：《明報》2011年11月27日）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坐進南瓜車的九把刀

　　想理解社會的風氣，走入社會的潮流圈是一個好方法。就這一扯，把我扯了去看全城熱騰騰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感受一下甚麼是當下的坊間口味。

　　相比那群一早潮入戲院的觀眾，自己無疑是有點落伍。不對《那些年》的上映產生反射式反應，源於對九把刀這部半自傳的原著，感覺非常一般。九把刀是勤力型的作家，多產，小說寫得簡單直接，通俗易懂。小說的《那些年》帶出了少男們一些逝去了的追女孩感覺，以沈佳儀（小說的女主角名字）的口頭襌「幼稚」二字，將那些年的歷史，貫穿到這些年的心境。然而，不論很多人怎樣吹捧九把刀的寫故事能力，作為讀者的我，只能說這部小說不是我的那杯茶。

　　《那些年》小說的質感其實僅像一齣電視劇集，擁有框架的情節，但人物性格卻是模模糊糊，缺乏闊度和深度，枝葉也不是好看。它讓我回憶起那些年，穿著校服、青春少艾、主演《IQ成熟時》的鄧藹霖、莊靜而、鍾保羅和蔡楓華，那種校服式的校園氣氛，但人性一點的血氣方剛，只在拳頭上，而不在枕頭上。少男們夢裡的蕩漾，九把刀沒有掌握得到。整本小說，只有暗諷一個不斷打手槍的許博淳，這恐怕讓女孩子讀者，對少男的生理和心理情懷，有不準確的理解，甚至認為比艾米的《山楂樹之戀》，那位老三還要神聖。寫少年尋戀思春的小說，張小嫻的《麵包樹上的女人》，來得更真實吸引，更具文藝氣息。吹噓不來，就是吹噓不來，九把刀也不應太勉強。

　　平凡的小說，在電影版卻是脫胎換骨，令九把刀像灰姑娘坐進南瓜車，箇中原因，倒有不少。一來是商業元素下，加入了適量符合尺度但接近現實的人「性」，令情節和枝葉豐富起來，不像小說那樣沉悶。其次，電影故事也有很大程度的改編，這不是指女主角的名稱，由沈佳儀轉成電影版的沈佳宜，而是小說內讓柯景騰第一個心儀的戀人李小華被刪除了。這令電影觀眾對柯景騰在青春和初戀的堅持，有更強烈的好感。小說的柯景騰，心跡和行為很不清晰，令看書的人感受他對沈佳儀的情，只像一件擺設。電影版的處理反是乾淨俐落，更惹人感動。

　　第三，充滿色彩的畫面遠較文字吸引，飾演沈佳宜的陳妍希，樣子清純可愛，是全片的賣點，也是九把刀原著小說表達不出來的氣質。年初看電影《挪威的森林》時，說過電影完全拍不出村上春樹筆下直子的氣質。這次是剛剛相反，電影《那些年》的沈佳宜，是遠遠超越了九把刀筆觸所能展現的神韻，她才是那些年少男們在腦海的夢想。有些電影受制於文字，有些電影超越了文字。

　　九把刀看來也很受日本漫畫家安達充的影響，那份為女孩子展示決心的格鬥，來自《H2》內，國見比呂跟橘英雄在球場和情場的君子競爭，也來自《Touch》內，達也參加的拳擊比賽。自小是安達充迷的我，看回這份較勁的意志，在《那些年》出現，也是一份很特別的回憶。但我不會特別欣賞九把刀的創作，這種格鬥感覺，永遠來自那些年陪伴著我的安達充漫畫。

　　嚴格來說，電影版《那些年》不是小說的那部《那些年》。電影版經過不少的潤飾和烹調，迎合觀眾的口味，帶來一份清新，是一部具娛樂性的通俗作品，也替九把刀送上一台漂亮的南瓜車。但若果看完電影想追看原著的話，或許是浪費時間的考慮，這是我衷心的看法。

九把刀在原著小說，沒法描繪出電影內陳妍希的氣質。

Immortality: Genius never decays

Clearing my bookshelves a few weeks ago interestingly undiscovered in my collection a novel book Immortality written by Milan Kundera.  It was 1991 edition and its pages turned brownish yellow.  I could not recall any experience of reading or any reason of missing this Kundera’s work.  It has stood completely bored in my bookshelf for about 20 years.  Someone may have the habit of buying books, leaving them in the bookshelves and never flipping a page.  This is not my way of treating my books, and Immortality is somewhat an unexplainable omission.  I finally spent my time on the yellowish pages and went deep into the exceptional context constructed by the marvellous Kundera.  Yes, good books are always immortal. 

The high popularity of Kundera in modern literature is apparently attributed to his masterpiec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he erotic life of Tomas, a Czech surgeon, who could not stop having sex with different women,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ereza, a talented photographer, who dedicated her whole love to the beloved, are sharp and contrast contradictions of human nature.  A theoretically organised scientist looks for fascinating sex life whilst a theoretically open-minded artist demands forever fidelity.  Kundera further fused the passion of Tomas and Tereza with the politics of Prague Spring 1968.  Someone would sympathise Tomas, as one should not surrender to the totalitarian system and everyone shall be free and light.  Kundera is a kind of novelist who would bring you into an intellectual context far behind the story.  Inspiration is the trademark of Kundera’s novels.

Kundera created Immortality in a much extraordinary way.  Patience is required when you start reading the book, as the writing angle is not expressly clear at the beginning.  Kundera mentioned that he created the main character Agnes at a pool side in Paris when he noted an unusual gesture and smile of an old woman waving to the lifeguard.  Agnes however was not completely fictional in the novel.  There was a common character Professor Avenarius existing between Agnes and Kundera.  In the subsequent contents, the 19^th century story about German philosopher Goethe and his admirer Bettina suddenly chipped in.  The story of Goethe appeared to be a kind of disturbance and irrelevance at first glance, but it migrated into Agnes’ story gradually and slowly.  All the story lines finally interlinked with each other and readers should give a special note of appreciation on Kundera’s ability in orchestrating a novel from a wide and rich coverage.  A good novel is some creative work standing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as well as traveling from the past to contemporary society.  Kundera convincingly showed this idea was achievable. 

The core of reading Kundera’s books is to sense and think.  They are highly philosophical.  If you are attracted by the word ‘immortality’ and consider Kundera would give a dictionary explanation about such idea, you could be disappointed.  But the obvious reality is that immortality only comes after death.  Without death, immortality won’t emerge.  Lovers would like to have their romance being immortal.  Politicians would like to have their ideas being immortal.  Scholars would like to have their researched knowledge being immortal.  Unfortunately, the answers can’t be known unless the mortals become lifeless.  Through the different living circles of Agnes, including her parents, sister, husband, child, job and aspiration, the inevitable deaths of individuals drop hints to what immortality really means.  Immortality only springs from death and uniqueness.  If one is determined to bring immortality to his or her life, the life shall mean something special and belong to the eternality, either passionately, politically or intellectually. 

To me, Kundera wrote Immortality for the purposes of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which may be too heavy for the current generation.  Kundera shared that the only way of leading to immortality is individuality.  But now we focus too much on seeking common grounds, finding universal answers and identifying similarities in our daily lives.  But sadly, these hamper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ity.  Intellectuals can only have individualistic life, or otherwise their lives would become dull, unappealing and meaningless.  Intellectuals without individuality are hopeless individuals indeed.

It is not a wastage for this Immortality standing bored in my bookshelf for about 20 years.  It finally delivers to me its value.  I must also admit onl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accumulation of life experience, can the richness of Kundera’s write-ups be assimilated and comprehended.  Goethe, Hemingway, Cervantes, Dostoyevsky as well as various gods and goddesses in Greek mythology have been remarkably and seamlessly integrated into the novel.  A great deal of western culture is meaningfully embedded.  Reading Kundera’s Immortality is more than reading a novel.  It is a book of philosophy.

Papers can turn old but thoughts never decay.  Hidden in my yellowish Immortality lays the genius I highly aspire.  

十一月的北京

　　北京不是我經常到訪的地方，但過去的十多年，因公務或旅遊，也到過十數次。十一月的北京，印象中卻好像未有接觸過。

　　深秋的十一月，北京的溫度和天氣其實很理想。攝氏十來度的溫度，配上溫暖的陽光，黃葉片片，蔚藍的天， 沒有沙塵暴，感覺很舒服。以往到北京，多把焦點放在古蹟景點，或緊促的公務。奧運後的北京，留下的標誌是鳥巢、水立方，與及繁華日盛的王府井、三里屯，一些隱性和具精神面貌的細節卻被忽略了。 

　　令我感到北京擁有一份獨特的秋天美，是一株株的銀杏樹。銀杏樹在秋天的時候，散發著一種迷人的黃色。在陽光底下，這種黃色更燦爛動人，很富詩意。我住的賓館外面，已種了不少銀杏樹，大大小小的公園，所種的，更密更多。單獨的銀杏樹，像一個獨特的藝術家，耀目搶眼；茂密的銀杏樹，像一隊在表演的儀仗隊，整齊有氣勢。無論以那種方式出現，銀杏樹加上陽光，都交織出令人難忘的畫像。

　　一個城市，無論多繁榮，缺少自然美，都是一種缺憾。之前到北京，也許時間不適合，一直沒有留意北京的樹是這樣的美。樹跟城市，是揉合在一起，也暗暗反映一種內涵和文化。鳥巢和水立方，我沒有到過，那只是雕琢的、堆砌的，沒有自然美。看見燦爛的銀杏樹，散發著生命力，才是真摯動人。黃色的葉子掛在樹上，很是美艷。丟了在地上，會變得孤伶伶。當美艷變成孤伶伶之前，我們不去欣賞，是一種浪費。北京的黃葉秋天，很短，但很美。十一月的北京，我還是希望有再見面的一天。

誰才是輸家？

　　十一月六日，區議會選舉投票日，我因公務離開了香港，沒有投下我的選票。

　　身不在港，心裡反而覺得舒服自在，不會因為沒有投票而產生內咎的感覺。去年才搬了家，新選區的區議員姓甚名誰，其實一直都沒有去主動留意。直至九月左右，一些面孔忽然活躍起來，那時我終於知曉我的區議員先生是何方神聖。九月已經開始在水面出動，其實已經算不錯了。一些不太重視地區工作的明星議員，分分鐘連競選時也抽不出時間來落區服務。

　　一直對區議會的角色不認真重視，是來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對區議員的評語。區議員是民粹味濃的工作，一切皆以少數的街坊利益為依歸，沒有長遠偉大的想法可言。像骨灰龕、垃圾堆填區、康復中心等厭惡性設施，幾乎肯定沒有區議員願意背起被選民以選票懲罰的風險，而接受政府安排落戶。但一些不考慮整體資源合理分配的爭取動作，卻往往不遺餘力，好使自己的橫額有東西可填寫。廉政公署和海關最後被迫落戶在北角，據說是由於沒有一個區議會願意啃下這樣殺氣大的機構在民居附近。而元朗博愛醫院也是一家適合作為療養醫院的選擇，但在區議員「強力爭取」下，還是成為了設有急症室和專科的醫院。但是限米煮限飯，規模和效率根本沒法和其他更具規模的大型醫院相比，這就造成資源錯配。

　　因此，地區工作，本身就充滿民粹口味和現實主義。你不「為民請命」，不攪「福利活動」，就是失職，下屆可以挽定鞋子離開，但這對民主政治的發展，我認為不單沒有明顯的裨益，反更強化畫地為牢的概念，不利長遠計劃的籌劃和推行。曾蔭權政府在政改方案中，大幅提升了區議會的政治地位，攪出五席超級區議員的直選議席，是三不像的構思。一個服務幾千到一萬人的區議員，忽然「大躍進」去面對全港三百多萬選民，根本只會進退失據而兩頭不到岸，只有玩弄政治操作，而不尋求崇高政治意義的領導，才會構思出來。但這種嶄新的出選方法，竟也吸引不少知名議員慕名下海，最終鎩羽而歸，可謂是最佳的醜態現形記。

　　而選舉完結後，焦點大多放在泛民慘敗的現象，公民黨支持度大跌；激進派的候選人，近乎全軍盡墨，只有一名人民力量的參選者當選，這等同顯示選民唾棄公民黨與及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政治現實就是這樣簡單嗎？我看不是的。《經濟日報》的沈帥青在2011年11月8日的一篇評論，錯誤列出人民力量的得票率只有約2.01%（以得票除以全港總投票人數），這種刻意矮化，騙了人，也騙了自己。以總投票人數做分母，即是人民力量沒參與的選區，投票人數也計算在內，自然得出不準確的結果。實際上，人民力量在有份參與的選區得票率，應是 10% 左右。這個水平在單議席的區議會選舉，幾乎是沒有可能獲勝，但在比例代表制的立法會直選，仍是有作為，而社民連也如是，他們的得票率（按《明報》的蔡子強在2011年11月8日的計算）仍有23.3%。太早下斷語說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已完蛋，香港選民已厭倦暴力政治的評論，是存在很多不客觀的地方。

　　至於公民黨能否振作，很視乎當事領袖的作風。當曾鈺成、田北俊、馮檢基、陶君行都願意為差劣的選舉結果下馬，梁家傑賴死不走，只會是公民黨的負擔。一個政黨只能靠政治手腕來攪政治。以法律手段來玩政治，是註定會賠上老本的。2003年反 23 條的聲勢，得來太輕易，令這批大狀根本不懂作政治思考，而只愛獨沽一味去鑽法律的洞子。這向來就是他們的強項，卻也是今天讓他們進入困境的原因。

人民力量的得票率只有2.01%嗎？（資料來源：2011年11月8日《經濟日報》）

從德國寄來的郵簡

　　薄薄的一封郵簡，送上一份分隔了二十年的深厚友誼。

　　母親近日來電，說有一封從德國寄來的信件，提醒回老家取回。德國的朋友，印象中只有一位，那是當年讀書時期，遊學德國所認識的學生領隊。那次到德國，在東西德統一之後的不久，遊覽了法蘭克福、漢堡、科隆、波恩、柏林、萊比鍚，親身進入過一所二戰時期但保存下來的集中營，在一所古舊的堡壘住過，到過貝多芬的故居和參觀過他使用過的鋼琴，用5馬克買了幾塊聲稱是柏林圍牆拆掉後的磚塊，不習慣沒有熱量的麵包早餐而發燒了兩天。這片片的回憶，都隨郵簡從腦海一一勾了出來。

　　看慣了電郵、 Facebook 的電子文字和照片，收到一張貼上郵票、親筆書寫的信，感覺是異常的特別，格外的親切。已經不記過，對上一次收到親筆書寫的信，是甚麼時候，或許已是十多二十年之前，自己也很久沒有拿筆寫信了。看著歪歪斜斜兼間有看不懂的筆跡，花點心思去猜量字句的意義，其實很具趣味，也充滿人性化的熱度，不像電腦文字平平整整的冰冷。親筆書寫的文字，充滿人的個性，彎彎曲曲的筆跡是獨特的，展現每一位朋友的獨立性格，不像電郵印出千篇一律的印版字體。

　　郵簡送上了她帶一對子女到大陸遊學，和途經香港的消息。我邀請她吃了一頓很有特色的晚飯，也想不到德國來的客人對蛇羹、蝦碌、蟹粉小籠包、片皮鴨完全沒有抗拒。邊吃邊談，談雅典、羅馬、開普頓、黃山、定陵，談了很多不同的東西。二十年不見的朋友，沒有陌生，沒有隔膜。德國之旅，猶像昨天的事。這份點滴，由一份真摰的郵簡開始。

醫生與我

（資料來源：明報）

　　很多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發出對政府的埋怨。失業的、住劏房的、體弱的、年老的，有著不一樣但聚了焦的控訴，就是認為政府忽略和漠視他們的訴求。這類聲音，坊間不難理解。但一些社會畸型制度下的得益者，還厚顏地挺身而出，保護一塊一塊的既得利益，作為公民，理應向他們送上最嚴肅的譴責，令他們不能得寸進尺，以致社會繼續受到無理的傷害。

　　現時負責香港註冊醫生事宜的，是醫務委員會。兩位醫學會巨頭蔡堅和謝鴻興，近日罕有地對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開炮，認為胡威脅把註冊醫生的權力，收回到衛生署，是違反基本法，甚至要求把胡炒掉。事緣應該是醫管局因公營醫院醫生人手短缺，希望引入外地醫生解決問題，但醫委會卻不大願意盡情配合，在註冊和每年續牌方面，條件異常嚴格。當然，任誰一個香港人都希望獲成功註冊的醫生，水平是優秀的。但若果面對嚴峻的資源短缺問題，系統還是過份僵化，恐怕最終吃虧的，還是得不到醫生照顧的香港人。

　　自己從來對胡定旭沒有好感，也不覺他「腳頭好」。他出任醫管局主席以來，醫生的士氣沒有改善，公營醫院的問題沒有改善，種種問題仍舊存在。胡出任香港總商會主席，一條針對大財團壟斷的公平競爭法，也可以把一大群根本難言霸佔市場的中小企，綑綁一起去跟政府博弈，是為商界出力的老謀心算表現。但判斷事情，不應因人廢言，胡定旭今次對醫委會的言論，不是無的放矢，是態度相當強硬的表現。

　　是不是有人手短缺，報章上(明報)有詳細數據分析。香港現時每1000人只有1.68位醫生，比歐美地區的的數據為低，是事實。數字是比中國大陸的 1.42 高，但卻比新加坡的1.80為低，而香港的目標，也不應比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理想而自滿。但蔡堅和謝鴻興引述的反駁，是應該把中醫和西醫加起來，才公平。若把中醫也計在內， 香港現時每1000人應有2.67位醫生。這真的是詭辯中的詭辯，中醫服務範圍，在日常生活上的普通感冒咳嗽病症，不是專科。香港現時短缺的，是產科、精神科、心臟科、內科等專門醫生，也是不少長期病患者所缺的服務範圍。

　　蔡堅和謝鴻興拉中醫下水，來掩飾醫生不足，是毫無道理的。大發脾氣要求把胡定旭炒掉，更顯得心胸狹窄，對人不對事。若果社會和公眾要求醫生們把市場開放一點，增加醫生，醫委會可以不顧市民利益，而不回應嗎？動輒以基本法作藉口，也不是方案。校本條例已令教會和政府大傷和氣，法庭也確認政府有行政權力修改一些政策和制度。現實上，在會計業的監管層面上，也在回歸後，引入財務匯報局，監察那些審計上市公司的會計師質素問題。醫生們老擺出基本法保證制度不變，是非常討人厭的說話，也明顯地旨在保衛醫生們的現在固有利益。

　　其實，醫科學生數量不足，是多年來醫生市場不願開放所造成的惡果。香港大學每年只有200多名的醫科畢業生，中文大學的數字也應該相若，相對700萬市民，這個數字是太少了。多年以來，醫生們只求供應不應過份增加，而不理會社會實際環境和人口變化，是很自私的行為。今次竟然策起迫走胡定旭行動，只不過是從他們的褲裝，拿出一塊照妖鏡裝身，根本不會獲得市民支持。

　　要當人人敬佩的醫生，醫德、愛心、關懷是為最重要。我肯定香港人會記得沙士時遺愛人間的謝婉雯，多過今天的醫學會領導。人們雖然不想見醫生，但總會需要遇上，醫生也應該是社會的朋友才是。回頭是岸，贏回社會的尊重，才是一條康莊大道。願醫生們，能夠聽清楚市民的聲音。

在地上的99年

　　兩星期前，我返回幼時唸書的小學一遊。不知不覺已離開了三十年，但她還炯炯有神地豎立在一條狹窄的小巷。相比旁邊那所身軀更龐大、更新穎的校舍，她是顯得相當渺小， 但卻不失樸實的風貌。巷的對面，一排排房子把她遮蓋了，使她毫不顯眼。簇新的房子，在附近一幢一幢陸續建起來，多了不少看樓、收樓、經紀等到訪人士。他們關心自己的居所或投資，對身旁學校的內涵和平實， 沒有太大欣賞，更不清楚那裡默默地培養出不少社會棟樑。

　　進入校門，踏上一級級的樓梯。幼時覺得很高很長，今天看到和感受到的，是破舊和回憶。牆身是塗過了、補過了，但是一份古老的泥磚感覺還是很強烈。一路走來的感覺，食物部小了，操場小了，禮堂小了，籃球架矮了，足球龍門細了，金魚的家縮小了。那原來跑不完的走廊兩個快步已行畢，有點格列佛進入小人國的感覺。

　　這所小小的小學卻有一顆幾十年不變的熾熱之心，一顆來自一位耶穌會神父的心。我小學畢業時，他已很老了。此時此刻回到學校，還見到他行動自如，健步操場，一面笑臉看著學生嘻戲活動，以愛和關懷去開導和教化天父在世的年幼子民，做一個全善的僕人。從愛爾蘭來香港為教會服務數十年，奉獻春青、時間、肉身、靈魂，今天還為頑皮小伙子們的人生當指導， 不參與世俗的無謂鬥爭，這份謙厚慈祥的德行，是我多年來銘記在心的教導，也是我認定的神父榜樣。這位連民安神父，他今年已 99歲了，他在地上的一生，除卻光榮，仍是光榮。

　　我在教會學校唸了十多年書，接受神父們循循善誘的教導，儘管今天不再愛入教堂，甚麼是謙卑，甚麼是仁愛，自問不會弄錯。誰不如同孩子，排在眾人之後，誰也不能進入天國。神父其實沒有必要走在眾人的前方，天國的公義，不是由世俗的凡夫俗子來定奪。克勤克儉，冬天身穿著薄薄的衣裳，腳穿破舊的涼鞋，全身投入教育工作，不介意做些無人問津的低微工作，這才是天父的旨意，我所尊重的神聖任務。

　　99歲還身體力行、堅守信念、愛護學生的連民安神父，我期待你100歲的一天，向世人展現，甚麼樣的精神是永垂不朽。

當蔡東豪遇上浮士德

　　去年，香港天主教羅國輝神父公開批評一位李姓富商為魔鬼，引起軒然大波。甚麼是魔鬼，怎樣才算魔鬼，恐怕是主觀的感覺。道德問題，沒有法官，沒有法庭，只憑心中的一把尺。

　　忽然觸發起這份情緒，是源於最近第1126期《壹週刊》，「第壹流」專欄內，一篇由蔡東豪撰寫的文章《魔鬼交易員不魔鬼》。蔡東豪在文章裡，替闖了大禍、令瑞銀輸掉二十三億美元的交易員說好話，認為本地傳媒以魔鬼來作描述，並不恰當，魔鬼應指希特拉這類殺人魔頭。蔡東豪又說到，外地傳媒的用詞只是「Rogue Trader」，意指「不受控制」。這種不受控，來自人的貪婪和自私；貪的，是可觀的花紅；自私，是因為賭的只是他人的錢。這只不過是人性的「缺失」，暗示值得原諒。蔡東豪在文章結尾更說到：「違規交易員的行為不錯累人累物，但我和你跟這些違規交易員易地而處，我認為爆煲的結果也有可能出現。違規交易員不是魔鬼，他們是跟你和我分別不大的普通人，只是在不適當的時候在不適當的地方做出不適當的事。」

　　如果大家有投資在蔡東豪工作的上市公司，奉勸大家務必閱讀全文，否則他日倘出現甚麼「不幸事故」，就不得埋怨，人家早已把話說得清清楚楚。也許唐英年也應早一點請教蔡東豪，在引爆婚外情的新聞稿內不要用「缺失」一詞，而用上一句更巧妙的「在不適當的時候在不適當的地方做出不適當的事」。大家應該留意蔡的用詞，是「不適當」，而不是「錯誤」，英文尚且會說「Doing the wrong things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蔡的文過飾非確是更勝一籌，連錯也不認，便輕描淡寫地，把二十三億美元合理化成為人類劣根性的祭品。金融從業員不肯作深切的反省，反讓這種大麻式的催眠持續，久而久之，恐怕連強姦罪也將會消失。這種卑劣的侵犯行為，在某個程度來說，也只不過是「在不適當的時候在不適當的地方做出不適當的事」。

　　不用搬出本地羅國輝神父的魔鬼論，來說明魔鬼不一定是殺人魔頭，西方社會圈其實也有其文化標準。提到魔鬼，文化人必會聯想起浮士德，他出賣了自己的靈魂，跟魔鬼作交易，換取知識和權力。蔡東豪認為殺人魔頭才算是魔鬼，是沒有把道德當作一回事，又或者根本不認識浮士德。在這個年代，奧巴馬亦曾在雷曼事件發生後，嚴詞譴責獲拯救的投資銀行家，不顧廉恥地要求巨額花紅，這些都是從道德出發。今天，美國人發起「佔領華爾街」的民眾運動，正是向這群貪得無厭、躲匿在法律和道德背後的金融從業員，表示最嚴厲的憤怒。西方傳媒和華爾街人士背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場「佔領華爾街」運動不被廣泛報導，已可看出媒體的偏頗性。蔡東豪卻選擇以西方傳媒的口脗為軸心，依賴人性的本質來開脫責任，沖淡金融業被妖魔化，不去探究西方傳媒為何只用上「Rogue Trader」來報導瑞銀事件，只是一串串財經演員缺乏道德修養的標準愚民對白。

　　向來對蔡東豪讚美和硬銷賭枱式的香港金融市場，沒有好感。地產經紀和發展商不斷製造漂亮的花紙，包裝價錢毫不合理的房子，金融從業員又何嘗不是。連令人壓惡和憤怒的貪婪行為，也輕輕帶過成為人人皆會犯的過失，試問下一代的品格和價值觀會變成怎樣。難道蔡東豪可以教導兒子，他朝一日犯了違規的事情時，第一時間拿出來的辯解，是人貪我貪的人類劣習而已？這條問題應該留給蔡東豪。只是俗語有云，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可以肯定，當蔡東豪有幸遇上浮士德時，必會如他在文中所言，把一張信用卡放在國金中心的酒吧內，然後開懷痛飲，不醉無歸。

今年煙花特別黯

　　颱風「納沙」不單為香港帶來一個八號風球，也帶來一個新接任的政務司司長。

　　這個「納沙」其實倒有意思的，唐英年辭職的一天，先送上一號風球給港人，來一個小警戒。跟著，越玩越烈，帶來八號風球及離開後，曾蔭權便快速宣佈林瑞麟的提名被中央接納，時間巧合到極。「納沙」遠走後，巿面遺留下不少殘景。擱淺的運沙船、墮地的玻璃幕牆、倒塌的棚架、東歪西倒的樹枝，但這些都比不上林瑞麟當上政務司司長的破爛難看。一個民意極低、認受性廣泛受質疑、口碑差劣、凡事支吾以對的林瑞麟，居然可以獲得曾蔭權青睞，當上香港第二舵手，是香港政壇一大笑話，也繼續為曾蔭權的管治劣績再添上一筆紀錄。

　　曾蔭權何以甘心與林瑞麟組織一個超低民望的「夢幻組合」，繼續攜手向低谷邁進，看似令人費解，實際是有跡可循。任誰都看得出，曾蔭權一直為唐英年安排班底，好使嫡系人馬繼續佔據問責官員的班子，令公僕黨得以繼續呼風喚雨，好來一個仙福永享，壽與天齊。今天揀林瑞麟，無疑等同告訴港人，此君將是唐英年的政務司司長首選。但林瑞麟的好勝、不顧面子抗辯的作風，在遞補機制諮詢一事，已看得一清二楚，餡料盡露。幾個方案連是否違憲也未攪清楚，便快刀斬亂麻式提出來諮詢，心思毫不細密，做事完全不顧後果。

　　有怎樣的老闆，便會有怎樣的下屬，這是經驗上的大智慧。曾蔭權和唐英年可以接受平庸不堪的林瑞麟當二把手，是政局不求大變的部署。曾蔭權誓言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盡力解決房屋和貧富懸殊問題。但按去年曾蔭權提出「置安心」計劃後，未有寸進的虎頭蛇尾表現來看，在林瑞麟的妥善檔駕下，任何想法相信在任期最後幾個月，又可以無風無浪地，變成另一堆空頭支票。唐英年若能當選特首的話，相信也會好好利用林瑞麟的不爛之舌和厚如牛皮的面皮，為其口齒不靈提供一個充足的保護。這些工作，真的是只有林瑞麟才能勝任。

　　林瑞麟令人想起的，是清末的軍機大臣榮祿。此人有過人的鑑貌辨色能力，高度的服從性，卻無創新思維。慈禧給予的差事，他總能好好辦妥。維新改革的事情，他一概不參與，典型的保守派人士，最後聯同袁世凱，捕殺戊戌六君子，迫令梁啟超流浪天涯。榮祿這類官吏，是明碼實價追求加官晉爵，不理是非對錯，有奶便是娘的傢伙。他會保護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不理會人民和社稷的需要。香港有這種品性的人當官，是七百萬人的不幸。讀歷史不是為了應付考試時的題目，而是從歷史中看懂今天的社會與及為官者的心術。

　　林瑞麟還能再上一層樓，也要多謝洪清田這類高度推崇政務官的人士，說到這些政務官無堅不摧、無所不能。中南海人士也似乎過份高估這個政務官班子的能力，多次責成查找不足，結果還是一事無成。其實，香港政務官是在溫室下長大的小動物，沒有埋身肉搏的能力。昔日香港的政治氣候，很多時連微風細雨也未算，一些諮詢文件，在親政府議員不認真處理下，從未受考驗。無堅不摧、無所不能只是假象，因為沒有挑戰、沒有對手。看看林瑞麟，一記遞補機制諮詢，便即焦頭爛額，原形畢露，有何質素可言？

　　看見曾蔭權跟林瑞麟，這兩位毫無光彩的「領袖」，以香港最高級官員身份主持國慶酒會，是叫港人搖頭嘆息，代表香港的，竟是兩位不受香港人歡迎的人士，他們令香港的天空佈滿烏雲。曾蔭權下年將會成為過去式，但香港人明年還是有機會看見林瑞麟主持國慶酒會，這可不是值得鼓掌的事情，至少我不願意。明年的國慶煙花會否燦爛，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的，是今年煙花特別黯。

讓人失望的《情約一天》

　　聽見身邊很多朋友，都說電影《情約一天》(One Day)非常感人好看。不少看後還直奔書局，買下David Nicholls的原著，再過其小說癮。聽了那麼多吸引的評語，興緻大起，惟有走入戲院， 一解戲癮。

　　自己看電影，不會先看影評，對這齣《情約一天》的情節，之前並不知悉。看了十多分鐘後， 在我腦海閃起的，是十多年前梁家輝和袁詠儀主演的港產片《年年有今日》。梁和袁邂逅在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並發生了關係。梁其實已婚，但每年的那一天，還是跟袁私會，就算袁結婚後，也不例外。兩人的戀情，就是這樣模模糊糊地似斷還縫。直至雙方的婚姻起了變化，對感情的投放再三思考，才得出甚麼才是對戀人和婚姻伴侶的愛，前前後後經歷了30年的光景。

　　因著《年年有今日》的緣故，自己對《情約一天》不是看得很投入，心感這個橋段，是來自一部中年港產片，不算完全創新，只是看電影的人，很多都忽略或忘記了。當然，這個籠統比較也不完全合適，《情約一天》中Emma和 Dexter 兩人的遭遇和情節，跟《年年有今日》的梁和袁，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之處，觸及的社會景象也很不一樣。我也不是說《情約一天》是一無是處，像令人陶醉的英國和法國古舊風味、 寫實的民間生活、Emma在逆境中的奮鬥、Dexter的自私跌宕，其實都算有一定特色。

　　但故事最終的編排，是令人不能理解的。不是每齣愛情電影都需要大團圓結局，《年年有今日》不是大團圓結局，《麥迪遜之橋》也不是大團圓結局，但觸動人心、營造傷感和催淚彈，也需要一種讓觀眾感觸的淒美。直覺上， 《情約一天》想植入一種日韓電影的煽情，但坦白說，有心無力。看《向左愛向右愛》、《生命最後一個月的花嫁》，會看得人很眼酸，但《情約一天》在這層面上，功夫無疑不足，畫面交代過快，至少沒能感動我。演員的輪廓不夠親切感，可能是原因，畢竟日本人和韓國人是黃皮膚的臉孔，對東亞地區的觀眾代入感更強烈。

　　若果觀眾認為Emma和 Dexter 的互動發展，是帶出人們追求靡爛物質生活的精神貧乏，幸福生活其實不需要開蓬跑車，不需要社會名氣，不需要奢華，簡單生活便是一種美，這個訊息也傳遞得不甚清晰。也許是導演太貪心，所有想法都想包涵在電影內，結果是每一個環節都成了不足的地方。看得出佈陣，卻是太過平鋪，沒有神彩。想追求平淡的美，我更欣賞日本電影《花水木》那份詩意。同樣是講述一對戀人縈繞十多年的波瀾，《花水木》的意境和畫像吸引得多。也許近年對日韓電影有偏愛，對西片真的太嚴苛。

　　《情約一天》只算是一齣配上日韓式煽情口味的《年年有今日》，最美的，是歐洲味濃的景色，其他地方缺憾太多，可賞性一般而已。

櫻花，你的名字是......

　　在書局買下渡邊淳一的《櫻花樹下》，來自一份偶然。開懷地欣賞遍地盛放的櫻花樹，不用每年到禮賓府，以汗水灌溉那裡小小的盆栽，令人更心曠神怡，詩意盡起。但櫻花的美艷和姿態，還是遠遠比不上渡邊那股充滿爆炸力的文字。

　　渡邊的情慾經典《失樂園》是一杖轟毀了社會道德底線的炸彈。讀者在毫無遮掩下，飽讀男女的屈澀和肉慾。拿起《櫻花樹下》之時，總不可能以為它是一部童話故事，或是像張敬軒那首含情脈脈、行為端正的情歌。但更沒有想到的，是渡邊可以把花的文學象徵，帶到一個那麼深遠的意境。

　　翻查渡邊的作品，才發覺《櫻花樹下》比《失樂園》原來還要早幾年出版，實有點始料不及。《櫻花樹下》的文學氣息，故事角色間的矛盾，背景天氣和場境的配合，比《失樂園》更立體、更引人入勝、更成熟、而且更不倫，不像一部早期作品。《失樂園》說的，是一對中年已婚男女（久木和凜子），試圖擺脫刻板的婚姻和沉悶的都市規律，追尋肉慾的歡愉。他們傷害了各自的配偶，但到最後，他們還是選擇了離婚，尋求原諒，才延續不倫但著了火的戀愛，坦然一同走上人生最後一段激情之旅，既淒美感人，也極度震撼。

　　在《櫻花樹下》出現的，不單是情況相似的男女主角（游佐和菊乃），還有菊乃的女兒涼子。游佐不照顧臥病在床的妻子而四處鬼混，菊乃不理會分居丈夫無言的期盼，涼子不顧親生母親的感受而跟母親的情人上床，在讀者來看，是更不倫的三角戀情。游佐不單丟下髮妻不顧，還同時貪婪菊乃的風情和涼子的柔嫩，這等賤男，坦白說，亦不配跟《失樂園》中，追求永恆真愛的久木相提並論。

　　《櫻花樹下》的故事怎樣發展下去，不太重要，激情的文字亦應留待讀者，自行感受和想像，才是看渡邊小說的樂趣。小說值得欣賞的，是渡邊借了櫻花的狂艷，來表達一份不能自拔的自毀。渡邊在小說之初段，已經借游佐的說話，帶出了「櫻花樹下埋著屍體」的訊息。櫻花其實不是日本的國花，而是軍人之花，日本國花是代表高貴的菊花。火一樣美艷的櫻花開放時間很短，很快凋謝，她的美代表一種爆發出來的美，美得很短，但很燦爛，日本軍人很愛櫻花這份充滿特質的美。「櫻花樹下埋著屍體」是日本文學家用以表達武力的美只是外表，它埋葬著很多看不見的死亡，是一種對軍國主義的反思和批判。

　　渡邊借用櫻花的潛意思，來形容男女之間性慾的燃燒，很具文學味道。當游佐被菊乃和涼子邀請賞櫻花的時候，悲劇註定會發生，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他們不能自拔，沉醉在櫻花的美，不懂抽離。菊乃和涼子兩母女對游佐的爭逐，是失控，但也反映女性間，經常相互競爭的事實。櫻花樹下埋著屍體，終極的縱慾只會導向死亡，這是渡邊在小說開端時，已點出的主題。櫻花是漂亮，卻教人沉淪和自毀。渡邊本身是一名醫生，但寫小說的能力似乎更出眾。小說的情節，也揉合不少文藝的畫面，晴雪的天氣，山茶的擺設，折櫻的動作，都運用得很巧妙，滲出悠悠的詩意。

　　《櫻花樹下》，讓你看見櫻花的美，櫻花的狂，櫻花的野。她的真確名字是甚麼，由你自行填上。

梁啟超與《王安石傳》

　　梁啟超和王安石，兩個鬱鬱不得志的名字。

　　梁啟超（公元1873-1929）和王安石（公元1021-1086），兩者皆與改革結下解不開的關連。梁啟超一生奉獻在改革，戊戌政變失敗後，他曾先後鼓吹共和政體和君主立憲。立憲失敗後，他支持袁世凱的共和，組織政黨，參與政事。袁後來稱帝，他毫不猶豫地反袁。及後在反溥儀復辟、護國戰爭、五四運動，梁啟超仍不斷在民間發出聲音。雖然在政治成績上，一事無成，梁啟超在紛亂的年代，不斷鑽研學問，比較中西文化，提出以國家為重的建議，這份知識份子的心跡，在今天功利的煙塵下，還是很值得欣賞。

　　王安石比梁啟超幸運，因為背後有一位無條件支持他的宋神宗，令他的改革變法得以出現在北宋的政治舞台。可惜王安石的變法敵不過朝廷的派系爭鬥，宋神宗駕崩後，大部份變法內容被政敵司馬光廢掉，北宋政局打回原狀，其後更有徽欽二宗被俘的恥事。王安石更背負一身罵名，屈瑟於歷史被人誤解的一小角。

　　很多人記起王安石，是他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筆鋒利。中學時期的課文《材論》，那句「錐之在囊，馬之在廄」，還深深在腦中。但他跟司馬光之間因變法而引起的路線鬥爭，由於不獲南宋朱熹的認同，令他漸漸演變成為政敵後人與及朱熹門徒們的戰靶，甚至徽欽二宗的被俘，也是王安石變法引起的禍。朱熹的理學，一直深深影響明清兩代的文人，兩朝士人對王安石的政治評價，自然也不會正面。王安石這口寃屈，一吞就是八百多年。

　　梁啟超當年為王安石平反，長文論著寫下《王安石傳》，清室還未倒台。梁寫作的動機，一來出於知識份子的骨氣，接謙謙儒者蔡上翔的棒，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之上，加上更直率的文字，替王安石爭回合理的歷史評價。二來也是一種「借古喻今」，暗嘆清室對列強侵襲，置於不理，只著意自身集團的利益，無視改革變法（君主立憲）的迫切性。但權貴載灃之流，對書生所噴之口水，自然不會重視。《王安石傳》最終只能成為一本流傳於世的歷史評傳，沒有帶來梁啟超所構想的政治價值。

　　但好書不會被遺忘。解璽璋把梁啟超的《王安石傳》，譯寫為白話文，並加上若干評註，放回書店的書架上，讓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再有機會閱讀梁啟超甚具啟發性的文字。同時，也令人重新認識或更深入理解，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和處世之道，與及變法改革的重要性。繼梁啟超之後， 解璽璋一百年後再來一次借古喻今，而且更是雙重程度的借古喻今：宋和清都倒在不願變革之下。

　　《王安石傳》其實不單是一部替王安石翻案的著作，也是一部指導讀者怎樣去讀歷史的著作。梁啟超秉承《四庫全書提要》的論調，對《宋史》這部信史有很多批評，認為治史者沒有以持平的態度來對待史料，過於表彰古版迂腐的道德為宗旨，把不少似是而非、真實性成疑的材料也放在傳記內，愧對歷史人物。梁啟超在全書，提出了的考異共19 處，借不同種類的原始資料，指出《宋史》在材料的使用和篩選上，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偏坦，根本難以自圓其說。

　　像王安石被史書載下罷相一事，其實是王安石十分清楚進退的時刻，自行多次上書引退，令神宗不用被朝廷內黨爭之事所煩擾，是辭官，不是被罷官。史書又述神宗其後甚為厭惡王安石的態度，其實是神宗堅持執行王安石的變法到駕崩的一刻，對王安石離開京師後的隱居生活，也有照顧，世上有那個皇帝會這樣對待他厭惡之人？而曾跟王安石有意見相左的蘇軾，及後在自己的文章已明言認同王安石的見解，並跟罷官後的王安石有過從，但仍有後人以蘇軾之名偽書批評王安石，這些都為梁啟超所不齒。時至今日，到海南島海口時，還聽到流傳於當地蘇軾被王安石謫官的故事，可見傳說的威力，不會因時間的過去而減滅。查實蘇軾被貶官至海南島時，王安石已歸隱多年並辭世，又怎可能謫了蘇軾的官，真正謫了蘇軾官者是章惇。這等誣陷，到知識廣泛傳播的今天，還未停止，是非常可悲的現象。

　　其實，梁啟超這種反覆思考歷史書可信性的態度，正是今天不少讀歷史的人，所缺乏的學養。歷史的編寫，是讓你去相信一些被設定的「史實」，只讀而不思考，稱不上是知識份子。孟子所言的「盡信書不如無書」，正是這個道理。王安石的變法在《宋史》被人刻意看扁，但若從今天的經濟學來衡量變法的意義，更可以肯定王安石的經濟學眼光，是何等的遠大，更勝不少現代西方的經濟專家。王安石認為朝廷應該採用恰當方式，爭取收入，解決財赤，同時提升和釋放民間的生產力，創造更多財富。政敵司馬光的見解，則是天下的財富和資源是有限的，朝庭出手參與市場運作，是歛財，等同與民爭利，不可為。孰對孰錯，今天應不難分辨。其實，司馬光也不是全錯的，只是與民爭利中的「民」，應解作地主富商，不是低下的農民。

　　當年王安石建議的青苗法與及市易法，皆是由朝廷出手幫助受富商欺凌的農民，是充滿社會主義味道的手段。青苗法表面是朝廷借款予農民賺息聚財，實際上是大幅降低了農民需向富商支付的利息，幫助民生；市易法的做法是朝廷干預商品市場活動，平衡物價，但實際上是阻止商人囤積居奇，從而保障農民利益。王安石這些改革變法皆是以民出發，只是同時也影響了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其他為官者和富商）的利益，被人痛罵，正常不過。但保守派罵人罵到人身攻擊，罵到誣陷王安石兒子王雱也是卑鄙小人，就過了火位，有失君子之風度。讀梁啟超的文筆，逐點反駁當年呂誨參王安石的十大罪項，更可以聯想到宋神宗每天看著這等無聊的奏折，是何等慘事。

　　除經濟外，王安石的軍事安排、兵制、教育等，其實都有內容和措施，不是空談。像教育，王安石提倡朝廷應辦學校來培訓人才，不單純依賴士紳自學應試當官，這些在今天來看，不過爾爾，但王安石在幾百年前已能構思出來，絕不簡單。這等政治家，更不跟政敵爭風頭，鋪下人事大局後，自行辭官而去，不計較宰相的名份，是何等高尚的胸襟，更顯得那群事無大小，例必為政見不同而吵鬧一番的朝廷對手，無地自容。

　　《王安石傳》內讓人感受到，口舌之爭的政爭，沒有為民帶來生活提升的可能。一位政治家真正要幹的，是落實需要改革變法的內容。梁啟超的文字，除帶出王安石燦爛和跌宕的遭遇外，還相當有深度地，評價宋神宗、司馬光、歐陽修、蘇軾、蔡京等人，替《宋史》解毒。今天的當政者和政客，若能有緣讀上，是民眾之福也。

拉三的激情

　　上週六，一位朋友邀請我到一場拉赫曼尼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普稱「拉三」）的音樂會。我是拉赫曼尼諾夫的樂迷，拉三更是當中的經典，這實在是一個很教人期待的邀約。

　　以曲論曲，自己個人偏愛拉二多一點，那份美和純，令人完全沉醉。拉三的著名，在於它強烈的節奏感和戲劇化的感覺，三個樂章彷彿串連出一個小故事。電影《閃亮的風采》（英文名稱Shine）令拉三獲得更多觀眾認識，一個講述鋼琴家David Helfgott，夢想表演拉三的故事，或許具爭議性，但卻加深了人們對拉三的認識。

　　拉三是有名的「大手掌」樂譜，不適合手掌細小的人演奏， 鋼琴演奏者也需要征服樂章內， 極高難度的琴鍵編排，一般男鋼琴家演奏較多，他們按琴鍵時也比較有力。拉三其實給人一種很陽剛的氣息，一段熟悉的小樂章，在整曲以不同變化反覆出現，引領出聽者不同的情緒，有憂鬱，有激昂，有文靜，有振奮，走遍人生不同階段，樂章最終在情緒的最高點結束，讓人充滿盡興的回味。

　　那晚的鋼琴演奏者，是來自馬其頓的Simon Trpečski。恰巧那一晚，我坐在一個之前從未試過的坐位，前排第二行右側。鋼琴家Trpečski的容貌，可看得一清二楚，但手指出神入化的表現，卻因角度關係，無緣欣賞得到。現場感受拉三的震撼，不是第一次，但當晚Trpečski所帶出的激情，卻是之前的錄音和經驗，從未感受過。Trpečski的按鍵力量雄渾，一滴滴的汗珠，從額頭向下巴留著，禮服的領子，全是激情剩下的汗水，近距離觀眾所能感覺的，是音樂家其實是一名運動員，心力與體力缺一不可。當年蕭邦便因身體羸弱，按琴鍵力量不足，不適合場地太大的音樂廳，十分可惜。Trpečski為全場觀眾，帶來一場精彩的拉三表演。

　　激情過後，返回現實，也許有很大的疏離和陌生。但作為一個樂迷，能有激情悅耳的樂章陪伴，已是值得懷念的享受。離場之時，順道買下Trpečski拉二和拉三的錄音 CD ，伴奏的是皇家利物浦交響樂團。也希望Trpečski的拉二，帶給我另一層次的享受。

離場之時，順道買下Trpečski（右面那位）拉二和拉三的錄音 CD 。

范太的告白

　　翻看一下自己寫過的網誌文章，《我撐梁振英》剛好寫在九個月之前。當時梁振英的民望不足，遠遠落後於唐英年，今天兩者已差距不大。而從跡象看，兩位皆無退意，更精彩的特首選舉戰博弈，看來快將正面激烈展開。

　　在《我撐梁振英》內，我支持的，其實是反官商勾結，反對僵化的官僚，反對向商界一邊倒，梁振英是一份象徵。幾個月後的今天，唐英年的支持者逐漸曝光後，梁振英的民望反而持續上升，就足以清楚說明，坊間究竟有多重視和認同這批挺唐者。不點名批評人家抽水的曾蔭權，退而不下的技癢者田北俊，事事帶著領袖口脗的陳永祺，一面倒給予讚揚的眾個商會，明顯皆不是唐英年能夠依靠的賣點，相反更是一道道蜘蛛女之吻。其實，認真留意一下眾個商會，對林瑞麟的遞補機制方案，都能全面支持，便可以清楚理解商會人士的腦袋頻度，究竟停在那個位置。商會人士的觀點和選擇，經常與民意明顯相違，這點連我也看得到，只有唐英年選擇視而不見。

　　梁振英能夠爭取到坊間的支持，說到底不外乎是一個「變」字。曾蔭權配唐英年的政績，實如水晶般清徹見底，騙不了誰。唐英年還希望倚賴龜兔賽跑的差異，以為有老本可吃，把特首名字的三個中文字換一下，其他蕭規曹隨，便能大功告成，是完全不理解民間求變的聲音。加上唐英年接連口不慎言，缺乏領袖的風範，皆可謂令巿民望而生怕。

　　民望一日一日下滑，論到范太出來幫手喊陣，不是出奇的事，這亦可能是唐英年最後一張皇牌。但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范太的聲望和支持，不是銀行的戶口結餘，可以輕易過戶。范太的支持，不少來自婦女們對她那份堅毅的欣賞，這些沒有過戶予唐英年的空間。如果范太的喊陣，也對唐英年的支持度沒有明顯幫助，恐怕唐英年手上沒有甚麼更好的牌子可出了。若果他日真的有機會看到他跟梁振英同場辯論，戰況估計會與曾蔭權大戰余若薇十分相似。

　　而我對范太的出手喊陣，有點失望。不是她不可持有甚麼政治立場，而是她的言論，根本配不上「詞能達意」，而且充滿朋黨的味道。既然提出領袖應該「帶領港人創新階段」、「需接受批評反思」、「詞能達意」、「多餘說話應少講」，結論卻是支持唐英年，真的令人摸不著頭腦。政治乃眾人之事，公眾利益為重，不以私交為前提。范太提出的條件，似乎更像支持梁振英才對。以這些為客觀條件，竟可得出支持唐英年的結論，不禁令人質疑香港的政治人物，議政能力究竟有多強，判斷能力究竟有多客觀。即如范太，為支持政治盟友，也交出這樣的見解，委實可悲。而從另一角度看，挺唐者也因近日民調的變化，有點亂了陣腳，心思也不夠細密，詞窮兼理屈。

　　作為市民，我希望見到的，其實是真正路線和方向的辯論，而不是朋黨式的擁護。香港已經沒有磋跎歲月的空間。

范太提出當特首的客觀條件，看不出唐英年有對號入座的本錢。（相片來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