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王安石傳》

　　梁啟超和王安石，兩個鬱鬱不得志的名字。

　　梁啟超（公元1873-1929）和王安石（公元1021-1086），兩者皆與改革結下解不開的關連。梁啟超一生奉獻在改革，戊戌政變失敗後，他曾先後鼓吹共和政體和君主立憲。立憲失敗後，他支持袁世凱的共和，組織政黨，參與政事。袁後來稱帝，他毫不猶豫地反袁。及後在反溥儀復辟、護國戰爭、五四運動，梁啟超仍不斷在民間發出聲音。雖然在政治成績上，一事無成，梁啟超在紛亂的年代，不斷鑽研學問，比較中西文化，提出以國家為重的建議，這份知識份子的心跡，在今天功利的煙塵下，還是很值得欣賞。

　　王安石比梁啟超幸運，因為背後有一位無條件支持他的宋神宗，令他的改革變法得以出現在北宋的政治舞台。可惜王安石的變法敵不過朝廷的派系爭鬥，宋神宗駕崩後，大部份變法內容被政敵司馬光廢掉，北宋政局打回原狀，其後更有徽欽二宗被俘的恥事。王安石更背負一身罵名，屈瑟於歷史被人誤解的一小角。

　　很多人記起王安石，是他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筆鋒利。中學時期的課文《材論》，那句「錐之在囊，馬之在廄」，還深深在腦中。但他跟司馬光之間因變法而引起的路線鬥爭，由於不獲南宋朱熹的認同，令他漸漸演變成為政敵後人與及朱熹門徒們的戰靶，甚至徽欽二宗的被俘，也是王安石變法引起的禍。朱熹的理學，一直深深影響明清兩代的文人，兩朝士人對王安石的政治評價，自然也不會正面。王安石這口寃屈，一吞就是八百多年。

　　梁啟超當年為王安石平反，長文論著寫下《王安石傳》，清室還未倒台。梁寫作的動機，一來出於知識份子的骨氣，接謙謙儒者蔡上翔的棒，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之上，加上更直率的文字，替王安石爭回合理的歷史評價。二來也是一種「借古喻今」，暗嘆清室對列強侵襲，置於不理，只著意自身集團的利益，無視改革變法（君主立憲）的迫切性。但權貴載灃之流，對書生所噴之口水，自然不會重視。《王安石傳》最終只能成為一本流傳於世的歷史評傳，沒有帶來梁啟超所構想的政治價值。

　　但好書不會被遺忘。解璽璋把梁啟超的《王安石傳》，譯寫為白話文，並加上若干評註，放回書店的書架上，讓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再有機會閱讀梁啟超甚具啟發性的文字。同時，也令人重新認識或更深入理解，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和處世之道，與及變法改革的重要性。繼梁啟超之後， 解璽璋一百年後再來一次借古喻今，而且更是雙重程度的借古喻今：宋和清都倒在不願變革之下。

　　《王安石傳》其實不單是一部替王安石翻案的著作，也是一部指導讀者怎樣去讀歷史的著作。梁啟超秉承《四庫全書提要》的論調，對《宋史》這部信史有很多批評，認為治史者沒有以持平的態度來對待史料，過於表彰古版迂腐的道德為宗旨，把不少似是而非、真實性成疑的材料也放在傳記內，愧對歷史人物。梁啟超在全書，提出了的考異共19 處，借不同種類的原始資料，指出《宋史》在材料的使用和篩選上，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偏坦，根本難以自圓其說。

　　像王安石被史書載下罷相一事，其實是王安石十分清楚進退的時刻，自行多次上書引退，令神宗不用被朝廷內黨爭之事所煩擾，是辭官，不是被罷官。史書又述神宗其後甚為厭惡王安石的態度，其實是神宗堅持執行王安石的變法到駕崩的一刻，對王安石離開京師後的隱居生活，也有照顧，世上有那個皇帝會這樣對待他厭惡之人？而曾跟王安石有意見相左的蘇軾，及後在自己的文章已明言認同王安石的見解，並跟罷官後的王安石有過從，但仍有後人以蘇軾之名偽書批評王安石，這些都為梁啟超所不齒。時至今日，到海南島海口時，還聽到流傳於當地蘇軾被王安石謫官的故事，可見傳說的威力，不會因時間的過去而減滅。查實蘇軾被貶官至海南島時，王安石已歸隱多年並辭世，又怎可能謫了蘇軾的官，真正謫了蘇軾官者是章惇。這等誣陷，到知識廣泛傳播的今天，還未停止，是非常可悲的現象。

　　其實，梁啟超這種反覆思考歷史書可信性的態度，正是今天不少讀歷史的人，所缺乏的學養。歷史的編寫，是讓你去相信一些被設定的「史實」，只讀而不思考，稱不上是知識份子。孟子所言的「盡信書不如無書」，正是這個道理。王安石的變法在《宋史》被人刻意看扁，但若從今天的經濟學來衡量變法的意義，更可以肯定王安石的經濟學眼光，是何等的遠大，更勝不少現代西方的經濟專家。王安石認為朝廷應該採用恰當方式，爭取收入，解決財赤，同時提升和釋放民間的生產力，創造更多財富。政敵司馬光的見解，則是天下的財富和資源是有限的，朝庭出手參與市場運作，是歛財，等同與民爭利，不可為。孰對孰錯，今天應不難分辨。其實，司馬光也不是全錯的，只是與民爭利中的「民」，應解作地主富商，不是低下的農民。

　　當年王安石建議的青苗法與及市易法，皆是由朝廷出手幫助受富商欺凌的農民，是充滿社會主義味道的手段。青苗法表面是朝廷借款予農民賺息聚財，實際上是大幅降低了農民需向富商支付的利息，幫助民生；市易法的做法是朝廷干預商品市場活動，平衡物價，但實際上是阻止商人囤積居奇，從而保障農民利益。王安石這些改革變法皆是以民出發，只是同時也影響了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其他為官者和富商）的利益，被人痛罵，正常不過。但保守派罵人罵到人身攻擊，罵到誣陷王安石兒子王雱也是卑鄙小人，就過了火位，有失君子之風度。讀梁啟超的文筆，逐點反駁當年呂誨參王安石的十大罪項，更可以聯想到宋神宗每天看著這等無聊的奏折，是何等慘事。

　　除經濟外，王安石的軍事安排、兵制、教育等，其實都有內容和措施，不是空談。像教育，王安石提倡朝廷應辦學校來培訓人才，不單純依賴士紳自學應試當官，這些在今天來看，不過爾爾，但王安石在幾百年前已能構思出來，絕不簡單。這等政治家，更不跟政敵爭風頭，鋪下人事大局後，自行辭官而去，不計較宰相的名份，是何等高尚的胸襟，更顯得那群事無大小，例必為政見不同而吵鬧一番的朝廷對手，無地自容。

　　《王安石傳》內讓人感受到，口舌之爭的政爭，沒有為民帶來生活提升的可能。一位政治家真正要幹的，是落實需要改革變法的內容。梁啟超的文字，除帶出王安石燦爛和跌宕的遭遇外，還相當有深度地，評價宋神宗、司馬光、歐陽修、蘇軾、蔡京等人，替《宋史》解毒。今天的當政者和政客，若能有緣讀上，是民眾之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