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過年時

　　不知不覺，距離過農曆新年，只有幾天。

　　以往過年，是大事情。節前的店鋪裝飾，很有氣氛。生活縱使艱辛，總會買套新衣服過年。不到街市置貨，很大機會餓壞肚子。食店酒樓大多關門數天，初四、五、六，甚至初九才啟市，彼彼皆是。開門營業者，加二、加三已成慣例。彌敦道的初一、初二更是不少小販發新年財的日子，餐蛋麵、蛋牛治、奶茶，貴得要命，但仍覺得被人賺，是理所當然。過節時真正全城休息，歡渡新歲。

　　近十多年，春節已跟復活節、中秋節沒兩樣。懶惰的人，漢堡飽、焗豬扒飯，永遠在你附近，餓你不死。衣履鞋襪，賤物鬥窮人，千篇一律的款式，令人失去添置的興趣。唯一能分辨過年的，是被消費主義濃罩的花市。

　　這不單是我的主觀，而且是傳媒和記者們的取態。花市開始營業後，焦點總是生意怎樣，甚麼貨品應市，潮流向那個方向走等等。忙碌的維園，送走了工展會沒多久，又再迎來花市，實在有透不過氣的感覺，也令平日在硬地足球場踢波的人士，需要另覓去處。

　　花市不再以濕貨為主導，也是近年的趨勢。逛市的人多逼在乾貨的巷段，看看那些應節的物品，慰問一下戒不掉的消費意欲。攤檔參與者，也越來越多元化，由商販、以至社會企業、政黨、速銷團體，都有份兒。而今年逛花市時，發覺學生參與設計構思與營運的攤檔，有上升趨勢，而當中中學參與尤為踴躍。一張張年輕的臉孔，為他們充滿夢想的幾天而奮鬥，為他們所仰慕的營商賺錢之路而實習，看得令人有點不舒服。年青人尚在求學之期，已經被這種商業氣氛和消費主義所主導，是不恰當的，也令年青人嚴重向經商學傾斜，而忽略學問的本質。

　　我不認為此刻的中學生去認清 Demand 和 Supply ，比鑽研微積分重要。甚至乎，男女間學習交往，嘗試拍拖約會，也比把自己幾天困在巿場內，來個跟顧客肉搏戰，有意義得多。社會之風，鼓勵商業早熟，卻是走上了歪路。當你看到中學生的標語是「有錢兔，有前途」，你有何感想？人家的創意遊戲 Angry Birds 橫掃市場，香港人跟風賣汽球、軟墊賺一筆，這些抽水行徑是值得複製的商業模式嗎？

　　當找噱頭、隨波逐流成了年青人的主流意識型態，在攤檔交點租、出賣勞力視為感受社會的時候，下一代不是繼續替地產商為奴，又有何出路？

　　新年，還是一個值得90後再探索人生價值的日子。

年青人把自己困在巿場內，跟顧客肉搏戰，有甚麼意義？

 Angry Birds 在遊戲界一炮而紅，花市是抽水之地。

在兔年賣精緻的小虎，真有偏行虎山行的氣魄。

施公奇案 2011 之賣牙膏

　　上週在香港上演了一齣精彩的劇目：《施公奇案 2011 之賣牙膏》。

　　搶盡報章頭版的豪宅貨倉 The Icon ，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向來健談的中原地產老總施永青，以每日給你多一些的擠牙膏方式，把發展商與買家的買賣協議透露出來，試圖為地產代理的責任開脫。令人驚訝的地方，是發展商試圖以合格的圖則來完成單位及取得入伙紙後，才替買家改裝不合符消防條例的開放式廚房和售樓推介內的一房圖則。施公更直指買家是知悉這種過界安排。發展商亦已宣佈解決方案，有單位回購或現金賠償，供買家選擇。

　　老實說，我對發展商採用甚麼解決方案，不感興趣，這是私人合約糾紛，也只是陳淑莊的表演舞台而已。買家花下巨款買下單位，理應對自己行為負責。撇除施公那番買家知悉一切過界安排的講法，樓花單位出事，手工差劣，年年皆有發生，思前想後下還是落搭，不理風險，實在沒有甚麼好埋怨的地方。加上發展商榮豐國際，是一家怎樣水平的發展商，認真考究的買家不難找到資料。榮豐儘管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多年來只在香港參與居屋興建計劃和一些小型的單位發展。母公司是新加坡上市公司，由家族控制，十年來沒有派息給股東，沒有為股東帶來股份增值，甚至以重整方式把香港最值錢的馬己仙峽道兩幢物業，派發回母公司，然後向小股東派發幾千公里外的新加坡母公司公仔紙來代替，實在是一連串不光明磊落的行為。買家在這些背景下，仍然願意跟發展商做交易，而自己不認真做功課，實在是無話可說。

　　香港人應該感興趣的，是為甚麼這事會發生，而不是事件可以怎樣解決，那只是私人個體的荷包問題。從施公的牙膏，我們知道操作偷天換日、欺詐政府的手段，不是行內高人不可能想出來和做得到。箇中的漏洞，是對地產行業相當熟悉的人士，才懂操盤。開放式廚房受歡迎，但不合法，作為專業的地產代理，不可能不知道。施公說到，發展商給他們甚麼，他們便賣甚麼，是完全不負責任的講法。如果施公的講法成立，的士高賣丸仔不是問題，藥房賣假藥不是問題，商場賣冒牌貨也不是問題。

　　施公是我們尊貴政府的策發會成員，說出這些說話，是甚為出奇，更令人覺得大部份在策發會的商人，都是又食又拎之徒。策發會委員公然置政府條例於不顧，可以反映出策發會這類口水會，只有製造職銜，創造假太空等無謂成果。

　　而從更實際的行業角度來看這件事，是地產代理這行業在香港二手市場，普遍是雙重代理方式下營業，收雙邊佣金。久而久之，買家和賣家普遍不會有自己的各自代理。處理一手物業時，代理只是代表發展商。發展商是長久的客戶，傾斜度十分明顯。買家在沒有自己代理的情況下，一些踩界甚至違規的行為，也沒有人提供意見，甚為吃虧。這次 The Icon 事件，如果買家有自己的地產代理提供獨立意見的話，便不應出現那麼多問題。

　　若以榮豐願意以溢價回購單位，買家不見得出現甚麼明顯損失。昨日跟高人談及此事時，獲悉這盤嚇倒了一班炒家，事關改則成事的話，他日倘要沽貨，接貨者一個不喜歡，以圖則為由踢契，應該會十踢十中。不改則換上開放式廚房的話，實在是「豆腐潤」得很，也不易炒起。兩害取其輕，不致出血離場，已是上上簽。事件得以解決，不應是難事。

　　但施公留下的牙膏，會否有人跟進，卻是另一回事。光天白日，有策發會委員不避嫌疑地，幫助發展商一同犯法，政府還是不跟進和不調查的話，曾蔭權和林鄭月娥，你們還好意思收人工嗎？

如果 The Icon 買家有自己的地產代理提供獨立意見的話，便不應出現那麼多問題。

當醫生變成上帝

　　名人生仔，絕對不是個人的事情。

　　李兆基的長子李家成帶了三個非婚生的男嬰跟傳媒見面，上年已成為焦點。那個疑似代母產子的故事，既涉及法律問題，亦帶來倫理問題。熱烘烘的故事，冷了下來後，談論的人，已經不多了。今週，已為人母的陳慧琳，向外公佈以人工受孕方式懷了龍鳳胎，不禁令人懷疑，子女現在是否已經是一種產品，任由成年人去選購，只要你有錢便可成事。

　　曾幾何時，子女是一種恩賜，孕育一下代的能力不是由貧富指數所指導。任你多富有，不能生育就是不能生育；不能生男孩，就是不能生男孩；窮人富人平平等等。今日，醫學發展迅速，不育可以治療，體外受孕可以排除更複雜的問題，代母更可解決不找女伴結婚也可生養下一代的難題。現在陳慧琳更以非自然方式解決子女性別問題、數量問題，這是有點過了火位，越去越盡，說明有錢便能滿足自己慾望的例證。

　　陳慧琳本身已是一子之母，不是有任何生育缺憾。今次操作，個人直覺是減省肚皮的負荷，避免無謂的佔用時間，從而增加工作的機會，而又同時可以選擇懷胎的性別。但這等非自然、充滿私心的安排，反映著都市人的事事計算，沒有尊重新生命的神聖，而只是以純科學角度看，當作是兩份蛋白質的混合體。這種趨勢，在富有人士的階層，越燒燒猛。陳慧琳肯自我承認，固然可以公開談論。一些疑似個案，在當時人沒有確認下，只能讓他們輕輕溜過。

　　當社會已經這樣不平衡，連以往不能勉強的生仔生女事情，也變得商品化，由金錢來量化，是否是人類的福氣？當孩子來臨於世後，發覺自己只是醫生們的製品，而不是父母愛的結合下的結晶，那又代表甚麼？李家成和陳慧琳的個案，留下一堆堆值得香港人思考的問題，子女應該是以這種方式培育出來嗎？

　　當醫生快變成上帝的時候，民間的討論，已沒有再拖下去的空間了。

陳慧琳在2006年出過大碟《 Happy Girl 》，不知她將來的女兒會否也是一個 Happy Girl ？

曾德成欠運動員一份人情

　　香港申辦2023年亞運會的工程，在立法會財委會否決下，曲終人散。

　　這是一個市民普遍希望見到的結果，為十數天的燦爛，而付出不菲的代價，怎樣說，也是不化算的安排。廣州亞運，民間叫苦連天，塵垢飛揚、交通混亂等，都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社會成本。自己早在去年9月時，已寫下過一篇《為誰而辦的亞運會》，內裡的看法，還是今天的觀點。我支持香港運動員，支持給予他們應有的生活尊嚴，而不是頤和園式的炫耀。有經費可以花的話，應該投放在運動員身上，而不是官僚和不合符需要的大白象設施。

　　說起來，真有點巧，報章報導政府宣佈考慮申辦亞運的那一天，《明報》同日報導了乒乓球手李靜的辛酸史，收入已算是很不錯的他想買下一間小房子也不容易；財委會表決的一天，恰巧又是陳學殷案件的宣判，難免讓人多了一些可能略為離題的互動思考。個人對陳學殷的遭遇深表同情，曾為香港名譽付出青春和血汗，退役後得到的待遇和支援，實在是少得驚人，這樣的香港式自力更生，何以吸引有潛質之運動員賣命？不如早點在酒樓學做點心師傅，比當運動員來得實際。但錯既難返，只望陳學殷接受完所判的懲罰後，能重新開展人生的另一頁。

　　撇開那宗疑似選擇性發佈民調結果事件，曾德成若仍有一點知識份子的良知，想做一個盡責局長的話，經歷今趟申辦亞運的滑鐵盧後， 好應該就著陳學殷案件所帶出的訊息，積極地提出一些鼓勵運動員的薪俸安排，與及退役後安排繼續學習深造的機會，讓他們可以把自己的青春和激情，全情投放在運動上面。只有通過這些安排，才能令香港有競爭力的運動項目，得以長期組織起有實力的隊伍，爭取好成績。打仗術語有云，三軍未動，糧餉先行，運動場實則與戰場無異。運動員也是人，運動或許是他們的興趣，但他們也應該擁有跟社會生活需要掛鈎的待遇。一所公屋，一份退役後跟運動相關的工作，不是奢侈的要求。在薪酬豐厚得令人吃驚的體育官僚下，調配一些工作來支援退役運動員，不是火箭工程般複雜，需要的只是官僚架構下的一些靈活性。殖民地時代沒有這種安排，不代表現在不應有這種安排。曾德成能夠為香港運動員的退役生活做些事情，比攪一個亞運會更有意義，兼有更大的機會名留青史。

　　爭取申辦時，黃金寶盡力幫政府拉票，若果這些為運動員福祉的事情，曾德成都不願意去做的話，他實在有負黃金寶的情義。但運動員長期受政府遺忘，現曲已終，且人已散，曾德成可會有償還人情的決心，真的要看局長本人的品性了。

　　但說到底，有誰會對這個政府有信心？坦白說，至少我沒有，香港運動員還是需要繼續為自己自求多福。

政府應否申辦2023亞運？ Facebook 現已變成 History book 了。

今天的中環價值

　　從開始到現在，中環價值，都是一個抽象的名詞。

　　中環價值真正代表甚麼，不容易掌握。從政的人，把它炒作成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徵，普通法的法治精神。金融界人士標榜的中環價值，是努力不懈，力爭向上，不屈不撓地為企業創造財富。有社會觸覺的，會把它說成貧富懸殊的指標，戲院里的擦鞋匠、石板街的老縫衣師傅、利源東西街的攤販，映照著置地廣場、交易廣場、國金中心的雄風，讓人對堅尼系數怎樣詮釋，有合適的理解。時間久了，中環價值已逐漸變質成依靠法律走隙縫的踩界企業精神、急功近利不擇手段的心術、對金融業以外的漠不關心。

　　午間繁忙的中環街道，步過的是一張張平凡的都市臉孔。他們在人文精神貧乏的空間打拚，所為的，是發俸日銀行月結單上的一行數字。沒有太多人關心身邊的事物，那是你管不了的事情。儘管電車軌的兩旁，掛滿「騙子」、「老千」、「還錢」等辱罵性字句，擴音機播放著儼如躁音的 MP3 叫喊，地面上鋪上一幅幅淚的申索，行人仍舊只有低頭的無奈。

　　誰是誰非，總應有個合理的了斷。持續的阻街，不停的躁音，有誹謗成份的挑釁，迎來的是警方的默許，銀行的龜縮，政府官員的時運高態度。這就是今天的中環價值。雷曼事件發生至今，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期間亦出現其他多宗ELN、 Accumulator 的爆煲事件，很多當事人已屬炒埋一碟，再分不清。是系統性失誤、抑或是個別的銷售誤導、還是混水摸魚的投訴，總是要解決和釐清，而不是死拖，為保安護衛製造就業機會，然後期待三五七年後，因眾投訴人的百年而得以甩身。這種處理方法，是侮辱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名字。一張張字體大大對銀行充滿侮辱性的橫額，每天中午都掛在中環街頭，還好意思高舉中環價值，是非常讓人取笑的行為。

　　這宗紛擾，其實早已逐漸燒往政府身上。上月底，《信報》王岸然一篇題為《韋奕禮請辭揭監管危機》的文章，已說出不少端倪。王的論點，是政府處理雷曼事件的方法，靠的是官僚系統的操作，而不是法理依據。韋奕禮的證監會，成功向三家受證監會監管的機構施壓，提供百分百賠償，那邊的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卻放生了金管局監管的銀行，接受了一個對銀行沒有明顯實質損失的墊支「賠償」方案，明顯不是一視同仁的處理方法。銀行的盈利保障了，但受害人的荷包卻損害了。

　　任志剛從當日至離任的一刻，甚至乎在立法會的調查委員會聆訊，亦從來不願披露，金管局對眾銀行實地視察時的狀況和涉嫌違規數據，從那一個角度看，都是一種包庇。今天在證監會所屬大廈的遮打道欄杆，維園「城市論壇」的觀眾手持標語，都強烈要求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7條檢控銀行從業員。證監會至今未有積極行動，韋奕禮在這候寧願提早請辭，所示何事，大家不難猜量。香港想標榜甚麼中環價值，還有資格嗎？

　　當曾蔭權的妹妹曾璟璇，上週甚為低調地當上香港渣打董事局主席，真的有千絲萬縷，繞作一團的感覺。證監會不出手對付銀行，是不能也，還是不為也，更令人有不同程度的猜想。不想重重複複說上官商勾結，但中環價值的變質，比共產黨的官僚腐敗，實在來得更可怕。後者耳熟能詳，說出來如數家珍。前者卻是糖衣毒藥，讓人在虛擬的興奮下，一步步走向醜陋難看的死亡。

　　今天之後，我不會再把「中環價值」這四個字掛在口中，因為它已不值一提。

甚麼是真正的中環價值，恐怕香港人不易看得清。

《挪威的森林》：還是小說好看

　　看罷電影《挪威的森林》，反射感覺是非常失望。

　　失望，跟期望，是對應的。沒有期望，便沒有失望。如果觀眾只是欣賞電影的攝影、美指、道具、男主角松山研一的演出，陳英雄沒有令你太多的失望。不過，電影沒有把村上春樹這部最觸動人心靈作品的神髓，通過畫面，釋放到觀眾的感官細胞。陳英雄做了一個失敗的嘗試。

　　電影最不能失敗的地方，是選角和劇本。不幸地，陳英雄兩者全中。對於喜愛小說《挪威的森林》的讀者，直子在外表上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的美，不是明艷奪目那種， 但頭髮、胚子、身體，都會散發著令人吸引的氣息。陳英雄用上菊地凜子來演直子，年齡上已有一段差距，要菊地凜子演出一個十九、二十歲的女孩子，有一定的難度。兼且，菊地凜子的氣質不像直子，儘管她很努力，但看過小說的觀眾，總有著很大迷惑，直子是這個樣子嗎？陳英雄不可能未看過小說，他的文藝感覺也不應是鈍的，很不明白他為何選菊地凜子演這個角色，是她在《巴別塔》有不錯的評價，所以有助賣埠？讀者和觀眾不可能知道原因，只有一串串的不明白。演小林綠的水原希子，外形和質感上跟原著相似，但演出來的氣氛不怎麼令人有好感。小林綠是爽朗、主動、但內心憂鬱的女孩子，水原希子卻把一份媚的感覺，加了上去，不大合適。

　　劇本的編排，更是令人加多一重的失望。適量的改篇，可以理解，但徹底的改變，卻有點不是味兒。在小說中，直子雖然後期住在療養院，但很安詳平靜，沒有暴躁的表現。但陳英雄手中的直子，卻有一種很病的感覺，化妝、眼神都朝著這個方向塑造，令人很不舒服。而《挪威的森林》整個故事的建構，是渡邊君以第一人身看世界和愛情。小說內的對白和個人感受大約各佔一半，電影劇本在取捨時，應考慮怎樣以畫面和聲音才能帶出故事。像村上春樹的小說，多點採用王家衛式的角色自我讀白及解說，是必要的，因為小說內角色對白份量本來就不是很多。陳英雄嘗試把村上春樹在小說內的第一人身感受，以畫面和眼神帶出來，是很難處理的。缺乏自我讀白及解說，令電影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大打折扣。老實說，若果不是看過小說後看電影，很大機會有迷失太空的感覺。電影完場後，我已經聽到後排的觀眾發出了疑問：「不知道小說是不是這樣寫的呢？」我想即場回答，但沒有。現在我寫下來：「不是。小說豐富很多。」

　　電影失掉了不少小說內重要的情節，令觀眾沒法感受村上春樹原著的氣氛。渡邊跟直子在初夜前的詳談、直子姊姊的自殺、石田玲子被女同性戀者的性侵犯、渡邊紮著繃帶跟初美打桌球、石田玲子穿著直子的衣服找渡邊做愛，都是故事重要的小節，電影不去交待，難免令人覺得支離破碎。若果電影要作出改篇刪改的話，也應該從小說的原意出發。整部《挪威的森林》的起點是木月，木月是渡邊唯一的朋友，直子是木月唯一的愛人，永澤是木月的投射影像，陳英雄其實應該多投放心思，把木月更立體地帶出。渡邊的人生困惑，來自自殺的木月，小說很多細節都是圍繞木月作側面描寫。木月17歲時自殺的選擇，是他不想以成年人身份繼續人生。直子擺脫不了木月，作為摯友的渡邊同樣也一直擺脫不了木月。

　　若要大刀闊斧，放棄部份角色，情可丟下小林綠和石田玲子，她們的部份可以不出現在緊湊的電影當中。渡邊跟木月和直子的一對，與及永澤和初美的一對，才是《挪威的森林》的主線角色，永澤和初美，是木月和直子的倒影。渡邊的虛無和放蕩，一半來自木月，一半來自永澤。渡邊的人生，是反映一段段現代人的懦弱，無助地在保守的木月和爛漫的永澤，兩人的影子下，找平衡，找出路。渡邊深愛直子，是木月的部份，跟不同女子上床，是永澤的部份。在迷霧中遇到小林綠後，先擺脫永澤，再擺脫木月，走下更具清晰度的人生路，是每個人積極的動力。村上春樹的小說是有頹廢的味道，但骨子裡還是一種對讀者潛在的鼓勵。很可惜，陳英雄完全拍不出這份味道。

　　也許，自己對這齣電影真的有太大的期望。但想深一層，一部面世二十多年的經典小說，還未有人拍成電影，箇中必定有其原因。村上春樹小說的質感，不易由畫面帶出來，由陳英雄做了一個不幸的見証。小說跟電影真的是兩回事，不是每一部激情的小說都可以拍成好的電影。同樣是談情說性的小說，早《挪威的森林》幾年出版的《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拍成電影《布拉格之戀》便有很好的口碑和魅力。這兩部小說是自己的心愛，沒想到拍成電影，可以有這樣大的差別。《布拉格之戀》是情慾片的經典， 《挪威的森林》卻是失敗的嘗試。

　　文字的價值和能力，是創造不能營造的影像。特別在人群追逐和依賴YouTube的年代，觀眾應懂得接受， 文字的文藝質感，是怎樣也不能被替代。

　　至少，看《挪威的森林》，還是小說好。

電影《挪威的森林》不能把小說的神髓，帶給觀眾。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我眼中的孫中山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日子，海峽兩岸皆已準備不少紀念活動。結束專政的皇權制度，無疑對中華民族有一個重要意義，但民間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和重點，往往投射在孫中山的身上。去年 12 月16日，卡夫卡君在《信報》副刊寫了一篇《論風流講革命　挑戰國父無上權威》的文章，內裡帶出了這位甚具爭議的革命先行者，被人讚揚和批判的兩面。而卡夫卡君在結尾似乎傾向孫氏的正面部份，文中引述音樂劇作家蔡祖輝「看不到孫中山有何負面之處」的觀點，也說到「孫中山當時雖然身不在中國，但人們還推舉他做大總統，而不是爭相奪權，由此就可知，他的胸襟係絕對受到大部分人的認同 」。

　　一篇文章，有甚麼觀點，不是問題，重要是提出理據來支持。副刊雖然不一定擺放嚴肅的文章，但不等於觀點的基礎可以儼如中學教科書一樣，缺乏深度和分析，只按照官方語言表面所顯示的面貌，來當作支持的論點。從多個切入點來看辛亥革命，會得出不同重點的看法。但就每一個看法而言，其實皆不足以支持孫中山擁有無容置疑的正面歷史地位。

　　這是一篇從歷史學角度撰寫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文章，內裡不涉政治取向，不觸及孫氏日子後的政治演變，不觸及中華革命黨，也不觸及三民主義理論。民間看孫氏，或多或少因著不同的政治取態，有不同程度的偏頗，這不應是恰當的看歷史方法。這文章也不是以嚴謹的論文的格式來撰寫，一些注釋也就此免了，文章後面有一些簡略的書目作參考之用。讀者也應該清楚，孫中山這個名字的由來，與孫氏流亡日本時，用上「中山樵」的名字與及家鄉中山地區有關。因通俗和普及緣故，文中將續用「孫中山」這個稱呼，而沒有用回孫氏的原名孫文，或孫逸仙。

長時段因素主導社會演變

　　有一學派的歷史學家，較喜愛研究長時段因素（The Longue Durée），近代的黃仁宇便是這類學者，外國的表表者是Fernand BRAUDEL。長時段因素著重看社會的延續性和演變，而非個別的歷史事件。歷史事件製造了斷裂性，人們看歷史，經常過份執著於歷史人物某些事故，作為對日後事件的前因後果式解釋，導致忽略了社會延續性的演變和格局。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是一本以長時段因素作為基礎的歷史書籍，當中把公元1587年（即明朝萬曆十五年）當時的朝庭面貌和君臣格局，詳盡地描述出來。若果歷史學家以相似的撰寫手法來寫一本《光緒三十年》的話，內裡將會有很豐富的材料，來描寫那刻的朝庭和社會狀況。

　　光緒三十年（即公元 1904 年），滿清已到了倒數的階段。嚴格來說，清皇朝只是一個僅有軀殼的政權。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等戰役的敗陣，割地賠款，是令皇權元氣大傷，但未及肺腑，實際最傷及管治根基的，是獲得慘勝的太平天國一役。平定太平天國的，是曾國藩等地方軍，這顯出八旗兵的無能。清皇朝從此失去軍事話事權，是不用爭議的事實。有些陰謀論的觀點，更認為李鴻章不在甲午戰爭前，以陸路進襲日本兵，是有私心地保存自己的軍事實力。更後期的，不用說便是袁世凱等嫡系軍將們。毛澤東所言的中國式槍桿子出政權，在晚清的數十年，已成了一個底定的格局。

　　技術上把滿清宣佈死刑的，是1900年由義和團引起的八國聯軍事件。慈禧太后的愚昧宣戰，是損失國家尊嚴，但湖廣總督張之洞和李鴻章竟然帶頭跟列強簽下《東南互保條約》，公然不跟隨朝庭路線，基本上是背叛的行為。慈禧不單無力追究，還要起用李鴻章跟洋人和談，可想而知，清室中人已完全到了無力管治的地步。倘若慈禧遷怒於張之洞和李鴻章的「叛國」，相信滿清早已於1900年，分裂倒台。後八國聯軍時期，各方軍將只是伺機，爬上統治寶座，孫中山的口號式叫喊，是動聽的政治宣傳，但在講求軍事實力的紛亂年代，那只是一把不值一提的聲音，擁用軍隊的軍閥才是主導局勢的主角。這一點，從日後袁世凱倒台後，全國進入軍閥混戰可見一斑。

　　而 1904 年間，清室亦大量引入外國模式的法律，當中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會簡明章程》等。而有關商會的條文，其實有相當特別的意義，那是朝庭把不少事務的裁決權，交予地方的商會。這些改變等同表示朝庭接受了，與地方士紳共同管治中國這片土地。到此，清皇朝嚴格上已行使不了管治權，不論軍事、政治、經濟等，已全面被駕空，剩下的只是皇宮內的裝飾和官樣模式的奏摺而已。在光緒三十年那一刻，大家等的，是清室怎樣把權力移交出來，是武力，還是非武力，欠的只是一個形式而已。這一點，慈禧是知道的，她只想那一天不在她在生的一天。滿清的倒台有多重的長時段因素在背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其實並不是構成的主要成份。

　　就研究長時段因素的歷史學者而言，歷史人物的個人力量並不是最重要。在美國的台灣歷史學家唐德剛，便曾以「渺小的脊椎動物 」來評價過毛澤東。的確，歷史事件是充滿偶然性，但歷史演變卻往往跟循著一個軌跡來延續，而不是一個人所能影響和改變。孫中山的「宣誓就職」和宣統皇帝遜位，是歷史事件，但孫中山的名字卻不應蓋過辛亥革命背後潛在的長時段因素，那些背後的社會政治成份比起孫氏的「宣誓就職」來得更具重量，也更能解釋辛亥革命真正發生的源由。

袁世凱才是真正的篡位者

　　人們把武昌起義跟孫中山聯繫起來，多是由於（後人大力寫文章推銷）孫氏曾在晚清的時間，攪了幾場不成功的武裝革命行動，很自然地，武昌的起義事件，也「順理成章」被人計入孫中山的賬簿內，至少電影《十月圍城》也作出這個假設。但研究武昌起義的學者，都認為孫中山跟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文學社」社長蔣翊武根本毫無關連，蔣翊武脅迫黎元洪叛變，亦只是一個偶然而已。世人只談孫中山，而不談蔣翊武，是後人的政治選擇，也顯得世態炎涼。

　　實質上，軍將及仕紳「推舉」孫中山出來做臨時大總統，只是沒有人願意學趙匡胤，背上篡國的罵名，劇集《走向共和》所闡述的過程，應較接近歷史原貌。就這一點，實在很難認同上文提到的卡夫卡君，那道孫中山甚受人推崇的見解。要是孫中山是真的那麼備受推崇及有足夠號召力，他沒必要把總統位子交給袁世凱，甚至在後袁世凱時期，人們也可以再推舉他出來收拾殘局，跟一眾軍閥爭鬥。甚麼受袁世凱所騙，誤信袁氏會信守共和的承諾，是後人所編造的藉口而已，試問有那個政治人物會去到如此謙讓的地步，堯、舜、禹只是文字歷史前的故事，沒有合理的可信性。實際上，孫氏只是中華民國政權下的一個過客，他的角色只是袁世凱篡位的替身。以歷史論歷史，真正迫走宣統的，是有強勁軍事力量的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

　　而以清皇朝的角度而言，一個孫中山實不足以導致皇朝的消失。孫氏無兵無槍無錢，之前的零星流血革命事件，地方軍皆能輕易解決，比起昔日的太平天國搶佔了半壁江山相比，實屬是小兒科的事情。太平天國時期尚且不降，孫中山「宣誓就職」便不戰兼遜位，是講不過去的。再不然，也可像對付宋教仁和廖仲愷一樣，送上子彈，便可萬事大吉。實際的重點是朝庭在軍、政、商三方早已被駕空，地方各省又紛紛獨立，清皇室無軍事力量平亂，而袁世凱亦看準時機動手逼宮，終以宣統遜位收場。若果只以事件表面的次序來閱讀，以為先是孫氏宣誓，後便有清皇朝倒台，層次未免有點太膚淺了。

極端民族主義帶來種族仇恨

　　其實，若以今天的角度來看孫中山昔日的牌子，是不折不扣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和拉登相差不遠。孫氏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針對滿人，籠絡漢人，用的手段是政治暗殺，汪精衛就曾暗殺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擒。孫中山不認同君主立憲是政治改革的其一方案，明顯的原因是滿族人當皇帝。政治是殘酷的、流血的，在那個時候，也許暴力是不可避免。但內裡所宣揚的精神，卻不容漂白修改，也不能單以成敗論英雄，更何況今天的中國，還是有一大批滿族人士居住的地方。《信報》卡夫卡君引述蔡祖輝「看不到孫中山有何負面之處」的觀點，是十分不準確，孫中山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份子。

　　辛亥革命較少人提及的，其實是不少滿族士紳和婦孺，被餓困在各地的城池內，死者不計其數。因材料不完整，正確數字不能統計。倘若孫中山沒有深化這段種族仇恨，辛亥革命下的殉難人士可能會減少。皇權份子被處決，以洩民怨，在法國大革命也有，但僅局限在家族層面，而不是挑撥擴大至整個種族。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有政治價值，卻沒有人文價值。

　　而孫中山的狹隘民族觀，把中華民族僅看成漢族，亦是欠缺多元文化視野。孫氏不關心東三省、新彊、內蒙、西藏，因為那些都不是明朝朱氏的土地。袁世凱比孫中山聰明，在宣誓任正式大總統時找了漢、滿、蒙、回、藏的代表各一，把五族共和的象徵定了下來。要是孫氏繼續主持大局的話，中國能保存現時版圖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

孫的地位來自蔣介石的政治需要

　　袁世凱倒台後的軍閥混戰時期，孫中山其實也沒有甚麼名望和功績。真正為孫中山帶來歷史地位的，是蔣介石。蔣氏在大致平定北方軍閥後，把孫氏從北京帶回南京風光厚葬，旨在為「中華民國」奠定繼承清皇朝的正統地位，「肯定」孫中山的「貢獻」，批判袁世凱等北洋軍閥的驕恣，替自己的政治實力造勢。這些都是蔣介石的政治需要，不然，他便是和其他軍閥沒兩樣。像對待名畫家一樣，政治家從不為在世的人造勢，但死後，一切規則，又會是另一回事了。

　　但蔣氏所建構的孫中山歷史，像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言，只是勝利者的表述，不一定是事實。像「飛奪瀘定橋」、「太原五百完人」等具事實爭議的事件一樣，黃花崗是否有足數和具名的七十二烈士，其實也甚是可疑；無關連的武昌起義，也被大事渲染地，算在孫中山的賬簿內，而忽略蔣翊武的名字；極端民族主義下的滿族非戰爭殉難者，也沒有被提及過；袁世凱迫清室退位的政治壓力，更是隻字不提；這等政治語言上的誤差成就了孫中山的地位，一個不少人相信的歷史地位。然而，對於抽絲剝繭看歷史的人，孫中山的確沒有完成甚麼讓人振奮的政治成就。

寬闊的視野方能看清歷史輪廓

　　以上的觀點，旨在為辛亥革命，提供更寬闊的視野。歷史人物，政治人物，受到不同角度的批評，很是正常。不盡信填鴨式的知識，是提升自己的重要一步。要撥開雲霧，看清歷史輪廓，需有探索求知的思維，反覆思考政治家的話語，而不是滿足於被人家填滿東西。寫歷史的人，總有一定的機心，所言所指，不消化思考，不能從中得回真貌。今天我們經常說政府這樣那樣欺騙市民，官員學習的對象，正是以前的政府和手法，書面上的歷史，只是一些人希望大眾會相信的「事情」，而不一定是真相。

　　孫中山註定是一位有很大爭議的人物，是褒是貶的地位，基本上會取自每個人的政治導向。自己較接納長時段因素的說法，對個別歷史事件（包括辛亥革命）的意義，看得不是很重。沒有孫中山的革命行動和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清皇朝也是會倒台，大家也不必跨大孫中山的能耐和貢獻。葉國華之前評李鴻章時，讚揚李氏在後八國聯軍時期避免了國土的分裂，但這只是對個別人物，在狹隘時段一個短暫而不能跨越時空的評語。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李鴻章過身後的十數年，中國還是避免不了進入軍閥混戰的年代，李鴻章的忍耐，換不來天下太平，與及政權和平過度。這是一條大歷史的延續軌跡，一個人是改變不了。

　　年青的一代，不著重認清歷史，因為歷史不能賺錢。連帶提供教育的教科書，講述辛亥革命前因後果的「孫中山紀念館」，也只是帶出表面的理解，而不是深入的探究。對從事政治的人而言，民眾不聰明、不透徹，是有利的事情，至少不易看懂政治人物的心術。真正看透辛亥革命整件事情，你會發覺政治是何等的愚民，何等的充滿罪惡。


參考書目：

1.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1994年。
2.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
4. 唐德剛：《袁氏當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2年。

香港的孫中山紀念館只是史蹟徑內的一個景點而已，內裡的史料不能讓人看清歷史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