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葉館: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我眼中的孫中山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日子，海峽兩岸皆已準備不少紀念活動。結束專政的皇權制度，無疑對中華民族有一個重要意義，但民間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和重點，往往投射在孫中山的身上。去年 12 月16日，卡夫卡君在《信報》副刊寫了一篇《論風流講革命　挑戰國父無上權威》的文章，內裡帶出了這位甚具爭議的革命先行者，被人讚揚和批判的兩面。而卡夫卡君在結尾似乎傾向孫氏的正面部份，文中引述音樂劇作家蔡祖輝「看不到孫中山有何負面之處」的觀點，也說到「孫中山當時雖然身不在中國，但人們還推舉他做大總統，而不是爭相奪權，由此就可知，他的胸襟係絕對受到大部分人的認同」。

　　一篇文章，有甚麼觀點，不是問題，重要是提出理據來支持。副刊雖然不一定擺放嚴肅的文章，但不等於觀點的基礎可以儼如中學教科書一樣，缺乏深度和分析，只按照官方語言表面所顯示的面貌，來當作支持的論點。從多個切入點來看辛亥革命，會得出不同重點的看法。但就每一個看法而言，其實皆不足以支持孫中山擁有無容置疑的正面歷史地位。

　　這是一篇從歷史學角度撰寫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文章，內裡不涉政治取向，不觸及孫氏日子後的政治演變，不觸及中華革命黨，也不觸及三民主義理論。民間看孫氏，或多或少因著不同的政治取態，有不同程度的偏頗，這不應是恰當的看歷史方法。這文章也不是以嚴謹的論文的格式來撰寫，一些注釋也就此免了，文章後面有一些簡略的書目作參考之用。讀者也應該清楚，孫中山這個名字的由來，與孫氏流亡日本時，用上「中山樵」的名字與及家鄉中山地區有關。因通俗和普及緣故，文中將續用「孫中山」這個稱呼，而沒有用回孫氏的原名孫文，或孫逸仙。

長時段因素主導社會演變

　　有一學派的歷史學家，較喜愛研究長時段因素（The Longue Durée），近代的黃仁宇便是這類學者，外國的表表者是Fernand BRAUDEL。長時段因素著重看社會的延續性和演變，而非個別的歷史事件。歷史事件製造了斷裂性，人們看歷史，經常過份執著於歷史人物某些事故，作為對日後事件的前因後果式解釋，導致忽略了社會延續性的演變和格局。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是一本以長時段因素作為基礎的歷史書籍，當中把公元1587年（即明朝萬曆十五年）當時的朝庭面貌和君臣格局，詳盡地描述出來。若果歷史學家以相似的撰寫手法來寫一本《光緒三十年》的話，內裡將會有很豐富的材料，來描寫那刻的朝庭和社會狀況。

　　光緒三十年（即公元 1904 年），滿清已到了倒數的階段。嚴格來說，清皇朝只是一個僅有軀殼的政權。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等戰役的敗陣，割地賠款，是令皇權元氣大傷，但未及肺腑，實際最傷及管治根基的，是獲得慘勝的太平天國一役。平定太平天國的，是曾國藩等地方軍，這顯出八旗兵的無能。清皇朝從此失去軍事話事權，是不用爭議的事實。有些陰謀論的觀點，更認為李鴻章不在甲午戰爭前，以陸路進襲日本兵，是有私心地保存自己的軍事實力。更後期的，不用說便是袁世凱等嫡系軍將們。毛澤東所言的中國式槍桿子出政權，在晚清的數十年，已成了一個底定的格局。

　　技術上把滿清宣佈死刑的，是1900年由義和團引起的八國聯軍事件。慈禧太后的愚昧宣戰，是損失國家尊嚴，但湖廣總督張之洞和李鴻章竟然帶頭跟列強簽下《東南互保條約》，公然不跟隨朝庭路線，基本上是背叛的行為。慈禧不單無力追究，還要起用李鴻章跟洋人和談，可想而知，清室中人已完全到了無力管治的地步。倘若慈禧遷怒於張之洞和李鴻章的「叛國」，相信滿清早已於1900年，分裂倒台。後八國聯軍時期，各方軍將只是伺機，爬上統治寶座，孫中山的口號式叫喊，是動聽的政治宣傳，但在講求軍事實力的紛亂年代，那只是一把不值一提的聲音，擁用軍隊的軍閥才是主導局勢的主角。這一點，從日後袁世凱倒台後，全國進入軍閥混戰可見一斑。

　　而 1904 年間，清室亦大量引入外國模式的法律，當中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會簡明章程》等。而有關商會的條文，其實有相當特別的意義，那是朝庭把不少事務的裁決權，交予地方的商會。這些改變等同表示朝庭接受了，與地方士紳共同管治中國這片土地。到此，清皇朝嚴格上已行使不了管治權，不論軍事、政治、經濟等，已全面被駕空，剩下的只是皇宮內的裝飾和官樣模式的奏摺而已。在光緒三十年那一刻，大家等的，是清室怎樣把權力移交出來，是武力，還是非武力，欠的只是一個形式而已。這一點，慈禧是知道的，她只想那一天不在她在生的一天。滿清的倒台有多重的長時段因素在背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其實並不是構成的主要成份。

　　就研究長時段因素的歷史學者而言，歷史人物的個人力量並不是最重要。在美國的台灣歷史學家唐德剛，便曾以「渺小的脊椎動物」來評價過毛澤東。的確，歷史事件是充滿偶然性，但歷史演變卻往往跟循著一個軌跡來延續，而不是一個人所能影響和改變。孫中山的「宣誓就職」和宣統皇帝遜位，是歷史事件，但孫中山的名字卻不應蓋過辛亥革命背後潛在的長時段因素，那些背後的社會政治成份比起孫氏的「宣誓就職」來得更具重量，也更能解釋辛亥革命真正發生的源由。

袁世凱才是真正的篡位者

　　人們把武昌起義跟孫中山聯繫起來，多是由於（後人大力寫文章推銷）孫氏曾在晚清的時間，攪了幾場不成功的武裝革命行動，很自然地，武昌的起義事件，也「順理成章」被人計入孫中山的賬簿內，至少電影《十月圍城》也作出這個假設。但研究武昌起義的學者，都認為孫中山跟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文學社」社長蔣翊武根本毫無關連，蔣翊武脅迫黎元洪叛變，亦只是一個偶然而已。世人只談孫中山，而不談蔣翊武，是後人的政治選擇，也顯得世態炎涼。

　　實質上，軍將及仕紳「推舉」孫中山出來做臨時大總統，只是沒有人願意學趙匡胤，背上篡國的罵名，劇集《走向共和》所闡述的過程，應較接近歷史原貌。就這一點，實在很難認同上文提到的卡夫卡君，那道孫中山甚受人推崇的見解。要是孫中山是真的那麼備受推崇及有足夠號召力，他沒必要把總統位子交給袁世凱，甚至在後袁世凱時期，人們也可以再推舉他出來收拾殘局，跟一眾軍閥爭鬥。甚麼受袁世凱所騙，誤信袁氏會信守共和的承諾，是後人所編造的藉口而已，試問有那個政治人物會去到如此謙讓的地步，堯、舜、禹只是文字歷史前的故事，沒有合理的可信性。實際上，孫氏只是中華民國政權下的一個過客，他的角色只是袁世凱篡位的替身。以歷史論歷史，真正迫走宣統的，是有強勁軍事力量的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

　　而以清皇朝的角度而言，一個孫中山實不足以導致皇朝的消失。孫氏無兵無槍無錢，之前的零星流血革命事件，地方軍皆能輕易解決，比起昔日的太平天國搶佔了半壁江山相比，實屬是小兒科的事情。太平天國時期尚且不降，孫中山「宣誓就職」便不戰兼遜位，是講不過去的。再不然，也可像對付宋教仁和廖仲愷一樣，送上子彈，便可萬事大吉。實際的重點是朝庭在軍、政、商三方早已被駕空，地方各省又紛紛獨立，清皇室無軍事力量平亂，而袁世凱亦看準時機動手逼宮，終以宣統遜位收場。若果只以事件表面的次序來閱讀，以為先是孫氏宣誓，後便有清皇朝倒台，層次未免有點太膚淺了。

極端民族主義帶來種族仇恨

　　其實，若以今天的角度來看孫中山昔日的牌子，是不折不扣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和拉登相差不遠。孫氏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針對滿人，籠絡漢人，用的手段是政治暗殺，汪精衛就曾暗殺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擒。孫中山不認同君主立憲是政治改革的其一方案，明顯的原因是滿族人當皇帝。政治是殘酷的、流血的，在那個時候，也許暴力是不可避免。但內裡所宣揚的精神，卻不容漂白修改，也不能單以成敗論英雄，更何況今天的中國，還是有一大批滿族人士居住的地方。《信報》卡夫卡君引述蔡祖輝「看不到孫中山有何負面之處」的觀點，是十分不準確，孫中山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份子。

　　辛亥革命較少人提及的，其實是不少滿族士紳和婦孺，被餓困在各地的城池內，死者不計其數。因材料不完整，正確數字不能統計。倘若孫中山沒有深化這段種族仇恨，辛亥革命下的殉難人士可能會減少。皇權份子被處決，以洩民怨，在法國大革命也有，但僅局限在家族層面，而不是挑撥擴大至整個種族。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有政治價值，卻沒有人文價值。

　　而孫中山的狹隘民族觀，把中華民族僅看成漢族，亦是欠缺多元文化視野。孫氏不關心東三省、新彊、內蒙、西藏，因為那些都不是明朝朱氏的土地。袁世凱比孫中山聰明，在宣誓任正式大總統時找了漢、滿、蒙、回、藏的代表各一，把五族共和的象徵定了下來。要是孫氏繼續主持大局的話，中國能保存現時版圖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

孫的地位來自蔣介石的政治需要

　　袁世凱倒台後的軍閥混戰時期，孫中山其實也沒有甚麼名望和功績。真正為孫中山帶來歷史地位的，是蔣介石。蔣氏在大致平定北方軍閥後，把孫氏從北京帶回南京風光厚葬，旨在為「中華民國」奠定繼承清皇朝的正統地位，「肯定」孫中山的「貢獻」，批判袁世凱等北洋軍閥的驕恣，替自己的政治實力造勢。這些都是蔣介石的政治需要，不然，他便是和其他軍閥沒兩樣。像對待名畫家一樣，政治家從不為在世的人造勢，但死後，一切規則，又會是另一回事了。

　　但蔣氏所建構的孫中山歷史，像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言，只是勝利者的表述，不一定是事實。像「飛奪瀘定橋」、「太原五百完人」等具事實爭議的事件一樣，黃花崗是否有足數和具名的七十二烈士，其實也甚是可疑；無關連的武昌起義，也被大事渲染地，算在孫中山的賬簿內，而忽略蔣翊武的名字；極端民族主義下的滿族非戰爭殉難者，也沒有被提及過；袁世凱迫清室退位的政治壓力，更是隻字不提；這等政治語言上的誤差成就了孫中山的地位，一個不少人相信的歷史地位。然而，對於抽絲剝繭看歷史的人，孫中山的確沒有完成甚麼讓人振奮的政治成就。

寬闊的視野方能看清歷史輪廓

　　以上的觀點，旨在為辛亥革命，提供更寬闊的視野。歷史人物，政治人物，受到不同角度的批評，很是正常。不盡信填鴨式的知識，是提升自己的重要一步。要撥開雲霧，看清歷史輪廓，需有探索求知的思維，反覆思考政治家的話語，而不是滿足於被人家填滿東西。寫歷史的人，總有一定的機心，所言所指，不消化思考，不能從中得回真貌。今天我們經常說政府這樣那樣欺騙市民，官員學習的對象，正是以前的政府和手法，書面上的歷史，只是一些人希望大眾會相信的「事情」，而不一定是真相。

　　孫中山註定是一位有很大爭議的人物，是褒是貶的地位，基本上會取自每個人的政治導向。自己較接納長時段因素的說法，對個別歷史事件（包括辛亥革命）的意義，看得不是很重。沒有孫中山的革命行動和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清皇朝也是會倒台，大家也不必跨大孫中山的能耐和貢獻。葉國華之前評李鴻章時，讚揚李氏在後八國聯軍時期避免了國土的分裂，但這只是對個別人物，在狹隘時段一個短暫而不能跨越時空的評語。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李鴻章過身後的十數年，中國還是避免不了進入軍閥混戰的年代，李鴻章的忍耐，換不來天下太平，與及政權和平過度。這是一條大歷史的延續軌跡，一個人是改變不了。

　　年青的一代，不著重認清歷史，因為歷史不能賺錢。連帶提供教育的教科書，講述辛亥革命前因後果的「孫中山紀念館」，也只是帶出表面的理解，而不是深入的探究。對從事政治的人而言，民眾不聰明、不透徹，是有利的事情，至少不易看懂政治人物的心術。真正看透辛亥革命整件事情，你會發覺政治是何等的愚民，何等的充滿罪惡。

參考書目：

1.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1994年。
2.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
4. 唐德剛：《袁氏當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