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撐梁振英

　　立法會調查梁展文事件的專責委員會，上週公佈了他們的報告。內裡對一眾政府官員及俞宗怡局長作嚴厲的譴責，並寫了一大堆水蛇春一樣長的建議，委員會副主席李永達更主張對梁展文的行為作刑事責任的調查。

　　從表面看，報告客觀公正，應被譴責的，被譴責；應被調查的，被建議調查；可以想到的建議，都寫了在報告內；議員交到差，市民亦覺出口一氣。但實際上，報告真的那樣清脆利落嗎？

　　政治事件的報告，向來都是先有結論，才倒轉頭找支持的理據，然後寫一大堆八股文式的文字，完成功課。民主黨早前有關政改談判過程的報告，便費盡心思，把事情的編排以黨的最大利益來撰寫，但及後也被不少時事評論員拆穿和質疑。這次梁展文事件，不是政府自己調查自己，而是立法會主動調查，亦是議員搶分和爭取表現的機會，照理不存在馬虎疏漏、砌詞造馬的可能。然而，一眾出事的官員，供詞難免自圓其說，互相掩護，事實的真相，多數是隨當時人日後長埋黃土，而不是從報告中反映出來，專責委員會說到要找出真相，只是空話一則而已。

　　因此，報告的重點應該在於可能需要政治問責的俞宗怡，而不是早已誠信破產的梁展文。梁君早已成了是俎上之肉、甕中之鱉，需不需要刑事調查，不用立法會攪一場大龍鳳來決定，分分鐘委員會成員長毛自己都已經去了ICAC報案，File也開了，又何需李永達除褲放屁地作出一個普通市民都可以做出的行動。李永達和一眾委員不把關鍵放於討論俞宗怡是否需要落台，是捉錯用神的表現，做了一份數年後已經會鋪滿塵埃，兼且毫無震撼力的報告。沾沾自喜式以為交了功課，其實是正中曾蔭權和公僕黨的下懷，人家正是希望你拿梁展文來祭旗，為事件劃上句號。

　　專責委員會的主席是李鳳英，李永達只是花瓶。建制派的成員在12位委員會成員中，佔了7位，因此報告的結論，絕對應是跟曾蔭權政府有商有量下的選擇。報告表面上做得很好看，犧牲了咎由自取的梁展文， 把他的名字送給ICAC，作出很多官樣模式的建議，但卻對一眾集體失職的公務員和俞宗怡輕輕放過，無疑是愛面子與及一直袒護公務員的曾蔭權最希望見到的結果。和民主黨那份可笑的報告一樣，這份專責委員會報告，將大眾應該聚焦的地方，作了移形換影的安排。水蛇春建議根本是多餘，因為原先制度的本身並不是破爛不堪，我們還見到在公僕團隊裡，有一位名叫王桂權的認真份子，他和黃培儀是唯一沒有放飛機的兩名公僕。如果審批梁展文申請的公僕，位位都像王桂權和黃培儀一樣認真，這宗風波根本沒有出現的機會，因此問題在於人，而不是在於原先制度的不足。警察懶惰不去捉賊，事後報告著重說賊輩們做得過份，並建議改善警員指引，是笑死人的理據。寫下長長的建議，無疑將問題歸咎於制度的不足，是本末倒置的想法，為一眾失職官員提供救命的下台階，令牢牢掌權的公僕黨得以「仙福永享壽與天齊」。

　　我認為，這件事件可以跟楊永強的SARS事件作比較，因為兩件事件的本質上是相似的，皆是判斷錯誤。楊是對陌生的病毒，作出輕視的判斷，錯判形勢， 間接造成了 299 條人命的損失。楊的錯判是科學問題上的失誤，不完全是疏懶之禍。俞宗怡的判斷錯誤，是她過份依賴和相信她昔日公務員的同事，認為他們已做好審批決定的功夫，這是一種黨羽性質的依賴失誤，而不是科學問題上的失誤。楊永強的失誤是令人哀痛，但俞宗怡的失誤卻是絕對可以避免，因為那不涉及對大自然知識的判斷。人命損失，民間咬牙切齒，楊君的下台，在所難免。也許，這次梁展文和新世界的合約已取消，受爭議的聘任已不復存在，坊間怒氣降溫，製造了俞宗怡寬鬆處理的空間。但政治問責，從來應以本質來追究，不是單從事件的後果或坊間的溫度來決定。坊間的偏聞所載，報告放生了俞宗怡，只是譴責，而不是人頭落地式問責，或許是俞不像是昔日葉劉那種的驕橫，議員們覺得可以從輕發落。但這樣的定調，無疑也開了一項差劣的先例，把問責官員的責任，從個人的性格來作切入點，而不是從事件本質來作考慮，是明碼實價對人不對事的胡鬧準則。如果負責守龍門的俞宗怡，涉及委員會所言那樣重大利益輸送問題上的失誤，也不算是嚴重失職的話，相信香港日後也不會再出現失職的官員了。

　　歸根究根，俞宗怡的失誤是人事上公僕黨掌政下的產物，官官相護，人之常情。曾蔭權的出身，令他更有偏袒公務員之心。這等低水平的失誤，還只望道歉了事，是攪錯了最低消費的價錢。如果俞宗怡不是公務員出身而建制派又不肯給曾蔭權面子，恐怕俞宗怡早已被放入烤爐，跟梁展文一同做燒豬。當李永達以為主持公義，把梁展文送上刑調之路，他卻無視原先制度內那種集體負責，變成無人負責的荒謬。這等疏忽，絕對不是個別事件，景賢里被破壞，大浪西灣被損毀，都是來自不認真的官僚，是不斷在重複的人禍。私人機構，一份文件，幾個部門一起閱覽給意見，到頭來就會是無人認真閱讀，而是互相卸膊式的依賴，這是人的本性。官僚也是人性的一種，不是出奇事。但集體失職到這個地步，都只是被人「話兩句」便收科，真是令人不禁要問，為何官員，特別是公務員背景的問責官員，會有這種免死金牌的待遇。

　　李鳳英比李永達聰明，由她出面說出這樣的結論，肯定會被人質疑為政府護航，由李永達化身正義之師，來個對曾政府的小罵大幫忙，何樂而不為。骨子裡，全盤大勝的是公僕黨，他們又可以滴塵不染，等待問題完滿解決。董建華如此敦厚，尚且有斬倉的行徑，愚昧的梁錦松、失誤的楊永強、意興闌珊的葉劉淑儀，都相繼離去。這些前問責官員的離任，更顯得曾蔭權刻意包庇公僕黨的難看。

　　民間大聲疾呼要打倒官商勾結，實在不明白為何議員們可以輕易放過一些不認真看待官商勾結問題的官員。當大家對官商勾結那麼痛恨之餘，香港人的民調還對既是商又是官的唐英年那麼抬舉，是反智不堪的思維。上週五 (2010.12.10) 鄭經翰在《信報》亦不避嫌疑地替（不知是雞蛋還是石春的）曾俊華搖旗吶喊，為的也許又是公僕黨的長遠利益。期望唐英年和曾俊華處理官商勾結的問題，如同勸幾十年煙癮的煙民戒煙一樣，簡直是浪費心機。

　　梁振英在公務員及商界人士當中，口碑極差，支持度很低，大部份官商人士對他非常害怕。但正正就是這種被既得利益者所討厭的身份，才值得被痛恨官商勾結的人士所信賴。能真正對付官商勾結者，捨梁振英，真的別無選擇。天下無道，惟有迫上「梁」山。要我信曾蔭權、唐英年或曾俊華，我情願信官員商人皆厭怕的梁振英。

　　信念不能純以數字來衡量，王桂權和黃培儀也只是芸芸公務員的少數，但卻保存了公務員僅有的尊嚴。梁振英不受歡迎，也不代表甚麼，世事就是這樣的歪斜。康熙晚年的政事鬆弛，也是由不受朝廷和貴族歡迎的雍正來收拾殘局，才再有乾隆時的經濟繁榮。雍正一身罵名，不少是來自官吏對他的仇恨，雍正時期的民生，查實十分良好。香港人讀歷史，只留意年份、人物、事件，而不去分析格局，不是讀史之法，可惜之極。由梁振英來對付官商勾結，也許會是不設實際的期望。不過人應該有自己的期望，所以我撐梁振英，撐打擊官商勾結。

　　為免大家有誤會，特此聲明，我不認識梁振英。以上文字只是我的心聲，不是為梁說話。要說，也不到我這等無名之輩閒話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