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接受，態度依舊

　　每次看見審計署的報告，都感到痛心，因為每一紙一字一墨來記錄的，皆是市民所付出，而又被浪費的血汗金錢。

　　對過別部門或官員批評，已變成浪費和無意義。過去十多年，我們見過無數的審計署報告，內容大同小異。箇中列出的問題，不單是老生常談，而且是毫無新意。令人驚訝的，是一年復一年，我們親愛的公僕沒有被之前的報告所啟發，繼續維持種種超乎市民想像的陋習。因人手所限，每一年審計署只可以處理少量部門或公營機構，被點名批評的部門或人員，一般只需意見接受，跟著便可態度依舊，反正下次審計署再來，老子都已經退休吧了，沒甚麼可怕的地方。

　　造成今日的這個局面，是從來沒有政府高級官員對這等浪費，作出責任性的追究。因此，之前的部門甲老陳既能如此並逃過內部聆訊，今天的部門乙老張自會有樣學樣。政府的軟弱，無疑是縱容其他人員繼續犯錯，反正出了事也不用人頭落地。公務員在不知不覺中，已變了一群有免役力的傢伙，百毒不侵。薪酬一旦被調整，便有工會人士走出來反對，說是影響士氣。但要他們負責任，並好好面對批評的時候，他們總是人去如黃鶴，一臉干卿底事的嘴臉。這樣不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真的教市民和納稅人信服嗎？

　　要是政府沒有魄力和決心去解決這些陋習，不如干脆叫審計署停止擇寫這類報告吧，反正有報告還是沒有報告，都是改變不了一眾公務員的文化。叫停的話，更可免人傷心，令人心曠神怡一點，更能無眼屎乾淨盲。

　　在現實中，要找一群有承擔的公務員，真的那麼困難嗎？

媒體過濾器

　　一宗不大不小的政治新聞，像鏡子一樣反映了傳媒的取態。

　　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本地報章，有的報導了「新世界指控湯家驊涉嫌違規漏報利益和懷疑公報私仇」。事件涉及湯氏可能未有向立法會，申報多年前曾參與新世界的一宗訴訟案件，與及其妻子其後還一直收取新世界的法律服務費用。但湯氏卻出席梁展文事件的聆訴，對被傳召的鄭家純和梁志堅進行質詢。

　　事件的前因後果、或誰是誰非，不是我想探討的事項。這類政治性的指控，孰是孰非，本身都不容易有一個理性和客觀的結論。對耶非耶，有理乎歪理乎，不值得作詳細考量。但不知怎地，這樣的一宗算有報導價值的政治新聞，竟然有幾份主流報章，沒有提及或報導。

　　我沒有把每一份本地報章都完全閱畢，但從網上版的新聞來看，有報導這宗新聞的報章，包括星島、東方、文匯，沒有報導的，包括信報、蘋果、明報。我不想去猜測是甚麼原因令到某些報章選擇不報導這宗新聞，是不夠吸引力，還是有其他政治考慮。但倘若真的報導的話，也不一定代表指控一方一定會獲得市民大眾的支持。薄弱及無中生有的指控，反會削弱指控者的可信性。媒體的工作是不偏不倚地如實報導新聞，而不是作政治宣傳或政治掩飾。不報導的取態是令人感到媒體自我對政治新聞，作出具政治取態的考量，是不能取的行徑。

　　對政治敏感的讀者，不難理解部份媒體的政治取態，這些媒體連日來均對政府新推的政改方案，作出系統式或專欄式的批評，並強力表態不滿正在諮詢的政改方案。但這些足以否定報導某些政治人物的新聞嗎？我認為這都不是合理理由。

　　在媒體的過濾器下，要真正及完整地看至少三份報章方行。左中右各一，是不可少的選擇。不然，你只是生活在被人精心製造的空間吧！

是藉口，還是掩飾

　　足球是具有爆炸性感染力的運動。

　　法國藉手球的得益下，氣走愛爾蘭，獲得出線明年世界杯的資格。事後兩國皆有非足球協會的政府成員出來發表談話，當真是足球引起的外交問題。人們大聲譴責亨利欠缺體育精神，出術的行為，也被視為勝之不武。然而，真確的實況是這樣的嗎？

　　一個手球令輿論產生了錯誤的聚焦，至少在足球場上的語言，埋怨那記手球的出現或多或少是推卸責任的行為。球證的錯誤，不單在那記漏眼的錯判，還有法國一記應得的十二碼球。若果球證判罰了那記十二碼球，而最終法國獲得出線權，沒有人會有這樣軒然的投訴。球證漏判了十二碼球，沒有人深究，但漏判了手球，卻遭到愛爾蘭球員的圍問，算是合乎體育精神嗎？也許判不判罰十二碼，是尺度問題，判不判罰手球，是球例問題，但說到底，這也不過是球證的問題，是人的行為。有人類行為的地方，就會有錯誤，錯誤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以當晚在足球場上的戰況來說，這個錯誤的出現是愛爾蘭人自己種下的苦果。全場多番的攻門，都未能把握，羅比堅尼丟失了至少兩個踢走法國人的機會。若果愛爾蘭能攻入第二球，球賽不會進入加時時段，那記手球亦不會出現。羅比堅尼至少應多謝亨利搶走了惱人的頭條，不然門前失機成為出局的焦點，在所難免。無疑那記手球後的入球是難堪的入球，但人們只是一面倒談論那記手球，而忽略了整場比賽的發展，是開脫了愛蘭爾人的不足，他們入了寶礦，卻空手而回。

　　你永遠不會知道有甚麼可怕的他人錯誤會在自己的前面。所以，唯一而又應該做的，就是把自己的部份做好，令到縱使錯誤出現在自己身上，自己也有足夠的能力和本錢來應付。作為足球員也好，作為對自己負責任的個體也好，應該明白這個硬道理。他人的錯誤是不能預計，但自我的部份，是可以掌握得到，把自己的表現提昇，永遠是長勝之道。與其埋怨他人把噩運放到自己頭上，倒不如去努力改善自己的爭勝能力。

其實這些手球事件，在足球場上，不算是甚麼新事。數個月前，車路士在歐聯的半準決賽對巴塞隆拿時，巴塞也有一記自己禁區內犯手球，不被判十二碼球。車路士最終被追平出局後，球員也是一面倒評擊當時的球證。但事實上，當場比賽也是車路士放虎歸山，十一人打對方十人時，沒有把握機會和優勢，多些爭取入球以鎖定勝機。數個月後，俄羅斯足球隊也是在絕好的優勢下，放生了斯洛文尼亞，最後嘗試踢保守足球保持主場勝果的優勢，以致在作客時被擯出局。恰好這兩隊之領隊均是希汀克，是巧合的不幸結果，還是落伍的思維，也值得教人深考。

還望愛爾蘭人收拾心情，足球是一生一世，不是一場比賽，在那裡倒下，在那裡爬起來。只有承認自己的不足，才有改進。路還是很長吧。

再看馬時亨

　　馬時亨復出的事件，進入了新階段。馬氏出來為他的決定辯護，不過有些事情，只不過是欲蓋彌彰。

　　是低壓力的工作也好，是已經病愈也好，馬氏的一句「早知這樣麻煩，便不會加入政府」，已徹底宣佈以前服務市民的情操只是一枚充滿美麗誤會的勛章，今天，廣大市民已有足夠理由把它拔下來。馬氏的光環也應隨著自己的商業技癢而熄滅。

　　政治人物講的，往往不是能不能，或合不合法的問題，而是應不應，或合不合理的問題。沒有人會質疑馬氏是干犯了甚麼罪行，而是馬氏的行為是否合適地襯托在一位標榜熱心為民請命的政治官員身上。馬氏現時還不斷在媒體和學院談經驗和講學，那麼他可以跟人分享的，是甚麼？是不用那麼辛苦，也可以獲得更高薪俸的變金術？還是金蟬脫殼的技倆？

　　名是名，利是利。要希望青史留名，就不應求腰纏萬貫。歷史上不會留下很多富商的名字，但貧而有骨氣的清官，總有知識份子欣賞。世人多會記得陶淵明，而不懂石崇。辛辛苦苦留下來的政績和名譽，一鋪被燒光，畢竟算是蝕本之舉，多於賺錢之行為。

　　前數日吃午飯時，留意到席旁坐的正是李明逵，瀟洒的享受人生，與友人閒談政事。李的傲氣令他比李君夏、許淇安、曾蔭培更值得港人稱頌。若將馬氏與隱逸的李明逵相比，儘管馬氏的私人財富甚豐、商界名聲甚響，但情操相差甚遠矣。跟真心專注講學的王永平相比，也完全不能比擬。

　　很奇怪，大部份港人都不懂欣賞李明逵的內涵，而羨慕馬時亨的圓滑與運氣。若果政府沒有決心找出是那個環節出了錯，那麼新生的下一代，仍只會在混濁之中成長，可憐地成為金錢和功利主義的崇拜者。

《饑渴誘罪》的潛意交戰

　　擅長拍攝人性黑暗面的韓國導演朴贊郁，今年為觀眾獻上的是半西洋味道的吸血鬼電影《饑渴誘罪》。電影的英文名稱 Thirst，意指口渴、渴望，大陸方面則取名《蝙蝠》。

　　自己有看過朴之前的幾部電影，當中包括《原罪犯》與《親切的金子》，題材均為相當血腥暴力，並涉及人類原始的犯罪基因。這次朴更來得徹底，把這種犯罪基因移植到一名擁有高尚信仰情操的神父（宋康昊飾）身上。宋因自願參與一項病毒測試實驗，而變成了一名需要吸血續命的吸血鬼。但他不願靠殺人取血的方法而獲取所需血液，所以只是以消極的方法，從昏迷或自願的人士身上獲得續命的養份。但宋還是抵受不住可憐弱女（金玉濱飾）的姿色，不斷犯下不同形式的罪行，包括姦淫和謀殺。在萬劫不復的事情發展下，宋把金也變成了吸血鬼。一個有信仰情操的神父罪犯，加上一個充滿原始慾望的普通罪犯，演繹和交織出一段強烈對比的罪犯潛意交戰。

　　朴贊郁其實想拍出來的，並不是反宗教，或譴責神職人員的虛偽。相反，他非常讚賞高尚的品格和情操。吸血的惡習是代表犯罪的誘惑，在世俗不能避免犯罪誘惑下，作為神父的宋康昊，他已經把影響傷害減少到最低。但在人的七情六慾的影響下，宋畢竟只是凡人一名，在不斷浸淫在金玉濱的情慾下，最終還是習染了吸血鬼的本性，而不斷殺人。但他跟後期也成了吸血鬼的金玉濱相比，宋是沒有金那種沒有信仰的原始式殺人野性。宋算是受規範、受控制；金則是沒有底線、想幹便去幹。朴贊郁是以兩人的行為表現，來表達有道德情操會比沒有道德情操的，對社會有較少的衝擊。

　　吸血鬼的故事，源自西方的德古拉伯爵；吸血的惡習，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可視為西方的經濟掠奪手段。從商業社會的角度去看，每天人們總是面對金錢的誘惑。有些人會不擇手段、不理他人地一往如前的去撈去刮。這類人連最基本的道德也沒有，他們對社會的的遣害要較大。也有些人，像宋康昊這位神父一樣，在面對金錢誘惑的情況下，還可以嚴守著一些原則，而不是肆意欺詐和搶掠。商人跟吸血鬼沒兩樣，但有多少商人像宋康昊一樣，對賺錢行為存有一點規限，我很是懷疑。至少朴贊郁也似乎不大相信這一點。

　　以電影整體水準而言，這片算是不過不失，剪接和攝影的效果尤算是奇佳。但吸血鬼的故事，是缺少了真實性，失去真實社會的寫真作用，只能以隱喻視之。劇情、效果和戲味，及不上爭議性更高的《原罪犯》。但儘管如此，拍出來的暴力、血腥、逼真味道，還是保留了朴之前電影的一貫風格，突出非常，心胆較少的觀眾，宜有心理準備。宋康昊和金玉濱皆表現出甚麼是真正的演員，不論是情慾部份也好、犯罪部份也好，兩人皆很投入角色。朴贊郁則繼續成為人性黑暗面的專才，下一部電影會拍些甚麼，相信不是容易猜到的事情了。

　　此片獲多項應屆青龍獎的獎項提名，能否奪得重要獎項，要看評判之眼光了。此片失色的地方是吸血鬼故事，並沒有真實性可言。個人認為，論寫實和震憾程度，此片不及另一部罪犯電影《母親》（港譯：《骨肉同謀》）那樣出色。

我看馬時亨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馬時亨第三次為香港帶來意想不到的震撼。

　　第一次是二零零二年七月，馬氏因仙股事件的過失，需向市民作出九十度鞠躬致歉。

　　第二次是在二零零八年六月，馬氏以健康為由，辭去政治任命局長的職務，並獲得市民和一眾議員對其親民和樂於聆聽，表示讚揚。

　　今次，他在因病請辭的十多個月後，答允出任私人機構的主席，收取豐厚的年俸和認股權，又為香港帶來新的波瀾。

　　儘管馬氏在去年因病退下，令市民對其產生一定的同情，但一直以來我對馬氏的印象，只是平平。二零零二年的仙股事件，馬氏明顯是被政黨用作攻擊政治任命局長制度的藥引，但馬氏初時的表現確是庸碌。政黨當時質疑馬氏沒有看過文件，造成股票市場混亂，只是低智慧的挑釁。試問一個剛上任廿多天的局長，憑甚麼阻止兩大金融監管機構，發出一份討論已久的諮詢文件？要是當時馬局長真的以高人一等的眼界，截住諮詢文件的發出，恐怕他背上的罪名會更大，是驕橫、隻手遮天、破壞諮詢機制等指控。只要搬出「制度不能因個人之感覺或喜好而廢」為理由，沒有人可以責怪馬氏。但馬氏真是誠實，辯稱是因辦公室之不理想安排，造成沒有看過文件這結果。確是一項展現懶惰和欠缺拆局能力的表述。

　　去年馬氏因病請辭，一眾議員不約而同對馬氏的親和能力大表讚賞。這些讚賞的背後，可能隱藏著更深層的意義，就是議員們都喜歡和庸碌與及沒有殺傷力的官員交手。加上不少媒體皆報導馬氏喜歡以飯局進行溝通，這種軟性手法自然更易於為議員接受。做學生的，那有一個不喜歡和善的老師？但和善的老師一定是盡責的好老師嗎？我有保留。

　　而有一點，我一直也不明白，就是立法會有關雷曼迷你債券的調查研訊，為甚麼沒有馬氏的份兒？馬氏在雷曼相關產品開始銷售時，是經濟事務局局長，即陳家強的前任。被問到語塞的陳家強，只是馬氏的接手人，不幸卻成了代罪羔羊。以調查小組，努力從監管機構尋找當年的知情人士，為甚麼馬氏卻能幸免？是大家同情馬氏有疾病；還是各議員跟馬氏私交甚篤，所以沒有傳召；抑或是大意地遺漏了；我真的想知道答案。若是第一個原因，現馬氏已康復，為甚麼現在不能被傳召？我相信馬氏絕對有能力提供有用的調查資料。

　　最後，馬氏忽然又再走回商界，是在政治任命局長制度上，加上一條不能承受的稻草。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幾星期前，當曾蔭權任命兩名公務員背景的人士為副局長時，不少人在質疑需要性之餘，亦慨嘆香港缺乏公務員以外的治港人材。馬氏再走回商界，令人更懷疑盛年的商界中人，有多少是真心服務市民。當市民發覺花在局長身上的年俸，還比不上下崗後做半份工也不到的主席時，大家真的不禁懷疑，擔任政治工作的人，真的會事事跟商界中人去到盡，而不為自己留條後路嗎？要是有這種懷疑的話，這個政治任命局長制度，應該怎樣走下去？是否應該繼續依賴公務員隊伍提供人選，而致使公務員的工作更形政治化？這無疑是下任特首需要嚴肅考慮的問題。

巴廸斯圖達

　　若果香港的政治任命官員和公務員愛看足球的話，他們應學懂欣賞巴廸斯圖達。

　　巴廸斯圖達令我對阿根廷的足球再度報以讚賞和尊重。

　　很多人注意的，可能只是巴氏在意大利足球場上的球技和鬥志，充滿力量的射門，頑強的耐力，公正的比賽態度，與及令球隊在絕處逢生的入球。他多年忠心效力費倫天拿，在球隊降班後亦沒有離隊，並於翌年帶領球隊升班；及後他離開費倫天拿，便立即協助兵力不強的羅馬奪得久違的意大利聯賽冠軍，這些都展示他的個人品格與質素。

　　但更難得的，是他出道在阿根廷足球的多事之秋，馬勒當拿和肯尼基亞的禁藥事件；阿根廷在世界杯決賽對西德，揚言只會等待射十二碼分勝負；施蒙尼的僞裝被打，致令碧咸被罰出場；都令阿根廷的足球形象一落千丈。巴氏是阿根廷足球的一道清泉、一道純樸的能量，帶來健康、努力、改進的動力，使人再去讚賞和尊重阿根廷的足球。他連續在兩屆世界杯賽事，皆能大演帽子戲法（即在一場賽事射入三球），到現時為止，還是一項紀錄。

　　有些人也許不清楚，巴氏是一個真正瀟灑、我行我素的獨行俠。除了在足球場上，巴氏是從不看足球節目。其他人怎樣比賽、怎樣踢球，他不會刻意留意。這樣使他更有自己的風格，更不受其他人的影響。而也許正是他這種不染塵的個性，令他滿身傷患退休後，沒有再以教練身份出現在綠茵場上。

　　相比C朗拿度、朗拿甸奴、碧咸，巴氏是少了一份超級巨星的俗氣，他的實在而不花巧、愛球場而不是愛商場、重表現而不是重包裝，使他更像一名足球戰士，更值得「巴廸高」的稱號。（巴廸高是戰神的意思。）

　　在香港，我們似乎需要找到更多像巴廸斯圖達的政治任命官員和公務員。但不知道特首或疑似特首的候選人是否有伯樂的眼光，把一個個的巴廸斯圖達找出來。

　　想到這裡，不禁惘然起來，低頭不語也不再寫下去了。

韓國人的《母親》

　　看罷這齣韓國電影後，我感覺香港電影是缺乏了應有的靈魂。

　　《母親》講述的，是一位年邁的母親（金惠子飾），為了替涉嫌謀殺妙齡少女的弱智兒子（元彬飾）洗脫罪名，鍥而不捨、努力不懈地去搜集証據。在這個尋找兇手的過程中，電影同時反映著韓國社會不同的問題和現況，情節非常生動和豐富，有極高的可觀性。我估計在應屆的韓國電影青龍獎，此電影有力問鼎最佳影片等重要獎項。

　　其實，這不單純是一部講述母子親情的電影，箇中涉及很多倫理、道德、社會意識形態的表述，和數年前的另一部韓國電影《原罪犯》一樣，劇情充滿爭議性和特兀性，亦是香港電影的少有品種，既奇情有戲味，而又寫實迫真。未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請小心考慮閱讀下面這段小小評論，以免減低看戲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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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奉俊昊把一個身份低微、收入微薄、對弱智兒子極度信任、處處保護兒子、而又不屑屈服於可笑的法律制度的母親的故事，處理得恰到好處。非常難得的是，電影內沒有這類情節中常有的刻意煽情，反而拍出很強烈的真實感和細膩的味道。

　　就劇情而言，已反映不少社會的悲歌，單親母親無法照顧弱智兒子而試圖仰藥他殺和自殺不成、貧窮的女學生被迫走上半緩交的生涯、低收入社群過著艱難的生活、無所是事的青年男女沉醉於放蕩的肉慾等情節，都拍得很是迫真和寫實，是隱性的社會控訴，教當權者需要深切的反省。

　　而當中對法律制度的控訴，更為明顯。馬虎的警員憑牽強的證據，在找不到殺人動機下，便兒戲地對元彬作出謀殺的指控，及後又以疑似較合理的證據來推翻之前甚為兒戲（但卻不幸是事實）的推斷，是可笑和可悲的執法群組，電影亦藉此間接批判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可信性。而那個貪婪兼不負責任的律師，竟在娛樂場所內在眾伴唱女郎面前，不守保密操守的情況下跟客戶談論案件，建議只為控罪作認罪交易，而不去對薄弱的證據作出辯護，是喪失律師的天職，亦是法律之恥。

　　當然，這都不是最精彩的部份。最震撼的，是金惠子無法面對發掘出來的真相，而出現情緒失控，而犯下離天大禍。這位母親當時那一刻，是完全崩潰了，那是她對兒子那份信念的崩潰。金惠子傳神地把那份自己不能致信的失落、瘋了的心神，完全地演繹出來，觀眾也因而得到戲劇性的觀能震撼，這也是電影中少見的畫面。

　　而片中最後講述金惠子埋沒良心，自私地犧牲那名可憐的証人和無父無母的弱智羔羊，並需靠針炙來麻醉自己和兒子的罪過，情節實在帶有很大爭議性，和在《原罪犯》中，靠催眠來躲避自我罪行的崔岷殖有點相似的地方。但《母親》中所涉的罪行，比《原罪犯》中的更為嚴重，因為當中牽涉第三者的性命和自由，這不是母親愛子的單純親情所能彌補或掩蓋。保護自我的利益是否真的能罔顧和逃離法紀，亦是值得觀眾深思的地方。

　　金惠子不是我熟悉的演員，但第一次看她的演出，的確是有極大的驚喜。這名不一樣的媽媽，作出了一次出色的演繹。元彬也算演得不錯，但相比在《我的馬拉松》同樣飾演弱智青年的曹承佑，是被比下去了，未算淋離盡致。

　　從多方面來看，這都是一部上佳的寫實劇情電影，令人深切感受到社會的氣息。不知怎地，香港的電影像走進了死胡同，較為人知道和討論的，總是臥底故事、警匪片、社團電影，缺乏變化。是韓國電影的急促進步，還是香港電影的原地踏步，無疑是香港電影人需要深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