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故事寫的書

　　章詒和最近出席香港書展的活動時，回應一篇關於汪精衛文章的爭議，說到「我是當故事寫的，不是史料。」(見《明報》2010年7月 26 日)

　　我相信這是一句誠實的回應。從第一次看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的時候，我已經知悉章氏是把書本當成故事來寫，不是以歷史材料的角度來切入。那本貌似半回憶錄的作品，沒有很強的說服力。反右發生的時期，章只有 15 歲，很難相信章有清楚準確的記憶，把當時的事和情記存下來。故此，不少內容有很大的可能是事後從不同的材料搜集出來作敍述，而不是章的第一手回憶。

　　其實，怎樣寫不是問題。寫歷史小說的，也是在建構非史實的故事。重要的是讀者沒有不正確的理解。沒有人會把二月河、熊召政的小說當正史閱讀，大家都知道那是小說。然而，含糊其辭，不明言書本的性質，會令人產生誤解。不少人把《最後的貴族》當作有歷史參考價值的回憶錄來看待，在聽過章氏在表明是在「寫故事」，一些在盲區走路的人，應該重新尋找讀書的導向。

　　或許，章是在回應有關汪精衛的文章，而不是《最後的貴族》，強為混為一談，有些插贓之嫌。只是文人寫書，風格是逃不了。章的書本其實一直都是從這道「寫故事」梯階出發，只是讀的人不一定掌握得準確。但這不等於認定章的作品是沒有閱讀的價值，只是這些基本的切入基礎，讀者不應攪錯。像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些書的缺憾應該被清楚理解和掌握。章氏和龍氏的文筆皆是細膩感人，令人感動。但無疑那是文學作家的作業手法，歷史味道不高。

　　而比起這兩位女作家，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故事味更濃厚。張戎是文學家，寫作手法不是正規的歷史學家。儘管她搜集了不少有關歷史材料，但書中藉臆測的部份，佔份很多，當中的皖南事變一事，至今仍為懸案一宗，張戎的推斷並沒有為事件帶來新的史料佐証。以故事的基礎來讀張戎有關毛的作品，是會有不錯的收穫，但若當之為歷史書冊，恐怕有點是錯誤的付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