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西灣與景賢里。
兩個不相同的名字，擁有不一樣的景緻和價值，卻遭遇到相似的被摧殘命運。
印象中，自己好像沒有親身到過大浪西灣，就算有，也肯定不是帶來了深刻的印象。故此，不幸的事件發生後，沒有打算以此為寫作題材。但在昨天的明報副刊讀到，梁振英接受訪問介紹他的新作時，一些甚為衷心的說話，而恰巧蔡東豪在同一天的信報和博客內，以大浪西灣為背景，寫了一篇題為《我選梁振英》的文章。自己於是把幾個範疇的源頭集合，寫下了這篇短短文章。
大浪西灣的事情原隸屬漁農署管理下的事務，景賢里的古蹟評估過程，原是古物古蹟辦事署的工作範圍。然而，因著地皮緣故，兩者的土地行政管理權應該由地政總署處理。兩件事情的前因後果，相信沒有政府官員會願意詳細交待所有來往函件、報告等。儘管如此，但我幾敢肯定，一切疏漏的監管，跟地政總署脫不了關係。
梁振英在昨天的明報副刊談到：「香港如一家大酒店，人與酒店的關係，只是房客關係。我住401房， 402 、 403 是誰？不知道。如果明日對面的酒店送免費早餐，可能就收拾行李搬過去了。」(明報副刊， 2010 年7月 24 日)
梁的說話說得很對，香港人的確是帶著一份份的疏離感生活，對旁邊的事情和人物漠不關心。香港政府的運作，也是這種模式，部門與部門之間，像房間一樣被間隔，大家對對方的工作不過問，亦不上心。有事情發生，總是先鑽空腦子，想想有甚麼道理，應該由鄰房的住客來處理，好使自己活得開心快活。大浪西灣跟景賢里，是相似的事例，漁農署和古物古蹟辦事署皆沒有能力處理地皮問題時，事項便坐了在地政總署的In Tray。當時人未及把球打回對方的場區之際，問題便爆發了。
地政總署隸屬發展局，負責局長應該是林鄭月娥。林太的工作表現，是馬頭圍塌樓後，收樓表現勇猛。然而，大浪西灣事件至今，不知林太是在放假，還是苦練龜息神功，完全未見一次積極的回應。看來，這個結可能是十分難解拆。只是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有景賢里在前，怎可能還有大浪西灣在後？
或許，只能猜想林太只是把402號房的古物古蹟辦事署放在心中，多加留神，而 403 號房的漁農署，還是繼續那種疏離的取態。梁振英的談話給予了一些發人深省的啟示。
奇怪的是，蔡東豪忽然支持梁振英起來。蔡非常關心大浪西灣事件，而在文章內，寫出了他相信梁有能力對抗富商的理由，這裡不贅。然而，我想提出的是，蔡本身是金融俊傑，在其著作《香港溫布頓》，亦確信香港有優勢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但蔡從來沒有考慮成功金融中心所產生出來的副產品。無疑，金融中心令從業員致富，但比其更得益的，是大企業家，是富商。金融才俊成為打工天王，是努力的成果，不過在過程中，他們亦造就了另一批獲資產增值，而不會擠身打工天王榜的富豪。正如由銅礦到銅錠的生產過程， 是會產生大量的硫酸。工廠需要處理好硫酸，但金融才俊卻可以把處理副產品的責任，推到政府的肩膊上。
大浪西灣和景賢里事件，是金融中心財富暴漲下，產生出來的社會現象。當財富累積越形輕易，這類沒有社會道德的行為只會越加頻密。蔡在《香港溫布頓》一書中，說到自己不甚懂社會學。但這次富商們損毀了他心愛的大浪西灣，恐怕會是一課深刻的教材。
一片葉子，留下不少情懷。配趁著現代的成就，是不斷加劇的忽略與遺忘。在記憶和思念消失之前，就讓它留在這裡。
2010年7月25日 星期日
向不合理說不
近日看到一則足球新聞，說到今季英超球隊曼聯的主場季票滯銷。銷售目標 54000 張，現只能賣出 50000 張左右，而且已是盡了很大努力才能做到。球季尚有幾週便開鑼，對於能達標完成，不甚樂觀。
或許這是小事一則，但箇中所展示的意義和價值觀念，非常值得香港人借鏡。
曼聯球迷跟班主格拉沙家族鬧得很不愉快，球迷們認為格拉沙是吸血鬼，多年來從球隊搾取了很多的金錢，然後以提高門票價格為手段，由球迷來填數。數月前，球場內已是烽煙四起，抗議的橫額，此起彼落。到現在，球迷們似乎將行動升級，以罷買門票，希望達到趕走格拉沙這項目的。這是典型沒有選票，而運用鈔票的手段。
最後結果是如何，今天言之尚早，兩個陣營還有繼續交鋒的戰幔。但曼聯球迷給我的感覺，是勇敢、正氣、肯為目標而犧牲短暫的享樂。對真正球迷而言，不能到球場觀賞愛隊和球賽，是失落的。而他們勇於對他們認為的不合理說不，是西方人的性格特質。香港人也好，中國人也好，這等優點，值得學習。
香港的房地產、高享樂消費文化、漂亮的商場和酒店，全是大商家能榮登福布斯富豪榜的手段。在《囍帖街》和《地產霸權》兩篇文章，我都有提到，香港人是沒有骨氣的一群，投降予金錢主義和消費主義。民眾關心的，只是財富的多寡。是數值問題，不是道德問題。其次關心的，是享樂的媒介。是跟風式的追捧，而不是創造。沒有人會反省他們的金錢，是何等不合理地流向大商家的口袋裡。想標榜學習曼聯球迷攪罷買，只會被人譏笑：沒錢的人才會少買，增值和享受是香港之母，沒有這等動力，便沒有香港。
但是，被人譏笑是人生的一部份，沒有人可以避免。有見地的主見，是獨立思考的先決條件。隨波逐流， 是把腦袋送了給別人。避免讓人譏笑而選擇隨波逐流，是可惜的，也是丟掉了個性。
曼聯球迷告訴我們西方人的價值觀，那就是向不合理說不。
這也是真正民主的重要台階，但香港人具備這份品性嗎?
我只能無語。
或許這是小事一則，但箇中所展示的意義和價值觀念，非常值得香港人借鏡。
曼聯球迷跟班主格拉沙家族鬧得很不愉快，球迷們認為格拉沙是吸血鬼，多年來從球隊搾取了很多的金錢，然後以提高門票價格為手段，由球迷來填數。數月前，球場內已是烽煙四起，抗議的橫額，此起彼落。到現在，球迷們似乎將行動升級，以罷買門票，希望達到趕走格拉沙這項目的。這是典型沒有選票，而運用鈔票的手段。
最後結果是如何，今天言之尚早，兩個陣營還有繼續交鋒的戰幔。但曼聯球迷給我的感覺，是勇敢、正氣、肯為目標而犧牲短暫的享樂。對真正球迷而言，不能到球場觀賞愛隊和球賽，是失落的。而他們勇於對他們認為的不合理說不，是西方人的性格特質。香港人也好，中國人也好，這等優點，值得學習。
香港的房地產、高享樂消費文化、漂亮的商場和酒店，全是大商家能榮登福布斯富豪榜的手段。在《囍帖街》和《地產霸權》兩篇文章，我都有提到，香港人是沒有骨氣的一群，投降予金錢主義和消費主義。民眾關心的，只是財富的多寡。是數值問題，不是道德問題。其次關心的，是享樂的媒介。是跟風式的追捧，而不是創造。沒有人會反省他們的金錢，是何等不合理地流向大商家的口袋裡。想標榜學習曼聯球迷攪罷買，只會被人譏笑：沒錢的人才會少買，增值和享受是香港之母，沒有這等動力，便沒有香港。
但是，被人譏笑是人生的一部份，沒有人可以避免。有見地的主見，是獨立思考的先決條件。隨波逐流， 是把腦袋送了給別人。避免讓人譏笑而選擇隨波逐流，是可惜的，也是丟掉了個性。
曼聯球迷告訴我們西方人的價值觀，那就是向不合理說不。
這也是真正民主的重要台階，但香港人具備這份品性嗎?
我只能無語。
《垂簾聽政》
民主黨近日就政改談判所作出的報告，使人充滿疑竇。傳媒普遍不完全相信，所載所言是反映事實的全部。這個現代版的扭曲或遮敝事實事件，是說明盡信筆錄是不大可能理解真相。這亦令我想起晚清時的「辛酉政變」。
李翰祥導演的電影《垂簾聽政》以咸豐駕崩前後的背景為題材，講述慈禧太后和奕訢策動政變的經過，箇中是參考了相關的歷史材料，整個事件記載於原始資料《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的《辛酉政變》檔案內。李導演處理電影時，是以表面方法理解該段文字紀錄，而不少歷史研究者更以此歷史事件判斷咸豐的無能，令慈禧干預晚清政局。然而，倘若研究者細心考量材料，便會發現該段文字紀錄充滿疑點，不能純以表面所載來理解。
幾年前，我曾就這段原始資料作了一些研究，寫下了一篇文章，對辛酉政變有不同見解，亦不認為電影《垂簾聽政》是正確講述當時的事況。該篇研究文章轉載在下面，篇幅不算短，但對清史有興趣的人，應該覺得有趣味。讀完後，更會發覺歷史事件的互動性與偶然性。倘若載垣等人不是先立心不良，慈禧根本沒有上位的空間，後人多集中留意了奕訢和慈禧的反擊，是忽略了一些前因。而幾十年後，在中國的土地上，又再出現了另一宗相似的偶然，那便是「西安事變」。
大陸的歷史學家對清史稿，現正進入深入詳盡的研究，這件辛酉政變或許日後會有更清晰的定論。但直至今天，我還是相信自己的判斷，而不接受坊間普遍的觀點。
＊＊＊＊＊＊＊＊＊＊＊
引言
1861年(歲次辛酉)是清咸豐皇帝駕崩於熱河的一年。當時咸豐皇帝為了避開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的炮火，「秋獼木蘭」於熱河，京城則由其皇弟恭親王奕訢暫時主理。留在咸豐身邊侍駕的，包括載垣、端華、肅順等大臣。陪著咸豐皇帝於熱河的，當然還有其皇后鈕祜祿氏(即日後的慈安太后)、皇長子載淳(即日後的同治皇帝)、及其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即日後的慈禧太后)等。由於不同政治人物佔據了不同的地點與空間，造成了咸豐皇帝駕崩後，發生了一連串錯綜複雜的政事變化。整件辛酉政變，從農曆7月17日咸豐皇帝駕崩起至農曆11月1日慈安、慈禧兩位太后正式開始垂簾聽政止，前後只歷時103天。而隨著這次短促但影響深遠的政變，慈禧太后得以開始竊取清皇朝的最高權力統治地位。慈禧意外地獲得統治權力，實乃載垣等八人與奕訢之間鷸蚌相爭的結果，也正是由於這個偶然的政爭機會，使清帝國在最後的五十年統治期，差不多盡落在慈禧這位漁人的股掌之上。
咸豐的傳位朱諭與詔書
咸豐皇帝究竟下了甚麼的遺詔，是研究辛酉政變的最重要一環。按照《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中所記錄的材料，咸豐在駕崩前有關傳位及任命輔弼大臣，只留下了兩道朱諭及一道詔書(此詔書可作遺詔看)。第一道及第二道朱諭的日期皆屬7月16日，而遺詔的日期則是7月17日。第一道朱諭為正式立載淳為皇太子，詳文如下：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
第二道朱諭則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盡心輔弼皇太子載淳，贊襄一切政務，詳文如下：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筆：
皇長子御名現立為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特諭。[2]
至於咸豐的遺詔，內容有點像罪己詔，慨嘆皇土內擾亂處處，而自己則無力收復。然遺詔內實有提及其皇弟奕訢在咸豐皇帝心裡之地位，故著奕訢聯同其他大臣輔弼載淳。咸豐的遺詔重要段落節錄如下：
“……………上年八月間舉行秋獼，駐蹕熱河，旋經恭親王奕訢等將各國通商事宜妥為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本年正月，曾經降旨於春仲回鑾，適因舊疾復作，不得已降旨停止。本擬俟秋間氣體復元，啟蹕回京，與諸王、大臣講求庶政，次第舉行。孰意入夏以來，暑瀉日久，元氣愈虧，以致彌留不起，豈非天乎？顧念神器至重，允宜傳付元良。十六日子刻，召見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令其承寫朱諭，立皇長子御名為皇太子，并命該王、大臣等盡心輔弼，贊襄政務。…………”[3]
從咸豐的朱諭內容所見，其實咸豐只是著派載垣等八人輔弼載淳，襄贊政務，而並非冊封這八人甚麼輔政大臣王或贊襄政務王之類的名銜，不然的話，在咸豐第二道朱諭內應會作出清楚明確的指示和任命。而咸豐著派這八人的真正用意，從其遺詔的內容來看，其實是平衡朝政。儘管咸豐清楚奕訢具有出色的材幹，但咸豐似乎亦擔心奕訢會像其祖宗多爾袞一樣，以皇叔身份欺壓載淳，故除了沒有給予奕訢攝政王的身份外，還著派載垣等八人共同贊襄，並在遺詔給予他們跟奕訢平等的政治地位，以避免朝政過於受奕訢所控制。這個看法應似乎比較接近咸豐駕崩前的意願。
載垣等贊襄八人是政變的始作俑者
咸豐駕崩於7月17日[4]，但他的遺詔並沒有被在熱河的大臣確實執行。載垣等贊襄八人以身在京城的奕訢等，未能即時完全洞悉咸豐的遺詔內容，作出了矯旨的行為。他們第一步作出的行動，是於咸豐駕崩當日即以「奉旨」的名義，著奕訢等大臣留在京城處理喪事，但以協辦喪事為由，把同聲同氣的陳孚恩調到熱河，共謀政變大計。[5]咸豐駕崩後，朝政已交到三歲的載淳手上。在短短的時刻，實在看不出三歲的載淳，會作出這等政務上的旨意。故此，此份調動陳孚恩的「聖旨」實屬矯旨之作。載垣等贊襄八人在咸豐駕崩後，已立即部署政變，試圖獨自掌理朝綱，將奕訢趕出權力核心之外。而此道「聖旨」亦使奕訢需要困在京城，動彈不得。若奕訢堅持到熱河奔喪(並逐權)的話，實有可能受到被議抗旨之險。
載垣等贊襄八人進一步的行動是合理化自己「輔弼」載淳的最高地位。咸豐的傳位朱諭及遺詔，其實並沒有冊封載垣等贊襄八人為王，只是給以贊襄政務的責任。但他們竟然以「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義代載淳擬旨及發旨，務求與政務上掛名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的奕訢平起平坐。而這個進一步「合理化」自己地位的行動，也是在咸豐駕崩當日已立即展開，其野心也昭然易見。[6]載垣等贊襄八人更試圖把奕訢的皇族血脈身份淡化，以藉禮儀及手文之誤為由，把遺詔中「恭親王奕訢」這五個字，刪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替自己的政治力量加點重量。八人也很清楚若果不這樣安排，根據咸豐的遺詔，奕訢以親王被點名，地位無疑是超然一點。在這一點上，載垣及端華本身均是親王身份，但咸豐並沒有以其親王身份題之，由此可見，朝局應是由奕訢為主導，載垣等贊襄八人為制衡而已。載垣等贊襄八人明顯不接受咸豐安排的格局，就此事所諮議之前因和結果，記錄了在7月24日的咨文內，詳文如下：
軍機處贊襄政務王、大臣為咨行事：
本日貴衙門遞到大行皇帝遺詔式，本日業經進呈。內“恭親王奕訢”五字，查遺詔內向不書名，今應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十一字，已由本處粘簽進呈，奏請更正。奉旨：依議。欽此。相應發還。即由貴衙門趕緊恭繕，寄至熱河可也。須至咨者。
計滿漢合璧詔式一件，蒙文詔式一件。
右咨內閣。[7]
從上文所見，其實載垣等贊襄八人的邏輯，甚是牽強。若真是因遺詔不書名，只需把「奕訢」二字剔去便是。把「恭親王」三字也一併剔走，明顯是別有用心。從這兩宗明顯矯旨舉動來看，首先向對手發動政變的其實是載垣等贊襄八人。他們的動機也就明顯不過，就在載淳未能親政之前，試圖以八對一的人數優勢，壓住奕訢，牢牢掌握朝綱大權，但這無疑不是咸豐遺詔的原意。而載垣等贊襄八人在啟動他們的政變工程後，更安排了不少有關自己八人及其他大臣人事變動，這些皆屬頗為明顯的政治部署。[8]
另外，載垣等贊襄八人亦透過發出一道不尋常的行政「旨」意，意圖試探朝中各大臣對其自封地位的信服程度。該份行政「旨」意見於7月17日的一份咨文內，載垣等贊襄八人要求各地的督、撫、學政、臣、將等若果有發奏折的話，必須向他們另備印文、報實發折數目及送交核查。[9]明顯地，這並非清皇帝與朝廷大臣間的正常安排[10]，而日後載垣等贊襄八人倒台後，奕訢亦立即廢除了該項「旨」意。[11]但在載垣等贊襄八人倒台前，確有大臣、軍將發明折，表明接受載垣等贊襄八人的「旨」意。另一項測試群臣的手段，就是擬定以「祺祥」為載淳的年號。[12]這個建議亦獲得不少群臣，如豫親王義道、賈楨、桂良、周師培、全慶、瑞常等的和議。[13]而也是由於這些回應，令載垣等贊襄八人以為他們在群臣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支持。
然而，載垣等贊襄八人也十分清楚，單憑群臣的支持，並未完全建立起他們逐鹿的力量，因為尚未確實得到另外兩個方面的支持，那就是太后方面和軍將方面。
「御賞」和「同道堂」方章是一份見面禮
載垣等贊襄八人冀能獲得太后方面的支持，原因是顯然易見的。第一，太后當時身在熱河，對咸豐駕崩前後的情況非常清楚，倘若得到太后方面的支持，就等於在人脈證據上佔了上風，大大加強自己從矯旨所得到的「合法」地位。第二，太后站在自己的一方，就等於奕訢少了一只棋子，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更有利政事鬥爭上的發展。因此載垣等贊襄八人為著爭取太后及載淳生母(下起以慈安及慈禧稱之)在政事上的支持，極有可能願意妥協並再度做出矯旨的行徑。
慈安及慈禧在咸豐駕崩後分別掌管了「御賞」和「同道堂」這兩枚方章，用以確認載垣等贊襄八人所發的「旨」意和咨文。[14]這兩枚方章的由來確實有可疑，從字面上去理解這兩枚方章，特別是「御賞」，應該是賜自咸豐的。但第一點值得懷疑的，是咸豐並沒有在其遺詔內清楚說明把這兩枚具有政治權力的方章交予慈安及慈禧二人。這麼重要的事情，咸豐皇帝不可能不在遺詔內明諭廷臣。第二，咸豐是一個平庸的皇帝，直接點說是沒有主見和遠見的皇帝，其決定不應該會遠離祖訓。清皇朝的順治皇帝及康熙皇帝皆以稚齡登位，當時的傳位祖宗亦沒有想出這樣新奇的方法，故此因循的咸豐在彌留之際，想出以慈安及慈禧制衡載垣等贊襄八人，是不大合理的推測，亦與咸豐個人的政績表現不甚相符。第三，這兩枚方章於載垣等贊襄八人發旨當日，其實並未造妥[15]，故把它說成是咸豐駕崩前賜予慈安及慈禧，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而事實上把「御賞」和「同道堂」這兩枚方章的事情公佈廷臣的咨文，是載垣等贊襄八人以贊襄政務王大臣名義發出，從前文分析，這些文字極有可能只是載垣等贊襄八人的政變部署，而非咸豐的意思。加上載垣等贊襄八人在政治上有巴結慈安及慈禧的必要， 故極有可能送上「御賞」和「同道堂」這兩枚方章，以表示願意接受她們二人共享權力。載垣等贊襄八人這份見面禮，對原本無權參予政事的慈安及慈禧而言，無疑是份喜上心頭的政治奉獻。當然有一點也不能忽略的，就是身為寡母的兩位太后，也沒有甚麼跟載垣等贊襄八人討價還價的能力，加上其(當時在熱河的)人身安全還繫在載垣等贊襄八人手上，接受這等同橡皮圖章的安排，也屬無可奈何的決定。
勝保及僧格林沁的軍務妥協
解決了太后方面的問題後，載垣等贊襄八人也沒有忽略爭取軍將支特的重要性。勝保及僧格林沁便是兩位當時手執重兵的軍將。在這段政變期間，載垣等贊襄八人與他們的往來頗為迂迴及間接。當時還在聲討太平軍的勝保在知悉咸豐駕崩後，於8月2日奏請要為咸豐奔喪，更在沒有請准之前已直接前赴熱河。[16]勝保此舉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如載垣等贊襄八人以其擅離職守為借口將其查辦的話，勝保可否保住人頭亦屬難料。但載垣等贊襄八人不單沒有嚴辦勝保，更准其前赴熱河奔喪，這個做法比對待奕訢的苛刻安排，明顯有所不同。然載垣等贊襄八人對勝保亦留有一手，對其一些不屬於最關鍵的禮節失誤，如錯發奏折予太后及在帝喪期間仍用黃折上奏，提出交往另部處理。[17]這個安排似乎是為著可以以手鬆一點賣個人情予勝保作借口，希望待勝保到達熱河後，爭取落實給予軍事支持。而從勝保於8月2日上呈的奏折，表明願意接受載垣等贊襄八人為所發明折報數之要求後，勝保其實已暗示願意接受載垣等贊襄八人的地位。[18]載垣等贊襄八人也沒有在瑣碎事情再造勝保的文章，明顯地是載垣等贊襄八人相信已經與勝保取得共識，得到了勝保在軍事上的支持。
至於僧格林沁方面，載垣等贊襄八人更是主動以書函方式跟僧氏打招呼[19]，此舉無疑也屬於一個非常合理的部署。僧氏亦有就載垣等贊襄八人之書函作出回覆。[20]也就可能基於僧氏也認同載垣等贊襄八人為發明折報數的「旨」意，加上勝保已表示接受載垣等贊襄八人的地位，故載垣等贊襄八人以為他們已經在軍將方面取得全面支持。但載垣等贊襄八人並未意識到他們的對手恭親王奕訢，已積極部署了對載垣等贊襄八人的反擊，而奕訢這大力的反擊亦導致了載垣等贊襄八人以後的慘敗。
垂簾聽政是奕訢對慈安及慈禧的加碼反建議
奕訢肯定不是省油燈，特別是他也清楚獲悉載垣等贊襄八人以7月24日的咨文把他的親王身份從遺詔中刪除。看見載垣等贊襄八人已取得慈安及慈禧的支持，並讓他們掌管熱河的朝綱，他也對這二位太后作加了碼的反建議，就是讓她倆垂簾聽政。御史董元醇於8日6日的奏折[21]，似乎是為奕訢開路，因箇中內容盡以奕訢的利益為出發點。奕訢借了董元醇的奏折向慈安及慈禧開出條件，暗示垂簾聽政比兩枚橡皮圖章更形吸引。而在同一份奏折內，奕訢亦有向載垣等贊襄八人攤牌，表示要求增加一兩名近支親王(即奕訢本人)同時為載淳輔弼。至於為載淳挑選帝師的問題，已屬次要，其意也只在令奏折內所奏請的要求至少有一項是跟載淳有直接關係而已。
奕訢的要求沒有得到載垣等贊襄八人首肯，據奕訢事後於10月6日的奏折顯示[22]，載垣等贊襄八人在8月11日在熱河跟兩位太后曾就此事作過一次不愉快的討論。載垣等贊襄八人更於當時指請太后看折亦屬多餘之事，並作出當面咆哮的舉動，其後更於8月12日駁回了董元醇的奏折[23]，尤其對垂簾聽政一事，更堅決以清皇朝無此傳統為由，厲言反對。載垣等贊襄八人此等舉動明顯地沒有給予慈安及慈禧在奕訢方面能夠獲得的政治利益，也使載垣等贊襄八人與兩位太后之間出現了裂縫。
載垣等贊襄八人的專橫肯定令慈安及慈禧極度不滿。按當時的情形估算，慈安及慈禧也清楚感到受制於載垣等贊襄八人並不是長遠之策。加上奕訢開出讓太后垂簾聽政的條件，她倆又怎會不心動起來，轉移踢開載垣等贊襄八人。但最終問題還是兩位太后及皇帝載淳還身在熱河，人身尚未安全，只好在載垣等贊襄八人駁斥董元醇的奏折上蓋上其「御賞」和「同道堂」這兩個橡皮圖章，並繼續強忍載垣等贊襄八人的行徑。
勝保倒戈並協助聯繫奕訢與太后
從檔案資料上看，實在很難找出實質証據証明奕訢及兩位太后如何聯繫商議對付載垣等贊襄八人。在8月6日董元醇的奏折起，至9月30日載垣等被下旨拿下止[24]，表面材料再也沒看不出奕訢發動了甚麼政治攻勢。唯一有關連的可能情形，就是勝保曾於8月11或12日間到熱河奔喪[25]，並似乎站了在載垣等贊襄八人的一方，但事實上他在往後的9月28日，卻發出了一道口吻跟董元醇如出一轍的請奏。勝保更大膽明言載垣等贊襄八人是借太后的兩個橡皮圖章來取信於群臣，勝保的態度跟之前為發明折向載垣等贊襄八人報實數的恭敬態度截然不同。而按這項事態變化，勝保無疑就是奕訢與太后之間的中間人，負責轉達奕訢的部署。也就是由於這個巧妙的部署，致使載淳從熱河在回到京城的一天(即9月29日)[26]，載垣等贊襄八人已變成了甕中之鱉，而勝保更在9月28日已部署好對載垣等贊襄八人的反擊全文[27]。不過，也很明顯，奕訢也需付出那項加了碼的反建議，才能令慈安及慈禧願意掉轉槍頭，協助奕訢指控載垣等贊襄八人矯旨及專權。
載垣等贊襄八人的致命失誤
從發動政變至束手就擒，載垣等贊襄八人犯下了不少政治錯誤。最嚴重的失誤莫過於未能牢牢掌握太后的支持。載垣等贊襄八人的行動一開始已經是非常投機的政治賭博，沒有太后幫其守關根本無法拿緊朝綱大權。奕訢提出的垂簾聽政的反建議未能為載垣等贊襄八人所接受，頓使太后蟬過別枝。從載垣等贊襄八人駁斥董元醇之奏折起，其政變失敗之下場已大致下了定案。
載垣等贊襄八人的第二個失誤，是高估了軍將及群臣對他們的支持，特別是錯信了事後倒戈的勝保，使他能借奔喪為借口，協助奕訢迅速地聯繫太后並取得她們的幕後支持。而群臣們對載垣等贊襄八人的文書式支持，也全無甚麼力度可言。若採用陰謀論的角度來分析，這些群臣表面接受載垣等贊襄八人的「旨」意，可能也是與奕訢早有預謀，以假意奉「旨」來麻痺政敵和深化其驕奢的手段。
當然最明顯的失誤但質際上可能只是最少的失誤，便是容許載淳及兩位太后的御蹕先回京城，而自己則安送咸豐的靈柩在晚一點的時間才到。[28]結果載淳及太后的安全在9月29日得到確認下，載垣等便沒有甚麼理由不被捉拿，因為朝廷內其餘兩大勢力以基於談好的條件互相合作起來。不過，這已經不是最重要，即使載垣等贊襄八人把載淳及太后押在身邊作人質，他們被捉拿的日子也只不過推遲幾天，因為軍將們如勝保已不再站在他們的一方了。至於肅順在運送咸豐的靈柩期間私帶家眷，也只是在罪無可赦的政治謀逆罪之外，一條落井下石的道德罪名而已，用意也不過是讓群人把肅順看成一個不尊君的臣子。即使沒有這一條不尊君之罪，肅順因被指擅坐御位及擅用御器，相信也難逃一死。[29]
奕訢的慘勝及載垣等贊襄八人被議的罪行
載垣等贊襄八人被捉拿後，奕訢順利走上更高的權力舞台，於10月1日被封為議政王。[30]奕訢跟著迅速地解決了載垣等贊襄八人這宗叛逆案子。除了一些經文字粉飾的所謂謀逆之罪外，奕訢認為載垣等贊襄八人最大的罪行是假傳御旨及偽造贊襄政務這名目。[31]就這兩點上文亦已作出了詳細的考量，的而且確載垣等贊襄八人是作出了一些矯旨的行為，如從咸豐遺詔刪改了恭親王奕訢等字，及令人誤信咸豐留下兩個圖章予兩位太后，這些都是很難獲得赦免的叛逆罪行。但奕訢在處理此事時亦已顯得非常寬鬆，只處死了贊襄八人中的載垣、端華及肅順。按大清律法，載垣、端華及肅順皆應被判凌遲，然載垣及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肅順則著加恩改為斬立決。[32]對於其他涉事的群臣，除了贊襄八人中的穆蔭及被邀請到熱河的參與謀反的陳孚恩被充軍，與及贊襄八人其餘四人被免職外[33]，皆沒有任何的懲處。載垣及端華身為親王帶頭參與謀逆，當難逃罪責。而肅順被指在運送咸豐的靈柩期間私帶家眷、擅坐御位及擅用御器，倘若不是被誣衊的話，被挑中出來陪葬，也屬合理的處置。
奕訢在這件事的後期處理方法，亦秉承一貫只懲源頭，放寬下線的軟性方法，從奕訢決定燒掉所有從抄肅順家中拿到的罪証便可見一斑。[34]也就由於奕訢採取了這個比較克制仁慈的做法，致使朝廷的效率並未受到很大的影響，亦令到在載淳當位的年間，政局尚算穩定。唯一較大的轉變，是把載淳的年號從「祺祥」改為「同治」，其用意明顯也是將載垣等贊襄八人曾主政的影子完全抹走。[35]
但是奕訢從載垣等贊襄八人手中奪回朝綱的主理權，而採用了除去載垣等贊襄八人的手段，無疑也不是咸豐的遺願，蓋咸豐的原意是希望載垣等贊襄八人與奕訢共同輔弼載淳。然奕訢不但未能完成此遺願，還在很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被迫把議政的權力分給了原來沒有份兒的兩位太后，而自己亦被排在兩位太后的垂簾聽政之下。奕訢這個反政變也只能算是慘勝，而並非真的權傾朝野。慈安及慈禧毋庸置疑是這件政變的最大得益者，從完全沒有參予政事的權力，輾轉演繹到獲眾群臣奏請垂簾聽政[36]，也可說是巧合中的巧合。慈安及慈禧的垂簾聽政也就於11月1日正式開始了。[37]從政者無疑需接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傳統道理，不論慈禧從甚麼方法竊取最高統治權力，她畢竟才是這次政變的最大得益者。
參考書目
1. 故宮博物院明淸檔案部編，《淸代檔案史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1輯，頁82-141。
2. 故宮博物院明淸檔案部編，《淸代檔案史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3輯，頁195-202。
[10] 按單士魁所述，清皇朝內所有由各衙門所呈之文書除進呈正本外，需另繕副本一份，存內閣備查。但載垣等贊襄八人所提出報明數及另備印文之要求，明顯是超出原來朝廷的制度。單的文章見於〈清代歷史檔案名辭簡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三輯，頁195-202。
[25] 勝保確實在熱河的日期不詳，但從他於8月12日所發的奏折內，指他在8月11日已在京師，故此以此估算勝保於8月11日或12日間到了熱河「奔喪」。勝保於8月12日的奏折，見〈辛酉政變〉，檔案24，前揭書，頁95-96。
[26] 慈安、慈禧及載淳的回京之日，參考載垣等贊襄八人所奏之擬定行程及安排，見〈辛酉政變〉，檔案26，前揭書，頁96-97。載垣等贊襄八人安排慈安、慈禧及載淳先從間道回京城，自己安送咸豐的靈柩殿後。
2010年7月24日 星期六
李巧珍
李巧珍，一個平凡的人，卻帶出了一張真實的社會面貌。
四日三夜香港團，包住宿、包食用、包交通， 盛惠630元，實在是令人驚訝的數字。而實際上，本地接待單位極可能是以零團費接團，因為 630 元的團費是出團方的收入。以消費作佣金補貼，成了不成文的潛規則。旅客不履行潛規則的責任，導遊動真氣說出不理性的說話，實屬不幸的事情。業界人士、田主席紛紛表態認錯，無可厚非。人家千錯萬錯，實在也不需發出這等涼薄的說話。但認錯之後，整個業界再沒有反省的話，下一個阿珍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一切根源，不外乎競爭惹的禍。商店回佣予導遊是業內的習慣，但早年自由行人士的瘋狂購物興緻，令人修改了遊戲規則，副菜變成正菜， 迫使旅行社以購物佣金賴以為生，亦使旅行社的經營像賭徒一樣，盈虧與否，全以旅客消費多寡而定。接團可能會輸死，但不接團就一定輸死（因為要交租和出糧）；你不接，人家會去接。到頭來，只有硬著頭皮，博一博，把自己的生計交托在骰子一樣的遊戲上，聽天由命。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全香港只有旅遊業，是採用這種收取低於成本的收費，然後博取往後或有或無的收益來經營嗎？答案是否定的。
事實上，這種賭博式經營，在不少政府公開招標的工作，經常見到。投標者往往務求以低廉的標價摘下項目，期待項目的後期會出現特別收入（英語所謂的 windfall income）。但倘若項目沒有額外收入的話，中標者很大機會會錄得虧損。
自由競爭往往是政府接受這種非理性出價的藉口，部門不會考慮價錢太低的後遺症，一概採用價低者得的方法。而「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永遠是一項硬道理，在沒有額外收入的情況下，虧損不可能是長久，到頭來，劣質服務或爛尾收場，只是小學測驗卷，兩選一的選擇題題目而已。
甚麼範疇，會出現這些低廉標價的現象？這就留待大家自己去發掘。寫這些文章，純屬興趣。在這些文章中，我絕無意圖討論自己行業的事情。一週五天，已經煩得夠了。其他時間，應該在另一個洞天生活和呼吸。只是從旅遊業，我也看到自己行業和其他行業的影子。一些問題的出現，往往都不是偶然性，而是經歷了長時期的孕育。奈何，每當有問題發生時，「個別事件」已成了老手拆局經常使用的標準遊戲卡。而且，人的惰性大多是把問題掃到地氈底，而不是坦然面對。
李巧珍的不幸，三成是源於口直心快，七成是源於行業的懦弱和鬆散，使她成了代罪羔羊。革走導遊身份與否，只是業界系統對事件的最終表態，對阿珍而言，這份工作或許已成了她的噩夢。但犯下一次可以理解的過錯，便不獲翻身，也不應是我們社會的習性。
祝願阿珍早日站起來，離開旅遊界也好，不離開也好，還有很長的路在等著。
四日三夜香港團，包住宿、包食用、包交通， 盛惠630元，實在是令人驚訝的數字。而實際上，本地接待單位極可能是以零團費接團，因為 630 元的團費是出團方的收入。以消費作佣金補貼，成了不成文的潛規則。旅客不履行潛規則的責任，導遊動真氣說出不理性的說話，實屬不幸的事情。業界人士、田主席紛紛表態認錯，無可厚非。人家千錯萬錯，實在也不需發出這等涼薄的說話。但認錯之後，整個業界再沒有反省的話，下一個阿珍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一切根源，不外乎競爭惹的禍。商店回佣予導遊是業內的習慣，但早年自由行人士的瘋狂購物興緻，令人修改了遊戲規則，副菜變成正菜， 迫使旅行社以購物佣金賴以為生，亦使旅行社的經營像賭徒一樣，盈虧與否，全以旅客消費多寡而定。接團可能會輸死，但不接團就一定輸死（因為要交租和出糧）；你不接，人家會去接。到頭來，只有硬著頭皮，博一博，把自己的生計交托在骰子一樣的遊戲上，聽天由命。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全香港只有旅遊業，是採用這種收取低於成本的收費，然後博取往後或有或無的收益來經營嗎？答案是否定的。
事實上，這種賭博式經營，在不少政府公開招標的工作，經常見到。投標者往往務求以低廉的標價摘下項目，期待項目的後期會出現特別收入（英語所謂的 windfall income）。但倘若項目沒有額外收入的話，中標者很大機會會錄得虧損。
自由競爭往往是政府接受這種非理性出價的藉口，部門不會考慮價錢太低的後遺症，一概採用價低者得的方法。而「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永遠是一項硬道理，在沒有額外收入的情況下，虧損不可能是長久，到頭來，劣質服務或爛尾收場，只是小學測驗卷，兩選一的選擇題題目而已。
甚麼範疇，會出現這些低廉標價的現象？這就留待大家自己去發掘。寫這些文章，純屬興趣。在這些文章中，我絕無意圖討論自己行業的事情。一週五天，已經煩得夠了。其他時間，應該在另一個洞天生活和呼吸。只是從旅遊業，我也看到自己行業和其他行業的影子。一些問題的出現，往往都不是偶然性，而是經歷了長時期的孕育。奈何，每當有問題發生時，「個別事件」已成了老手拆局經常使用的標準遊戲卡。而且，人的惰性大多是把問題掃到地氈底，而不是坦然面對。
李巧珍的不幸，三成是源於口直心快，七成是源於行業的懦弱和鬆散，使她成了代罪羔羊。革走導遊身份與否，只是業界系統對事件的最終表態，對阿珍而言，這份工作或許已成了她的噩夢。但犯下一次可以理解的過錯，便不獲翻身，也不應是我們社會的習性。
祝願阿珍早日站起來，離開旅遊界也好，不離開也好，還有很長的路在等著。
卻步
記不起有多少年沒有到書展去了。
看書應該在一個恬靜、舒適、寬敞的環境，買書也應在這種環境下，才能讓人被紙張上的油墨所感染，享受字句行間的神髓。在香港的書店，這些基本要求大略還是可以感受得到。但要是真的跟大陸和台灣相比的話，那份空間的壓迫感還是香港標誌式的獨有特色。
香港的書展是貿發局不斷追求提高入場人數、重量不重質下，培育而成的怪胎。那套花市式的經營方法，只是把書本變成一本本資本主義下標上價錢的商品，而不是知識的倉庫和學術的泉源。幾年前我到過的書展會場，已是非常嘈吵、擠迫、狹窄，令人毫不舒坦。那只是一個書商與入場者一場困獸鬥式的金錢博奕，是現代市場學演繹如何推銷產品的測試。在那裡，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書的價值，看見的只是一大堆消費主義下的紙張合成品，嚴格來說，不能稱之為讀物。一部簡體字版的《紅樓夢》只是賣幾十元，而一套給小孩子使用的《迪士尼美語世界》則賣幾萬元，我們的書展、我們的社會就是建構了這樣荒唐的世界。這更不要討論，幾萬元可能是一些綜援家庭全年的生活開支。書展是一個展露貧富懸殊的另類場所。
出版商是另一個需要負上責任的群組。為追求銷量，只顧出版毫無學術、文化或美感的紙張和油墨（對不起，那堆紙實在配不上「畫冊」這兩個字），誘使年青人盲目搶購，是為一個問題。自資出版書籍的泛濫，更令讀者無法分辨出，那些是經編輯審理過後，出版的書本，那些是自娛式、純粹拿過書號留為紀念的平凡之作。而其實更令人失望的，是不少人在書海中，是尋找《劈邪劍譜》式的讀物，以求練成好身手，稱霸財林。這些人把追求文字的心術，放在一些毫無意義的秘笈上，是浪費了人生。大型連鎖式快餐店生產大量垃圾食品，而相似地，不少出版商也是在生產大量垃圾讀物。不幸地，不少人每天都消費在這等東西上面。消費主義社會是一個浪費型社會，因為它不單製造了沒有需求的產品，也製造了對社會毫無價值的垃圾。
一個有文化氣味的書展，恐怕要出現在一個遙遠的國度。
但我不知道它存在在哪裡。
看書應該在一個恬靜、舒適、寬敞的環境，買書也應在這種環境下，才能讓人被紙張上的油墨所感染，享受字句行間的神髓。在香港的書店，這些基本要求大略還是可以感受得到。但要是真的跟大陸和台灣相比的話，那份空間的壓迫感還是香港標誌式的獨有特色。
香港的書展是貿發局不斷追求提高入場人數、重量不重質下，培育而成的怪胎。那套花市式的經營方法，只是把書本變成一本本資本主義下標上價錢的商品，而不是知識的倉庫和學術的泉源。幾年前我到過的書展會場，已是非常嘈吵、擠迫、狹窄，令人毫不舒坦。那只是一個書商與入場者一場困獸鬥式的金錢博奕，是現代市場學演繹如何推銷產品的測試。在那裡，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書的價值，看見的只是一大堆消費主義下的紙張合成品，嚴格來說，不能稱之為讀物。一部簡體字版的《紅樓夢》只是賣幾十元，而一套給小孩子使用的《迪士尼美語世界》則賣幾萬元，我們的書展、我們的社會就是建構了這樣荒唐的世界。這更不要討論，幾萬元可能是一些綜援家庭全年的生活開支。書展是一個展露貧富懸殊的另類場所。
出版商是另一個需要負上責任的群組。為追求銷量，只顧出版毫無學術、文化或美感的紙張和油墨（對不起，那堆紙實在配不上「畫冊」這兩個字），誘使年青人盲目搶購，是為一個問題。自資出版書籍的泛濫，更令讀者無法分辨出，那些是經編輯審理過後，出版的書本，那些是自娛式、純粹拿過書號留為紀念的平凡之作。而其實更令人失望的，是不少人在書海中，是尋找《劈邪劍譜》式的讀物，以求練成好身手，稱霸財林。這些人把追求文字的心術，放在一些毫無意義的秘笈上，是浪費了人生。大型連鎖式快餐店生產大量垃圾食品，而相似地，不少出版商也是在生產大量垃圾讀物。不幸地，不少人每天都消費在這等東西上面。消費主義社會是一個浪費型社會，因為它不單製造了沒有需求的產品，也製造了對社會毫無價值的垃圾。
一個有文化氣味的書展，恐怕要出現在一個遙遠的國度。
但我不知道它存在在哪裡。
2010年7月17日 星期六
《地產霸權》：改革應從那裡開始
《地產霸權》是一本有膽色的出版。
作為一個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不屈服於強權或不公義，是最基本的本質。作者潘慧嫻在書中，的確表現了這種應有的風骨。曾在大型地產商工作的她，把多年來所見及認知的，紀錄下來，並和讀者分享。書中闡述了很多香港地產商壟斷的手法和操作過程，讓人對香港地產商巧取豪奪的招式多了認識。使人充份感受到香港中產人士，所面對的艱辛和不平等。
借鏡於他人他地的行內人論點
然而，這本《地產霸權》卻不是一部帶有很多作者個人意見的作品。潘慧嫻在書中把香港現時的種種壟斷，包括地產、公共服務、超市等，歸咎於香港缺乏一套公平競爭法例。因此，她建議香港應盡快為競爭法立法，引入地價稅，甚至學習芬蘭實行高稅率的社會主義模式。在前言中，潘亦有約略提到香港需要一個民選政府，來解決改革土地和稅制的難辛工作(p32)。從潘慧嫻的觀點來看，她是一名現代的法家支持者。
如易汶健在書中附錄中說到，潘的論點不是甚麼驚天大發現(p219)，但以行內人身份說出這些尖銳的說話，畢竟是擁有更強的說服力和論據。在這個範疇來看，潘的勇氣是可嘉的。而作為讀者的我，亦對潘的觀點和建議，沒有很大不同意之處。但若以文章的內涵和能引伸的討論觀點來說，的確尚有很多範圍和事項可以加入研究。
若讀者有心閱讀此書，不難發覺有關建議和論據都不是來自作者本人，而是借鏡於他人他地的言論和模式。邱吉爾的土地壟斷禍害論(p190-192)，在APEC Workshop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Deregulation提交的意見書(p194- 199)，芬蘭學者Hikka Pietila所解釋的芬蘭模式(p200- 203)，都不是作者的原觀點。讀者需要理解這書獲得西方人士高度評價的原因，無疑是因為若干建議，皆是來自西方人士的系統內。
政治硬件需配合政治軟件
完全屏棄西方的思維，是沒有必要和不可取的。然而，全盤以為西方模式可以解救萬民，亦是過猶不及。若果民選政府是一個可以決解問題的方案，那也只是一個政治性的表述，而忽略政治的實際操作方式。概觀今日之亞洲，日本和南韓皆是民選政府，然而，兩地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和劇集，從來沒有對根深蒂固的金權政治放棄批判。在菲律賓，平民出身的埃斯特拉達，更是落得因貪污被撤職的下悲收場，國家也一直擺脫不了半軍人統治的歲月。台灣更不用多說。政治制度從來只是一個硬件、一個模式，政治人物和政府人員這等軟件的素質才是重點。
我從不覺得，香港的官員擁有崇高的操守。不用提潘慧嫻所說到的梁展文(p28-29)，那次幾近毫不避嫌的接受招聘，一些原以為正義凜然的漢子，如李君夏、許淇安、曾蔭培，也甘心只變成資產階級份子底下的一名小僱員。這更不要說不屬紀律部隊的鍾麗幗，與及本屬商界的梁錦松和馬時亨，這等人離開政府後，均繼續去賺其真銀，而不像李明逵以成為警隊一哥為人生最高成就為榮。在之前文章《我看馬時亨》，我已清楚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會令人抱有很大的懷疑，政府人員有多大的決心，跟商界中人真的對著幹，而不為自己留後路。潘提到改革政治結構，但人的心術是改革不到。一大堆的政府官員，是毛澤東筆下的小資產階級份子，他們是在扶助真正的資產階級份子進行有系統的剝削。這不是單純政治制度的改革可以扭轉的局面。
泛濫的消費主義
另一個有關高昂租金切入點，潘亦沒有觸及到。這是消費主義的泛濫。為甚麼商場能堅守租金不下調，這不單是壟斷的緣故，而是民眾的不停消費。從不同的研究中，可以理解到很多民眾的消費不是必需的，買下來的東西根本未有用過，便捐到他處。人們的不理性揮霍，也為地產商創造有利條件。誰人在鼓勵這一屁股的消費概念？政府和傳媒是也。
沙士後，政府帶頭說，要消費、消費、消費。事實上，沙士期間所帶來的震撼，足教令人感受到缺乏消費的嚴重後果。沙士後的低迷狀態令不少商場皆願意推出不同的優惠，刺激人們消費。不過，返回正常狀況後，地產商又再來趕盡殺絕，搾取經營者每一分一毫。地產商片縫不漏的取態，是掌握到現今人群的消費心態。倘若人群能堅守原則不消費，地產商有能力強行威脅租戶加租嗎？沒有選票，選民還有鈔票，資本主義社會，錢能帶領主導方向。花不花錢，是每個人的決定。花錢支持小商戶，而不光顧大型商場、漂亮酒店、被吹噓的餐廳，是一種對大地主說「不」的方法。可惜，沒有太多人能明白和做得到，香港人的消費主義毒癮實在是深得很，尤其是年輕一代毒癮更深。
傳媒製造不平等訊息
傳媒亦是一個直接的幫兇，美食特輯、享樂推介、潮流探索無疑是介紹生活的一種範疇，但說到底，這也和廣告收入有關。不少消費產品生產商和零售商是傳媒的密切廣告客戶，試問傳媒怎不會替老闆寫出有襄助的話語？久而久之，傳媒成了消費主義推波助瀾之黑手。就算是這部《地產霸權》的出版商信報媒體，過去兩個月亦曾四次向我發電郵，推銷非必要性的消費商品。當真是一邊痛罵地產商從消費上謀取暴利，另一邊則繼續向你推銷消費品，你看香港的傳媒有多清高?
而在房地產方面，這等軟推銷猶為明顯。在傳媒中，對地產消息的報導，更大多是報喜不報憂，像潘慧嫻那樣把負面的破產材料如實報導(p159-162)，是極為罕有。當然這又幾乎肯定和地產商在報章下廣告有關，有那個傳媒會願意倒老闆的米？在這樣的背景下，讀者平日已持續接收著不平等信息， 吃虧非常。人群常常聽到的，是大地產商、地產代理，這等有既得利益人士的評論，全無中肯可言。樓市會向好的訊息，幾乎是每日24小時為你放送！一句謊話，說了一百次就會自然地變成了真話。這是一個簡單而永恆的道理。
競爭法不一定是靈丹
至於潘慧嫻常常介紹的公平競爭法（其實也是David Webb的看法，見p57），我個人對其有效性亦有點保留。若大家記憶還在的話，當年政府引入城巴跟中巴競爭，最終還是新巴接收了中巴，後再購入城巴。攪完一大輪的動作後，又是返回原來兩巴壟斷的形勢。更添了亂子的，是巴士路線的重疊問題，路上過多巴士的問題。電訊業引入競爭後，表面是價錢有回落的空間，但一般人可能忽略了其他社會成本。電訊公司的掘路變成無處不在，一家掘完後，另一家又來。在狹窄的路面上，經常造成交通擠塞，這實在也是社會成本的一種。而從流動電話的經驗，引入競爭和發牌機制後，最終還是由幾家熟口熟面的大經營者和大家族所吞併。那以後的局面又是幾大家族的天下，跟地產市場一樣，沒有明顯差別。如果要選擇的話，以稅制的形式來解決行業壟斷問題，可能來得更直接有效。
自由行只製造了獨肥的利益
而潘慧嫻沒有討論過的一點，是外來因素的影響。其一是沙士過後，中央政府推動自由行來改善香港經濟，總體效果是大部份人繼續吊鹽水，而大地產商從大陸同胞的口袋裡賺了豐厚的一筆。如果這個獨肥的結果被通報到中南海，不知北京政府會否像叫停澳門遊客一樣，截停到香港的遊客，以壓抑大地主的凌人氣勢？事實上，這等平衡的動作，北京實在有必要出手幫曾特首一把，不然， 實在看不到曾先生可以找到壓抑大財閥氣焰的方法。而實際上，依靠地產商出糧的曾政府班子，亦不會誠心主動出手真打壓大地主。
聯繫匯率的改革也有迫切性的考慮
其二是香港利率近年出奇的低，香港多年跟美元掛鈎，致令港息近乎零，加上美國大印鈔票，而這些鈔票又大量流向了亞洲市場，作投機買賣。在這等背景下，資金找房地產作為出路，是必然事情。金管局多年來都是一招了，死跟美息，殘廢了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更不想法子在適當時候脫鈎，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香港跟美國的經濟、金融和財政結構，是兩碼子的事情，港元跟美元持續對人民幣貶值，是吸引熱錢流入的一個誘因。任總去後，陳總也不願拿自己的烏紗作賭注，在聯繫匯率問題動腦筋，是愧對香港市民。一個任一招多年來收下豐厚的袍金，只是為香港帶來泡沫的基礎，實是過份。陳總倘若步任總後塵，是證明港官確實是重名譽、輕社稷的一群，只為名節保身，薪俸安全進口袋。倘潘慧嫻認為政府應作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我認為聯繫匯率的改革，更應該是有同樣迫切性的考慮。
這篇短文絕對不是否定潘慧嫻的觀點，而是提出一些補充材料，使討論更立體化。香港陷入這樣的困難境地，亦不是個別一兩篇文章或一兩部書本可以撥亂反正。只是從學術或政治研究而言，這部《地產霸權》都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有心當下任特首的疑似候選人，更應先翻一翻此書，再考慮是否提交表格。兩年後的火勢，只怕比現在還要猛烈。
作為一個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不屈服於強權或不公義，是最基本的本質。作者潘慧嫻在書中，的確表現了這種應有的風骨。曾在大型地產商工作的她，把多年來所見及認知的，紀錄下來，並和讀者分享。書中闡述了很多香港地產商壟斷的手法和操作過程，讓人對香港地產商巧取豪奪的招式多了認識。使人充份感受到香港中產人士，所面對的艱辛和不平等。
借鏡於他人他地的行內人論點
然而，這本《地產霸權》卻不是一部帶有很多作者個人意見的作品。潘慧嫻在書中把香港現時的種種壟斷，包括地產、公共服務、超市等，歸咎於香港缺乏一套公平競爭法例。因此，她建議香港應盡快為競爭法立法，引入地價稅，甚至學習芬蘭實行高稅率的社會主義模式。在前言中，潘亦有約略提到香港需要一個民選政府，來解決改革土地和稅制的難辛工作(p32)。從潘慧嫻的觀點來看，她是一名現代的法家支持者。
如易汶健在書中附錄中說到，潘的論點不是甚麼驚天大發現(p219)，但以行內人身份說出這些尖銳的說話，畢竟是擁有更強的說服力和論據。在這個範疇來看，潘的勇氣是可嘉的。而作為讀者的我，亦對潘的觀點和建議，沒有很大不同意之處。但若以文章的內涵和能引伸的討論觀點來說，的確尚有很多範圍和事項可以加入研究。
若讀者有心閱讀此書，不難發覺有關建議和論據都不是來自作者本人，而是借鏡於他人他地的言論和模式。邱吉爾的土地壟斷禍害論(p190-192)，在APEC Workshop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Deregulation提交的意見書(p194- 199)，芬蘭學者Hikka Pietila所解釋的芬蘭模式(p200- 203)，都不是作者的原觀點。讀者需要理解這書獲得西方人士高度評價的原因，無疑是因為若干建議，皆是來自西方人士的系統內。
政治硬件需配合政治軟件
完全屏棄西方的思維，是沒有必要和不可取的。然而，全盤以為西方模式可以解救萬民，亦是過猶不及。若果民選政府是一個可以決解問題的方案，那也只是一個政治性的表述，而忽略政治的實際操作方式。概觀今日之亞洲，日本和南韓皆是民選政府，然而，兩地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和劇集，從來沒有對根深蒂固的金權政治放棄批判。在菲律賓，平民出身的埃斯特拉達，更是落得因貪污被撤職的下悲收場，國家也一直擺脫不了半軍人統治的歲月。台灣更不用多說。政治制度從來只是一個硬件、一個模式，政治人物和政府人員這等軟件的素質才是重點。
我從不覺得，香港的官員擁有崇高的操守。不用提潘慧嫻所說到的梁展文(p28-29)，那次幾近毫不避嫌的接受招聘，一些原以為正義凜然的漢子，如李君夏、許淇安、曾蔭培，也甘心只變成資產階級份子底下的一名小僱員。這更不要說不屬紀律部隊的鍾麗幗，與及本屬商界的梁錦松和馬時亨，這等人離開政府後，均繼續去賺其真銀，而不像李明逵以成為警隊一哥為人生最高成就為榮。在之前文章《我看馬時亨》，我已清楚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會令人抱有很大的懷疑，政府人員有多大的決心，跟商界中人真的對著幹，而不為自己留後路。潘提到改革政治結構，但人的心術是改革不到。一大堆的政府官員，是毛澤東筆下的小資產階級份子，他們是在扶助真正的資產階級份子進行有系統的剝削。這不是單純政治制度的改革可以扭轉的局面。
泛濫的消費主義
另一個有關高昂租金切入點，潘亦沒有觸及到。這是消費主義的泛濫。為甚麼商場能堅守租金不下調，這不單是壟斷的緣故，而是民眾的不停消費。從不同的研究中，可以理解到很多民眾的消費不是必需的，買下來的東西根本未有用過，便捐到他處。人們的不理性揮霍，也為地產商創造有利條件。誰人在鼓勵這一屁股的消費概念？政府和傳媒是也。
沙士後，政府帶頭說，要消費、消費、消費。事實上，沙士期間所帶來的震撼，足教令人感受到缺乏消費的嚴重後果。沙士後的低迷狀態令不少商場皆願意推出不同的優惠，刺激人們消費。不過，返回正常狀況後，地產商又再來趕盡殺絕，搾取經營者每一分一毫。地產商片縫不漏的取態，是掌握到現今人群的消費心態。倘若人群能堅守原則不消費，地產商有能力強行威脅租戶加租嗎？沒有選票，選民還有鈔票，資本主義社會，錢能帶領主導方向。花不花錢，是每個人的決定。花錢支持小商戶，而不光顧大型商場、漂亮酒店、被吹噓的餐廳，是一種對大地主說「不」的方法。可惜，沒有太多人能明白和做得到，香港人的消費主義毒癮實在是深得很，尤其是年輕一代毒癮更深。
傳媒製造不平等訊息
傳媒亦是一個直接的幫兇，美食特輯、享樂推介、潮流探索無疑是介紹生活的一種範疇，但說到底，這也和廣告收入有關。不少消費產品生產商和零售商是傳媒的密切廣告客戶，試問傳媒怎不會替老闆寫出有襄助的話語？久而久之，傳媒成了消費主義推波助瀾之黑手。就算是這部《地產霸權》的出版商信報媒體，過去兩個月亦曾四次向我發電郵，推銷非必要性的消費商品。當真是一邊痛罵地產商從消費上謀取暴利，另一邊則繼續向你推銷消費品，你看香港的傳媒有多清高?
而在房地產方面，這等軟推銷猶為明顯。在傳媒中，對地產消息的報導，更大多是報喜不報憂，像潘慧嫻那樣把負面的破產材料如實報導(p159-162)，是極為罕有。當然這又幾乎肯定和地產商在報章下廣告有關，有那個傳媒會願意倒老闆的米？在這樣的背景下，讀者平日已持續接收著不平等信息， 吃虧非常。人群常常聽到的，是大地產商、地產代理，這等有既得利益人士的評論，全無中肯可言。樓市會向好的訊息，幾乎是每日24小時為你放送！一句謊話，說了一百次就會自然地變成了真話。這是一個簡單而永恆的道理。
競爭法不一定是靈丹
至於潘慧嫻常常介紹的公平競爭法（其實也是David Webb的看法，見p57），我個人對其有效性亦有點保留。若大家記憶還在的話，當年政府引入城巴跟中巴競爭，最終還是新巴接收了中巴，後再購入城巴。攪完一大輪的動作後，又是返回原來兩巴壟斷的形勢。更添了亂子的，是巴士路線的重疊問題，路上過多巴士的問題。電訊業引入競爭後，表面是價錢有回落的空間，但一般人可能忽略了其他社會成本。電訊公司的掘路變成無處不在，一家掘完後，另一家又來。在狹窄的路面上，經常造成交通擠塞，這實在也是社會成本的一種。而從流動電話的經驗，引入競爭和發牌機制後，最終還是由幾家熟口熟面的大經營者和大家族所吞併。那以後的局面又是幾大家族的天下，跟地產市場一樣，沒有明顯差別。如果要選擇的話，以稅制的形式來解決行業壟斷問題，可能來得更直接有效。
自由行只製造了獨肥的利益
而潘慧嫻沒有討論過的一點，是外來因素的影響。其一是沙士過後，中央政府推動自由行來改善香港經濟，總體效果是大部份人繼續吊鹽水，而大地產商從大陸同胞的口袋裡賺了豐厚的一筆。如果這個獨肥的結果被通報到中南海，不知北京政府會否像叫停澳門遊客一樣，截停到香港的遊客，以壓抑大地主的凌人氣勢？事實上，這等平衡的動作，北京實在有必要出手幫曾特首一把，不然， 實在看不到曾先生可以找到壓抑大財閥氣焰的方法。而實際上，依靠地產商出糧的曾政府班子，亦不會誠心主動出手真打壓大地主。
聯繫匯率的改革也有迫切性的考慮
其二是香港利率近年出奇的低，香港多年跟美元掛鈎，致令港息近乎零，加上美國大印鈔票，而這些鈔票又大量流向了亞洲市場，作投機買賣。在這等背景下，資金找房地產作為出路，是必然事情。金管局多年來都是一招了，死跟美息，殘廢了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更不想法子在適當時候脫鈎，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香港跟美國的經濟、金融和財政結構，是兩碼子的事情，港元跟美元持續對人民幣貶值，是吸引熱錢流入的一個誘因。任總去後，陳總也不願拿自己的烏紗作賭注，在聯繫匯率問題動腦筋，是愧對香港市民。一個任一招多年來收下豐厚的袍金，只是為香港帶來泡沫的基礎，實是過份。陳總倘若步任總後塵，是證明港官確實是重名譽、輕社稷的一群，只為名節保身，薪俸安全進口袋。倘潘慧嫻認為政府應作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我認為聯繫匯率的改革，更應該是有同樣迫切性的考慮。
這篇短文絕對不是否定潘慧嫻的觀點，而是提出一些補充材料，使討論更立體化。香港陷入這樣的困難境地，亦不是個別一兩篇文章或一兩部書本可以撥亂反正。只是從學術或政治研究而言，這部《地產霸權》都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有心當下任特首的疑似候選人，更應先翻一翻此書，再考慮是否提交表格。兩年後的火勢，只怕比現在還要猛烈。
2010年7月14日 星期三
是疏漏？是謊言？還是本性？
民主黨的魅力果然不簡單，一份政改談判過程的報告發表後，令到不少人都有其話要說。
王岸然與吳志森是城中的百份百激進改革派，兩者對普選，皆有強烈訴求。公社所發起的公投，他們都積極支持。民主黨不參與公投運動，他倆一直都有說話。這次民主黨報告一出，他們今天不約而同分別在信報和蘋果日報，撰文表示對報告的覆蓋性和準確性表示質疑。
王岸然指出民主黨沒有把去年八月一日，有關司徒華建議五區總辭議員的名單，交待清楚。
王說到：「大家只要時光倒流，回至去年八月二日的新聞，就知道民主黨的大話有多假，利用大家記憶不足轉移視線。當日各報的新聞，皆以民主黨的內部研討會為重點，司徒華在會上突然提出五人參與公投名單，分別是該黨的劉慧卿、黃毓民、梁家傑、李卓人及何秀蘭，報載司徒華對建議積極回應。」（信報14/07/2010）
吳志森則針對民主黨與梁愛詩的溝通，認為民主黨不是在今年二月，才跟梁開始對話。
吳說到：「民主黨的報告，把第一次與梁愛詩接觸的日期，寫成是今年的二月十二日，而不是梁愛詩澄清的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民主黨負責人說，因為這次傳媒飯局，梁愛詩只是以個人身份，不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也不是中央密使，因此不算正式溝通，事後也忘記了，沒有寫進報告裏。這種說法甚為兒戲，很難使人信服。梁愛詩在飯局後兩個多星期，即一月十日，就把民主黨要求與中央溝通的訊息，向有關部門表達，才有二月十二日梁愛詩打給何俊仁『有事商討』的電話。梁愛詩這麼認真對待民主黨在飯局裏的溝通要求，何俊仁張文光撰寫報告時，竟然把這次見面徹底抹去，雙方的認知有如此大的差距，不是令人相當驚訝嗎？」（蘋果日報14/07/2010）
王岸然與吳志森確是向民主黨捅了一刀，把一些疏漏的背景和情節，再度帶到讀者的眼前。作為一位普通讀者，看報的時間也不是太充份，的確很難像王、吳兩位，以細密的心思，抽絲剝繭地把疑點提出來。王、吳兩人的投入的確應予表揚。
只是，王、吳兩人也未免把太大的期望，放在民主黨肩上與及其報告之上。在數日前拙文《一份報告的背後》內，我早已講到，這等報告不會是事實之全部，箇中內容不過是為當時人創造他們所需的歷史紀錄，沒有可信性可言。其真確性亦需要以其他客觀的方法來考量，可惜，在第一步測試，這份報告已被王岸然與吳志森徹底否定。
讀歷史，不單是理解前人的事跡，更甚的，是透過前人的行徑，來思考今天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政治人物從來都是不擇手段，文過飾非只是非常普通的招式，不是甚麼超級發明。王岸然與吳志森以為，聲稱追求民主的民主黨，會在道德高地行走，未免太一廂情願，而不懂政治人物的心術了。何俊仁和張文光說到底，也只不過是凡夫人俗子，沒有必要給他們太多無謂的壓力。真相，大多是陪著當時人，在百年後長埋土中。
之不過，從民主黨這份報告所引伸的疑團，令我們有更有理由懷疑之前涂謹申和甘乃威，在匯標和女助理解僱事件，所作的表述和報告，一樣都可能是不大可靠的胡鬧之作。之前表示完全相信涂氏和甘氏的人，今天會否重新考慮兩位議員之表述的可信性？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失望，這也只不過是再次證明，歷史是一段段不斷重複的戲劇。而這等掩飾事件，亦從來都不會是最後一次，因為這就是人的本性。
王岸然與吳志森是城中的百份百激進改革派，兩者對普選，皆有強烈訴求。公社所發起的公投，他們都積極支持。民主黨不參與公投運動，他倆一直都有說話。這次民主黨報告一出，他們今天不約而同分別在信報和蘋果日報，撰文表示對報告的覆蓋性和準確性表示質疑。
王岸然指出民主黨沒有把去年八月一日，有關司徒華建議五區總辭議員的名單，交待清楚。
王說到：「大家只要時光倒流，回至去年八月二日的新聞，就知道民主黨的大話有多假，利用大家記憶不足轉移視線。當日各報的新聞，皆以民主黨的內部研討會為重點，司徒華在會上突然提出五人參與公投名單，分別是該黨的劉慧卿、黃毓民、梁家傑、李卓人及何秀蘭，報載司徒華對建議積極回應。」（信報14/07/2010）
吳志森則針對民主黨與梁愛詩的溝通，認為民主黨不是在今年二月，才跟梁開始對話。
吳說到：「民主黨的報告，把第一次與梁愛詩接觸的日期，寫成是今年的二月十二日，而不是梁愛詩澄清的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民主黨負責人說，因為這次傳媒飯局，梁愛詩只是以個人身份，不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也不是中央密使，因此不算正式溝通，事後也忘記了，沒有寫進報告裏。這種說法甚為兒戲，很難使人信服。梁愛詩在飯局後兩個多星期，即一月十日，就把民主黨要求與中央溝通的訊息，向有關部門表達，才有二月十二日梁愛詩打給何俊仁『有事商討』的電話。梁愛詩這麼認真對待民主黨在飯局裏的溝通要求，何俊仁張文光撰寫報告時，竟然把這次見面徹底抹去，雙方的認知有如此大的差距，不是令人相當驚訝嗎？」（蘋果日報14/07/2010）
王岸然與吳志森確是向民主黨捅了一刀，把一些疏漏的背景和情節，再度帶到讀者的眼前。作為一位普通讀者，看報的時間也不是太充份，的確很難像王、吳兩位，以細密的心思，抽絲剝繭地把疑點提出來。王、吳兩人的投入的確應予表揚。
只是，王、吳兩人也未免把太大的期望，放在民主黨肩上與及其報告之上。在數日前拙文《一份報告的背後》內，我早已講到，這等報告不會是事實之全部，箇中內容不過是為當時人創造他們所需的歷史紀錄，沒有可信性可言。其真確性亦需要以其他客觀的方法來考量，可惜，在第一步測試，這份報告已被王岸然與吳志森徹底否定。
讀歷史，不單是理解前人的事跡，更甚的，是透過前人的行徑，來思考今天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政治人物從來都是不擇手段，文過飾非只是非常普通的招式，不是甚麼超級發明。王岸然與吳志森以為，聲稱追求民主的民主黨，會在道德高地行走，未免太一廂情願，而不懂政治人物的心術了。何俊仁和張文光說到底，也只不過是凡夫人俗子，沒有必要給他們太多無謂的壓力。真相，大多是陪著當時人，在百年後長埋土中。
之不過，從民主黨這份報告所引伸的疑團，令我們有更有理由懷疑之前涂謹申和甘乃威，在匯標和女助理解僱事件，所作的表述和報告，一樣都可能是不大可靠的胡鬧之作。之前表示完全相信涂氏和甘氏的人，今天會否重新考慮兩位議員之表述的可信性？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失望，這也只不過是再次證明，歷史是一段段不斷重複的戲劇。而這等掩飾事件，亦從來都不會是最後一次，因為這就是人的本性。
2010年7月12日 星期一
七月的雨
7月10日，晚上7時50分，紅磡車站的地面出口，擠滿了等待過馬路的人群。
這些人，有老有少，神情輕鬆愉快，在過路訊號燈前耐心等候，也許是一種都市裡每天都要面對的阻隔，但卻無減他們臉上的興緻。他們心裡，已準備好參與一個在香港體育館舉行的校慶表演晩會。
作為老校友，回到母校的校慶節目，是我尋回回憶點滴的一條引子。學生時代的純樸、衝動、不羈、爛漫，是一個個洗擦不去的成長印記。不同的人，也許有著不同的感覺，完美、苦澀、艱辛、磨練、甜酸苦辣的混合物，是甚麼，誰也說不定，但心裡留下的印記總是不會缺少。老師的花名、無關痛癢的吵駡、鬥得聲嘶力竭的班際比賽、開小差式的曠課，永遠是老同學聚餐的話題。患上柏金遜症的病人，記得的一定是幾十年前的初戀，或是戰爭時期失散的家人，的確，舊的回憶永遠來得更深刻和真實。而母校正是盛載回憶的一個瓶子。
找到自己的位子，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井然有序的系統，顏色、段數、行數、座號，有效地分配各人的空間和位置。對，今晚我就是這組號碼，幸虧，不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內的那一種號碼使用方法。和先到先找好位相比，這是進步和有效的。的確，一萬人的場館，怎樣可以採用昔日的方法。我腦海裡的懷舊回憶，也許應該是修正的時候。小小的禮堂，不是可以容納多屆校友回來慶祝的地方，人向前走，是無可厚非的選擇。
只是，營繞在腦內的，還是母校的紅磚牆課室，殘舊的書桌，小小的聖堂，狹窄的飯堂，神父們破舊樸素的鞋子。望著小師弟們，一個一個抱著中樂器和西樂器坐在場館內，準備交響樂團表演，還有紅歌星式的表演舞台，專業的燈光，熟練的攝影師團隊，我忽然感到非常陌生。這真是我的母校嗎？一個校慶，竟然用上這麼多的表演資源，真是有必要嗎？昔日神父們的節儉，是為著學生的教育，那麼這場校慶的開支是為了甚麼？我真的很疑惑。
跟著，校歌在場館內奏起。感覺很奇妙。一間小小中學的校歌，在香港體育館唱出，機會恐怕不多，應該感到很感動才是。但取代著感動的感覺，是一份疏離感。昔日母校堅持的全人教育理念，是在社會奉獻所學所有，珍惜友情和回憶。在宏偉漂亮的場館內，我找不到這些價值的存在，它已失落跌宕在歌舞昇平的華麗空間，沒有自身的地方。這麼大的一個校慶場面，連校長的幾句循例說話也欠奉，我開始懷疑這是認真的校慶，還是一個在場館自娛的私人派對。
其後的表演，有壯觀的交響樂、英文粵曲、民歌演唱、流行歌演唱、合唱團、現代舞、魔術、書法等，算是有格調的不落俗套。但除了粉墨登場獻唱民歌的狄恆神父外，實在感覺不到溫馨。大部份節目，演出者的身份也不知道，直教觀眾有滿腦子路人甲的感覺。他們是校友、校友的家屬、還是邀請的嘉賓，是一個個有趣的謎題。當然，有不少高知名度的校友，還是能確實身份，像服務在終年找辦法加票價的巴士公司老總、昔日當過立法會主席的退休學者、像魔術師一樣策劃私有化行動的高人、花卉智庫和國手局的舵手。但他們的出現，更加深了那份疏離感，並說服自己相信，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私人派對。錄下來的燈光與畫面是告訴後人，2010年的時候，某等顯赫人物合力製作了幾小時豐富但毫不親切溫馨的節目。這是在學校歷史當中，無足重視的幾個小時。
離開場館，回到家中，一直不能從那份疏離感，抽身回來。是社會環境的變換，而自己還是墨守成規；抑或是場館內展現的，只是一股偽風。我真的不知道。
被遙望的零時夜空，倏然下起雨來。雨點打在家中冷氣機的機殼，發出「滴滴嗒嗒」之聲，像在解答著我的疑惑。忽然我明白到，七月的雨，能洗擦掉的，不是深刻不能移的印記，而是遮蓋印記的灰塵。正是灰塵被洗滌，印記才會更明顯，信念才會更堅定。
那一場像灰塵一樣的校慶表演，已被七月的雨洗滌的乾乾淨淨，不留一點痕跡。
這些人，有老有少，神情輕鬆愉快，在過路訊號燈前耐心等候，也許是一種都市裡每天都要面對的阻隔，但卻無減他們臉上的興緻。他們心裡，已準備好參與一個在香港體育館舉行的校慶表演晩會。
作為老校友，回到母校的校慶節目，是我尋回回憶點滴的一條引子。學生時代的純樸、衝動、不羈、爛漫，是一個個洗擦不去的成長印記。不同的人，也許有著不同的感覺，完美、苦澀、艱辛、磨練、甜酸苦辣的混合物，是甚麼，誰也說不定，但心裡留下的印記總是不會缺少。老師的花名、無關痛癢的吵駡、鬥得聲嘶力竭的班際比賽、開小差式的曠課，永遠是老同學聚餐的話題。患上柏金遜症的病人，記得的一定是幾十年前的初戀，或是戰爭時期失散的家人，的確，舊的回憶永遠來得更深刻和真實。而母校正是盛載回憶的一個瓶子。
提示失明人士過路的「得得」之聲響起，表示行駛的車子已停下來。人群慢慢地越過馬路，走向場館。邊走邊想，會否遇到昔日的老師時，那位中文和中史科的陳國全老師已在面前。打過招呼後，我繼續在龐大的場館，尋找應到的入口。忽然，一陣說不出的迷惘，湧現到心裡。昔日的學校表演，是在那僅能容納300多人的狹窄禮堂舉行，儘管是小一點，但氣氛相當親切。站在台上的表現者，幾可見到所有人，與及向所有人交換目光，歡呼打氣之聲，可以熱透場內的空氣。我還清楚記得台上那「嗒嗒」聲響的木地板，和那塊龐大深灰色台幕所發出來的淡淡發霉氣味。那才是我的母校，但今次我卻來到了香港體育館，觀賞校慶表演晩會。一個陌生和不大相稱的場館。
找到自己的位子，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井然有序的系統，顏色、段數、行數、座號，有效地分配各人的空間和位置。對，今晚我就是這組號碼，幸虧，不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內的那一種號碼使用方法。和先到先找好位相比，這是進步和有效的。的確，一萬人的場館，怎樣可以採用昔日的方法。我腦海裡的懷舊回憶，也許應該是修正的時候。小小的禮堂，不是可以容納多屆校友回來慶祝的地方，人向前走，是無可厚非的選擇。
只是，營繞在腦內的，還是母校的紅磚牆課室，殘舊的書桌，小小的聖堂，狹窄的飯堂，神父們破舊樸素的鞋子。望著小師弟們，一個一個抱著中樂器和西樂器坐在場館內，準備交響樂團表演，還有紅歌星式的表演舞台，專業的燈光，熟練的攝影師團隊，我忽然感到非常陌生。這真是我的母校嗎？一個校慶，竟然用上這麼多的表演資源，真是有必要嗎？昔日神父們的節儉，是為著學生的教育，那麼這場校慶的開支是為了甚麼？我真的很疑惑。
跟著，校歌在場館內奏起。感覺很奇妙。一間小小中學的校歌，在香港體育館唱出，機會恐怕不多，應該感到很感動才是。但取代著感動的感覺，是一份疏離感。昔日母校堅持的全人教育理念，是在社會奉獻所學所有，珍惜友情和回憶。在宏偉漂亮的場館內，我找不到這些價值的存在，它已失落跌宕在歌舞昇平的華麗空間，沒有自身的地方。這麼大的一個校慶場面，連校長的幾句循例說話也欠奉，我開始懷疑這是認真的校慶，還是一個在場館自娛的私人派對。
其後的表演，有壯觀的交響樂、英文粵曲、民歌演唱、流行歌演唱、合唱團、現代舞、魔術、書法等，算是有格調的不落俗套。但除了粉墨登場獻唱民歌的狄恆神父外，實在感覺不到溫馨。大部份節目，演出者的身份也不知道，直教觀眾有滿腦子路人甲的感覺。他們是校友、校友的家屬、還是邀請的嘉賓，是一個個有趣的謎題。當然，有不少高知名度的校友，還是能確實身份，像服務在終年找辦法加票價的巴士公司老總、昔日當過立法會主席的退休學者、像魔術師一樣策劃私有化行動的高人、花卉智庫和國手局的舵手。但他們的出現，更加深了那份疏離感，並說服自己相信，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私人派對。錄下來的燈光與畫面是告訴後人，2010年的時候，某等顯赫人物合力製作了幾小時豐富但毫不親切溫馨的節目。這是在學校歷史當中，無足重視的幾個小時。
我為那班努力表演的小師弟感到不忿，在幾小時的表演當中，以至之前幾個月的排練，他們感受不到母校的真正精神。教育的結果不是炫耀，而是奉獻。當學生們看到一班相對成功的校友學長們，只是在建制的皮囊外，以但求名節保身的態度，去辦一些雞毛蒜皮的裝飾工作，他們能沾到的不過是一股凡間的俗氣，一股令人下墜的發霉之氣。母校神父的教導，我還是刻在心裡，像柏金遜症的病人，把一些值得緬懷的價值，長寄於心裡。鮑善能神父說過，簡單是福。對，Small is beautiful，Schumacher也是這樣說。
被遙望的零時夜空，倏然下起雨來。雨點打在家中冷氣機的機殼，發出「滴滴嗒嗒」之聲，像在解答著我的疑惑。忽然我明白到，七月的雨，能洗擦掉的，不是深刻不能移的印記，而是遮蓋印記的灰塵。正是灰塵被洗滌，印記才會更明顯，信念才會更堅定。
那一場像灰塵一樣的校慶表演，已被七月的雨洗滌的乾乾淨淨，不留一點痕跡。
2010年7月11日 星期日
我的最愛(20) - 浪漫戀人的終結 《花落誰家》
《花落誰家》
作曲：Eric Kwok
作詞：林若寧
主唱：李克勤
若各位有閱讀過之前寫過的《客套話》一文，不難猜到第20首我的最愛歌曲，會是李克勤的《花落誰家》。
「花落誰家」這四字詞的原意跟這首歌的意境，沒有半點相關。相反地，歌曲把字面上原來競爭、決勝的味道，轉換成對環境和生活的批判，甚是諷刺。擠迫、無生氣、呆板的水泥鋼筋，破壞香港人的生活環境，當花也變得罕有，呼吸也成問題時，我們的生活還算是令人雀躍的色彩繽紛嗎？
很遺憾的，是香港人屬於歌照聽，腦袋卻無動於衷的一類人。《花落誰家》的曲調悅耳，歌詞淺易簡潔，滲透率高，也得到普遍獎項的認同。奈何此曲除了為作曲、填詞和歌唱者帶來不俗的版稅收入外，社會上沒有帶來份量相當的震撼。「磚」貴的高聳房子，不斷擺放的，是價廉物美、易於打理的塑膠花朵，令人不是味兒。人們追求嚮往的，仍只是短暫而沒生命的煙花，製造空氣污染，真是令人氣結。在其他附近地區，能很容易接觸到的花林，如薰衣草、櫻花、荷花等，香港根本不可能碰到。慷慨的特首讓人每年有一兩天機會到禮賓府賞花，但其他三百六十多天的時間，又能在那裡享受花的美？而當禮賓府有不少花也不過是盆栽時，我們要求香港能帶出花的意境，又會否只是不著邊際的希冀？
在沒有花的未來，求婚，應該用花，還是房子？
也許，戀人的浪漫在今天的香港，已經終結了。
李克勤這一首充滿後現代都市味道的寫實作品，是繼《天水圍城》後，另一首充滿香港味道，而又很有欣賞價值的歌。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歌曲的首三句皆以「鐵塔」開啟，不夠完美。
這也許展現出舊的音樂作品，還是更有文藝味道。
作曲：Eric Kwok
作詞：林若寧
主唱：李克勤
若各位有閱讀過之前寫過的《客套話》一文，不難猜到第20首我的最愛歌曲，會是李克勤的《花落誰家》。
「花落誰家」這四字詞的原意跟這首歌的意境，沒有半點相關。相反地，歌曲把字面上原來競爭、決勝的味道，轉換成對環境和生活的批判，甚是諷刺。擠迫、無生氣、呆板的水泥鋼筋，破壞香港人的生活環境，當花也變得罕有，呼吸也成問題時，我們的生活還算是令人雀躍的色彩繽紛嗎？
很遺憾的，是香港人屬於歌照聽，腦袋卻無動於衷的一類人。《花落誰家》的曲調悅耳，歌詞淺易簡潔，滲透率高，也得到普遍獎項的認同。奈何此曲除了為作曲、填詞和歌唱者帶來不俗的版稅收入外，社會上沒有帶來份量相當的震撼。「磚」貴的高聳房子，不斷擺放的，是價廉物美、易於打理的塑膠花朵，令人不是味兒。人們追求嚮往的，仍只是短暫而沒生命的煙花，製造空氣污染，真是令人氣結。在其他附近地區，能很容易接觸到的花林，如薰衣草、櫻花、荷花等，香港根本不可能碰到。慷慨的特首讓人每年有一兩天機會到禮賓府賞花，但其他三百六十多天的時間，又能在那裡享受花的美？而當禮賓府有不少花也不過是盆栽時，我們要求香港能帶出花的意境，又會否只是不著邊際的希冀？
在沒有花的未來，求婚，應該用花，還是房子？
也許，戀人的浪漫在今天的香港，已經終結了。
李克勤這一首充滿後現代都市味道的寫實作品，是繼《天水圍城》後，另一首充滿香港味道，而又很有欣賞價值的歌。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歌曲的首三句皆以「鐵塔」開啟，不夠完美。
這也許展現出舊的音樂作品，還是更有文藝味道。
一份報告的背後
民主黨對外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報告，交待了該黨在政改談判上的歷程和演變。對政治有濃厚興趣的，當然會對此有強烈的反應。不管是親北京陣營、激進派、溫和派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評和接受。而民主黨的政改方案對日後的政治生態和版圖構造，亦有不可畫缺的影響。一時間，一大堆遊走於學術研究與政治宣傳之間的討論，同時遍佈於不同媒體的可曝光空間。
民主路怎麼走，普選路怎樣行，各方人士已有不同意見，再加多一份，或減少一份，均不是甚麼香港的損失。之前說過，改革不過是利益的再分配，誰勝誰負，不一定會對社會有直接影響。英國工黨由再上台，到今年的下馬，當中就看不到很工人的味道，他們走的大致還是原來保守黨的路線。
對歷史有深切瞭解和認識的人，皆知道政治是在不同時代和空間都不會缺少的社會成份。今天的格局，以至明天的變化，實則如球場和馬場的賽事一樣，難以有完全的掌握和估計。說多了，不過是變成了如投注參考一樣的口水論壇。可以一讀，但實則是無聊非常。
政客是選票的推銷員，說到底，也是需要你的光顧。但說出的說話，不像法例需要的商品標籤，存在客觀的參考數據。甚麼才是增加「民主成份」，再說三代也不會有統一標準。要追究責任，唯一辦法的，頂多是下次不光顧。怎樣解讀民主黨的說話，這是政客的藝術，亦是各有獨立思想的人可以處理的事情。多說無益之餘，亦非一個在高地觀戰之士應有的態度。
撇開民主黨在政改問題上的方案和取態，這個民主黨的報告和整件事件可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去評論。
第一，姑勿論民主黨的方案將來會對香港的民主路帶來甚麼正面影響，民主黨帶出來的這份紀錄是毫無保留地，將「港人治港」這片原來已沒有人相信的包裝紙，徹底地撕毀了。基本法說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昔日魯平等人也常常搬出「河水不犯井水」等言論。當然，實際操作或潛規則另當別論。多年來，沒有公開的材料披露，治港的「最後決定」不是來自特首。民主黨這次跟中聯辦的公開會面，和中聯辦同時也召開記招來交待和確認會面，是創先河之舉。正面而言，是改善溝通；負面而言，是替早已壽終正寢的「港人治港」立下一塊墓碑。也許，從務實的角度而言，這是好事也不一定，正如克林頓承認與萊溫斯基的不恰當關係後，一切反而成為小事一宗。畢竟，「北京治港」只是一項 13 年來沒有敢公開承認的事實。
第二，從整個交流和傾談的過程來看，民主黨的文字交待告訴大家，政治其實是一個何等偶然的結果。在整個博奕過程，起最後關鍵作用只是最後幾天。那麼，香港整個社會過去幾個月的討論，特別是只支持原有方案或終極路線圖的言論，都顯得毫無意義。原以為寸步不可讓的底線，竟也變得有高度的靈巧度，政治的弔詭，可見一斑。激進派人士評估局勢固然出現誤差， 建制派人士其實也同樣在瞎子摸象，此當真奇景矣。也許不少人士會推敲，公社人士的辭職、曾余辯論、滾動的民調，皆構成一定的助力。但北京若是堅持的話，真的很出奇嗎？以中共不易作妥協的歷史表現，這次對民主黨的接受是有點非常意想不到。政治終究是透過硬朗的言論和行動爭取出來的，還是在幻變和寬容下擠壓出來的副產品，從此事也可見一二。盛傳為參與支持「起錨」遊行而開辦的海鮮宴，現只變成支持香港經濟的消費，它並沒有為付款方帶來理想的政治分數。
第三點則是個非常有趣的觀察。民主黨的報告，據說前後十稿。那麼現在這個版本是事實的百份之幾？若果這是百份之百的話，那麼之前的9個版本又從何而來？若果事實或用詞都可以有那麼多的差異，讀者憑甚麼相信最終的版本必定是事實之全部，而不是潤飾或自圓其說的字句？有興趣做研究的人士，必定會對之前的9個版本更感興趣，因為那些有更大可能是真實的事況。歷史紀錄從來都不是為歷史見證，而是為歷史人物製造他們需要的見證。昔日的乾隆皇帝如是，近代的袁世凱如是，今天的民主黨報告，也可能不過是另一個如是。
以上的觀點，比較少出現在媒體，以寥寥數段文字，在這片土地留下見証。
民主路怎麼走，普選路怎樣行，各方人士已有不同意見，再加多一份，或減少一份，均不是甚麼香港的損失。之前說過，改革不過是利益的再分配，誰勝誰負，不一定會對社會有直接影響。英國工黨由再上台，到今年的下馬，當中就看不到很工人的味道，他們走的大致還是原來保守黨的路線。
對歷史有深切瞭解和認識的人，皆知道政治是在不同時代和空間都不會缺少的社會成份。今天的格局，以至明天的變化，實則如球場和馬場的賽事一樣，難以有完全的掌握和估計。說多了，不過是變成了如投注參考一樣的口水論壇。可以一讀，但實則是無聊非常。
政客是選票的推銷員，說到底，也是需要你的光顧。但說出的說話，不像法例需要的商品標籤，存在客觀的參考數據。甚麼才是增加「民主成份」，再說三代也不會有統一標準。要追究責任，唯一辦法的，頂多是下次不光顧。怎樣解讀民主黨的說話，這是政客的藝術，亦是各有獨立思想的人可以處理的事情。多說無益之餘，亦非一個在高地觀戰之士應有的態度。
撇開民主黨在政改問題上的方案和取態，這個民主黨的報告和整件事件可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去評論。
第一，姑勿論民主黨的方案將來會對香港的民主路帶來甚麼正面影響，民主黨帶出來的這份紀錄是毫無保留地，將「港人治港」這片原來已沒有人相信的包裝紙，徹底地撕毀了。基本法說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昔日魯平等人也常常搬出「河水不犯井水」等言論。當然，實際操作或潛規則另當別論。多年來，沒有公開的材料披露，治港的「最後決定」不是來自特首。民主黨這次跟中聯辦的公開會面，和中聯辦同時也召開記招來交待和確認會面，是創先河之舉。正面而言，是改善溝通；負面而言，是替早已壽終正寢的「港人治港」立下一塊墓碑。也許，從務實的角度而言，這是好事也不一定，正如克林頓承認與萊溫斯基的不恰當關係後，一切反而成為小事一宗。畢竟，「北京治港」只是一項 13 年來沒有敢公開承認的事實。
第二，從整個交流和傾談的過程來看，民主黨的文字交待告訴大家，政治其實是一個何等偶然的結果。在整個博奕過程，起最後關鍵作用只是最後幾天。那麼，香港整個社會過去幾個月的討論，特別是只支持原有方案或終極路線圖的言論，都顯得毫無意義。原以為寸步不可讓的底線，竟也變得有高度的靈巧度，政治的弔詭，可見一斑。激進派人士評估局勢固然出現誤差， 建制派人士其實也同樣在瞎子摸象，此當真奇景矣。也許不少人士會推敲，公社人士的辭職、曾余辯論、滾動的民調，皆構成一定的助力。但北京若是堅持的話，真的很出奇嗎？以中共不易作妥協的歷史表現，這次對民主黨的接受是有點非常意想不到。政治終究是透過硬朗的言論和行動爭取出來的，還是在幻變和寬容下擠壓出來的副產品，從此事也可見一二。盛傳為參與支持「起錨」遊行而開辦的海鮮宴，現只變成支持香港經濟的消費，它並沒有為付款方帶來理想的政治分數。
第三點則是個非常有趣的觀察。民主黨的報告，據說前後十稿。那麼現在這個版本是事實的百份之幾？若果這是百份之百的話，那麼之前的9個版本又從何而來？若果事實或用詞都可以有那麼多的差異，讀者憑甚麼相信最終的版本必定是事實之全部，而不是潤飾或自圓其說的字句？有興趣做研究的人士，必定會對之前的9個版本更感興趣，因為那些有更大可能是真實的事況。歷史紀錄從來都不是為歷史見證，而是為歷史人物製造他們需要的見證。昔日的乾隆皇帝如是，近代的袁世凱如是，今天的民主黨報告，也可能不過是另一個如是。
以上的觀點，比較少出現在媒體，以寥寥數段文字，在這片土地留下見証。
2010年7月4日 星期日
我的最愛(19) - 舊感情與舊社區 《囍帖街》
《囍帖街》
作曲：Eric Kwok
作詞：黃偉文
主唱：謝安琪
一首把小口子家庭生活連繫到社區的風味小品，《囍帖街》。
描寫小康家庭生活的歌曲，不是很多。老遠的，有譚詠麟的《愛是這樣甜》，近一點的，有黃耀明的反諷作品《甜美生活 萬歲萬歲萬萬歲》。謝安琪的這首《囍帖街》又有點不相同，表達的是小口子家庭生活的終結，舊感情的結束，再帶到舊社區的拆掉。層次和意境皆有更高更闊的感覺。
歌詞容易上口，曲調平易近人，是令致歌曲流行的一個優勢。但歌曲拿取甚麼榮譽，不是我最感興趣的事情。《囍帖街》難得的，是帶來一種近在咫尺的親近，把家庭生活上的細節，囍帖、婚妙照、雪櫃、紅茶，輕輕的、不著痕跡的擺放出來，而那兩句「階磚不會拒絕磨蝕，窗花不可幽禁落霞」，更是有詩意地帶出有形之物，豈能抗拒自然變化，那管是環境的變化，抑或是人心的變異。以為買下房子便等於擁有融洽和快樂的家庭生活，是膚淺的想法。
當然，人們注視《囍帖街》是它那種保留舊社區的訊息，但這樣究竟有甚麼意義？香港人的骨氣從來只放在口裡，而不是付諸行動。口口聲聲說出要去保育，尊重舊有社區文化，但又有幾多人願意捨棄到漂亮舒適的商場食店，而光顧有本地風味但悶熱的大牌檔？囍帖街重建後，是否會有人支持罷買那些單位，從而反覆堅持告訴政府，拆掉囍帖街，是錯誤的行為？怎樣去猜量，我都不敢說香港人有這等高尚的品格，罷買，不會的，找熟人去辦內部認購，機會就大得多了。
當素質的改變不知從何開始時，這首《囍帖街》還是留下了一些點滴在我們生活的空間。
作曲：Eric Kwok
作詞：黃偉文
主唱：謝安琪
一首把小口子家庭生活連繫到社區的風味小品，《囍帖街》。
描寫小康家庭生活的歌曲，不是很多。老遠的，有譚詠麟的《愛是這樣甜》，近一點的，有黃耀明的反諷作品《甜美生活 萬歲萬歲萬萬歲》。謝安琪的這首《囍帖街》又有點不相同，表達的是小口子家庭生活的終結，舊感情的結束，再帶到舊社區的拆掉。層次和意境皆有更高更闊的感覺。
歌詞容易上口，曲調平易近人，是令致歌曲流行的一個優勢。但歌曲拿取甚麼榮譽，不是我最感興趣的事情。《囍帖街》難得的，是帶來一種近在咫尺的親近，把家庭生活上的細節，囍帖、婚妙照、雪櫃、紅茶，輕輕的、不著痕跡的擺放出來，而那兩句「階磚不會拒絕磨蝕，窗花不可幽禁落霞」，更是有詩意地帶出有形之物，豈能抗拒自然變化，那管是環境的變化，抑或是人心的變異。以為買下房子便等於擁有融洽和快樂的家庭生活，是膚淺的想法。
當然，人們注視《囍帖街》是它那種保留舊社區的訊息，但這樣究竟有甚麼意義？香港人的骨氣從來只放在口裡，而不是付諸行動。口口聲聲說出要去保育，尊重舊有社區文化，但又有幾多人願意捨棄到漂亮舒適的商場食店，而光顧有本地風味但悶熱的大牌檔？囍帖街重建後，是否會有人支持罷買那些單位，從而反覆堅持告訴政府，拆掉囍帖街，是錯誤的行為？怎樣去猜量，我都不敢說香港人有這等高尚的品格，罷買，不會的，找熟人去辦內部認購，機會就大得多了。
當素質的改變不知從何開始時，這首《囍帖街》還是留下了一些點滴在我們生活的空間。
2010年7月3日 星期六
我的最愛(18) - 殘缺的月亮映照著團聚的夢想 《四百龍銀》
《四百龍銀》
作曲：張宇
作詞：十一郎
主唱：張宇
流離、散落、分隔的家園是過去一個世紀，中國人不斷重複的惡運。
《四百龍銀》帶出的，是貧苦人家被迫賣走女兒，而導致流離家散的傷痛。背後的配奏，是重男輕女的傳統、繼後香燈的執著、命運無奈的延續。
只是沒有想到在張宇的聲線放射出來，是那麼淒酸和震撼人心。據張宇說，這是他奶奶的親身經歷，因此他唱得特別感情豐富。而難得的，是張宇的感情尚在控制之內，而未達到煽情的地步。在Youtube上，有一段張宇唱現場的《四百龍銀》演出，很精彩。那一串串隱藏在眼眶的淚水，雖然沒有隨歌詞和音樂丟下，但那份傷感卻充滿立體感，從不同的空間，滲入聽者的心窩，教人沉重非常。
十一郎不是甚麼特別著名的填詞人，但丈夫的歌，她總是掌握的恰到佳處。故事式的歌詞，詩一樣的情境，不是一般填詞人所能辦得到。作為賣女代價的四百個龍銀，新年才穿的衣裳、送別的布縫娃娃，代表分離和懷念故鄉的月光，皆是戲味濃郁的劇情。在十一郎的筆尖，這些舖排讓人感受到何謂家碎的傷感。當中唱到的幾句：
那天晚上的月亮 被雲擋住了一半
看不見的另一半在心碎的路上
千頭萬緒在心裡轉 突然發現殘缺的不是月亮
是命運啊
充滿睹物思人的聯想傷感，詩意非常。
月亮在文人的手中，是可塑性非常大的物體。它可以代表皎潔、完滿，但亦可以代表悲傷、殘缺、甚至乎亂性。張宇和十一郎以月光代表缺憾，達到一個很到題的表達，值得細心欣賞。
而實際上，破碎的，何止家庭。儘管張宇不一定有這份意思，但難保這首《四百龍銀》將來背負著更語重心長的層次，在兩岸的土地播放。
作曲：張宇
作詞：十一郎
主唱：張宇
流離、散落、分隔的家園是過去一個世紀，中國人不斷重複的惡運。
《四百龍銀》帶出的，是貧苦人家被迫賣走女兒，而導致流離家散的傷痛。背後的配奏，是重男輕女的傳統、繼後香燈的執著、命運無奈的延續。
只是沒有想到在張宇的聲線放射出來，是那麼淒酸和震撼人心。據張宇說，這是他奶奶的親身經歷，因此他唱得特別感情豐富。而難得的，是張宇的感情尚在控制之內，而未達到煽情的地步。在Youtube上，有一段張宇唱現場的《四百龍銀》演出，很精彩。那一串串隱藏在眼眶的淚水，雖然沒有隨歌詞和音樂丟下，但那份傷感卻充滿立體感，從不同的空間，滲入聽者的心窩，教人沉重非常。
十一郎不是甚麼特別著名的填詞人，但丈夫的歌，她總是掌握的恰到佳處。故事式的歌詞，詩一樣的情境，不是一般填詞人所能辦得到。作為賣女代價的四百個龍銀，新年才穿的衣裳、送別的布縫娃娃，代表分離和懷念故鄉的月光，皆是戲味濃郁的劇情。在十一郎的筆尖，這些舖排讓人感受到何謂家碎的傷感。當中唱到的幾句：
那天晚上的月亮 被雲擋住了一半
看不見的另一半在心碎的路上
千頭萬緒在心裡轉 突然發現殘缺的不是月亮
是命運啊
充滿睹物思人的聯想傷感，詩意非常。
月亮在文人的手中，是可塑性非常大的物體。它可以代表皎潔、完滿，但亦可以代表悲傷、殘缺、甚至乎亂性。張宇和十一郎以月光代表缺憾，達到一個很到題的表達，值得細心欣賞。
而實際上，破碎的，何止家庭。儘管張宇不一定有這份意思，但難保這首《四百龍銀》將來背負著更語重心長的層次，在兩岸的土地播放。
2010年7月2日 星期五
我的最愛(17) - 悲情之歌 《天水圍城》
《天水圍城》
作曲：Edmond Tsang
作詞：林夕
主唱：李克勤
到了第17首的歌曲，也是第1首踏入21世紀的歌曲。是的，之前的16 首全是上一個世紀的作品，只是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好的作品還是舊的多。
《我的1997》是回歸前一首帶有嚮往香港的歌曲，那麼回歸後的《天水圍城》同樣是一首香港不能漠視的歌，一首紀錄了香港生活圈子的歌。香港創作人的觀點變了，由昔日的獅子山轉移到天水圍。
沒有本地的經驗，是不太可能感受或明白林夕的詞意。歌曲名字的原來寫法是《天水、圍城》，但不需像破解「草泥馬」和「河蟹」的謎面，林夕的真正意思，誰也看得懂。全首歌詞，香港和天水圍兩詞皆沒有出現，但神髓卻全部反映了出來，是一篇有血有肉、有影有像的散文。如果要我說，《天水圍城》可能是21世紀到目前為止，香港最有價值的歌曲。沒有那一首歌更能帶出當中的壓迫和殘酷。
歌詞寫得不是艱澀，但內裡的含意，卻是拉至沒有邊際的心靈。故事內的角色，是一個個淒冷、絕望、無援、被遺棄的肢體，他們的肉身和靈魂皆被困在林夕筆下的「圍城」，看不見明天，找不到將來。但其實，擠迫的居住環境、孤獨無援的生活空間、無從發展的工作機會，豈獨是「圍城」的特徵，林夕的意境有伸延的空間，他是在講這片土地的故事。
20年來，李克勤都是唱情歌為主，《天水圍城》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把他的歌曲光譜和路線拉闊了。他演繹的《天水圍城》，聲線與感情皆有水準，沒有浪費林夕的詞。我更認為，《天水圍城》是李克勤多年來最出色的一首作品。
可惜，應該聽懂的人沒有聽得入耳，這裡仍是老地方。
作曲：Edmond Tsang
作詞：林夕
主唱：李克勤
到了第17首的歌曲，也是第1首踏入21世紀的歌曲。是的，之前的16 首全是上一個世紀的作品，只是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好的作品還是舊的多。
《我的1997》是回歸前一首帶有嚮往香港的歌曲，那麼回歸後的《天水圍城》同樣是一首香港不能漠視的歌，一首紀錄了香港生活圈子的歌。香港創作人的觀點變了，由昔日的獅子山轉移到天水圍。
沒有本地的經驗，是不太可能感受或明白林夕的詞意。歌曲名字的原來寫法是《天水、圍城》，但不需像破解「草泥馬」和「河蟹」的謎面，林夕的真正意思，誰也看得懂。全首歌詞，香港和天水圍兩詞皆沒有出現，但神髓卻全部反映了出來，是一篇有血有肉、有影有像的散文。如果要我說，《天水圍城》可能是21世紀到目前為止，香港最有價值的歌曲。沒有那一首歌更能帶出當中的壓迫和殘酷。
歌詞寫得不是艱澀，但內裡的含意，卻是拉至沒有邊際的心靈。故事內的角色，是一個個淒冷、絕望、無援、被遺棄的肢體，他們的肉身和靈魂皆被困在林夕筆下的「圍城」，看不見明天，找不到將來。但其實，擠迫的居住環境、孤獨無援的生活空間、無從發展的工作機會，豈獨是「圍城」的特徵，林夕的意境有伸延的空間，他是在講這片土地的故事。
20年來，李克勤都是唱情歌為主，《天水圍城》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把他的歌曲光譜和路線拉闊了。他演繹的《天水圍城》，聲線與感情皆有水準，沒有浪費林夕的詞。我更認為，《天水圍城》是李克勤多年來最出色的一首作品。
可惜，應該聽懂的人沒有聽得入耳，這裡仍是老地方。
2010年7月1日 星期四
王家衛的森林
談到《有誰共鳴》時，想起了張國榮的《阿飛正傳》。想起了《阿飛正傳》，當然會想起王家衛。而張文光不久前的文章說到村上春樹，也使我想起王家衛。
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王家衛註定是香港其中一名名牌導演。在康城電影展拿過獎，到目前為止，本土香港人他還是第一人。圍繞著他的評論，不外乎是他的電影曲高和寡，知音人少。一大堆星級明星演出，卻編織出一幕幕色彩不吸引、畫面凌亂到令人頭暈的《東邪西毒》，使香港的影評人也不知怎評價才好。評他不好，便會給人譏諷無深度，甚至是不懂電影；評他有藝術，好像又不知從何入手，或是需要使用一大堆非普通觀眾能明白的詞彙。我不是專業影評人，也不是電影人，只是一名觀眾。以觀眾的角度說兩句，還是一個合適的切入點。
不說《東邪西毒》前，還是應該先談一下王家衛電影的共同點：那就是人與人之間沒有一個聯繫點，人是孤單寂寞的。在《阿飛正傳》中，劉德華愛上張曼玉，張曼玉愛上張國榮；張學友愛上劉嘉玲，劉嘉玲也是愛上張國榮；但張國榮卻兩個女子也不愛，只顧尋回生母。他一直不忿自己被母親拋棄。這種沒有共通點的戀情和親情，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小說模式。村上暢銷的小說《挪威的森林》，正是這種故事結構。在 90 年代初期開始，已經有不少觀眾和文化評論者，都持有這種看法，認為王家衛的電影，其實受村上春樹很大的影響。
但這個村上春樹情意結，其後說的人少了，也許是王家衛因著《東邪西毒》和《重慶森林》獲得外國人的欣賞，王的名字也沒有太大必要跟村上掛在一起，又或是大家不大希望一個本土香港導演，經常和一位日本作家的風格連在一起。村上的小說，不是情節複雜懸疑的那種類型，而是喜觀透過小說人物的表述，去表達自己對人生、愛情、資本主義社會等的觀點，這一點也是王家衛電影常用的方法。但我認為王家衛的名字不大再與村上春樹聯繫起來，是因為村上在90年代創作的《發條鳥年代記》已脫離了《挪威的森林》那個相對狹小的格局，到達了一個新境地。然而，王家衛卻從來沒有衝出《阿飛正傳》的那個架構與模式。
但以作為觀眾的感覺，撇開王家衛與村上春樹相關連這個議題，總是覺得《阿飛正傳》才是王家衛最好的一部電影。一來《阿飛正傳》給予一份新鮮感，而所塑造出來的冷寞，還有濃郁的懷舊氣味和張國榮的演出，皆是一絕。後來的作品，如剛才所說，王家衛已走不出自己定下了的框架，情節相近，沒有很多的突破。是不俗的電影，而算不上經典的電影。
《東邪西毒》以古裝講出後現代孤獨的情懷，創意有加，但真的有點不倫不類。外國人拍手叫好，恐怕是情有獨鍾地看見穿古裝的中國人，演繹著充滿西方人那種缺乏家庭成份的獨斷獨行。但嚴格來說，這項藝術創作是扭曲了古代中國人的大致群居性，令西方人得到不準確的認識。有人欣賞，不出奇，但整體來說，這片的成績跟創作時間和成本，不成比例。
《重慶森林》則表現出後現代人的快餐戀愛觀念，罐頭過期論。但說真的，電影故事與對白怎樣精彩出色，只是小部份，人物演繹更重要，這片的角色來得比較浮，不像《阿飛正傳》深刻。跟相似格調的村上春樹小說相比，魅力還是差一大截，回味程度不及村上春樹的小說那般細膩。很多人被《重慶森林》的對白和意境所吸引，若是的話，干脆看村上春樹的小說，頁覺充滿神韻。
《墮落天使》大量採用了充滿擴散視野味道的廣角鏡和魚眼鏡，教人有突破的感覺。但整體故事內涵，跟之前的電影沒有太多分別，一樣是沒有聯繫點的寂寞，創意不大。
《春光乍洩》連關淑怡的部份都可以全部抽出，是支離破碎得令人難以明白。梁朝偉是雙性戀、還是單純同性戀？自問真的看不懂，不去評。
《花樣年華》是獲獎很多的電影，但我敢說，這是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旗袍、頭臘髮形、張曼玉、柬埔寨、舊屋，全都是精心營造，迎合西方評判口味。不過，梁朝偉愛張曼玉，張曼玉不捨得丈夫，又只是典型沒有聯繫點的方程式。
《2046》則是一部清楚証明王家衛沒有走出《阿飛正傳》的電影。劉嘉玲的露露，明顯是《阿飛正傳》的那位人物。「蘇麗珍」在《阿飛正傳》和《花樣年華》都有出現過，王家衛只是試圖給自己創造過的人物，在《2046》作一個了斷式的結局。王家衛仍沉迷在為十多年前《阿飛正傳》的故事。穿旗袍的章子怡和鞏俐，是張曼玉的對比，但人物關係仍舊只是章子怡愛梁朝偉，但梁朝偉卻只愛張曼玉和鞏俐；但張曼玉和鞏俐卻同樣不肯接受梁朝偉；梁朝偉對王菲有好感，但王菲卻嫁了到日本去，又是那種沒有聯繫點的感情！穿插的1224和1225故事，又是一種把西方文化套進 60 年代香港的手法，但當年人們真的這樣慶祝平安夜和聖誕節？我不清楚但肯定有保留。還是那句，和《花樣年華》一樣，《2046》像是拍給西方人看的電影。《2046》沒有像《花樣年華》一樣獲得很多殊榮，但我卻不覺得出奇，同一個模式，有可能一而再獲得外國評判的青睞嗎？
《2046》後的西片《藍莓之夜》，我更是放棄沒看了，沒有評論的資格。
若以《2046》作為王家衛拍華語片的里程碑，《2046》後，王家衛已沒有新的創作了。正在籌拍的《一代宗師》，甚麼時候能上畫，也是未知之數。而我也希望王家衛可以衝出自己所建造的森林，否則，他只會繼續被高聳的樹木所圍困，迷路，原地踏步，走不到目的地。
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王家衛註定是香港其中一名名牌導演。在康城電影展拿過獎，到目前為止，本土香港人他還是第一人。圍繞著他的評論，不外乎是他的電影曲高和寡，知音人少。一大堆星級明星演出，卻編織出一幕幕色彩不吸引、畫面凌亂到令人頭暈的《東邪西毒》，使香港的影評人也不知怎評價才好。評他不好，便會給人譏諷無深度，甚至是不懂電影；評他有藝術，好像又不知從何入手，或是需要使用一大堆非普通觀眾能明白的詞彙。我不是專業影評人，也不是電影人，只是一名觀眾。以觀眾的角度說兩句，還是一個合適的切入點。
不說《東邪西毒》前，還是應該先談一下王家衛電影的共同點：那就是人與人之間沒有一個聯繫點，人是孤單寂寞的。在《阿飛正傳》中，劉德華愛上張曼玉，張曼玉愛上張國榮；張學友愛上劉嘉玲，劉嘉玲也是愛上張國榮；但張國榮卻兩個女子也不愛，只顧尋回生母。他一直不忿自己被母親拋棄。這種沒有共通點的戀情和親情，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小說模式。村上暢銷的小說《挪威的森林》，正是這種故事結構。在 90 年代初期開始，已經有不少觀眾和文化評論者，都持有這種看法，認為王家衛的電影，其實受村上春樹很大的影響。
但這個村上春樹情意結，其後說的人少了，也許是王家衛因著《東邪西毒》和《重慶森林》獲得外國人的欣賞，王的名字也沒有太大必要跟村上掛在一起，又或是大家不大希望一個本土香港導演，經常和一位日本作家的風格連在一起。村上的小說，不是情節複雜懸疑的那種類型，而是喜觀透過小說人物的表述，去表達自己對人生、愛情、資本主義社會等的觀點，這一點也是王家衛電影常用的方法。但我認為王家衛的名字不大再與村上春樹聯繫起來，是因為村上在90年代創作的《發條鳥年代記》已脫離了《挪威的森林》那個相對狹小的格局，到達了一個新境地。然而，王家衛卻從來沒有衝出《阿飛正傳》的那個架構與模式。
但以作為觀眾的感覺，撇開王家衛與村上春樹相關連這個議題，總是覺得《阿飛正傳》才是王家衛最好的一部電影。一來《阿飛正傳》給予一份新鮮感，而所塑造出來的冷寞，還有濃郁的懷舊氣味和張國榮的演出，皆是一絕。後來的作品，如剛才所說，王家衛已走不出自己定下了的框架，情節相近，沒有很多的突破。是不俗的電影，而算不上經典的電影。
《東邪西毒》以古裝講出後現代孤獨的情懷，創意有加，但真的有點不倫不類。外國人拍手叫好，恐怕是情有獨鍾地看見穿古裝的中國人，演繹著充滿西方人那種缺乏家庭成份的獨斷獨行。但嚴格來說，這項藝術創作是扭曲了古代中國人的大致群居性，令西方人得到不準確的認識。有人欣賞，不出奇，但整體來說，這片的成績跟創作時間和成本，不成比例。
《重慶森林》則表現出後現代人的快餐戀愛觀念，罐頭過期論。但說真的，電影故事與對白怎樣精彩出色，只是小部份，人物演繹更重要，這片的角色來得比較浮，不像《阿飛正傳》深刻。跟相似格調的村上春樹小說相比，魅力還是差一大截，回味程度不及村上春樹的小說那般細膩。很多人被《重慶森林》的對白和意境所吸引，若是的話，干脆看村上春樹的小說，頁覺充滿神韻。
《墮落天使》大量採用了充滿擴散視野味道的廣角鏡和魚眼鏡，教人有突破的感覺。但整體故事內涵，跟之前的電影沒有太多分別，一樣是沒有聯繫點的寂寞，創意不大。
《春光乍洩》連關淑怡的部份都可以全部抽出，是支離破碎得令人難以明白。梁朝偉是雙性戀、還是單純同性戀？自問真的看不懂，不去評。
《花樣年華》是獲獎很多的電影，但我敢說，這是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旗袍、頭臘髮形、張曼玉、柬埔寨、舊屋，全都是精心營造，迎合西方評判口味。不過，梁朝偉愛張曼玉，張曼玉不捨得丈夫，又只是典型沒有聯繫點的方程式。
《2046》則是一部清楚証明王家衛沒有走出《阿飛正傳》的電影。劉嘉玲的露露，明顯是《阿飛正傳》的那位人物。「蘇麗珍」在《阿飛正傳》和《花樣年華》都有出現過，王家衛只是試圖給自己創造過的人物，在《2046》作一個了斷式的結局。王家衛仍沉迷在為十多年前《阿飛正傳》的故事。穿旗袍的章子怡和鞏俐，是張曼玉的對比，但人物關係仍舊只是章子怡愛梁朝偉，但梁朝偉卻只愛張曼玉和鞏俐；但張曼玉和鞏俐卻同樣不肯接受梁朝偉；梁朝偉對王菲有好感，但王菲卻嫁了到日本去，又是那種沒有聯繫點的感情！穿插的1224和1225故事，又是一種把西方文化套進 60 年代香港的手法，但當年人們真的這樣慶祝平安夜和聖誕節？我不清楚但肯定有保留。還是那句，和《花樣年華》一樣，《2046》像是拍給西方人看的電影。《2046》沒有像《花樣年華》一樣獲得很多殊榮，但我卻不覺得出奇，同一個模式，有可能一而再獲得外國評判的青睞嗎？
《2046》後的西片《藍莓之夜》，我更是放棄沒看了，沒有評論的資格。
若以《2046》作為王家衛拍華語片的里程碑，《2046》後，王家衛已沒有新的創作了。正在籌拍的《一代宗師》，甚麼時候能上畫，也是未知之數。而我也希望王家衛可以衝出自己所建造的森林，否則，他只會繼續被高聳的樹木所圍困，迷路，原地踏步，走不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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