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把把脈

近日看到不同方面的會計界朋友們，在Facebook上大聲疾呼，為《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對核數師的失職行為加入最高$150,000罰款的刑事罰則，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大抵是：

(1)  儘管英國公司法有相似的刑事罰則，英國法律中卻有合夥人有限責任條例，保障了核數師的最高民事責任。英國公司法加入相關的刑事罰則，是建基於不同的立法背景；


(2)  倘香港的核數師失職，本身已經需要面對會計師公會的紀律聆訊，金錢上及名譽上的可能懲罰，皆比第399條所建議的刑事罰則為高，有關建議並沒有必要；

(3)  相關條文是以「knowingly or recklessly」兩個字眼，來界定核數師沒有在核數報告內，詳述財務報表問題的刑事責任。兩個字眼的中文翻譯是「明知或罔顧」，知情尚可說得上責任難逃，罔顧倒是一個主觀的用語，核數師有被不幸定罪的危險；


(4)  有關刑事罰則，可追究到所有經理級以上的從業員，令一眾打工一族可能無辜地需要面對刑責。

若果不是朋友們在Facebook發出零星的聲音，自己也不會知道事情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立法二讀的階段。事實上，這麼專題的討論，已不容易引起普通人的興趣。而更甚的，是事情的方向也模糊不清，一群人反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一群人反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的「修訂」，原草案稿是甚麼，修訂又是甚麼，想去理解的人，也會弄到一頭煙後，才會清楚明白。自己認為，公眾利益從來都凌駕行業利益，會計師實在不應強行保障自身利益。但是看過所有材料後，有些說話，還是值得寫下來，讓一眾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和公眾考慮及參考，也回應友人的誠意請求。

立法的博弈，法例的改革，從來都是既得利益者之間的搏鬥。加入刑事罰則，被廣泛認為對會計賬目的質素，有正面影響。會計師作為一群向來理性務實的專業人士，被人擠壓逼迫後作出的迴響，遠比豪邁的醫生和高創作能力的網民溫和得多，提出司法覆核以及堅持二次創作權利的激情，不大可能從一眾會計師身上流出。報章及記者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往往是有沒有燒車呔、抬棺材，有多少網民和示威者燃燒火爆情緒，警察的執法有沒有過火和暴力。一些具社會討論價值，但平淡如水的話題，不易引起關注。會計師不是天生的煽動者，不會高聲尖叫條例399是「會計23條」，不懂嘩眾爭取注意，聲音和努力自然被人慢慢閹割。縱然有人留意，也不會被認真當是一回事，事關政府以及立法會內的建制派和泛民議員，都口徑一致認同立法的需要。會計師友人們需要打的，無疑是一場沒有粉絲打氣的硬仗。

但實際上，這類沒有明顯較勁的場面，很容易造成陷阱。上星期林文瀚法官就梁國雄司法覆核立法會參選資格一案的判詞中，便清楚指出政府曾在1997年臨時立法會通過限制市民參選立法會的議案中，提出與論據不相符的條文，結果誤導了議會。原先政府限制參選的論據，是不接納有刑期在身的在逃人士參選，結果通過的條文卻把所有有刑期在身人士的參選權都限制了。林文瀚法官沒有責備政府，但以此作為其中一個理由，接納梁國雄提出的司法覆核。有誠有意的議員和官員，好應以這事件為鑑，不應該以貌似合理的緣由和理據，然後無限放大魚網，誤把其他不相關的魚，也一併捉入網中。一條準備獲得通過的法例，應該是公平合理地去規範和處理社會上的問題，不是無限放大並影響了其他人的合理權利。否則，這與23條式的壓縮私人空間並無差異。

從立法會公開的資料看，會計師公會及一些反對條例399的論據，其實都是很難獲得外人認同和接受。連導致人材流失和增加中小企成本這類原因，都用來放進議事廳，是濫竽充數的勉強。考慮條例是否應該通過，不應以後果和成本來作爭辯理據。任何事情都有機會成本，最低工資會令到營商成本提高，但這不是拒絕實施的理由。要反對條例399，必須是條例本身有不合情理之處，而不是去放大討論往後的影響，那並沒有效果，也只會令人覺得理由是保障自身的既得利益。

其實，政府提出以及議員相信的理由，主線有兩條：(1) 有關罰則是與2006年的英國的公司法看齊；(2) 一般投資者相當依賴核數師獨立公正地工作，有關罰則有助保持賬目質素。從情理看，這兩點都屬有根有據的理由，循公眾利益的大道理來考量，會計師沒有不接受的空間。可是，從微細的內容來研究，條例399的內裡技術問題，其實跟梁國雄司法覆核的那條1997年限制參選權的條文，其實十分相似。提出的原則沒有問題，奈何條文的覆蓋面，有過嚴的毛病，令到其他人有機會無辜地受到不必要的影響。

保障投資者，也許是大原則。但現實中，香港公司條例主理的，是一眾在公司註冊署註冊的公眾公司及私人公司的法律事宜，當中以非上市的私人企業為主，中小型的企業更佔絕大多數。香港的公司，不論範模大小，必須每年進行核數。英國其實不一樣，英國公司法對年收入不超過￡5,600,000以及資產不超過￡2,800,000的企業，有核數要求的豁免。英國核數師需要處理的核數個案，從規模上和數額上，都算是有一定份量，配上刑事罰則，有一定道理。在這一點，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是不相同，在前一些年的討論中，社會仍認為香港的註冊公司，每年仍有進行核數的必要。政府在香港公司條例加上有關罰則，追求與2006年的英國的公司法看齊，屬於只看外表，不看內涵的演繹，是非常牽強的應用。英國和香港兩地，在一些公司法例的細節上，其實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例如，英國的公司法在1986年，已經將清盤重組部份拆出，另成法例(Insolvency Act)。香港在26年後的今天，經過多年來多番討論，因著不同緣故，始終未有跟隨實行。核數師的刑事罰則，是否值得植入，也應該從香港的核數環境出發，不宜單純追逐英國的條文，忽略香港法例執行的背景。政府純以保障投資者為主調，跟隨英國的刑事罰則，是把一群理應在英國條文獲得豁免、但替香港中小型企業核數的核數師一同捉入網內。需知道，這些中小型企業一般都是私人經營，沒有投資者，保障投資者的說法是用不上的。這些背景，政府有責任向議員解釋，否則便是重蹈林文瀚法官所言的誤導。

其實，沒有人反對保障投資者，自己也不是替核數師開脫責任。但所提方案必須到位合理，得到最大的成果，兼且帶來最低程度的不必要影響。監管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內，核數師的責任問題，近年是由獨立的財務匯報局負責。財務匯報局的職能和權力，由財務匯報局條例規範。若果政府認為有需要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適當的法例變革更適合在財務匯報局條例發生，讓財務匯報局享有更大的調查和懲處權力，這方是合理的渠道。甚至乎，證監處也應該考慮在證券條例，加入適當的懲處條文，向失職準備上市公司上市文件和年報的專業人士，予以檢控。向公司條例埋手，是把一大群不相干的中小型私人公司也搞上，影響性大，卻毫不直接，整體社會成本相當高。議事論事，實在並無必要。因此，條例399所能帶來的直接社會效益，是相當令人懷疑。

至於更令人混淆不清的，是反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與及《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修訂」的差別。條例399在現行公司條例並不存在，2011年1月政府以草案方式交到立法會排期處理，當中的草案稿已經提出核數師需負上刑責的建議條文。奈何條例399(2)(a)和(b)(c)出現不協調的字眼，政府在2012年5月作出了修訂，把399(1)和(2)重新寫下，移走含糊不清的地方。核數師及其下屬需要負上刑責的建議條文，並不是在2012年5月才出現，而是在2011年原本的《公司條例草案》已有蹤影。若果反對條例399，理應反對草案內整條399，而不是反對條例399的政府修訂。反對政府的修訂，等同返回草案內原先帶有含糊不清字眼，但仍舊載有刑事罰則的條文，根本沒意義。自己希望那群反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修訂」的人士只是手民之誤，而不是以為反對政府修訂等同反對整條399。這個誤會大得令人感到非常錯愕。

一條條例399其實不代表甚麼，香港能有足夠明辯事理大方向的議員在議會，明天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