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飛行的宮崎駿：《紅花坂上的海》

　　每次看到宮崎駿的電影上映，都有一陣莫名的興奮。他的卡通畫面， 總滲透著人類不同形式的文明，讓人重拾種種在都市被遺忘的生活態度。今次這部《紅花坂上的海》，沒有像《風之谷》、《天空之城》、《幽靈公主》、《哈爾移動城堡》那樣直接帶出反戰的聲音，卻含蓄地用上戰爭後一代的純樸初戀故事，來隱藏相似的訊息，文藝味道更濃，技巧也更昇華別緻，是喜愛小品電影的觀眾不容錯過的選擇。

　　這道文藝質感，其實從戲名已然開始。很多觀眾或許不大理解「紅花」的意思，自己看完電影後，也思考那朵紅花究竟種了在那裡。但看到英文戲名(From Up On Poppy Hill)後，一切便恍然大悟。Poppy雖可泛指製鴉片的紅花，但內裡的隱含意義，是指為紀念兩次世界大戰陣亡人士，英國人在十一月所戴上的紅花。坂(Hill)是女主角松崎海的居所地理位置，而她每天都在家中，為戰爭逝世的父親升起海員信號旗，以作悼念。「紅花坂上」是代表在戰爭後成長的一群，他們背負著戰爭的傷痛，去開啟自己的人生，箇中味道，與村上春樹小說《1Q84》主角天吾有點相似。而 《紅花坂上的海》故事發生在 60 年代，那份由戰爭直接帶來的傷痕，更深更痛，也更易引起觀眾的共鳴。因旗號和詩句，令松崎海認識到男主角風間俊，也許有點老套，但每天所看的電影都是仇恨、姦殺、奪產、謀術的話，一道清純味美的甜品，會令觀眾更開懷回味。

　　宮崎駿對故事的枝葉和細節，做到一絲不苟。主線是戰爭的傷痛，枝幹是青少年的初戀和舊文化保育。純真初戀的爆發力，宮崎駿在《夢幻街少女》已展示過一次。風間俊載著松崎海騎單車的情節，令人緬懷《夢幻街少女》內，天澤聖司決心以單車載著月島霞的重量，少男對初戀情人總是全情投入。松崎海與風間俊的青澀戀情，是每一部愛情電影，都教人投入的元素，歷久不變。

　　舊文化保育，也是宮崎駿電影的經常材料。《龍貓》的古樸鄉郊，《哈爾移動城堡》的古典堡壘，是宮崎駿那杯茶。這回的「拉丁文化區」，更引起我對昔日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教學樓的回憶。那幢昔日的崇基教學樓，有獨特的拉丁味道，裡面的區域設計，既不對稱而建，也沒有規律，樓層不高，但內樓與內樓之間像迷宮一樣。每次到那裡上課，都需花點時間找班房。以現今講究效率的原則，是地積比率非常低的建築。那些年，在教學樓聽授Carl Jung談及象徵的論著，基本上是聽不明白，但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癮頭。宮崎駿的「拉丁文化區」，正是提醒大家，人類的進步應該從這種保育古典文化出發。舊的崇基教學樓，為著追求效益，被拆卸了。知識與文明，是否需要以不斷拆卸來維持，真心辦教育的人和政府官員，應好好看看宮崎駿這部《紅花坂上的海》。

　　但對宮崎駿迷而言，《紅花坂上的海》還有一點很特別的變化。宮崎駿雖然不斷創作不同題材的文化型動畫，飛行卻是一直的標誌，所有宮崎駿電影，從不缺少飛行這道玩意。飛行可以代表遠離凡間，可以代表與眾不同的獨特，可以代表沒有界限的幻想。高瞻遠矚，可以看得更遠更清晰。宮崎駿收起飛行，收起以直接手法表達反戰，改用樸實的手法，和帶有文藝的風格，來創作《紅花坂上的海》，是一項突破，也帶來新鮮的感覺。只有通過不斷創作和改良，創作人才能繼續進步，否則便會被困在自己的框架。年過70的宮崎駿，也許是收起飛行，腳踏實地的時候。但不再飛行的宮崎駿，魅力還是不缺。善良正直的松崎海與風間俊，是人類文明的模樣。

對沈旭暉文章的回應

　　童年的時候，曾向聖誕老人寫過聖誕卡。寄出去的說話，當年沒有收到回覆。今時今日時代不同，幾天前在網絡的光纖世界，寄出一封給Simon(沈旭暉)的信，幾天後在週日(2012.01.15)的《明報》，竟然讀到沈兄的回覆。沈兄在幾天內撰寫了一篇份量相當的文章《他朝君體也相同》，對我的《致兔書》予以教導，感覺實在受寵若驚。這不是假驚，而是真的驚。石峻乃閒人一名，不認識劉迺強、邵善波、張志剛等人，也跟狼不相識。一篇普通博客文章，一位閒人百姓的幾段文字，竟然勞動教學界炙手可熱、擁有博士銜頭的沈兄，在報章如此嚴詞厚待，甚至誠意提醒我會被狼營懷疑是「豬諜」，情形儼如沈兄所提到，昔日劉慧卿被狼追約辯論疑似台獨的事件。此刻的我，正承受極大的壓力，血壓上升，不知會否被狼營發出全城圍捕令。可以的話，還望沈兄提供劉慧卿的聯絡方法，好使自己能向卿姐學習，怎樣在被追擊下，得以減壓。

　　沈兄鴻文的十大論點，令我遙遙感到西乃山的山中聖訓，那份像泰山壓頂的指導性權威。不知何解，全球人類很一體化，不同時期的人，都喜歡用十點來立論。宋人呂誨上疏宋神宗彈劾王安石的曠世奇文，正是十件極度無聊的批評。毛澤東在 1956 年提出《論十大關係》後，幾乎沒有幹過一件合理的事情。這更不要說在十全老人乾隆之後，中國走向衰弱的道路。人人常常感到十代表十全十美，卻不發覺更多是東拉西扯，濫竽充數。真正具份量而有力的論點，貴精不貴多。由三幅被變成十幅被的文章，我一直不懂寫，也沒有興趣學習怎樣去寫。更不明白沈兄為何對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下如此的重手，借用報章的資源，來激烈地回應一篇博客文章。想來想去，唯一可能是拙文《致兔書》刺中了沈兄的要害，暴露了沈兄的隱處，才令沈兄不顧教授身份，跟籍籍無名的對手，大打泥漿摔角，導致污跡四濺。這事令人失望的，是我素來尊重的學者，寫出來的文章，竟是如同醉漢駕車一樣，横衝直撞。

　　其實，看完沈兄第一組觀點後，發覺你使上亂扣帽子、斷章取義的招數後，已失去繼續閱讀的興趣。沈兄在文章一開始時，便開宗明義提到：「石兄斷言在下挺豬，批評在下隱藏立場，『字裏行間露了餡子』，不像他筆下的狼營劉迺強先生『單刀直入，似足一個真的漢子』。」沈兄不是故意扭曲我的原文原意，便算是一招董驃式「我講嘢，你要聽」，一片文字霸權。我在原文《致兔書》內提到的，是「劉迺強和閒雲戒師在《信報》不斷撰文挺狼挺豬，喜歡不喜歡，有理還是沒理，不太重要，至少他們毫不隱晦，單刀直入，似足一個真的漢子，認真的讀者閱後，自會有各自的看法和評價，童叟無欺。」沈兄三爬兩撥，便用海大富的化屍水，把人家文字的前後部份化去，真是當今毀屍滅跡的高手。挺豬的閒雲戒師不見了，可能式的不喜歡或沒理不見了，自會有各自的看法和評價也不見了，單獨變成我對劉迺強全面「景仰」。沈兄這種處理材料和寫文章的方法，很難相信是出自一位教授的手筆。我寫《致兔書》時，也寫了幾段文字後，才推論沈兄「也許是一名隱性挺豬者」。沈兄手起刀落，不加思索，一頂「斷言」帽子便斷然地出廠了。這種學術水平，教我非常吃驚，也令我深深覺得，之前對沈兄在學術上的批評，原來頗有見地，不是錯亂發炮。沈兄提到討厭以動機誅心論扣帽子，何以自己以這樣的方式行文？沈兄這樣撰寫文章，跟我又算不算是私怨乎？

　　我對閒雲戒師「真的漢子」的評價，早已說明我對挺豬者是同樣地尊重。我說得很清楚，人縱有立場，也只是平常不過，挺狼挺豬只要以真身視人，不應被政治歧視。沈兄刻意玩時運高，當作一概看不到，然後把我單獨連在另一位真的漢子劉迺強身上，我只有自嘆不如，教授即是教授，令人無話可說，更無辯解求個清白的可能。我寫出我的分析和看法，過程上做了思考，結論縱使錯了，實屬非戰之罪，每位考生入到試場也不是一定拿一百分。學術上有不同的看法，根本是很正常的事。加上我用上的，只是沈兄「也許是一名隱性挺豬者」，實在不明白沈兄的反應何以這樣強烈。公民黨的大狀們也說過，法律意見只是法律意見，沒有人保證對錯。我當然歡迎沈兄批評我的文章，但不是任意強姦我的原意。倘若沈兄能以理服人，實在不用以沈兄文章內的語氣，來回應我的文章。

　　如果沈兄能真正讀懂我的文章，我的批評是多在你的邏輯上，不是结論上。任何人到賭場買大小，總有一半機會買中。學術不在於結果，而在思考過程和方法。我提到哥白尼，提到伽俐略，提到不少歷史例子，提到民粹式學術，來細說我的質疑。甚至在文章的結語，也清楚說出，我等待的，是真正的學問，而不是粗糙的結論，或惹人著迷的Sound Bite。我認為這才是重點，可惜沈兄一點也不去談及，而將文章的界線僅僅收窄在豬狼二人，認定我的文章內容只是「多涉及候選人與核心價值的關係」，這似乎是沈兄的機心蒙敝了內涵，避談人家談過的重要觀點。若沈兄是試圖理性強化自己的論據，何需先來一招天外飛仙式大扣帽子。恕我才疏學淺，僅懂鸚鵡學舌，「道理若不是道理，更不會因為動機而改變」，沈兄又何需先向我的動機埋手。若沈兄沒有立場，大動鑼鼓，更屬不需。你批評部份狼營人士文章充滿敵我矛盾的味道，我想衷心說，你的《他朝君體也相同》，又何嘗不是。對這類寫文章的方式，我不感興趣繼續討論，還望沈兄見諒。

(2012.01.17後記：各位網友，在此要抱個歉，原先把沈先生的原文，以《香港雜談》的網站作連結，因是擔心《明報》的連結，有時限性。不幸察覺到《香港雜談》內的版本，已沒有再引明「明報專訊」等字，跟《明報》當日刊出的版本亦有不少出入，出現甚麼修減增多，無暇解讀。石峻閒人一名，但也時間有限，勞煩《香港雜談》團隊這樣招呼，實在感到榮幸。石峻對《香港雜談》的處理方法和沈先生可能修改了他的文章，亦不想再評論。)

(2012.01.17後記2：在此再提供一些實際資訊，沈先生在2012.01.15《明報》的文章，題為：訪狼之前﹕他朝君體也相同——並覆《致兔書》，電腦統計，共2644字。《香港雜談》內顯示為2012.01.15, 6:22，沒有再引明「明報專訊」等字的沈先生文章，題為：《回致兔書》——他朝君體也相同（梁振英、唐英年與核心價值），電腦統計，共4521字。)

(2012.01.18後記3：感謝一些摯友對石峻的勉勵，電郵告之沈先生在Facebook以「未刪簡原裝長版」來標示4521字的版本。摯友並傳來Word檔案，跟沈先生在《明報》上2644字的版本，作了比較。沈先生兩個版本的文章，究竟有甚麼不同，是否只是「未刪簡原裝長版」，石峻說了不想評論，便不評論，謹此再謝摯友的心意。真相在互聯網上，有興趣的朋友可動動手腳尋找尋找。在此再多提供一些實際數字作參考，沈先生最近在星期日《明報》的欄位，幾篇文章的字數如下：《致狼書》，4549字；《致豬書》，4467字；《訪豬記》，5681字。)

《致兔書》：我的家只有一道門

Dear Simon

　　你我素未謀面，也互不相識，按道理，實在沒有甚麼理由向你寫下這封信。不過，Simon的文章，我經常拜讀，對你學識的闊度、文章數量和範圍，都深感敬佩。縱使你不認識我，也不能說我完全地不認識你的見解。近期，你在《明報》寫下的《致狼書》和《致豬書》，深獲身邊朋友讚賞，有的甚至在Facebook分享推介，說是說出不少香港人的內心話。可惜我才疏學淺，只能鸚鵡學舌地借用你在《致豬書》的精句：凡夫俗子是不能明白你深奧的學問。

　　在兔年行將遠去的時份，讀過這兩篇文章後，在我腦海不斷盤旋的，是一隻機靈潔淨、動作敏捷的雪白兔子。兔子的樣子很可愛，也很誘人，一本暢銷成人雜誌的標記圖案，用的便是兔子。可是在潔白誘人的背後，兔有其為人輕視的一面，在西方世界的寓言故事龜兔賽跑中，兔代表驕傲自大。中國人對兔的評價也不是很高，因而有狡兔三窟的說法。我不喜歡兔，正是由於在誘人外表的背後，往往是過份自信，而又隱藏路路皆通、到處逢源的本能。

　　你的《致狼書》和《致豬書》，用字精警，字字珠璣，對狼豬擺出各打五十大板的陣勢，痛陳箇中頑疾，貌似公正嚴明，發人深省。甚至在《致狼書》的末端，清楚表明絕對中立的立場，並靜待「狼豬化」或「豬狼化」的發展。只是凡夫俗子往往非常市儈，對地上的財富有敏銳的觸覺。我總是覺得，在你的家中夾萬存有三百兩黃金，才驅使你耍出這一下「此地無銀」的招數。其實，人縱有立場，也只是平常不過，人家劉迺強和閒雲戒師在《信報》不斷撰文挺狼挺豬，喜歡不喜歡，有理還是沒理，不太重要，至少他們毫不隱晦，單刀直入，似足一個真的漢子，認真的讀者閱後，自會有各自的看法和評價，童叟無欺。Simon，你真的沒有立場嗎？作為凡夫俗子的我並不相信，至少在你兩篇文章的字裡行間，露了餡子。

　　你對豬的批評，是建築在多年來庸碌的行為表現上面；然而對你對狼的批評，卻不完全客觀，有不少更只是以言辭來推斷行為，並以狼的支持者來評估狼的為人和表現，甚至你也不諱言認為對狼不公平，並在《致狼書》說到：「你的個別支持者不應被看作代表你，我明白，可惜大家以往從不知道你的想法，難免令你『被代表』了。」作為標榜鑽研學術的你，以這種方法來作推斷，似乎是一種疏忽，不著意思考的讀者，或會被搶眼的Sound Bite遮蓋了瑕疵，但認真想一下，箇中的邏輯，還是說不通。凡夫俗子的我，喜愛足球，久聞英格蘭球迷惡名昭彰，行為放蕩。但若果以球迷的表現，來推斷他們支持的球隊也一樣是流氓，恐怕碧咸叔叔也會高呼不公。虎父無犬子，只是諺語一句，父親從來不應代表兒子，兒子是另一個體，這是你信奉的個人主義，若果住在同一屋內，生活密切，所以就能夠「被代表」，世事一定不會那麼複雜。

　　當然，我理解你對狼高調聯署那份《香港再出發宣言》，感到不安，當中的行文「香港深受移民社會的過客心態、西方自由思想及個人主義的影響，對社會整體利益，尤其是長期利益不夠重視」，觸及你和朋友圈的基本價值觀念。但作為研究學術的你，對一些政治表態式的言語，怎樣衡量，應該有個底。政治口號，作用只不過是聚集一群人，凝聚政治能量，去爭取完成一些具政治結果的事情。怎樣做事，可以是另一回事。今天的中共，還履行工農兵精神嗎？周恩來在文革期間，還是聲言支持毛澤東，學術上應該這樣演繹嗎？民主黨在2008年競選時，是支持2012年雙普選，他們最終的行為是堅持這條路線嗎？口是心非，口非心是，是政治的經常現象，為的往往只是政治利益。幹出來的政治，才表現出真正的政治取向。狼是一張政治白紙，沒有實質政治表現可談，很難評。但用到以言評人，不敢說完全不對，但誤差度肯定會不低，至少歷史告訴了我們這種經驗。研究學術的你，為何沒有考慮這種可能誤差或不足，便下評語？

　　以上的觀察，或許是觀點上的偏差，但你在《致狼書》還作了雙重標準的評價。你批評狼在過去十年，香港無數公眾人物曾被抹黑，均不見狼為任何一人仗義執言。這話我認為說得有力度。但客觀公平一點，豬可曾有為那一位曾被抹黑的香港公眾人物仗義執言？我真的記不起，還望你賜教。只批狼，而不批豬，是不是具說服力的批評？或許你依賴的，是豬和其團隊把「維護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放在政綱、掛在口邊，但你提到的成名教授，經常被左報圍攻，他有受到豬或其團隊的維護嗎？正如你所說，狼和豬都是絕對遵從北京的意見，要是出現大風暴，那句掛在口邊的「維護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會否又成為曾蔭權承諾的「玩鋪勁」，又或者民主黨的「爭取2012年雙普選」？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對狼能夠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充滿信心，而是對你單純相信豬會履行承諾，感到愕然。至少，豬在政府的多年政績，實在教人感到他與狼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你所痛責剝奪人民選舉權的遞補機制，當時強行推銷的林局長，其上司是誰，你又可曾記得和提及？

　　或許基於美麗的誤會，我認為從事學術研究的你，不會疏忽以上種種細節，凡夫俗子只能聯想到，你在多處隱性蔽豬眨狼，也許你是一名隱性的挺豬者。你在《致狼書》似乎對狼的支持者，之前跟你的學術「討論」，還深有餘怒。但凡夫俗子認為真正的知識份子有廣闊的胸襟，不應把這些私怨反射到第三者。知識份子只需專注自己的學術研究，不用事事去跟人計較，更沒有必要依賴民粹式的學術，靠數人頭來標榜依據。這不是真正的學術，只是手段。哥白尼的見解，被教會視為邪說，不為當時世人認同和明白，到頭來還是有伽俐略識貨，繼續研究，最終得以平反。這是知識份子的悲哀，但也是知識份子的偉大。恕我再鸚鵡學舌地借用你在《致豬書》的一句：「你豁達，所以不介意別人說你不豁達」。你有真正的學問，應該不用介意別人說你沒有學問。

　　你認為「豬和狼最大的缺失所在，恰巧都是對方的優勢」，這一點，我不能認同。我相信自己的觀察經驗，性感動人的政治口號是用來叫嚷，不是用來實現。在政績上，在行為上，在背景上，狼和豬對所你提及的第二害「去普世價值」，都只會是狼的性格，不會有差別。我認為你所建議的「狼豬化」和「豬狼化」，前者只是假命題，並不存在，在第二害「去普世價值」的範疇，豬其實也是一頭狼，一頭沒有主見的狼。「豬狼化」是你真正留給豬的錦言。我同意你說到，「豬狼化」的招數根本不難，只要豬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接受左傾一點的社會政策，找一兩個集團交一點畢菲特稅，平息一下社會戾氣，或可開始治療第一害「超穩定結構」。現實有那麼簡單嗎？在豬身邊的人，不少也是曾蔭權競選連任的臉孔。曾蔭權當選後，對改革動彈不得，對增加土地供應毫無辦法，也不落力跟進金融界的疑似違規事件。倘若豬能當選，同樣的人在身邊，這條「豬狼化」絕世好橋，恐怕只是Simon鴻文的詞彙，長在溫室的豬，看不出有能力可以撞開這道金鐘罩式的關係網。「豬狼化」只可能是選舉時的形象，不似有實現的可能，至少曾蔭權作了多年親身示範。Simon，你真的相信這是出路嗎？

　　豬和狼的比喻，是個別傳媒帶起話題的Sound Bite，本身已不完全貼切。你以不似是真命題的「狼豬化」與及疑似競選錦言的「豬狼化」，來繼續製造疑似平衡的討論，只是打開你家裡的兩道門子，造出歡迎不同方向訪客的格局，兩不得失，並繼續對狼對豬又纏又打。我的為人卻比較簡單，家裡只有一道門，等待的，是真正的學問，不是Sound Bite，不是假命題，不是晃招。搗藥的玉兔，我沒有興趣，還是留去陪伴嫦娥吧。

Yours

石峻

《龍紋身的女孩》：寡味的荷理活香料

　　兩個多月前的一個中午，我在 Starbucks 享受閱讀 Milan Kundera 的 Immortality 期間，一位穿著極度性感而又非常漂亮的外藉年青女子，坐到我對面的空位。她一身白皙的肌膚，一雙修長的美腿，裙子穿得很短，手上拿著一部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來閱讀。我不知道她身上是否有 Dragon Tattoo，但她卻像 Sharon Stone 在《本能》內，交換了幾次美腿的交叉位置，令人難以集中精神繼續閱讀。這次咖啡店的經歷絕對是一次奇遇，這段影像自然一直留在我的心裡，而這份偶遇，也讓我對閱讀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畢竟，這樣的推介，世上罕有。

　　小說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是一位瑞典人 Stieg Larsson 放在抽屜裡的遺作， 辭世後才出版，由於大受歡迎，譯本相繼發行。我閱讀的，是 Reg Keeland 的英文譯本。故事主要發生在瑞典的 Stockholm 和小城市 Hedestad，性質像偵探小說，男主角努力調查一宗塵封三十多年的少女失蹤案，最終帶來死亡的恐嚇。《龍紋身的女孩》也順理成章成為荷理活的獵物，繼 2009 年出現北歐版後，2011 年拍成另一版本的荷理活電影，由《七宗罪》的導演 David Fincher 操刀，影片焦點是罪行和暴力。

　　自己一直不是太喜歡荷理活電影那種標準格局。拍攝方法，敘事手法，太公式化，不能給人意外的驚喜。對沒有看原著的觀眾來說，這齣《龍紋身的女孩》，所走的懸疑、驚慄、暴力路線，成績算是合格，能帶來超過兩個半小時的緊湊感覺。不過電影的味道，還是放進了很多荷理活的香料，搶走了小說的原來質感。當然，這樣說有點不公平，北歐版的《龍紋身的女孩》，自己其實沒有看過，但瑞典電影，很久以前看過一部《狗臉的歲月》，當中人情味很重，也很細膩。Stieg Larsson 的原著，雖然已是 Dan Brown 式的商業創作，但箇中的枝葉情節，還是展現一份瑞典人的生活態度和性格，這些枝葉和細節，在電影中差不多全被剪掉，剩下調查懸案和放大暴力的部份，十分可惜。像 Henrik 與 Mikael 之間的對話，與及 Mikael 接受聘約之前的細心考慮，電影版都放棄交待，的確很美國人的風格。或許這是今天為觀眾所接受的東西，一體化的物質生活，自會帶來一體化的情感，不同人的性格也因此變得模模糊糊。

　　其實， 小說內容的覆蓋面，很廣很闊，Stieg Larsson 放了很多筆觸在查案之外的部份，而這些東西所佔的篇幅也不少。Stieg Larsson 生前是一位資深的新聞從業員，對媒體工作者的操守，有很細緻的討論。小說其實引伸了兩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一個是受財閥財務支援的傳媒，應否揭發老闆的罪行；其次是以犯罪方法得來的材料，應否公諸於世。Stieg Larsson 在小說作了他的判斷，但不代表沒有值得非議之處。電影對這等議題基本上是沒有帶出過，箇中原由，盡在不言中。而事實上， Stieg Larsson 昔日遺下的文字，在今天金融主導一切的社會，有不少喻意。

　　而那位龍紋身的女孩 Lisbeth，也不是一位單純的高能力調查員，她在小說內，與 Herriet 是一個強烈的對比。無論背景、學歷、性格、地位、處事方法，都是南轅北轍，但她們卻面對相同的問題，被人凌辱和遺忘。龍紋身的意義，是面對艱難時的手段，當中充滿不一樣的價值觀，也滲透一種犯罪的象徵。它已不能反映社會上的道德，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Lisbeth 依賴犯罪的手段，來解決其他犯罪的問題，好像成了一個新的標準。我們不應忘記，去年拉登和卡達菲的死亡經過。

　　小說也有觸及不少納粹黨和舊約聖經的內容，講究畫面的電影，也沒有詳細跟上，觀眾自然也含糊地走過，失去探究的機會。電影的結局，跟小說的結局，有些不相同之處。個人感覺，電影的情節改動，抽走了一些人性元素，不是佳著。Stieg Larsson 的原著小說，的確寫得很引人入勝，若對電影感興趣的，更不應錯過。這是來自一份閱讀感覺，而不是美腿女子的推介。

悼念高華老師

　　六年前的一月，我走進了中文大學蒙民偉樓，開始上高華老師的課，科目為「當代中國問題研究」。

　　那一年，高華老師獲授任為中大歷史系的客席教授，使我有幸在香港親身接受他的教導。高華老師一身樸素衣著，白白的頭髮，學者型的金屬眼鏡，談吐溫文爾雅，是孜孜不倦的知識份子模範。很多批評針對中國大陸學術造假腐敗，學者販賣謀利的偽術和學位，賺取豐厚的演講酬金，但只要上過高華老師的課，感受過他對學術和教學的認真，便會不若而同說出：慢著，中國的土壤裡至少還有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華教授。自大的李敖曾說過，攪學術研究，既要闊，又要高要深，我深信高華老師是少數有這道能耐的真正知識份子。

　　我還記得他在中大的第一課，討論Mark Bloch那部《歷史學家的技藝》，侃侃而談歷史學家需要走進今天的社會，而不是停留在過去。他也就研究歷史的方法，包括口述歷史和回憶錄的應用、官方與民間材料的取捨、他國歷史材料的比較、考量真偽等等，作出具份量的指導。高華老師給學生的勉勵，是研究歷史需要小心鑒別和判斷，方能真正讀懂一些語意曾被膨脹或修飾而又浩如煙海的史料。對學習和研究歷史的學生，這些基本功底可謂終生受用。而我當時也不知道，高華老師在中大教學時候的光陰，竟是他人生最燦爛、最精醇的年華。

　　去年12月26日，高華老師在南京病逝。據報導，高華老師的肝病在2007年已開始發作，那是他離開中大後的一年。熬過了幾個年頭，在發病後也不接受他人張羅籌款，一片謙謙學者的豁達、知識份子的風骨。他一生致力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把所賺不多的薪酬，大多放在參考書上。知識份子遺留在世的，自然是學問和知識，然而對高華老師最諷刺的事，莫過於他嘔心瀝血、詳述毛澤東躍升成黨主席經過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在大陸仍是禁書一部。這書最終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是高華老師從覆蓋面很闊，卻又很零碎的歷史材料，花上很大心力，把毛澤東前期歷史盡量還原的傑作，是學術界評價很高的嚴謹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最為人欣賞的地方，不單是內容，而是高華老師的功力，除卻有條不紊整理材料外，他運用了蘇俄方面很多解封的歷史材料，有說服力地清晰化和立體化毛澤東的歷史形象，不受黨史的局限。這才是具真正歷史學家意志的祟高貢獻。

　　只是，世事總充滿巧合，高華老師恰恰在毛澤東118歲冥壽的一天與世長辭。高華老師的好友許紀霖教授在微博中也提到：「12月26日是紅太陽升起的日子，高華卻在昨晚撒手西去。他是要在這天去天國繼續追蹤真相嗎？」讀後一想，教人無語。高華老師的遺作《革命年代》，出版後已成了我書架上的收藏。這書收集了多篇高華老師的中短篇學術論文，其中有關孫科的研究，很有閱讀價值。而令人遺憾的，是高華老師因健康問題，沒法完成中文大學出版社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第七卷《新秩序和新衝突 - 從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 (1969-1971)》，這無疑是世人的損失。

　　幾個月的教導，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高華老師給我的感染，是永久的。能在他的課堂學習中共建國前後的歷史，是一種緣份，也是一種榮幸。我還記得高華老師依賴蘇俄解封的材料，側面分析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所走的新民主主義路線，是尊重斯大林的指示。及後急速走向社會主義，並不是所謂的向蘇俄一邊倒，而是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看不起接班的赫魯曉夫，也不再遵照斯大林指示的聯合政府路線。這也是我在這個科目的作業論文題目，非常感謝高華老師給我的指導。這篇《論新民主主義被急速中斷的原因》也是我與高華老師之間的一道橋，這份感激，直到永遠。

　　能答謝和悼念高華老師的，便是繼續以他對歷史鑽研的精神、歷史學家的修養，走進今天社會的空間，寫出具感染力的文章，幫助知識的傳送和推動，那怕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步。高華老師，你的精神需要在世間上繼續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