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扶貧的扶貧委員會

　　近日的媒體，又再奏起貧富懸殊的樂章。在回歸後急速增長的GDP，原來又只是極少人的糖果。低收入家庭不斷增加，年青人失業問題不斷惡化，生意滔滔不絕的，只是五星級酒店的餐廳，十六蚊的三餸車仔麵，還是不少人的奢侈品。

　　面對此等景況，我們的政府曾經做過甚麼？有的，一個做了一份研究報告和開了幾十次小組會議的扶貧委員會(Commission on Poverty)。零五年初成立，零七年屆滿後，就索性把擔子交到勞工及福利局和民政事務局便算。整個委員會，有大企業、大老闆、學者在內，都只能說出一些小學生也懂的建議，然後叫一個張建宗加一個曾德成去做。張建宗可以完成使命兼解決問題的話，支持他做特首又何妨？到今天，老生常談的貧富懸殊問題又在耳邊時，那是正正反映扶貧委員會建議的不完善，與及這類口水會並沒有實質的存在價值。

　　幾十年來，政府都依賴這種委員會、管理局的模式，去營造社會聲音，平衡政治利益，輔助政府施政。然而，這種方式，成績每下愈況，歸根究底，是享有利益的集團，不見得被平衡之餘，其利益更日益增長。建制人士，口熟面熟，大家也互相掩護，今日我放你一隻飛機，他朝你會還回另一隻飛碟。總之，草根之聲，那能進入場區之內。若有一兩個政治花瓶，都只是陪襯而已，聲音怎樣擴大，也不能動搖利益集團的本錢。你講一句，他們用幾十版的文字來蓋過你，一派非皇道不能行之勢。會議紀錄、研究報告全都是八股話語，只講不做，公僕之浪費，盡見於此。扶貧委員會是反映甚麼人的意見，大家心裡有數。

　　也許，這個扶貧委員會是董建華時期定下來的，到曾蔭權接任時可能已覺三不像，於是零七當上五年任期的特首時，索性把它砍掉。但怎講也好，建議也不應窩囊至此，被扶貧者越扶越貧，此真奇矣！但若果曾蔭權又要再起雅興，嘗試去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話，他又會不會再次成立新一屆的扶貧委員會呢？十月中施政報告，我拭目以待。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龍應台最新的作品。

　　它是一部很有野心的作品，龍應台嘗試以口述歷史的手法，配合細緻感人的文筆、豐富的研究材料，寫出一幕幕觸動心靈的歷史情景。龍應台寫出來的文字，的確很有力量，似輕還重的文筆，把40年代的不少令人唏噓感慨的前人罪行，一段段呈現在讀者面前。單是「大江大海」這四個字，已經充滿大時代洪流的感覺。使幸運地不是在戰火下成長的一群，有機會感受一下戰爭帶來的傷痛。

　　書中的主線是把不同地區、不論國藉的戰爭受害者的遭遇和故事鈎劃出來，他們主要為台灣人，但亦有澳洲人、美國人和日本人。最先的故事是龍應台本人，作為戰後的一代，她回大陸尋回哥哥和父親的家人，這個部份寫得很不錯，特別是描寫自己走著母親走過的道路，充滿時空交錯的震撼。後部份則通過一些訪問、日記或網上文章等提供的材料，為這段時間空間做一個歷史見証。這個半文學、半口述歷史的結構成了作品的基調。

　　然而，問題這就來了。文學是文學，口述歷史是口述歷史，文學加上口述歷史就不清楚，還算不算是歷史了。文學往往是主觀的；而口述歷史的材料，在使用時還得反覆考量可靠性，才可採用。如果口述歷史不作考究，再加上主觀的文學修辭，那作品便會出現很大的偏頗。書中大部份被訪者是台灣人，他們多數已是古稀之人，沒有任何政治利益，觀點算是客觀，沒有偏頗。但如龍應台所言，這只是「失敗者」的故事，是不是就能代表這個40年代的中華民族的血淚史，我抱有懷疑。

　　「勝利者」和「失敗者」只是政權上的分野，在中華民族的層面上，內戰並沒有「勝利者」，這點在書序亦寫得很清楚。以台灣人的感覺，標榜為「失敗者」的歷史是狹獈了一點。以濶一點的民族觀而言，撇開政治，大陸的民眾其實也是「失敗者」，他們的觀點也應該在「大江大海」內，這方是不偏不倚的口述歷史紀錄。

　　另外，「一九四九」這四個字也是用得有點離奇。書中講的是抗日戰爭、在新幾內亞的太平洋戰爭、東南亞的戰爭與及國共內戰。大部份的材料其實都不是與國共內戰相關的。那「一九四九」這四個字有甚麼含意？是有助銷路，還是政治表態，我也想不通。若果龍應台認為一九四九年共軍取得政權是之前的戰爭延續，因此以此作背景，那這個觀點也未免太短狹了，國軍戰敗是有更長的歷史因素。這些在著作裡並沒有認真討論。

　　而在個別部份的立論上，龍應台亦有不客觀的地方。如她說到長春幾十萬人被圍城餓死時，她不屑共軍的「勝利宣言」，只點提佔領土地，而涼薄地看待死去的長春民眾。但她並沒有同時批評蔣總統，不願採取速戰速了結的方法去處理長春戰事，而是綁架著幾十萬人的性命陪著國軍戰敗。龍應台有談到歐美國家知道不能戰時，大多投降，減少人命損失，香港如是，新加坡如是。那麼長春這幾十萬人是死在那軍手上，是共軍，還是國軍？龍應台並沒有答案。

但這些少觀點並不是否定這部書的閱讀價值，它還是一本值得看的書，畢竟它把戰爭的悲傷一面，感人地傳送給讀者。只是在閱讀之餘，我們還需真正掌握書的內涵，那些是好的部份，那些是偏頗的觀點。最後一提，此書的黑白相片很有味道，黑白菲林帶出來的效果還是那麼震撼。真的有很大的衝動立即放上一卷黑白菲林到相機上，為這一個時代也做一些光影見証。

郭在容二部曲

　　談起孫藝珍，不得不談《假如愛有天意》。

　　談到《假如愛有天意》，不得不談導演郭在容。

　　郭在容為人認識，是在《我的野蠻女友》開始。還未看《假如愛有天意》之前，覺得《我的野蠻女友》已很好看，大眾化之餘，更隱含文藝片悠悠的詩意，以樹喻人，甚有意境。看過《假如愛有天意》後，認為更淒美感人，或許是孫藝珍比全智賢更秀麗清純，兼少了一份蠻氣。但很多人忽略了這兩部片其實有很多共通之處，說《假如愛有天意》是《我的野蠻女友》的延續，一點也不為過。

　　粗線條的壓力戀情跟窮小子愛上千金小姐的初戀，真的有一丁點兒相像嗎？是沒有的。但郭在容在講的故事，其實都是三角戀。《假如愛有天意》內，兩母女分別的戀情，固然是兩段三角戀。在《我的野蠻女友》內，全智賢初時放不下的過身男友，他也是位隱性的第三者，而且一直架在車太賢與全智賢之間。兩齣電影一共有三段三角戀，郭在容是以不同的人物和背景，講述不同的三角戀故事。

　　相似的不緊是三角戀，還有情節。牽牛背著酒醉的她，俊河背著扭傷腳的珠喜；牽牛和她被雨淋著，俊河和珠喜也同樣躲不過雨點；她送上鋼琴樂章給牽牛，珠喜也送上鋼琴樂章予俊河；牽牛跟她在火車站分手，珠喜也是在火車站送俊河上戰場。甚至兩段銘心刻骨的戀情開始醞釀時，郭在容都是以帕格貝爾那段動聽的卡農音樂做引子。郭在容把這段卡農音樂放在《我的野蠻女友》結尾，卻把它放在《假如愛有天意》的開頭；《我的野蠻女友》結尾，牽牛最後一句話是「這是為愛人建造的機會之橋」，而俊河和珠喜的戀情正是由木橋開始；箇中延續味道是甚為明顯。這些都是刻意，而非巧合。兩段不同時空的戀情，有著不同的結果，是戀愛者的收放取捨。她放得下過身的男友，但俊河卻放不下堅厚的友情，逃避現實的去當兵。郭在容把想講的，都已講出來了，讓觀眾去思考。

　　論整體電影效果，《假如愛有天意》是比《我的野蠻女友》出色。《假如愛有天意》的古典浪漫、優美畫面、感人配樂、催淚情節、戲劇性結局，的確把觀眾帶到罕有的淒美動人境地。郭在容在電影裡利用相似的情節，代筆寫情書、避雨的初戀、為戀人淋雨、相同的情詩，把母女兩段戀情相似化。這個手法，像奇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把兩位命運背景相似者的故事，分別展現出來。奇斯洛夫斯基認為命運應是自己掌握，不受擺佈，郭在容其實也是。大部份觀眾都認定電影的主點是那條定情項鍊，但我認為不是，那只是加強劇性的一部份。

　　郭在容真正想帶出的，是珠喜與梓希的不同之處，而不是那條連繫兩代的項鍊。不同之處是甚麼？就是那隻定情的螢火蟲。珠喜把它關在瓶內，雖然日夜看著，卻陪以哀傷和淚水，連接受俊河的擁吻也不敢；梓希卻把它釋放了，並全身投向尚民的懷抱和熱吻。二個人的不同選擇，導致不同結果的出現，真正的愛情是沒有躲避的空間。要是說珠喜與梓希對真愛的反應，是反映不同時代的話，那麼郭在容應該在表達1968年時，沒有自由戀愛的悲哀。而2003年的南韓女性，已經獲得自由戀愛的機會了。大家可能沒有特別留意，珠喜彈奏表演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名字為「悲愴」，郭在容大致已暗示珠喜的苦戀吧。

　　片中另一段令人難忘的片段，是俊河的骨灰終於回到他初戀之河，那是他一生最快樂的地方。感人的不單是珠喜的哭聲和停不了的淚水，而是小梓希把一條小魚釋放了，讓它得到自由。它代表的，是俊河一生的不幸和束縛終於被釋放，自由地回到他快樂的初戀。郭在容這幕表達，既是文藝，又是淒美，看得人很眼酸。撒骨灰到河的情節，倒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麥廸遜之橋》也有相似的場面。但郭在容的畫面和配樂，再配合釋放小魚，意境和氣氛真的做到無懈可擊。這也是測試你淚腺是否正常的一幕。

　　演員方面，孫藝珍的演出不用怎樣點提了，以當年21歲之齡，表現出來的演技是超卓的，把珠喜和梓希兩個角色的不同性格，完全演繹出來。其實，我認為孫藝珍是在演三個角色才對，少女的珠喜和中年的珠喜，是完全不同的心境，說是兩個角色，並不為過。是兩個角色也好，三個角色也好，這電影已大致奠定了孫藝珍的演藝地位。曹承佑亦是演得很出色，把項鍊掛在病房門鎖的一幕，和失明後用手去觸摸孫藝珍淚水的一幕，都教人感動，可惜曹承佑並不濫拍，要再看他的精彩演出，選擇不會太多。但其實，好的東西也不一定在乎量的，越是出類拔萃的東西，越是罕有才對。

郭在容在拍完《假如愛有天意》後，也沒有多拍。去年的《我的機械人女友》很重日本味，劇本也太複雜，效果反不及他擅長的三角戀故事。《我的野蠻女友》和《假如愛有天意》是一為二，二為一的電影，亦是風趣通俗易理解，但又具深度的佳作。不單是值得去看，而且是應該再三回味。

《我老婆要嫁人》

　　這是一齣非常獨特的韓國電影。

　　這份獨特在於看完後讓你墮入的反思。對，它對婚姻制度、家庭倫理、父系社會作出嚴肅的挑戰。這類電影出現在亞洲人的手裡，的確有點奇怪。相似的劇情曾在德國電影Gloomy Sunday《憂鬱的星期天》(港譯《布達佩斯之戀》)看過，但那種共同擁用和分享的一女二男三人關係，還未去到婚姻和家庭的領域。這一次，真的不由得對韓國人的思維，再次重新估計。

　　電影是改篇自一部獲得世界文學獎的同名小說，講述一位明艷熱情思想開放的女球迷仁雅(孫藝珍飾)在若即若離的情形下，接受了敦厚的男球迷德勛(金柱赫飾)的求婚。然而，婚後仁雅向德勛提出，要和另一名男子在景(朱相昱飾)同時結婚，組織另一家庭，實行雙邊發展。德勛迷惘了，但又捨不得心愛的仁雅，感情崩潰下來。及後，仁雅帶來的小生命，為德勛的生活和感情帶來更大變化。三大一小的生活，又可以怎樣延續？導演最終認為一妻二夫共同生活，讓孩子有兩個父親，是個完美的解決。

　　姑勿論結局是怎樣，或者你喜不喜歡，我不大認同這片是一部(如宣傳所說的)喜劇。對於父系社會的男性而言，要和他人分享妻子，像悲劇多一點。但不論你是否認同導演的觀點，要看懂這部電影，你必需對足球和西班牙的歷史有一定的瞭解。事實上，足球觀和自由主義佔據這部電影很重要的地位。加上電影是以德勛作為第一人身去帶出故事，而不是以全知的角度來敘述，故仁雅的思想和行為只能從德勛的角度去感受，而不是像一般韓劇把女角的性格清楚地表露出來，觀眾需要像德勛一樣去摸索。片中有很多重要細節，亦以很文藝的手法來表達，故單純以劇情發展來評論仁雅是放蕩，抑或德勛是懦弱，都是沒有進入電影的真正境界。

　　在西班牙足球裡，巴塞隆拿的球迷跟皇家馬德里的球迷，由於歷史和地域因素，向來是世仇。巴塞的足球哲學是華美秀麗，皇馬則注重實效和獎牌。仁雅是巴塞迷，德勛是皇馬迷，骨子裡，似已反映男人和女人的潛在對立面。仁雅崇尚巴塞的浪漫，與及吉卜賽人的自由主義，這些都不是亞洲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德勛注重進球的個人英雄感覺，如施丹以個人能力替皇馬射入奪得歐冠杯的入球一樣，是男人正常性格。原則上，已很難想像一個巴塞迷可以跟一個皇馬迷結婚。但奇異地，仁雅最終接受德勛的求婚，是2002年南韓在世界杯以十二碼把西班牙射跨的一刻，那或多或少反映仁雅的西班牙思維被洪明甫那腳十二碼征服了。

　　婚後的仁雅，身內的吉卜賽細胞再度生長起來，促使她向丈夫提出跟在景結婚的要求。大部份人都會認為仁雅是見異思遷的不忠，但觀眾可能忽略了而劇情亦沒有正面交代的，就是仁雅應該在婚前已跟在景交往。這一點是間接從後期德勛知悉在景的足球偶像是柏天尼時，而驀然想起自己曾經在仁雅面前說過柏天尼的足球哲學，得到顯示。仁雅是從兩人之間選擇了德勛為結婚對象，而完美的婚姻關係，亦使她希望與舊愛也過著相似的生活。光明正大的性格，使仁雅坦誠地在婚前向德勛承認與其他人(依我看法這人就是在景)上過床，婚後亦跟丈夫直接說出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去跟人偷情。在這一點，我相信有婚外情或一腳踏兩船的男人，也沒有胆量告訴妻子或情人有關事實。至少，偷吃的德勛沒能做到，但仁雅做到了。

　　仁雅對德勛的愛，不單是誠實，其實也是蠻牢固的。當德勛心痛欲絕地丟下仁雅，她仍可一如婚前，緊緊地形影不離跟隨著德勛，滴下向丈夫說抱歉的淚水，並成全丈夫的性幻想；而仁雅亦只選擇德勛作為女兒的生父，這些都表示她非常愛這位丈夫，也沒有跨越最基本的倫理底線。

　　電影對婚姻生活亦是肯定的，仁雅由矢志追求吉卜賽人醉死街頭的感覺，到在家中照顧丈夫、尊重家姑、打理家務、生兒育女等，都展現她願意做德勛的女人。只不過這不是現今婚姻制度的一夫一妻吧。這些行為，看在男人眼裡，更不是味兒，孟子所語的齊人之福，猜不到竟在仁雅身上出現。以男女平等的角度來看，男人昔日能有妻有妾，到今天女人有兩位丈夫，倒也不算是甚麼不公平吧。小說作者和導演也似乎是在暗示，母系社會或有再出現的一天。

　　至於德勛方面，他對仁雅的愛也隨時間而出現變化。由極力自己爭取入球的皇馬風格，變成享受過程的巴塞風格。導演在表達這一點時，是以德勛向仁雅發洩性慾時，一邊看著施丹交球予卡路士射球入網，從而得到體會。也就是由此開始，這個三人格局便定了下來。而這一點，在在景其後跟德勛的對話，批評南韓足球只是想著爭取成為入球者，再次得到確認。簡單而言，德勛的變化，就是由自我變為懂得犧牲和分享。德勛因著對仁雅的愛昇華後，接受了仁雅的性格，也被迫接受了在景。

　　電影裡亦出現很多很玄的對話，如葉子愛情理論、足球教練的雙系統理論、單車座位理論、一分為二反會變為200%的理論，看後回想，都是有一定的精妙之處。然而，我認為儘管導演選擇了一家四口的結局，但這也不是等於完全肯定仁雅的前衛思維。不要忽略的是仁雅和德勛一家人，只能在巴塞的魯營球場和西班牙的街頭過著這種四人行的生活，而不是立足於原來的南韓社會。我也相信這種生活方式，在亞洲暫時還是很難被接受。

　　這是一齣值得一看，但不一定讓你看得舒懷的文藝電影，畢竟故事和思維太前衛了。電影擁有著流暢的節奏、豐富的情節、優美的攝影與及非常悅耳和配合劇情的配樂，但是思想太傳統和保守的觀眾，我勸告還是不看為佳。兩位主角，孫藝珍的戲我看得較多，這位仁雅跟以前的演出的確非常不同，冶艷、憂鬱、賢淑、熱情都集合在一起。孫藝珍恰當地把多元性格、多元感情的仁雅演繹出來，使她成功地跳出了《向左愛向右愛》、《假如愛有天意》那道文藝淚星的框架。金柱赫的戲反倒是第一次看，但他把那份愛妻之深與及男人之痛，表現的淋漓盡致，那張溫良的臉孔偶爾配上嫉妒的怒火，把德勛那道既愛但又傷感迷惑的感覺，呈現在觀眾面前。也許還有人覺得他笨得很，但正是因為金柱赫精湛的演出，那份男人的不忿才得以引發出來。但到底是欣賞，還是不忿，恐怕要真是看過戲後，才可能有的答案了。

雙英會

　　特首選舉戰終於正式開始了。

　　兩位英哥，第一次向媒體及市民展現自己的領袖魅力，議題更似有默契一樣，使大家容易作出比較。梁振英表現出一種偏向虎山行的改革決心，唐英年則在面對尖銳批評時顯示海納百川的能耐，以熱身的角度而言，兩位都算交到功課了。對於自己的死穴，兩位英哥都有了部署，梁振英終於正面回應八萬五是來自港英時期的政策，唐英年則把自己欠缺主見的性格說成包容。不過，政客演講，說話有多少真實性，大家心裡應有個底，要打多少折扣，自行計算吧！

　　那麼，撇開政客車大炮的因素，兩位英哥，那位較好呢？太早下定語，不是太準確，亦不太適合。但在不討論個別熱門候選人的前提下，一些香港特有的政治局勢，還是值得探討。

　　第一點是，香港特區出現過兩位特首，董建華是商人，曾蔭權是公務員。兩位的成績都真是強差人意。是個人素質問題，還是政治制度和架構的問題，可能還需一兩任特首完成任期，才能有更明確的看法。以政治實驗的角度來看，專業人士是未嘗試過的選擇，對於解決目前困局，或會有特別的效果。本地商人的本質著重關係，維持自己利益，對拓展業務範圍或領域，缺乏冒險精神和運籌為握的視野。在這種經商文化影響下，大部份商人巨賈只是地產發展商和加工商。香港的政治環境遠比澳門複雜，不習慣做果斷決定的商人，似乎不是合適人選。公務員的本質也不太適合。做了幾十年政治中立的政務官，思維都已僵化，在揹上沉重的政治擔子的時候，也不大可能帶來甚麼精僻的見解，可以避過的政治決定必會盡量避免，政策亦只會使政府運作更加官僚。

第二點是，商人和公務員都是概得利益團體，嚴格來說，他們的意見都不是獨立意見。而他們的考慮，都是以自己的政治利益出發，他們的選擇都不一定是以香港整體利益來作依據。像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滿清貴族反對奕訢一樣，都是個人利益大於國家利益。若他們預見某一些熱門候選人，有意進行一些對自己利益有影響的改革時，幾乎肯定他們會有一定的反彈。大家應恰當地詮釋商人和公務員支持個別候選人的背後，有著甚麼意義。

還有兩年多才正式選舉，可以說話的機會，還多的是。靜觀其變吧！

《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毛澤東在過身前的回憶裡曾經說過，自己一生中只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打敗了蔣介石，第二件是幹了一場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令中共政權成功地建立，轉眼就六十年了，大家都熱烈慶祝這個甲子國慶。然而，以毛的政治生涯來看，第二件不比第一件少著甚麼震憾，文革亦是國家發展的一個分水嶺。以歌舞昇平迎國慶的方式來紀念毛的第一件事情之餘，一些深切的反省來回憶毛的第二件事情也應是必需的。謹以此影評，提供另類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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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紀錄電影《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把文化大革命時候的影像，再次向觀眾放送。但是影片的重點，其實並不單純是敘述性和記事性的影像回顧，導演同時訪問了許多事件的受害者與及當年對政治充滿無限希望的紅衛兵，令電影同時充滿教育性和批判性。這批現在大多已超過五十歲的當年紅衛兵，不約而同地對文革時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深切的批判。這並不是出奇的，因為無論中共官方及學術界對文革基本上都予以否定，作事的紅衛兵發出這種自我批判也屬一種合理的歷史反映。

　　《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其實是毛澤東鼓勵（或許更準確地說號召）年青人的一個比喻。毛向全國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年青人予以參與國家革命的使命，讚美年青人是一顆早晨的太陽，不單有其光照世界的作用，同時也暗示這些年青人他朝一日將會有機會取代紅太陽毛澤東，繼續為國家的革命建設作出貢獻。毛對年青人的政治號召無疑是充滿魅力的，而且也利用了年青人的理想主義，來嘗試實現他自己那種烏托邦式的國家概念，並向他極度厭惡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黨內政敵作出猛烈及血腥的攻擊。

　　回看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開始，例如政治方面的鬥爭、社會方面的矛盾、暴力行為的成因、事件對傳統文化的損害等等，但其實文革對人的心靈最殘酷的衝擊，莫過於一批批滿腔熱誠的紅衛兵被蒙騙、被誘導、被指使地去進行了一連串充滿暴力但卻又只不過屬權謀之術的政治運動。這種從極度熱誠到被丟棄出賣的感覺，令不少紅衛兵的心裡留下了一個個混合了熱誠和怨恨的烙印。從電影裡的訪問，可以看得出這些當年的紅衛兵，當時對毛澤東的號召是完全沒有半點的懷疑，這種極度而又無限地對毛的信任，無疑是由於中共在建國後，在教育上極力塑造毛對於建設國家及打敗西方列強，作出了毋容置疑的貢獻。這種瘋狂的愛戴也由一小撮年青人心裡的火燄，向旁邊的同學和朋友蔓延起來。一些在電影內的被訪者，也承認自己並不是主動參與這些充滿暴力的政治運動，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氣氛而言，參與似乎是唯一自我保護的方法。當事件發展到全國紅衛兵串連起來到北京被毛檢閱時，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的愛國理想，只不過是被毛利用作為對他的敵對勢力攻擊的籌碼。這種善意的愛國情懷和狡猾的政治權謀混為一體，在中國近現代史時段又其實不只是發生過一次而已。

　　不少學者對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和毛澤東利用紅衛兵作出了相提並論的比較，兩者皆利用了群眾的情緒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當然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紅衛兵們的文化水平比義和團亂民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不同，或許不能把兩者作出直接的比較。但是更相似而又無奈的一點，便是群眾們被蓄意愚弄他們的政治人物出賣是何等容易的事情，而這等出賣基本上是無分年齡、無分學歷及無分地域的，只要你擁有一顆愛國的理想情懷，那麼你便很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被出賣、被利用的對象了。

　　除此之外，對紅衛兵們下一步更無奈的安排，便是被迫下鄉學習，因而喪失了在學校渡過正常學校生活的機會。這一批原來火紅紅的小太陽，在整整十年的文革期間，得不到甚麼技術也學不到甚麼知識。他們所經歷和體驗出來的農村生活和毛澤東所描繪出來的偉大革命成果，根本沒有一丁點兒相似的地方。但他們又的確因這些被蒙閉的事實和極其美麗的政治謊言，而為他們曾盲目崇拜的毛澤東，作出了超越道德和濫用暴力的荒唐行為。這種雙重被欺瞞和被出賣的感覺，對事後已經清醒了的紅衛兵而言，明顯是極其痛苦的。

　　電影其實是透過這批大錯已成的紅衛兵向觀眾作出了一個嚴肅的警惕，一個不要對政治過份投入甚至盲目的警惕，因為一般群眾很大可能只是政治人物的棋子。從被訪者事後對其所作所為的懺悔與及一些被暴力對待的受害者對作惡者的寬容，在文革年代後長大及生活的一代，應該學懂這次政治運動給人民帶來了真實而又慘痛的歷史教訓。電影似乎亦對這種煽動群眾的政治技倆予以否定，而且也採用反覆論証的方法，去考察四十多年後這批當時自以為即將如日中天的八九點鐘小太陽，以他們的回憶來深化對文革的否定。從這批人最後的遭遇及回憶，觀眾其實可以很容易理解到，這批太陽像是被后羿射了下來一樣，不見了亦不再光了，他們亦把自己從政治運動中完全割離。其結果使整整一代中國青年人成了不關心政治的一代人。而這種政治心態跟現在中國大陸以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有不可忽視的關係，人們關心的已經不再是政治的事情，而是跟生活條件方面關係更密切的經濟問題，這也許是文革為中國帶來的唯一而又可能是正面發展。但倘若這個頗為刻薄的評價是恰當的話，對已經被出賣和不再發光發熱的小太陽和被迫害死亡的犧牲者而言，代價畢竟還是不能計算罷了。

從威尼斯到香港

　　立法會議員陳茂波上月撰文提到香港應以威尼斯為鑑，不要步其後塵，喪失了競爭力。威尼斯是中世紀時期歐洲地區的商業中心，但現在已變得古老。香港面對上海的競爭壓力，會不會成為另一個威尼斯，給其他城市比下去，的確使很多人擔心。

　　然而，不用以威尼斯做例子，中國的歷史其實已經給予很大的啟示。中國的經濟重心由南向北移，已經發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南宋時期。當時的經濟及商業活動以至繁盛程度，皆是全球之冠。福建沿海地區，有著各種工商業的發展。南宋政權被蒙古人消滅，但明代朱氏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再從蒙古人手上取回政權，並以南京及江浙地區重新建立經濟。到明成祖時，藉著宋代時的造船技術，已可建立一支全世界最大的艦隊，遠航至東非。這個成就非常不簡單。明清兩代，江浙地區更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南方的經濟亦隨之減慢了，這次是第一次經濟南向北移。

　　第二次是鴉片戰爭之後，南方經濟隨著香港、廣州地區的外來商業活動帶動，南方再次在經濟上出現優勢。然而，不到一個世紀，上海還是快速地成為中國的一個最著名的大都會城市。像張愛玲，她只對上海情有獨鍾。

　　兩次的轉變，都不應該是偶然的。這些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道理，其實也不用多花唇舌來說明。中國人總是有點特別感情和因素，把經濟區設在華中地區。中國歷史不僅是帝將君臣的故事，抑或是政治權力鬥爭。地域發展、經濟變化、文化風俗都是有很大參考價值的材料。香港正在面對的問題，廣東也是一同面對。南方的經濟已逐漸褪色，會否成為歷史上的第三次經濟重心南向北移，那真的要看高官巨賈的心思和決心了。

真官僚，假創意

香港政府今年六月提出了「鞏固和優化四大傳統支柱產業、探索和培育六大新興優勢產業」的方向，試圖為金融海嘯後的香港，注入一些新動力。支持有關建議，是一份由中央政策組完成的報告。詳細內容可參考以下網上連結：

http://www.cpu.gov.hk/tc/documents/new/press/Further%20study%20on%20hk%20economy_c.pdf

七十多頁密密的文字，那會是一個普通市民可以吃得消。我相信就算是政情版的記者們，也不一定有時間和興趣去把它讀完。但遺憾的，不是你要花上很多時間去閱讀，而是內裡的論據與分析，毫無前瞻性的觀點。當中，對四大支柱產業之一的旅遊業的發展政策建議，轉引如下：

1) 改善旅遊資源質量，拓展旅遊資源內容，這包括儘快落實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建的相關談判及準備工作，拓展醫療旅遊、文化旅遊服務內容。

2) 爭取簡化珠三角居民赴港手續，將深圳戶籍居民到香港一年多次的簽注政策推廣到珠三角其他城市，同時將非廣東籍深圳居民可以在深圳當地辦理港澳旅遊簽注的政策擴大到整個廣東省。

3) 儘快爭取將目前覆蓋49個內地城市的香港個人遊計劃拓展至內地其他大中城市。

(報告第59頁)

不說清楚的話，我以為這是會考通識科試卷的標準答案。這些事情好幾年前已在進行，到現在那麼迫逼的環境並在討論遠景的時候，情況還是依舊，怎不叫納稅人心傷。要談文化旅遊服務內容的話，更是自暴其短。政府一直只大力推銷商品多元化、免稅、正品店的消費概念，彈丸之地，可來有比大陸更具吸引的文化遺產。福建土樓、開平碉樓怎麼說都比香港文武廟吸引啊！這麼一提，不是想攪「文化旅遊服務大躍進」，那會是甚麼？我真的懷疑，寫出來的學者有沒有清楚考量香港的文化旅遊點究竟在那裡，感覺就是寫了出來交差吧，因為澳門政府都能成功把一組的景點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香港怎能沒有呢！

不應氣憤，官話總是這樣寫的。

再看看對所謂六大新興產業之一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建議：

1) 建立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工作組，把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作為香港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

2) 加快香港創意文化產業硬體和軟體建設，營造創意香港氣氛。

3) 加快西九龍文化專區的項目，進一步提升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設施。

4) 設置創意產業專業技能培訓，提供政府資助，培育創意人才。

5) 政府提供創意產業創業基金，培育本地創意產業，鼓勵創意產業企業發展。

6) 加強與深圳合作，合力建設深港文化創意產業集群。

(報告第60-61頁)

要個別評論的話，第1點是製造官僚架構，無實質效用。第2點和第3點是老生常談式的舊調，原地踏步了好幾年。第4點是空題，本地沒有足夠人材，何來可培訓新一代人才。第6點則只能算是政治術語，成功的話，只會令本地的文化更欠獨特性。只有第5點算是有一點意思，明白行業是有缺乏資金的情況。

再反覆考量這些建議，其實無甚新意，早在2003年，相似而更詳細的討論和報告已出過場（見《香港創意產業基線研究》，

http://www.cpu.gov.hk/tc/documents/new/press/baseline%20study(chi).pdf）。 事隔幾年，在金融海嘯的背景下，加上其他五道菜式，六款急速上架，配合原有四項支柱，好像有十全十美的感覺。但事實上，是嗎？

我自己不是甚麼文化創意產業的專家，只是愛看及多看電影有感而發。單從香港電影一環來看，本地文化已所餘無幾。從七十年代卲氏、嘉禾雄霸及帶領華語電影，到今天只餘少量的尚存的小型公司，不去作一些根本性改變的話，不可能令行業復生。人家韓國攪電影文化產業，是前總統金大中運用大量政府資源去刺激行業活動。沒有資金，誰也揮不動神仙棒。

中央政策組的報告亦沒有深入理解一些與行業相關的跨界別問題。電影資金萎縮，最先源自盜版問題，電影未上畫，盜版往往已出現，其後網上分享影片漸趨普遍，基本上令投資者及業界人士的成果不能得到應得的回報。另外，千篇一律的社區容貌發展，使香港缺乏具文化特色的景致。本地電視觀眾的極度傾斜，亦使得益方不勞而獲，對創造和製作產生不起刺激作用。不從教育方面去培養有質素的觀眾，更間接令本地電影一蟹不如一蟹。這些相關的操作環境，政府似乎並無充份考慮，至少在這次推動六大產業的文件，對這些問題完全沒有提及。

話雖如此，本地電影人士也需有檢討的地方。電影是創意成品，不應該是複製對象。潮流與泛濫，只有一線之隔。香港電影過去有不少成災的浪潮，好像不把觀眾厭死，勢不罷休。相似的片子總是一窩蜂的灌到觀眾面前，英雄片，江湖片，監獄片，賭術片，無厘頭笑片，傳記片，初戀片，一二三集的片…… 看到讓你生厭為止，這算是創意嗎？

我對電影還有期望，但有誰可以打救香港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