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留下的遺憾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所著的《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在美國獲得不少讚譽。可是來到中華地區，沒有帶來很大的迴響。是818頁紙張的份量，令煩忙的都市人沒有興趣和時間閱讀，抑或書本內容取材角度，對中華地區沒有震撼力，也許是各自表述的最佳演繹。感覺這回事，是多種緣由相互組成的果，沒有絕對的對或錯。為何《鄧小平時代》只在美國受注視，著作有甚麼不足之處，倒是讀書人值得考慮的問題。

　　不詳談《鄧小平時代》之前，我想說一則之前白先勇在香港《父親與民國》座談會的軼事。白先勇在介紹他的著作時，曾感謝一位美國的歷史系女教授。她當時也在場，但很抱歉，她的名字我忘記了。白先勇提到，這位女教授是最先一位拋開國共史料枷鎖、研究桂系軍閥的學者，讓人開始在歷史迷霧中認識白崇禧的事跡。白先勇提起這位女教授，無疑是希望帶出，《父親與民國》是一部不沿用國民黨或共產黨立場寫作的獨立著作。一部能超然站在黨政紛爭之上的著作，其價值應受到一定的尊重和欣賞。奈何在座談會內，有一位香港的知名專欄作者，發言讚賞《父親與民國》之餘，也一併「推銷」了龍應台以國民黨角度寫作的《大江大海1949》。這位專欄作者是有心還是無意，把白先勇扯回不願意踏足的政治旋渦，我不知道。白先勇在回應時，也有點語塞，只好把話題再扯遠一些。這事令我感到，香港一些專欄作者，根本不懂分辨學術的獨立性，對一些獨立於政治價值的著作，興趣不大。書本可讀性，還是以政治取向先行。不合符政治立場的著作，便認為不是好書。

　　把這標準套在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或許便很容易理解，為何這書在香港坊間沒有帶來很大的討論。傅高義用的歷史材料，沒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東西。傅高義在書中的重點，是寫鄧小平在文革後恢復國家秩序，以及在國際外交方面的成功。這兩範疇用上的篇幅，其實相當多。這也許是西方社會比較容易切入的國度，因此迴響較大，獲讚賞的空間也較多。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儘管傅高義採用的歷史材料不是特別獨特，一部由外國學者撰寫的鄧小平歷史，其實可以在今天混濁的文字世界，客觀地反映那個時代的事況。香港國史科沒有觸及的部份，我們更需要一些中肯持平的書籍，充實識見。傅高義寫鄧小平聯同李先念及葉劍英，恢復文革後秩序、改革經濟的部份，平實易讀，不浮跨地談歷史，是中共黨書以外的難得的好材料。

　　然而，書本在中華地區面世的時候，一般的評論，都著眼將鄧小平和六四掛鈎，集中批評傅高義沒有追究和譴責鄧小平在六四事件的責任，只是以「北京之春」及「天安門悲劇」等平淡的字眼作為簡短章節的題目。但這樣的評論，有點將歷史和政治哲學混淆起來。歷史學著作不注入傾側的政治觀點，應該視為持平的處理，否則白先勇也不用感謝那位埋首研究桂系軍閥的美國女教授。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真相，不是具政治立場的評論。考慮六四鎮壓合理與否，似乎適合從Michael Sandel那條思辨正義的哲學之旅來出發。就六四事件而言，中共的功利主義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論，以及反共者的自由主義屠城論，是兩種絕對的極端，兩者其實皆沒有準確地說出整件事件的歷史真貌。傅高義在書中的落筆是這樣的：

　　『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煽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只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制他們。

　　「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

　　很多知識分子、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運動翻案。儘管在決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20年裡，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终成為「八九風波」。』(頁565-566)

　　當然，傅高義這樣看待這段歷史，對激進份子來說，真是太溫和了。但傅高義作為一位他國的學者，不囿於政治取向的獨立見解，應該具相當參考價值。可是，這個說法不是社運份子有用的論調，傅高義這部著作自然沒有很大的中華媒體市場。但撇開政治立場的範疇，從史學的觀點來看，傅高義的論述，也是未能還原歷史的全貌。

　　寫歷史，最重要的，是材料。胡耀邦逝世後所帶來的中共黨內派系磨擦，是否如所知的資料那樣發生，還待他日中共願意公開檔案後，方能完全知悉。傅高義寫六四事件，材料由1989年4月15日開始。但事實上，我在網絡上讀過一篇仲大軍所寫的文章《中國要弱化兩股極端勢力----憶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那次理論研討會》，內裡提到1989年4月5至8日，中共曾在豐台舉行了一連四天的理論研討會，出席人士皆是當時黨內的中流砥柱，當中能在今天更上一層樓的，包括林毅夫、劉延東、李克強、李源潮、俞正聲、王岐山等。仲大軍暗示在研討會內，一些相當激烈言論的發表者，如蘇曉康、嚴家其、劉再複、包遵信等，及後都沒有在舞台表演的空間。而這個理論研討會的舉行，傅高義並沒有在《鄧小平時代》一書內提出或研究過。

　　當中值得留意的人物，相信是趙系人馬嚴家其和包遵信。他們其後在5月17日發表的《五一七宣言》，內裡嚴厲批評鄧小平。這個研討會的舉行時間，跟六四事件距離很近，跟4月15日更是接近，從人物的投入程度，要說兩者完全沒有關連，是很難說得過去，也不能解釋為何趙紫陽的對手，堅決認為趙有搞局的機心。看歷史，不能切割日期，亦需要把時間的線性延長，才是合理方法。而實際上，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內，也沒有提過4月5至8日這個高層次的理論研討會，以及內裡路線上的激烈言論。內裡是甚麼緣故，外人自然不得而知。若傅高義及其他歷史學者能考慮有關理論研討會的材料，著作的覆蓋可以更完整。也許，期待當權派放棄權力的幼稚者，不只那批無辜犧牲的學生。這也是寫歷史書的限制，未曝光的材料往往可以帶來論點的改變，所以歷史書永遠有其還未寫完的一頁。傅高義沒有就六四事件搜尋、考慮和應用甚為重要的歷史材料，才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

　　從傅高義的筆觸看，他還是對鄧小平這位政治家持有較正面評價。這也許跟一些純以六四事件來評價鄧小平的人們，有很大的差別。但評價一位歷史人物，是以一件事件，還是一生的功過，應該不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我們從歷史評價人物，不應抱有「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礙；貞婦白髮失守，半生清苦俱非」的態度。若果人們以書內部份觀點和內容，去否定和拒絕接受一本著作的其他精彩部份，損失的，一定不會是著作者。敢於承認和接受一些正面事跡，才是歷史學家應有的本質。《鄧小平時代》面世後，受到不少政治味濃的批評，傅高義還是堅持了自己的見解，是獨立知識份子學者應有的素養。鄧小平在他的時代，因六四事件留下了一個很大的遺憾，是可惜；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也因材料深度不足，造成一點遺憾，亦是有些可惜。被人忽略的一篇文章《中國要弱化兩股極端勢力》，不單是歷史材料的補充，對不同時間的不同空間，都有深刻的意義，這便是探究歷史可貴的地方，也非常值得香港人引以為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