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開《母親愛的手扎》之背頁

　　弱國無外交，但強國的外交也不見得合符情理。以國土糾紛為前提，殃及文化的交流，打軟性經濟牌，是十分小家的想法。幸好香港的電影商，還是擁有兩制下的自主，讓親情洋溢的日本電影《母親愛的手扎》，不受大氣候的影響，得以在香港的戲院放映。

　　電影的男主角，是久違了的役所廣司，他在《談談情．跳跳舞》和《失樂園》，留下令人難忘的印象。今回他既不跳舞，也不出軌，飾演一名悉心愛護家庭、照料母親的中年作家(伊上洪作)，帶出上世紀50到70年代，日本家庭三代人的家庭倫理。電影故事並不複雜，卻平實地拍出一個地道日本家庭的生活輪廓，和當時社會風貌。老中青各輩的生活模式，主人與僕人的關係，城市和鄉間的差異，都很細膩地滲透在觀眾的眼前。伊上家是一個在東京很典型的儒家家庭，主人翁伊上洪作既肩負了財政重擔，亦需照顧在鄉間患上輕微癡呆症的母親，與妹妹一家和睦相好，也要同時處理好自己的寫作，以及教導女兒，並和她們溝通。說實在一點，也有些能人所不能的感覺。伊上洪作年幼時，曾被母親丟棄在奶奶的家中一段時間，因而心存芥蒂，造成一道心裡鬱結。這道鬱結終於在目睹女兒長大，多跟母親溝通下，慢慢得到解開，一段母子情也在暖流下，得到人間的祝福。

　　這類慈母手中線的電影，是永遠皆有魅力。但簡單故事，其實也是最難處理。導演原田真人以平實的生活作包裝，大自然的漂亮色彩作點綴之餘，亦替電影配上不少心思和詩意。如伊上洪作親歷兩次海航的不同心境，母親從寒冬的小屋風雪步向暖和開朗的春分，母子二人在看不見盡頭的海邊相勉，背後的意境都具深層次的意義。當中原田真人給予海代表母親的意義，很具象徵味道，也帶有村上春樹在《海邊的卡夫卡》中，對海的暗喻，畢竟日本是一個被海包圍的島國。日本電影在畫面構思，以至情節內涵，一直都有獨特精彩之處。甚至在佈景、道具、服裝上，一台巴士，一件擺設，一套衣服，都一絲不苟，這些實在是今天華語電影需要學習的地方。電影是大眾的娛樂，也是文化實力的展現，不是嬉嬉哈哈，三兩億票房那類數字上的成功。

　　伊上洪作這個60年代的作家角色，也令我想起兩件事，儼如電影的背頁。第一件是廿多年前，日本另一名導演深作欣二，曾出品一齣味道截然不同的作家自傳式電影《火宅之人》。那位主人公桂一雄也是一名很受歡迎的中年作家，但他卻不能安於家裡寫作，需要從不同女子身上尋找寫作靈感，然最終也鳥倦知還，返回家人的身邊。伊上洪作的持續顧家，以及桂一雄的中途棄家，實在是一個強烈的對比，使《火宅之人》成為一齣味道與角度完全不相似的電影。伊上洪作的好男人行為，無疑是社會的正面模範。但就算是浪子桂一雄，自己的家還是最終的歸宿。日本文化的闊度相當，充滿不同的故事，也充滿不同的表達方法，不是單元思維。這種豐富的多元化，令日本的小說和電影，永遠帶有一份值得欣賞的魅力。

　　第二件是有關60年代大陸作家的坎坷。當電影的畫面帶出伊上洪作的小康之家，在精緻的私人會所搞家庭聚會，大陸原有機會成為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老舍，落泊地結束了生命。當然，作為電影觀眾，我也會懷疑一名當年成功的日本作家，是否真的能享受豐富的物質生活，但至少我不會認為一個在大陸的作家，需要走上自毀的道路，精神生活才是一個文人的生命，這是活生生的一幕悲劇。一般人或許只會聯想到，日本60年代的國家現代化，大大提高了國民的生活質素，但實際上日本的文化發展也能緊跟著社會節奏，文人也有他們生活的空間。香港有一位成功的商人，說他從來不讀小說，但看來他不明白，只有作家寫下來的，才是一片土地的不朽價值。沒有作家，沒有甚麼人文價值可以延續。至少給母親的愛，不致於只是一張張筆直的鈔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