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奮強事件看今天的香港社會

　　近日和友人喝咖啡時，忽然談到林奮強。友人原來是林奮強的忠實支持者，多年來對林氏的分析和文章，全都讀透。對於林氏被質疑藉內幕消息賣樓，繼而演變成疑似提供非法回佣的事件，友人深感惋惜。按友人的說法，林氏不愁生活，選擇辭掉工作，全心出任行政會議成員，是一份難得的熱誠。搞出這樣的麻煩，實在是令人始料不及。

　　對於友人的見解，我不能認同。麻煩總有始作俑者，大頭佛搞了出來，不能單單埋怨傳媒追蹤事件的嚴苛。其實，林奮強事件可以被看成單一事件，這是某一部份打落水狗傳媒的取態：那是梁振英的錯，梁振英眼光有瑕疵，梁班子乃烏合之眾。是否接受這種表徵式評論，實屬見仁見智。但若果把林奮強事件看成一件社會事件、一種社會價值的凝聚，我們可以看到更闊更深的意義。

　　說句老實話，那麼多年來我從未讀過任何一篇林奮強的文章。認識他的見解，是從報章轉載的觀點而來。我知道他是一名地產大好友，對地產投資有心得，是一名著名分析員。他也許能準確捕捉市場，但談不上是甚麼大道理，只不過是一名資本家而已，算不上一名濟世的政治家。近代中國最值得敬重的官僚知識份子曾國藩，一生對土地田產的投資囤積，都不熱衷，也厭惡尋租活動，只致力鑽研學問、搞好民生。相比之下，我會認同曾國藩多於林奮強。

　　香港近30年釀成的風氣，是住要住得高，食要食得好，能者達者，才被視為社會的莘才精英，卻從來沒有人深究他們的人生哲學，是否真的值得推崇表揚。學校教的克儉樸實，完全被報章上的奢華閃爍所遮蔽。昔有笑貧不笑娼，今是欺貧不欺倡。報章把炒家的倡狂，正面包裝為市場經濟的自由活動，為的，不就是持續的樓盤廣告收入嗎？去年4月，《明報》首先揭示政府智囊學者王于漸炒樓置富，翌日便立即補鑊地讚賞王于漸能學以致用，學術財富兼得，無疑是典型的擦鞋級文章。知識份子辦報辦成如此，委實叫人傷心。梁振英要搞民生、拚政績，根本就不應找林奮強這類吸金明星進入行政會議，他們的理念和原則，跟曾國藩那套民生政治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現實上，不論是公職或選舉，人們最愛標榜的，往往只是知名度，不是箇中的品格和道理。林奮強的分析和文章無論怎樣精闢，一看見他對賣樓事件窩囊的回應，便很難用思考細密來形容他的思路。這對香港本土大眾，應該是有意義的一課，也讓人更清楚認識所謂著名的分析員，背後可能擁有的辦事標準和價值，究竟是怎樣的水平。迷信名牌，亦是香港政壇上一個常見的死因。可惜不少傳媒只針對林奮強的梁班子身份，而不是討論林奮強現象的背後緣由，實在又是辦不到辦報的原意。其實，在曾蔭權班子時期，也曾經出現疑似漏報地產利益的行政會議成員劉皇發，情況也直比林奮強嚴重。倘若當時的傳媒能嚴肅看待劉皇發的「疏忽大意」，對王于漸身兼房屋政策智囊而又積極炒樓作出認真的監察，製造坊間多一點對公職人員操守和申報責任的討論，探討坐擁大量土地利益的人士應否進入行政會議，發揮公民社會的作用，這次林奮強事件有可能不會發生。為甚麼一些跟地產利益息息相關的議題，從來沒有傳媒和議員的積極跟進，才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而整件林奮強事件，最令人感到難看的，是梁國雄選擇以嘲諷林奮強名字的道具，在立法會答問大會擲向梁振英，這確是令人非常反感。我從來不反對激進一點的非暴力行為，擲東西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也反映一部份選民背後的情緒。但發洩情緒也不能和不應以侮辱他人的名字出發，這是一個人的人格本質問題。不論梁國雄的理想多崇高，侮辱他人名字的行徑已超越議政的屬性，也不是人身攻擊那個層次，而是入於流氓的行為，亦只有懦夫才會選擇嘲諷他人的名字，來表達意見。言論有自由，但應該是在尊重他人下的自由。議員是榜樣，如果明天在某學校內，有一位跟林奮強同名同姓的同學，受到相同方式的嘲諷和侮辱，這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嗎？更令人沮喪的，是一眾泛民議員，特別是來自教育界的葉建源、張超雄、陳家洛，可以默默忍受盟友這類流氓行為，而不肯去作出指責。教導學生正確禮貌，是老師的天職。立法會是一個政治舞台，也是一個大課堂，看到錯的事情，也不出言糾正，甘願做一隻政治鵪鶉，實在愧為老師。我們的香港社會應該繼續容許這種劣質文化來侵蝕嗎？

　　有些話，也許說多了、說遠了。林奮強也好，梁振英也好，只不過是歷史上的過客。政客的個人榮辱，不應是坊間有興趣的事情。如果知識份子也不去關心社會的價值和意識型態，這片土地的明天，沒有甚麼能剩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