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把把脈

近日看到不同方面的會計界朋友們，在Facebook上大聲疾呼，為《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對核數師的失職行為加入最高$150,000罰款的刑事罰則，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大抵是：

(1)  儘管英國公司法有相似的刑事罰則，英國法律中卻有合夥人有限責任條例，保障了核數師的最高民事責任。英國公司法加入相關的刑事罰則，是建基於不同的立法背景；


(2)  倘香港的核數師失職，本身已經需要面對會計師公會的紀律聆訊，金錢上及名譽上的可能懲罰，皆比第399條所建議的刑事罰則為高，有關建議並沒有必要；

(3)  相關條文是以「knowingly or recklessly」兩個字眼，來界定核數師沒有在核數報告內，詳述財務報表問題的刑事責任。兩個字眼的中文翻譯是「明知或罔顧」，知情尚可說得上責任難逃，罔顧倒是一個主觀的用語，核數師有被不幸定罪的危險；


(4)  有關刑事罰則，可追究到所有經理級以上的從業員，令一眾打工一族可能無辜地需要面對刑責。

若果不是朋友們在Facebook發出零星的聲音，自己也不會知道事情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立法二讀的階段。事實上，這麼專題的討論，已不容易引起普通人的興趣。而更甚的，是事情的方向也模糊不清，一群人反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一群人反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的「修訂」，原草案稿是甚麼，修訂又是甚麼，想去理解的人，也會弄到一頭煙後，才會清楚明白。自己認為，公眾利益從來都凌駕行業利益，會計師實在不應強行保障自身利益。但是看過所有材料後，有些說話，還是值得寫下來，讓一眾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和公眾考慮及參考，也回應友人的誠意請求。

立法的博弈，法例的改革，從來都是既得利益者之間的搏鬥。加入刑事罰則，被廣泛認為對會計賬目的質素，有正面影響。會計師作為一群向來理性務實的專業人士，被人擠壓逼迫後作出的迴響，遠比豪邁的醫生和高創作能力的網民溫和得多，提出司法覆核以及堅持二次創作權利的激情，不大可能從一眾會計師身上流出。報章及記者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往往是有沒有燒車呔、抬棺材，有多少網民和示威者燃燒火爆情緒，警察的執法有沒有過火和暴力。一些具社會討論價值，但平淡如水的話題，不易引起關注。會計師不是天生的煽動者，不會高聲尖叫條例399是「會計23條」，不懂嘩眾爭取注意，聲音和努力自然被人慢慢閹割。縱然有人留意，也不會被認真當是一回事，事關政府以及立法會內的建制派和泛民議員，都口徑一致認同立法的需要。會計師友人們需要打的，無疑是一場沒有粉絲打氣的硬仗。

但實際上，這類沒有明顯較勁的場面，很容易造成陷阱。上星期林文瀚法官就梁國雄司法覆核立法會參選資格一案的判詞中，便清楚指出政府曾在1997年臨時立法會通過限制市民參選立法會的議案中，提出與論據不相符的條文，結果誤導了議會。原先政府限制參選的論據，是不接納有刑期在身的在逃人士參選，結果通過的條文卻把所有有刑期在身人士的參選權都限制了。林文瀚法官沒有責備政府，但以此作為其中一個理由，接納梁國雄提出的司法覆核。有誠有意的議員和官員，好應以這事件為鑑，不應該以貌似合理的緣由和理據，然後無限放大魚網，誤把其他不相關的魚，也一併捉入網中。一條準備獲得通過的法例，應該是公平合理地去規範和處理社會上的問題，不是無限放大並影響了其他人的合理權利。否則，這與23條式的壓縮私人空間並無差異。

從立法會公開的資料看，會計師公會及一些反對條例399的論據，其實都是很難獲得外人認同和接受。連導致人材流失和增加中小企成本這類原因，都用來放進議事廳，是濫竽充數的勉強。考慮條例是否應該通過，不應以後果和成本來作爭辯理據。任何事情都有機會成本，最低工資會令到營商成本提高，但這不是拒絕實施的理由。要反對條例399，必須是條例本身有不合情理之處，而不是去放大討論往後的影響，那並沒有效果，也只會令人覺得理由是保障自身的既得利益。

其實，政府提出以及議員相信的理由，主線有兩條：(1) 有關罰則是與2006年的英國的公司法看齊；(2) 一般投資者相當依賴核數師獨立公正地工作，有關罰則有助保持賬目質素。從情理看，這兩點都屬有根有據的理由，循公眾利益的大道理來考量，會計師沒有不接受的空間。可是，從微細的內容來研究，條例399的內裡技術問題，其實跟梁國雄司法覆核的那條1997年限制參選權的條文，其實十分相似。提出的原則沒有問題，奈何條文的覆蓋面，有過嚴的毛病，令到其他人有機會無辜地受到不必要的影響。

保障投資者，也許是大原則。但現實中，香港公司條例主理的，是一眾在公司註冊署註冊的公眾公司及私人公司的法律事宜，當中以非上市的私人企業為主，中小型的企業更佔絕大多數。香港的公司，不論範模大小，必須每年進行核數。英國其實不一樣，英國公司法對年收入不超過￡5,600,000以及資產不超過￡2,800,000的企業，有核數要求的豁免。英國核數師需要處理的核數個案，從規模上和數額上，都算是有一定份量，配上刑事罰則，有一定道理。在這一點，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是不相同，在前一些年的討論中，社會仍認為香港的註冊公司，每年仍有進行核數的必要。政府在香港公司條例加上有關罰則，追求與2006年的英國的公司法看齊，屬於只看外表，不看內涵的演繹，是非常牽強的應用。英國和香港兩地，在一些公司法例的細節上，其實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例如，英國的公司法在1986年，已經將清盤重組部份拆出，另成法例(Insolvency Act)。香港在26年後的今天，經過多年來多番討論，因著不同緣故，始終未有跟隨實行。核數師的刑事罰則，是否值得植入，也應該從香港的核數環境出發，不宜單純追逐英國的條文，忽略香港法例執行的背景。政府純以保障投資者為主調，跟隨英國的刑事罰則，是把一群理應在英國條文獲得豁免、但替香港中小型企業核數的核數師一同捉入網內。需知道，這些中小型企業一般都是私人經營，沒有投資者，保障投資者的說法是用不上的。這些背景，政府有責任向議員解釋，否則便是重蹈林文瀚法官所言的誤導。

其實，沒有人反對保障投資者，自己也不是替核數師開脫責任。但所提方案必須到位合理，得到最大的成果，兼且帶來最低程度的不必要影響。監管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內，核數師的責任問題，近年是由獨立的財務匯報局負責。財務匯報局的職能和權力，由財務匯報局條例規範。若果政府認為有需要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適當的法例變革更適合在財務匯報局條例發生，讓財務匯報局享有更大的調查和懲處權力，這方是合理的渠道。甚至乎，證監處也應該考慮在證券條例，加入適當的懲處條文，向失職準備上市公司上市文件和年報的專業人士，予以檢控。向公司條例埋手，是把一大群不相干的中小型私人公司也搞上，影響性大，卻毫不直接，整體社會成本相當高。議事論事，實在並無必要。因此，條例399所能帶來的直接社會效益，是相當令人懷疑。

至於更令人混淆不清的，是反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與及《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修訂」的差別。條例399在現行公司條例並不存在，2011年1月政府以草案方式交到立法會排期處理，當中的草案稿已經提出核數師需負上刑責的建議條文。奈何條例399(2)(a)和(b)(c)出現不協調的字眼，政府在2012年5月作出了修訂，把399(1)和(2)重新寫下，移走含糊不清的地方。核數師及其下屬需要負上刑責的建議條文，並不是在2012年5月才出現，而是在2011年原本的《公司條例草案》已有蹤影。若果反對條例399，理應反對草案內整條399，而不是反對條例399的政府修訂。反對政府的修訂，等同返回草案內原先帶有含糊不清字眼，但仍舊載有刑事罰則的條文，根本沒意義。自己希望那群反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修訂」的人士只是手民之誤，而不是以為反對政府修訂等同反對整條399。這個誤會大得令人感到非常錯愕。

一條條例399其實不代表甚麼，香港能有足夠明辯事理大方向的議員在議會，明天才有希望。

那一天的彩虹

　　六月十九日，一拱彩虹，教香港人忙了半天。

　　不用重遊徐志摩在康橋那榆蔭下的一潭，蜂擁的手機相、創作相，已揉碎在Facebook間，沉澱著彩虹似的夢。香港人其實可以很簡單，不需要甚麼揉碎的夢，一些顏色，加一點短暫影像，對單調的生活，已是一種釋放。驟雨中的陽光，水滴下的彩虹，是失落跌宕中的一道希望。淚水一樣的雨點為亡者流乾後，彩虹的色彩反射著陽光的溫暖和善良。

　　教育局核准的教科書，永遠都知識為本。彩虹，是太陽的折射，有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少記一個，考試便少得兩分。香港人能著意的，是詹秉熙、陳百強那款畫出來的彩虹，代表絢爛繽紛，代表名成利就。凡人往往忽略彩虹既是徐志摩的夢，也載有一份高貴的人格，這份質感只能從其他地方去感受。我永遠清楚記得那天看到的彩虹，是小梓希在《假如愛有天意》的內心讀白。那天，她母親死去的初戀情人，在無盡的天邊，畫上令母親依依不捨的感人色彩，和情繫一生的愛意。用彩虹來記念一個人，把他放大到無拘無束的國度，欣賞他在世間綻放的色彩，比在石碑上哭過死去活來，茶飯不思，來得偉大。彩虹的美，不在於色彩，而是那道永不磨滅的高貴光華，也是眾人應該學懂的價值。后羿的箭射不穿，飛機大砲砸不碎。不論是永垂不朽的情，還是義薄雲天的義，永遠都會隨著一道道彩虹，悠然再出現在世人的身邊。欣賞六月的彩虹，不止那份色彩，還有很多逝去的正直善良臉孔，他們讓人惦記。

　　徐志摩浸在彩虹的夢，更是香港人所忽略。乘在彩虹做夢，是一類無邊際的夢，超越現實的夢，浪漫的夢。香港人不幸被指導，窮一生追求的夢，是每月吃掉你收入一半整整廿五年的五百呎生活空間，這便是一個足以讓你溫暖的家。倒沒有人發覺，這樣的生活和人生，是窮自己一生的資源和光陰，去完成人家成為十大富豪的夢。彩虹似的夢，不止在康橋，還在Moon River，那種與不覊遊子，一起走過人生的甜夢，是完美動人得令人不願起來。《雙城故事》我看過無數次，每次都被那首Moon River感動。張曼玉沒有像柯德夢夏萍唱起歌來，但那道門鈴聲，為譚詠麟開門的眼神，和多年默默無言的等待，都令人感受到，戀愛才是人類文明的緣由。香港人在Facebook的世界很簡單，但生活其實可以更簡單，彩虹是一道夢，也是一道注滿愛的心。與心愛的人，結伴走在彩虹橋上，一起完成共同的夢想，是最幸福。可惜，不浪漫的香港人，不愛把彩虹夢化，也不愛把夢彩虹化。

　　下一次望見彩虹，不要忘記送上惦記和夢。那一天的彩虹，會變得更美。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You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 you in style some day)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 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Moon river, moon river)

《父親與民國》：重新認識被國共埋藏的白崇禧

　　讀白先勇的文字，像漫步花團錦簇、綠樹林蔭、清風送爽的御花園一樣，在茂盛和博奧裡，滲透著陣陣看不見卻觸得到的淚水和哀慟。典雅中藏憂愁，細膩內現感性，一字一句織出那時代中國人的心事。中學時期中文老師利用閒餘時間，介紹《台北人》後，白先勇的長短篇小說和散文，我都有讀過。甚至有兩次受白先勇小說的感動，認真地提起筆來創作，可惜竭於靈感，缺乏體驗歷練，以失敗告終。大學畢業後，生活充滿一片《芝加哥之死》的深沉氣息，輾轉努力，近年總算找到方向，及賺回一些自己的時間。間中從書架拿起白先勇的書來讀，仍深深被他的文字感動。白先勇醉心宣揚崑曲的工作後，寫作減少，今年終以父親白崇禧為題材，寫下《父親與民國》，一解讀者多年來等待文字的心。在書局發現書本發售的一刻，我已急不及待將上下二冊拿到收款處，辦一個移交鈔票的世俗手續。日前白先勇在香港舉辦座談會，順理成章把握機會參加，親身細聽他講述著書前後的感受。

　　經白先勇介紹後，我方知這部《父親與民國》在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大陸最早，在4月，台灣是5月，香港6月。當然，若以一般大陸作者而言，這個出版次序沒有甚麼特別。但白先勇本人是國民黨核心之後，寫的，又是白崇禧，是當年國民黨的剿匪總司令，大陸仍能同步出版，兼是先發地區，這一點倒教人有點意外。白先勇表示，在北京、南京、武漢、重慶、桂林、台北出席座談會時，感到一份民國熱，很多年青一代都希望更加清楚民國時期的歷史。在大陸的教科書裡，白崇禧是一名桂系軍閥，僅此而已；台灣的教科書，幾乎完全沒有提過白崇禧的名字，讓人有白讀民國史的感覺。像白崇禧在抗日時期所定出的軍事策略：「游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大陸人會以為是毛澤東提出，台灣人則認為是蔣介石的建議，其實兩者皆不是。香港的情況其實跟兩岸相差不遠，以通史為本的歷史教科書，甚少提及白崇禧的地位和功績。國共兩黨多年來不斷埋藏歷史真貌，不斷扭曲和粉飾歷史，製造有利自己的故事，以求達到政治目的，都是令人唏噓的事情。由民間開動這股動力，還白崇禧應有的地位，識別官方歷史的表徵，是白先勇寫下這書的動機。

　　論題材，這部《父親與民國》有一定吸引力，讓讀者再度返回1949年的時代，踏足近年龍應台和李敖的戰場。白崇禧戎馬一生，由18歲離開廣西老家參與辛亥革命那一年開始，勞累整整38年，是國民黨北伐、抗日、內戰時期的主要軍事將領。北伐時期打敗軍閥孫傳芳、張宗昌；蔣桂戰爭後建設三民主義風範的廣西；抗日戰爭期間指揮台兒莊會戰和崑崙關戰役兩場唯一的大捷；為台灣二二八事件善後；都是白崇禧的貢獻，也說明他是一名文武雙全的國棟之才。國共內戰失利後，白崇禧且戰且退，到了海南島，乘坐最後一班飛往台灣的飛機，在寶島這個大監獄，過了最大自由度的17年軟禁生活，最終像南宋詩人陸游一樣屈屈而終，在中華民國政權下呼出最後一口氣，安然歸真。如白先勇在書中所述，白崇禧的一生，由辛亥革命開始，和民國緊扣在一起，榮辱共存，盡顯軍人光明磊落的風範。白先勇謙虛地表示自己不是歷史學者，書是以一種圖文傳記的形式寫成，當中選取了很多當年有關白崇禧的媒體報導。而不少圖片更甚為珍貴，以及從未在大陸出現。媒體報導和圖片不會說謊，兼且準確地記錄了白崇禧在那個時代的事蹟，配上白先勇優美的文字，組合成一部感人的另類民間歷史書。

　　白先勇當然不會像李敖那麼火辣，在《父親與民國》中，並沒有直接嚴厲批評蔣介石，但字裡行間的幽淡，還是替父親申了幾道冤。第一道冤是北伐成功後，蔣介石想「釋兵權」，白崇禧認為裁軍會造成社會動亂，情願學石達開遠離是非地，帶軍遠守回族地區，蔣不同意。同樣來自桂系的李宗仁也不答允蔣的安排，終造成兄弟鬩牆的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李宗仁和白崇禧及後惟有返回廣西，獨自搞三民主義地區，培訓兵團。白先勇認為這是一場不應發生的戰爭，是對的。事實上，很多人以為蔣介石(其實是白崇禧)北伐打敗直皖系軍閥，加上奉系張學良投靠後，民國便歸於統一，這說法並不準確。再揭將領分地而治，正是來自蔣介石追求絕對權力的結果。

　　第二道冤是國共內戰前期在東北的四平街戰役，白崇禧堅持追擊林彪到底，直搗哈爾濱。徹底把敵人殲滅，才是用兵之道。但蔣介石以馬歇爾希望國共和談為由，最關鍵時刻還是把白崇禧調離東北。結果中共得以重整旗鼓，在及後東北的遼瀋戰役，擊敗國民黨。從歷史學來看，蔣介石以馬歇爾希望國共和談為由，似是藉口。蔣介石對共軍從不手軟，在抗日期間的皖南事變，不理環境，見縫插針，可見一斑。一個馬歇爾真的有魔法，可以把蔣介石勸退嗎？說到底，蔣介石是出於一種嫉妒，像台兒莊會戰這種大捷，蔣毫不興奮，甚至有酸溜溜的感覺(白先勇也在書中寫下了)，因為蔣清楚知道打了勝仗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平街戰役，再打下去，立大功定必再度是白崇禧。這種榮譽，絕對不為蔣介石所能接受。白先勇在書中數度表示父親的忿恨，一直在四平街戰役上，似有不少弦外之音。

　　第三道冤是國共內戰最重要的徐蚌會戰(即中共所稱的淮海戰役)，蔣介石錯用戰略，把60萬部隊放在徐州平原，讓共軍易於攻擊。用人方面又重用黃埔系的庸將，在華中司令部外，另設立華東司令部，分掉白崇禧的指揮權。當白崇禧知悉排陣拙劣及軍將人選後，拒絕擔任總指揮，打一場必敗的仗。白崇禧自然被責備拒絕接受命令，含了不少冤。其實，白崇禧認為蔣介石戰略錯誤的看法，也是李宗仁在回憶錄的看法，亦是一些外國學者的看法。國民黨在三大戰役敗陣，實怪不得白崇禧，白先勇以半激動的筆觸，幫父親申了這口冤。

　　第四道冤是戰事失利後，李宗仁迫蔣介石下野，白崇禧認為蔣介石退下，或有利國共和談，因而做了些「逼宮」行為，讓李宗仁當上代總統。這種近乎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的行為，應是最令蔣介石不滿的地方。李宗仁的努力白費之後，亦曾勸白崇禧選擇流亡美國，不要到台灣。不過，縱有張學良被軟禁的例子在前，白崇禧仍君子坦蕩蕩地跟隨國民黨到台灣，作出跟李宗仁不同的選擇，是看得出白崇禧性格上的光明磊落。這道冤令白崇禧被監視下，在台灣度過了他的最後17年，也只當上一個可有可無的閑官，直至歸真。

　　白先勇替父親寫下的文字，不是激烈，不是追究，而是尋真。白先勇也清楚指出，白崇禧與蔣介石之間有數不清的恩恩怨怨，是恩多，還是怨多，撥開國共放下的濃霧，把歷史看透，自會有合適的評論。但其實，白崇禧在書中除了俠骨外，還有柔情。白崇禧三十多歲才成家，唯一妻子馬佩璋為白家誕下十名孩子，在動亂的年代，共同面對國之憂、家之患、個人的失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白馬二字已是漂亮的配合，放在白崇禧和馬佩璋身上，更教人多一分欣賞。真正的教養，可以在兒女身上發現。比較白先勇和蔣經國，可以看出不少白崇禧和蔣介石之間的分別。白先勇謙謙君子，醉心學術；蔣經國是特務首領，辭世前仍高壓治國。白先勇描寫白崇禧在台灣時期的事蹟及家庭生活，特別是六姊白先明的部份，非常細膩，也充滿白先勇風格，讓人感動。

　　當然，《父親與民國》是白先勇替父親說出多年來沒有說出的話，不是一部很嚴肅地挑選史料的著作，但帶出來的意義和味道，是強烈的。細味品嚐書中的細節，其實亦有助理解不少國共兩黨留下的盲點。像四平街戰役，俄軍其實並沒有拖國民黨後腿，反有協助白崇禧追擊林彪。像白崇禧的好友葉公超，因外蒙入聯問題，與蔣介石政府意見不合和失言，引致離職，也教人重新想起，1971年前聯合國內的決議，是由國民黨政府負責。通史往往勾出大輪廓，內裡細節需要慢慢細味，才能盡窺全豹。片面的閱讀，造成片面的理解，是不幸。被國共兩黨所留下的片面歷史所誤，更是不該。不艱澀的《父親與民國》，或許是大家提起興趣，返回歷史現場的一道引子。不認識白崇禧這位近代英雄和硬漢子，更是學識上的一道遺憾。

《浮城》：庸人自擾的完人

　　我相信每位香港人心裡都有一個他認為有代表價值的香港故事。商人愛拿李嘉誠作典範，運動員會尊敬李麗珊，醫生懷念謝婉雯，教師以司徒華為傲，公務員也許離不開陳方安生。水上人的故事，可有誰來代表？

　　嚴浩的《浮城》，送上布華泉(郭富城飾)的經歷，帶起一連串跟國藉身份有關連的話題。浮著的城市，像水上人的漁船一樣，沒有根，隨意飄流。170年前，香港仍是漁港一個，以水上人來暗喻香港人的飄泊，甚有追根尋祖的味道，這也是嚴浩的心思。布華泉努力學習，上岸後由目不識丁，到在英國人的洋行扶搖直上，是讚揚香港人的努力，也暗示英國人站在香港成功的背後。面對回歸，香港護照被歧視，英國人的上司即將離開，糟糠之妻毫不快樂，在一塊借來的土地，布華泉忽然萌生「Who am I」的感覺，這是嚴浩創作出來的《浮城》。

　　嚴浩甚至把「Who am I」煽情化，為布華泉製造英國人的血統，加深這道身份矛盾的闊度。但這道張力，真的那麼強嗎？我不感覺到強橫的張力，不代表其他人沒有。嚴浩甚至把電影拍下，他應該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不過，這類身份問題，一千人可以有一千個答案，不會有科學的結果。嚴浩在電影提供了他的答案：忠於家庭，忠於妻子，忠於原來生活方式，比自己的成就和享樂來得重要。作為觀眾，我不認為嚴浩答好了自我設下的題目。這不是說，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榮華富貴後，男人必須像孫中山、蔣介石一樣，找上更配合自己身份的配偶。而是嚴浩過度堆砌電影，將布華泉完人化，將身邊的人物簡單象徵化。貧困半生的妻子阿娣(楊采妮飾)代表祖國，明艷照人的Fion(劉心悠飾)代表英國，以忠於糟糠之妻來表達對祖國的忠誠，家國化個人感情，讓人感覺是啖啖國民教育的味道。或許，女士們會甚為欣慰地看到布華泉，對Fion的投懷送抱，作出反雄性激素的非自然反應。只是這種完人式的幻象，我認為只會不幸地加深女性一些不設實際的期望。畢竟，電影只是導演創作出來的一件藝術品。

　　完人化的布華泉，勤力、聰慧、上進、信主、念舊、顧家、長情，像雷峰一樣毫無缺點，其實很難令觀眾看得投入。布華泉神奇的經歷，也許是對應香港的傳奇成績，但這樣的完人，卻是充滿疏離感。不要以為嚴浩借題發揮暗談香港成就的故事，才以完人的手法來塑造布華泉，羅啟銳的《歲月神偷》，那位身患絕症的哥哥(李治平飾)，一樣是文武全才，像磁石一樣吸引女朋友的完人一個。香港人，骨子裡就是一種崇拜完美人物的群體，在電影內，那怕是江湖片、賭術片，往往都是這類表述。事事向頂尖走，向高點鑽，拿十項全能的心態，全是如在夢裡的虛幻表述。《阿甘正傳》的感人是平實親切，《浮城》的感覺很遙不可及。同樣是水上人故事，許鞍華的《千言萬語》其實更顯真實氣息。《浮城》的浮，是人物的浮，不是國藉的浮。如果你問《阿甘正傳》的湯漢斯和《千言萬語》的李麗珍：「Who am I」，他們會毫不猶疑地答：我就是我。庸人自擾，往往是完人的缺憾。

　　嚴浩這齣《浮城》，嚴格來說是失敗了。失敗來於太貪心，把太多的材料一起烹調，結果是頭頭不到岸。像信仰部份的枝葉，沒有帶出很強的感染力，是浪費。把整個故事範圍縮小，集中精力帶出個別角色的深度，其實會更有味道。楊采妮阿娣的角色，沒甚麼發揮；外國留學的番書女劉心悠，看上完全不懂上流社會禮節的郭富城，是萬中無一的唯意志論，不覺有說服力。電影最搶鏡者，還是布華泉媽媽鮑起靜。但在內地上映時，這齣《浮城》的領銜主角仍是郭富城、楊采妮和劉心悠，理由不難想像。當大陸市場變成主要市場，一些電影內涵和意景，無疑也被牽著走。《浮城》是拍給誰看的，嚴浩最清楚。嚴浩以往拍《滾滾紅塵》，也不像以香港人為主要觀眾，而是同樣的身份追逐。二十年後，再來一次，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