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振英事件看今天的香港傳媒

　　兩年前的同一天，我寫過一篇《我撐梁振英》。兩年後，他真的當上了特首。梁當選後，友人不斷說我是梁的忠實支持者。我只回答說，我未有資格。我不但跟他不相識，他選舉時的走場，各個造勢大會，我一概沒有參與，只在一個選舉論壇，親眼看見他跟唐英年和何俊仁的表現。兩年前我撐梁振英，在於求變兩個字，我們的政府運作以及官商關係，已經到了必須大刀闊斧進行重整改革的時候。能當改革者，必須是官商皆怕的人。否則，這任特首只會製造另外五年和稀泥的光景。

　　梁振英陷入僭建事件及誠信質疑，今天立法會將討論泛民提出的不信任動議。老實說，身邊關心事態發展的友人已越來越少。不少人已被奄悶單調的報導和評論所嚇怕，更對看報紙產生不起興趣。我讀過不少社評和名家的撰文，然而，真正有見地的見解，實有如鳳毛麟角。梁振英散漫處理事件，辯解論據勉強，難以令市民認同，個人盡失政治分數，實屬咎由自取。可是，淹沒全城的，卻仍舊只是一連串的道德批判和失格的嘲諷，實在令人越讀越不明白。像一位時事評論員的撰文，以華盛頓與櫻桃樹的事跡來嘲諷梁的言行，不但沒有人能說出華盛頓的櫻桃樹事件，其實是一個偽造的故事，文章還在Facebook錄得數以百計的Like，我真的認為一些傳媒人和受眾，是一群不幸的個體，在一個自我良好的空間生活，不肯向更闊的視野出發。有關華盛頓的櫻桃樹事件，其實只要在互聯網按幾下搜索鍵，已經可以知悉是當年書商偽造的故事，並不是事實。利用虛假的誠實來諷刺誠信，竟能帶來大量的掌聲，這個社會夠反智嗎？

　　石峻不才，不懂寫道德批判類的文章；石峻愚鈍，只懂從政事的角度看政治。我們應該關心政治，卻不應把政治問題一概道德化，這不是公民社會的進步。即使石峻不喜歡唐英年當特首，在唐英年爆出僭建風波後，亦從沒有對唐落井下石，作出任何道德上的批評。之前寫過《自由黨的安樂窩》一文，我堅持需要分析兩人的政綱，並作出比較，而不是道德上的辱罵。當時我對唐英年及梁振英留意的差別是：

　　「…………當我在座的論壇，向唐梁二人提問，以怎樣方式或手法來帶領香港走出今天的困局，唐的答案大約是：這是一個很容易的問題。沙士後的香港經濟狀況非常差，政府預算出現大幅赤字，失業率高企。短短數年間，在我的領導下，政府財政回復盈餘，就業市場回復至近乎全民就業。這些經驗證明我有能力應付危機，因此我有很大的信心，帶領香港走出今次的困境。

　　而梁的答案大約是：我不會看輕有關問題的難度，我希望新的政治班子，能夠多到全港各區，加強地區工作，跟各地區的市民溝通，讓他們認識政府的施政。由官員Engage市民，爭取認同，落實推行方案…………」

　　我認為這才是恰當的認識政事方法。可惜，當日的大部份傳媒為著賣紙，對唐英年毫不留情地作出道德上的攻擊，其實是很不成熟的議事層次，也無助市民加強對政治的認識和關心。及後梁振英也步唐的後塵，傳媒出於自我救贖，也基於梁振英在選舉辯論時曾向唐英年作出不君子的施壓，惟有照辦煮碗，這是梁振英不能埋怨的地方。可是，讓我們靜下來重新看整件事件，為何事件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的議事準則是以道德為切入點？我們口口聲聲希望公民社會能夠健康發展，更不能以道德來作為論事的理據。一年多前，我曾提過梁啟超在傳記《王安石傳》，力陳《宋史》過於表彰古版迂腐的道德為宗旨，忽略政局的大方向發展。事至今天再看北宋的歷史，大多數人已更認同王安石的改革功勞，多於司馬光的守舊頑固。可是，在今天的香港政局，在傳媒的眼中，還是愛以一句句的「無恥」為前置詞，以道德而非事務來衡量政事，我們真的比北宋更進步嗎？

　　其實，倒梁的人士也要看清局勢，在部份傳媒百多天不停止的辱罵下，梁振英在民調的評分只算是強差人意，至少不比曾蔭權時期差。林鄭月娥的評分亦遠勝林瑞麟，說明這個政府不是完全沒有香港人支持，那些曾系人脈搞局的心思看來沒有成功。其實，香港人也不是完全愚昧的，梁上任不到半年，已搞好長津、交津雙軌制、擱置國民教育指引、重設扶貧委員會、決心定下貧窮線、交代土地供應實際狀況、推出雙辣的地稅，效率已比上任政府為佳。就算個別傳媒刻意冷對待這些工作，也不表示一般市民感受不到。老實說，四年多前出席過一位現任著名傳媒高層的講座後，對他的誠實感到非常詫異。他毫不掩飾地介紹自己有一份不能針對的名單，對這批人，一條毛也不能動。但政府及特首被人批評，是天公地義的事，要找人開刀，不找他們找誰。這位人兄是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四年多前的節目片段尋覓尋覓。自此之後，我對各大報章的評論，已興趣大減，那是經細密處理後的句子，不是自由評論。到今天，整個傳媒均以道德為前提，嚴格來說，更缺乏見微知著的見地。單純看報章，而不用腦反思的話，你根本不能獲得社會應有的討論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