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冉事件被錯誤聚焦

　　候任特首辦公室聘用了有共青團背景、兼且並未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的陳冉，結果成為了近日傳媒焦點。當選後，梁振英被反對者高度監察，一舉一動有甚麼疏漏，肯定難以避開追蹤雷達。公開聘用陳冉，梁振英相信早已料到坊間一定有聲音。他還堅持這個選擇，自會有其原因。有評論說他刻意讓團隊染紅，使香港人慢慢習慣新的政治環境，公務員陸續紅化，也將會只是時間問題。

　　當然，任何看法都是一份表達，是否客觀合理，則需要考量深究。從社會的現實環境看，內地來港讀書的學生，比例越來越高。幾年前開始，在中文大學的校舍範圍，聽到普通話的機會，比廣東話高。研究式課程的研究生，更絕大部份由內地學生囊括，原因是本地學生無興趣。今天在中環上班的一族，午飯時擠在茶餐廳的一群，說普通話的比例也不少。喜歡也好，憂心也好，現實當中，內地學生和工作者早已融入香港的社會。傳媒沒有積極報導，不代表事情不存在，自欺欺人是最要不得的態度。

　　陳冉在香港差3個月便住滿7年，在香港讀了兩個碩士學位，有充足的香港經驗，至少不應被身份歧視。香港吸引不少內地優材，體育有王晨、李靜、高禮澤，藝術也有李雲迪、湯唯，包容才可以凝聚人材，這是香港一直能有人材滾動的緣故。能融入香港社會的陳冉，若果有才華，而不獲得機會，才是做不到用人唯才。

　　政治無疑是敏感的議題，梁振英團隊存有前共青團成員，必定另有所圖，幾乎一炒就起的論調。但共青團成員是三頭六臂，還是神通廣大，卻沒有詳細討論。自己認識的朋友當中，也有曾是共青團成員，他們現在是積極創富者，不大參與政治。陳冉的前共青團身份，直覺是喧染過度。只差一句確認便肯定其共產黨身份的曾鈺成，也掌聲處處，共青團成員更難言甚麼原罪。而事實上，這個級別的人員任命，對整個政治大局也不構成甚麼影響。公僕們向來有一種自我保護的傾向，價值觀也有所不同。說到一個陳冉能顛覆整個公僕制度，是把制度看扁了。

　　既然沒有明顯的政治能量，精於計算的梁振英為何堅持聘用？我認為梁的訊息不在陳冉身上，而是在候任特首辦公室人員組成的問題上面。翻查立法會文件CB(2)785/11-12(01)，今年年初，政府曾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支付候任特首辦開支，首長級人員5名，非首長級人員21名，共26人，總開支約829萬元。時至今日，有多少人員加入了候任特首辦，傳媒沒有很詳細報導清楚。26人的班子，現有多少人上班，市民好像不知道。若果人數根本沒有那麼多，曾蔭權政府一個可能是報大數，拿出沒有根據的數字，亂吹一道；另一個可能便是曾蔭權政府拉梁振英後腿，不積極找人到候任特首辦幫手。那個答案，對曾蔭權來說，皆是難辭其咎。梁振英應是想暗責曾蔭權政府一番，奈何傳媒把焦點錯誤地聚在陳冉身上，看不到前因後果。立法會議員更不濟，錢是他們數月前批的，最終候任特首辦人手數目不一樣，也不去監察政府，是令人失望的失職。也令人懷疑到，究竟之前有多少相似的政府亂報、議員亂批的事件。

　　政府能胡作非為，皆因議員胡裡胡塗。作為市民和納稅人，除了搖頭，沒有甚麼可做。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紅磡體育館不是我常到的地方，但近日還是到訪了一次，觀賞久違的達明一派一場風格獨特的演出，重回年輕年代輕狂的歲月，重遊段段迷幻多彩的樂章。

　　劉以達和黃耀明兩人多年來若即若離，已很久沒有一起舉行演唱會。但是，要挑選一些對本地流行文化有深刻影響的象徵人物，劉以達和黃耀明兩人實在是不二之選。相對一些主流音樂人和歌手長期佔據銷售榜，以及獲頒大量豬肉獎獎座，達明一派是品味小眾的精挑細選。偏鋒、前衛、大胆、細膩、動人、敢言、傲骨，都是達明一派的標記。《禁色》和《忘記他是她》讓人開始認識同志藝術美的一面，《天問》和《十個救火的少年》是香港音樂人紀念六四的真實創作紀錄，還有親切寫實的《天花亂墜》、古典優雅的《石頭記》、破碎落寞的《馬路天使》、綻放情懷的《今天應該很高興》、似褒亦貶的《甜美生活》、寓意串串的《每日一禁果》、嬉笑諷刺的《達明一派對》，都是音樂與文化的完美揉合，見證香港不同的國度。達明一派的音樂不但別樹一幟，而且甚具欣賞價值和文藝氣息，擴闊觀眾的文化視野，增加人們的藝術觸覺，是通俗作品以外，難得的有質素選擇。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黃耀明非常直率的自白，他擁吻男模的影像，公開自己同志的身份，爭取同性婚姻，也惹來一些批評。但在多元社會裡，不同意他人的看法，也應支持他們的表達意見的權利；不同人的行為標準，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亦應該受到尊重。我們不能光讚李安的《斷背山》真摰動人，白先勇的《孽子》坦率感性，卻歧視黃耀明的性格和選擇。我們應學會欣賞優美雅緻的藝術，而不是拘泥於立場，這才是現代社會的包容。香港核心價值屢屢被人推銷標榜，但社會所展現的價值，才是真實的一面。能夠包容達明一派，懂得欣賞達明一派，香港才稱得上是一個具質素的公民社會。

 　　不過現實上，藝人也是人，也要吃飯。黃耀明近年經常涉足大陸，拓展市場。進入場館前，一直在想達明一派會否還一如以往，唱起段段傲骨的歌詞。演唱會中段，舞台一片鮮紅，一雙霸道的眼睛，出現在其中，黃耀明開始唱著：抑鬱於天空的火焰下，大地靜默無說話，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百姓瑟縮於惶恐下，誰挽起弓箭，射天空的火舌，誰偷仙丹飛天，月宮安守青天……氣氛沉重、熱氣騰騰的《天問》，帶來一陣心靈的燃燒。跟著便來到《十個救火的少年》：尚有共四個穩健成員，又有個願說卻不肯向前，在理論裡，沒法滅火跟煙，被撇下了這三位成員，沒法去令這猛火不再燃，瞬息之間，葬身於這巨變，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就似在怨，用處沒有一點，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亂說亂說，愈說祗有愈遠……兩首以為的禁歌，帶來莫名的振奮，也帶來跟香港人一路走過的達明一派，他們傲骨如前，沒有為了大陸市場，而放棄標記式的敏感歌曲。

 　　不單歌唱，達明一派還繼續大胆敢言、前衛諷刺的作風。在演唱會舞台打上「梁振英是同志？」，送上關心劉曉波的字句，借用詣音歌曲《皇后大盜》，打出2047 6 30 11:59:59等數字，都是另類政治表述，說出不少寡言香港人內心說話。在無奈的政治環境下，縱情音樂，也不表示丟下性格，放棄所有話語。多元包容，醞藏內涵，追逐創意，是達明一派的象徵意義，也是香港應該繼續的道路。

　　畢竟那麼多年來，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曾蔭權自取其辱

　　候任特首梁振英日前借傳媒叫陣，向大陸雙非孕婦發出政策預示，表明2013年私家醫院的雙非孕婦分娩配額應該是零，並申明在港所誕下的嬰孩，亦不保證能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坊間普遍反應正面，認為梁振英表現出決心和魄力。當然，在不是一言堂的社會，批評聲音仍然會存在。零分娩配額其實已經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構成入境上很大不便，以及添加孕婦本身的醫療風險，有實質作用；但一些媒體主要的質疑，源於梁振英並沒有同時解釋，將會採用甚麼法律方法，來終止現行對雙非嬰孩發出居留權的做法，並認定這是衝擊法治的表現。

　　其實，多讀幾份報章，已不難初步理解和估計，梁振英的操盤方法，最有可能是以修改現行條例方式，修訂永久性居民定義，把發出世紙的條件，回復到1996年《入境條例》的版本，這便不需向雙非嬰孩發出居港權。當然這個方法需配合當年人大曾解釋過的《基本法》立法原意，一併運作，方能奏效；而且也不是十全十美地，可以完全否定訴訟一定不會來。只是從近水救烈火、不依賴人大再去釋法或修法、速速尋找解決方法的務實角度來看，不再學曾蔭權玩和稀泥，已經是向目標走出一大步。學者蔡子強卻批評，這種方法是不人道，而且違反人權。但雙非夫婦公然挖空心思抽水尋著數，也要無限上綱地保護，反而犧牲香港孕婦獲取所需醫療的權利，這才是要不得的迂腐。蔡子強不要坦心，有錢而又堅持己見的雙非夫婦，香港一定有訟師，願意讓他們見識法律的可「貴」。

　　梁振英不願說出具體方案，恐怕是不想被指在曾蔭權任內，正式提出任何施政措施，造成尷尬。只是，選舉年真的會是奇事特別多。梁振英未做得、曾蔭權不願做的法例修改，現在看來很有機會由經濟動力的林健鋒，主動出擊以私人草案形式，在剩餘的會期，向立法會提出修改《入境條例》，變相幫梁振英拆彈。自己記憶中，那麼多年來，議員以私人草案形式成功通過的，只有李家祥對《專業會計師條例》就會計專業範疇的一些修改。《專業會計師條例》主要由會計師公會操作，不是由政府官員具體執行的條例；《入境條例》由入境事務處操作，涉及出入境事宜，兩者層次和意義並不相同。修改《入境條例》，倘若不是由官員提出，而是由議員以私人草案的形式來進行，堪稱是政府集體失職的奇景，直教曾蔭權又要再難堪多一次。議員提私人草案的門檻很高，不單要得到律政司司長接受相關修改的可操作性，更要獲得立法會主席和特首的首肯。跟律政司司長商量討論字眼，由於是私人草案，自然是自掏腰包，找具份量的法律顧問跟進，負擔不輕，不可能是一般議員的玩意。

　　大家更不應忽略唐英年在任政務司司長時，主管人口政策，雙非問題也是特首競選時，梁振英多次攻擊唐英年沒有盡責的切入點。挺唐的林健鋒肯走出這一步，比說千萬句大和解，更有實質意義。修改《入境條例》，是梁振英的構想也好，是林健鋒自告奮勇也好，在目前的社會環境和氣氛，曾蔭權實在沒有不首肯的理由。而話說回來，倘黃仁龍也認為方法可行，曾蔭權多月來不做甚麼研究，寧願到新西蘭和南美「出差」，也不去解決雙非問題，更讓接任政務司司長的林瑞麟，做一塊難看佈景板，委實是靠害。還有兩個多月便卸任的曾蔭權，得不到市民一點兒的道謝，只能說一句：自取其辱。

我們最幸福

　　20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擁有出眾的洞悉力和筆觸。60多年前完成的預言小說《1984》，被視為極權主義的虛擬經典。此時此刻，蘇聯已完全瓦解，一眾昔日東歐各國換上新面貌，中國遠離烏托邦的建國概念，《1984》內種種國家機器惡招劣式，卻沒有從此消失，不幸地又獨有地在北韓仍然繼續存在。一切不是虛擬，北韓難民的故事，由美國記者巴巴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以細膩的筆觸，通過《我們最幸福》一書，感性地送上給讀者。

　　對於不是居住在南韓、日本、中國東北部的居民，或許對北韓專制極權的金氏皇朝，甚至近日北韓發射火箭衛星，並沒有很直接的關心。球迷所能記得的，或許是2010年南非世界盃，鄭大世在球場淚如雨下的一幕。但實際上，北韓奉行對領袖儒家式的瘋狂崇拜，以及繼續近代甚為罕見的家族繼承模式，仍能強硬地經營超過60多年，並把棒子交到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手上，確是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也值得人們去留意和思考。當然，北韓問題箇中涉及不同國家的利益，以及領導層既得利益等問題，非常錯綜複雜。而改革本身就是利益重新分配，要金氏皇朝及其緊密追從者放棄或分享所擁有的權力，更不會是簡單的事情。北韓人被統治者「脅持」多年，作為國際政治的博弈工具，無法過著具尊嚴的自由生活，是十分不幸。外人也許不明白北韓人為甚麼在這種惡劣的統治下，仍然替金日成和金正日哭喪；他們為的，恐怕是一種虛偽面孔下呼吸和生存的權利。德米克以6個不同背景的北韓難民故事，讓讀者從《1984》所塑造的虛擬鐵幕世界，走進地球內一個確實存在，但又絕望無援的黑暗境地。

　　「我們最幸福」是北韓人經常唱的愛國歌曲內一句歌詞，以此作為書名，既具真實味道，也充滿反諷意義。這個取名並不是直接翻譯英文原來的書名《Nothing to Envy》，但中文譯名比英文原意「沒有甚麼值得妒忌」，明顯更有代表性。德米克撰寫這書時，用的是口述歷史方式，親身訪問了6名成功逃到南韓的北韓難民，把他們的遭遇和經歷，串聯成仿如電影影像的優美文字，讓人有一氣呵成的感覺。被訪問的北韓難民，以生長和居住在北韓第三大城市咸興為主，當中包括勞動黨年青成員、醫生、類似黑五類的南韓投降軍人後代、金氏皇朝的長期忠實支持者、社會棄民等，他們有兩位是情侶關係，但因背景問題，只能發展若有若無地下戀情。

　　咸興在北韓的北部，較為接近中國邊境，離平壤頗遠，平壤政府的直接嚴厲干預，也相對比較少。根據德米克所搜集和訪問得來的資料，咸興在90年代末年開始有小型市集，市民可以進行小範模的買賣，跟平壤的事事處處有所規範，並不相同。書中詳細描寫各被訪者的生活狀況、價值觀、與家人的生離死別、逃亡經過，不少部份和材料集中在90年代北韓食物短缺引致的饑荒，市民捱餓，典當家財，仍不能避免片片死亡的景象，既是傷感，又是駭人。德米克以克制但感性激情的文字，描寫他們被政府蒙騙、欺壓、犧牲；沒有怒言惡語，但充滿片片對人性的反思，對極權的無語，對追求自由的堅持，以和平高尚的善良，來貶抑妄顧民生、攬權霸威的劣行。一些人從盲目相信和崇拜金日成，視他為國家的唯一力量，到感受體驗到被出賣，其實是相當痛苦。他們把自己絕大部份的人生時間，投放在一個被建構的國家概念上面，到頭來踏在中國領土和南韓國境後，才認識到領導人的謊言。北韓只是一個埋葬了人性、佈滿虛偽、沒有愛、滿目蒼夷的絕對貧窮國家。

　　當然，作為一名沒有去過北韓的讀者，在被訪者身份被修改和保密下，很難完全一面倒相信德米克的每一句撰文都是實況，不是創作。她的文筆實在不似受訓於寫報導文章的記者，而像一名作家。不過，大家也不應略過書末的後記，內裡列出了訪問以外，德米克參考過的材料，內容相當充實。就真實性而言，至少平壤政府也沒有提出任何資料和證據，說明或講解一名北韓平民的普通生活，與德米克所述的，有怎樣的不同。而從文筆來考慮，德米克的文字是秀麗而且平實，也沒有不顧一切跟隨美國總統們妖魔化北韓的路線。閱畢全書後，會讓讀者相信，書內所描寫的，是頗為真實的一個北韓部份。

　　《我們最幸福》一書也讓人想起大躍進和文革，人民饑餓、倒下、失望、死去，但還有在理想主義下被欺騙、被出賣。盲目得似紅衛兵，以為自己是一個一個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準備為國家綻放光芒，到頭來卻自慚內咎，悔不當初。依靠口號式精神勝利法，改造思想，不顧經濟現實，來追尋烏托邦生活，已經證明是失敗的做法。德米克在書中引用了一些歷史數據，說明60年代時期，北韓比南韓豐足，農產品生產量和電力供應，都較優勝。北韓走上貧窮之路，在經濟學而言，是經濟增長沒有跟上人口的增長需要。無論食物、生產設備、日用品、消費品、教育、娛樂節目，都只是沾染革命改造的色彩，但卻遠遠落後於生活所需水平。北韓土壤上只有國家的概念，沒有些微社會的空間。沒有人知道北韓人還要再度過多少年相若的歲月。

　　把看完的《我們最幸福》放回書架，心裡浮現的感覺，無疑是「相比北韓人，我們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