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去光顧毛澤東？

　　還記得那一年，高華老師在中文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的課。我向他提出過一條問題，40年代初的中共，在毛澤東麾下，進行急風暴雨的延安整風，把黨的思想完全統一起來，摒除一切不同聲音。對黨內的異見份子，如王實味，作出囚禁和迫害，最後王實味更死無全屍；為何40年代末期的國民黨，沒有向民眾闡述中共進行思想改造的高壓手段，致令民心歸向共產黨？難道是國民黨不知道延安時期毛澤東以及中共的事情嗎？高華老師當時回答說，不是國民黨沒有進行反共宣傳，而是當時的民眾不肯相信，認為國民黨插賍，中共擁有崇高理想及值得信賴。

　　國民黨的文宣，當年被共產黨打敗，是事實。毛澤東在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確很具魅力。聯合政府，跨黨派執政，正正刺中了國民黨專政、不放權的要害。只是往後的歷史發展，清楚告訴大家，毛澤東只是一名權謀者，他的政治理論，是獨裁式的人民民主專政，由黨代表人民，實行「民主式」獨裁，那就是代表人民的毛澤東，所有說的話，都是對的。一切反對意見，都是反黨反革命不民主，不是站在人民的一方，這亦是大躍進發生的其中一個緣由。毛澤東之前的「新民主主義」只是包裝在專橫、霸道、獨裁外面的一張花紙。毛澤東擅於透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大搞個人崇拜，營造人民敵我矛盾。在毛澤東眼中，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是敵我矛盾，需要通過階級鬥爭，來達至政治目標。三反五反不夠，便搞反右運動。反右也不夠激烈，便搞出文化大革命這場人類災難，最重要的，是一鋪比一鋪激烈。當民眾被毛澤東的烏托邦式口號麻醉，到最後發現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只不過是一場政治鬥爭，沒有甚麼崇高理想可言，被騙的失落，可想而知。劉少奇被拉倒，繼後的林彪也被拉倒，烏托邦的理想卻永遠實現不到。那一天誤信了毛澤東的紅衛兵們，到今天恐怕還未等到可以釋懷的一刻。

　　毛澤東的口號，永遠是「正義」的、「崇高」的，容易吸納人心，但思想的軸心，抽絲剝繭後，只不過是專政霸道、個人崇拜、敵我矛盾。唐德剛更直言毛澤東是中華帝制的迴光返照，一針見血。從1940年「新民主主義」的催生，到1957年極左路線的反右運動展開，毛澤東的政治手段，全都是一種沒有愛心的政治鬥爭，人只是一件工具。今天的中國大陸，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猜疑、缺乏公德，或多或少，跟毛澤東這種攻擊為主的政治文化脫不了關係，是毛澤東思維帶給人民的結果。也許，只有再經過一兩代人的沖淡，藉著有愛心、有質量的胡適類型高水平教育，民心才會有機會轉變，這也是我小小的願望。看見胡適的著作和評傳，近來陸續在大陸出版，我深信淵博的知識總有重獲注重的一天。

　　香港的公民教育也好，中國歷史也好，都視中共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為禁區，真正有深入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人，特別是年青一代，委實不多。討厭共產黨，仇恨共產黨，是一種個人選擇，但若果以毛澤東的思維來對抗共產黨，揚言以人民民主專政的方式，帶領香港走入更民主的道路，實在是一道相當大的諷刺，也深深反映香港教育的失敗。毛澤東的鬥爭手法，根本不應在人類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存在，更難以明白為何獲得欣賞和歡呼。看見選舉論壇上，候選人互相扣帽子，大聲辱罵，深化敵我矛盾，甚至只顧玩個人崇拜，委實失望到極。學習文化大革命的卑劣手法，以奚落對手背景為榮，燃燒助選團員情緒為樂，這就是香港人追求的選舉文化嗎？支持這種手法的人士，好應撫心自問，自己和當年搞政治運動的毛澤東究竟有甚麼不同，不就是滿口崇高正義，然後用盡不同的方式把政敵整垮嗎？大家可曾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人被這類毫無良知的侮辱謾罵所逼死？香港人今天為這種歪風邪法鼓掌，實在是自慚形愧。毛澤東為國家留下一窮二白，惟獨紅衛兵數目超英趕美。難道今天再投向辱罵式的文化，有可能為香港的政治局面帶來正面的改變嗎？

　　香港市民其實從一股「新民主運動」開始，已陸續看到毛澤東式的政治運動， 一浪接一浪衝向香港政壇。按歷史的軌跡，走下去的結果會是怎樣，不難猜到。歷史會重複，在於人類從不認真讀歷史。結筆的一刻，我又想起高華老師的一句話，國民黨不是沒有提過共產黨的劣行，只是那刻的民眾不肯去相信。

2012年8月31日

《麥兜噹噹伴我心》：不一樣的記憶

　　繼4月後，達明一派火速地在8月又再舉行了演唱會，場館內的火熱程度，比第一次演出有過之而無不及，信息也說得更直接。短短幾個月，新的嘉賓名單陸續出場，李旺陽那宗《沒有張揚的命案》，林鄭月娥獨唱《今夜星光燦爛》，陳茂波一幕《石頭記》，吳克儉招呼《十個救火的少年》，全部都是一首首的新曲。適逢選舉年，明哥更不忘提醒歌迷，世事有如《輪流轉》，九九就是《抉擇》時。

　　達明一派的音樂，是我喜歡的音樂，他們的敢言和熱情，令人感動。但同樣以音樂和反諷，來喚醒香港人的謝立文和麥嘉碧，他們創作的麥兜，或許沒有那股熾熱的動力，卻充滿細水長流的含蓄。第一下或許是引你發笑，嗒下嚨喉倒是陣陣濃郁的甘香，過後更是引來連串的反思。每個人感覺到的香港，記憶著的香港，都不一樣。激昂的達明一派，內儉的麥兜，都是香港一份值得常常記住的標記。有些朋友讀我的博客文章後，曾經問我，為何比較少評論香港電影和書籍。其實，適當的問題，應該是擁有自己認同價值的香港電影和書籍，委實不多。政治上的反對黨很容易做，只要找一兩個論據，大肆鞭策，定必叫好叫座。要長期當香港文化的長毛，不如寫一些自己認同的價值，會更正面。塑造一種向前看的改進文化，引來建設性的轉變，必須從人的基本價值開始，那就是小孩子們的世界，謝立文創作下的麥兜世界。

　　電影《麥兜噹噹伴我心》，主題又返回春田花花幼稚園。善良的麥兜，有他理想的一片園地，對現實主義很無奈。學校要交租交電費來求存，媽媽不懂重視和欣賞學業以外的歌聲，社會看不起不具規模的學校，美侖美奐的高樓就是成功的標誌，這些一直縈繞家長族群的心窩，最終學生還是求分數。在小孩子們的世界，能記憶下來，而又影響最深的，是令他們感到快樂的經歷，可以是一幕集體遊戲，一位老師，又或是一種興趣。電影中那位澳門音樂家，能從春田花花幼稚園這樣窩囊的地方，藉著校長的熱誠，獲取人生最重要的文藝體驗，正是謝立文向觀眾說出，人才是改變世界的來源，音樂是成就大同的媒介。

　　謝立文毋庸置疑是一名古典音樂迷，他愛的和推動的，自然是古典音樂。他之前把舒伯特、莫扎特的樂章，在麥兜電影內玩得生動活潑，今次再把帕赫貝爾的卡農變成《您的扣肉》，又是一項佳作。以往聽帕赫貝爾的卡農，總會想起一陣陣純愛的浪漫，以及導演郭在容電影下的全智賢和孫藝珍，以後再聽這首卡農的時候，想起的，會由韓國女星加上一個麥兜，也是一種過癮的本土文化。把人聲視為世間最動聽的聲音，來自貝多芬和馬勒，謝立文搞出一個春田花花幼稚園合唱團，正是跟隨著這條路線，也看得出他推動古典音樂的努力和決心。

　　謝立文創造出一個個樣貌猥瑣的腳色，披著被人誤解的外表，像《少林足球》的眾師兄弟們一樣，他們的天賦被人抑壓，沒有發揮的機會，這是對社會的反諷。而「獲獎歌曲」《車車車車你老豆》，也似在暗諷爺爺走近了，層次變成老豆一樣。賣納米抹布的小販，走一條街找廁所的房子，高聳入雲的玻璃天台屋，狂推人流的商場文化，都是一眾香港的生活裂縫。看著裂縫，或許令人不悅。以麥兜的方式，來一款嬉笑式的責罵，在自己的眼淚中找歡笑，是另類的娛樂。音樂和反諷，有不同的方式，記住麥兜，是要豐富香港人的腦海，保留不一樣的記憶。

世間已無張居正

　　參選2012年立法會港島區直選的單仲偕，在職業一欄填上了「政治人」。

　　用上「政治人」一詞，真的比較奇怪，也不普遍。單仲偕在英文部份填寫的職業資料，是「Politician」，這似乎較易令人明白。但是，讓時光倒流至2005年，曾蔭權參加特首選舉補選時，他填寫的職業是「Politician/政治家」。同樣的英文，不一樣的中文，既可能是反映語言的藝術，又或是香港政圈特別的怪現象。

　　Politician一語，大多指從事政治工作人士，較中性的中文稱呼，應是「政客」。其實，「政治家」也不算是差勁離題的表達，正如Sportsman一詞，普遍會說成「運動員」，但若把體育精神昇華，用上「運動家」也無不可。具遠見的從政人士，稱為「政治家」並不為過。曾蔭權向來對自己的身份有要求，定必將名稱盡可能提升及美化，也可能覺得「政治家」才算匹配。相反，單仲偕似乎腳踏實地，不願踏上曾蔭權走過的舊路，寧用上「政治人」這個較為平淡的稱呼。

　　事實上，用「政治人」，不用「政治家」，也有一定的理由。就像搞音樂的，普遍都謙稱音樂人，音樂家是人家讚頌下，才應該有的稱號。創作人跟創作家，寫作人跟小說家，也是同一個道理。曾蔭權自稱政治家，是反映他骨子一種自傲的性格。而在現實操作方面，香港的政治，還有一個行政主導的特殊現象。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廳，只有監察政府的功能，沒有提出政策的權力。政府官員有可能屬於政治家的行列，議員一定沒這個份兒。要一位立法會議員堂而皇之自稱為政治家，在今天的香港，是沒有實踐的可能，也不切實際。姑勿論你是否支持單仲偕，他僅稱自己為「政治人」，尚算有個譜，沒有胡來。但香港選民只能在選舉選出一般的政治人，而不是政治家，實在很無奈。

　　再深入去看，有材幹、而又能做出成積的政治家，在歷史上不算多，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用去探究誰能見真章。梁啟超博覽群書，精挑細選，認為中國歷來的六大政治家，是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以及張居正。縱觀這些人物，大都身處政局不穩，黨爭嚴重，需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年代，而更重要的，是除了諸葛亮外，其他五人下野或身故後，自身或家人皆落得慘淡下場，以及惡名遠播至少一段時間。其中王安石被誣諂了近一千年，至清末才開始有人替他說回公道的說話；張居正的後人更被清算至家破人亡，直至明末崇禎時期才得到平反。政治現實的黑暗毒辣，可見一斑，也清楚告訴大家，政治家是以名譽和性命來搞政治，不是琴棋書畫，清流議政。梁啟超的評定原則，毋庸置疑是眾人在混亂的朝政中，有駕御政局、走出困境的能力。當然，從大歷史的角度，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努力，最終救不了北宋和明，但他們為政時期的政績是驕人的。人總有一死，不代表應該渾渾噩噩度過每一天。政治家總有下野的一天和幾乎肯定被痛罵的下場，但有抱負者，如王安石和張居正，還是會以拯救朝綱為重，視個人榮辱於道外。

　　黃仁宇雖然以大歷史為研究方向，但其寫明代中葉的著作《萬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題為：世間已無張居正。黃仁宇以側面的評論手法，對張居正這位政治家，平衡朝廷勢力的能力，作出不少正面的評價。同樣在港島區直選參選的葉劉淑儀，很讚賞《萬曆十五年》這部書，但今天僅作為「政治人」的她，恐怕沒有向張居正學習的需要。但要真正明白政治的神髓、政治家的氣魄，不去深入認識張居正，恐怕是一道缺憾。

　　張居正其實拯救了萬曆年初，臨近崩潰的明室財政，也使這位皇帝朱翊鈞有錢興建龐大的定陵。簡明的通史類讀物，詳細講及張居正的政績，並不多，也有不少人對張居正的專橫，為之不齒。但真正讀歷史的人，會把事蹟伸延來讀。張居正縱然被視為玩弄權術，但他的心術其實並不算是狠辣。他身處一系列朝庭政治鬥爭中，親眼看到嚴嵩鬥死夏言，徐階鬥死嚴嵩，高拱搞臭徐階之子。但在這種趕盡殺絕的邪風下，當張居正鬥走高拱之後，尚能讓高拱致仕，安享晚年，沒有血濺朝庭，實在是難能可貴。相反，一些自命秉公辦事的正人君子，如丘橓之輩，卻在張居正身故後，為拍萬曆皇帝的馬屁，大肆迫害張居正之子張敬修，為的正是公報私仇。這些外表正義的行為，其實相當可惡，也反覆看到張居正之前對高拱，真是相當的寬容。當然，張居正獨攬朝綱十多年，得罪了的，不是朝臣，而是幼主萬曆皇帝。全心為萬曆皇帝凝聚財力國勢，到頭來被皇帝清算，正是身當政治家的悲歌，也是從政者需要讀懂的一段歷史。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是一部寫張居正的最佳著作，值得從政者一讀。

　　在今天香港政治的爛局，要誕生一位像張居正這樣，連得罪皇帝也不懼怕的政治家，幾乎不可能。尤其今天的政治環境，講的，只是宣傳和綽頭，不必講內涵，更不用漫談道理。當一個嬉哈的庸官，避開爭拗，很容易；要找一個願意迎難而上，懷有「知我罪我，惟其春秋」心態的政治家，恐怕比國寶還罕有。

　　世間已無張居正，政治家是絕種的動物。

(選舉期間，按例把其他參加立法會港島區直選參選名單列出，包括：許清安、勞永樂、劉嘉鴻名單、鍾樹根名單、吳榮春、何秀蘭名單、王國興名單、陳家洛名單、何家泰、曾鈺成、劉健儀名單、吳文遠。)

《緣份春色》：沒有恨的世界

　　E. L. James的情色小說Fifty Shades系列在美國極度熱賣，成為熱門話題。正面解讀，是讀者群生活苦悶，追求文字刺激。但誠如《信報》副刊的占飛在專欄所言，劣書驅逐良書，是悠來已久的現象，沒有甚麼大不了。個人對小說的喜好，是著重意境和內涵，多於故事細節。Fifty Shades以性愛場面和性虐待情節來吸引讀者，但骨子裡也不過是一個愛好物質享受的妙齡少女，不能自拔地戀上一個處理家族生意的英俊富家子弟。是戀愛，還是戀財，也許是E. L. James希望引入的思考，但說到底，還是一道灰姑娘情慾版的感覺。要盡情沐浴在男女間不被物質感染的高純度情慾之中，歐洲作家的風格才是自己那杯茶。像捷克人Milan Kundera的著名小說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那段在布拉格開展的尋愛之旅，讀過之後，總教人刻骨難忘，亦是Fifty Shades系列沒法比擬的地方。法國電影《緣份春色》(The Beloved)所編寫的，是另一段跟1968年布拉格之春有關的戀情，故事的焦點，是情歸何處。

　　《緣份春色》由一位另類灰姑娘Madeleine開始。普通銷售員的她，因迷戀上高跟鞋(當然不是玻璃做的)，開始一段1963年版的巴黎街頭援交生涯，不過她遇上的，不是王子，而是一位來自捷克的浪漫窮醫生Jaromil。迷戀Jaromil的Madeleine，選擇洗盡鉛華，跟他回到布拉格結婚和生活，並誕下女兒Vera。一場布拉格之春，令Madeleine帶著女兒返回巴黎，並為了生活，改嫁一名法國憲兵Francois。鐵幕捲起後，Jaromil到巴黎找回Madeleine和Vera，並開始與Madeleine幽會。而Madeleine就在現任丈夫Francois和前夫Jaromil之間，迷迷糊糊生活下去。Madeleine的因子也傳染到女兒身上，Vera在一個倫敦旅程，對萍水相逢的美國人Henderson，產生情愫，冷淡了身邊的法國男友Clement。Henderson因私人問題，不願Vera走進他的生活。Vera在Henderson與Clement之間，迷惑起來，最後受到生父Jaromil的鼓勵和影響，決心到美國找Henderson，跟他並膝而談。那一年，正是紐約發生911的2001年，一群人自毀的一年。

　　各人的結局是怎樣，應該留給觀眾去尋覓，自己寫了出來，是影響他人的雅緻，也不是寫影評的原意。讓人迷思的情慾電影，應該是多情少肉，恰到好處，不露骨而又枝葉豐富，讓人從不同的角度，感受情愛的魅力和重量，才算是高手出品。這類型電影，歐洲導演向來比荷里活的，優勝很多，《緣份春色》也算是一齣有欣賞價值的佳作，寫出兩個年代不同男女的心境，當中確實有很多令人回味的地方。

　　《緣份春色》的男女多元感情文化，或許仍未是亞洲人的主流價值觀，不容易引起共鳴。但其中一點甚為人忽略的，是眾角色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恨。就算Henderson與Clement之間曾各自動手，也只是新生一代的情緒發洩，算不上是恨。感情界線相對保守的亞洲人，的確很難理解Francois和Jaromil兩個男人之間，沒有敵我矛盾的心態，當面面談Madeleine的婚姻和婚外情問題。早前在Facebook讀到一位男士公開數臭太太和姦夫，其實這位丈夫很不智，也傷害女兒，自己並不認同這種報復行為。法國國旗的藍白紅，是自由、平等、博愛。這種自由主義下的愛，一定是多元的愛，不是單一的愛；是包容，不是你死我活；只有愛，沒有恨。Milan Kundera寫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男主角Tomas正是一個不肯加入共產黨，寧願放棄當醫生，選擇在布拉格做清潔工人，也要繼續多元感情生活的浪人，追求的，是不同形式的自由。那個年代的共產黨，是規條化、僵硬化。共產主義下的布拉格，只有專制和懷疑，沒有自由，沒有真愛。《緣份春色》中的布拉格，亦不是Madeleine和Jaromil能繼續戀情的地方，他們的愛在布拉格崩潰，充滿對共產主義說不的象徵意義。

　　其實，Madeleine和Jaromil的戀情，在離婚後能在自由的巴黎重生，是對婚姻制度的一種諷刺，也是女權主義的一道暗示。衛道之士或許對Madeleine的水性楊花，表示憤慨，但我們不應忽視人類的進化史中，曾出現母系社會的階段。我不是鼓勵婚外情，但若果男人婚外情可以美其名是工作壓力下的平衡，女人婚外情也不需找甚麼無謂的藉口，一種情愛的寄托，已然足夠，這才是自由主義下的真正男女平等。Madeleine的偷情也不算是最前衛，韓國電影《我老婆要嫁人》，女主角直接要求丈夫容許她同時下嫁另一位男人，才真是坦蕩蕩得讓人咋舌。這種自由，也許是瘋狂的自由，但卻是思想家所追求的真正自由，超越一切社會的規條。這類自由，亦是最快樂的，在這國度內，大家在尋找愛，從不想起恨。Madeleine和Jaromil的情慾，超越婚姻，卻也受制於婚姻，跟《麥迪遜之橋》的梅麗史翠普和奇連依士活相似，從不埋怨對方。相逢總覺恨晚，曲終便是人散。磨不去的情感，消不掉的記憶，才是人的最愛。電影的英文名稱The Beloved，最直接了當不過。記著恨，只會令人不快樂。

　　相比Madeleine和Jaromil的若即若離情繫一生，愛穿素色衣服的女兒Vera，感情經歷沒有母親多姿多彩，只是游走在去愛與被愛之間，尋找答案。愛屬於付出者，還是接收者，再過幾個世紀還會是電影和小說的情節。但真正付出後，不被接受，剩下的，還是愛，而不是恨。最終拾起色彩的Vera，在災難的一年走到美國，把愛送給Henderson，是導演編劇一幕精心的安排。或許這是法國人對美國的外強中乾，一個不大不小的幽默。Vera是一個從布拉格之春，走入911的角色，逃離專制的侵襲，輾轉走進非理性自毀的國度，原來人可以的選擇，其實很少。

　　《緣份春色》內不同樣貌和形式的情，帶給人不同程度的反思，很具哲學味道。愛誰，怎樣愛，愛的深度，是一種自由，亦是法國電影的一份標記。電影內的連場歌曲，情節時空穿插的安排，都用得很流暢，很有特色。場景、服裝、高跟鞋的出現，也勾起不同的戲味，把愛和慾的意義象徵化。飾演老年Jeromil的演員，是著名導演Milos Forman，他導演的《莫札特傳》(Amadeus)，是我認定的經典電影之一。能看他演出的機會著實不多，從螢幕上看，怎樣也不像一名年近80的老人。敬業樂業的他，臉上泛現的精神面貌，委實是一份眾人羨慕的春色。